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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守延安的日子里

贺晋年

1989年3月的北京，气候多变，虽已立春，仍使人感到阵阵寒意。我因病住院，忽听到肖劲光同志病逝的噩耗，心中油然升起不尽的哀思，久久不能自抑。肖老年迈体弱，久卧病榻，这我是知道的。他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良师益友，内心的悲痛是难以言述的。 　　肖老是我深深敬重的长者和领导人。延安时期，我在他直接领导下的那段工作经历，尽管时间不长，但使我受益匪浅。每当我回忆起同他在一起的日子，肖老的音容笑貌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将在陕甘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江南游击区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主力开赴华北、华中前线抗日，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主力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后，为巩固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陕甘宁根据地，劲光同志奉党中央之命组建留守兵团，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生活十分艰苦，境内匪患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北三面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封锁，东面临接黄河千里河防，日军随时准备向我进攻；而留守部队整个兵力开始不足1万人，困难很多，留守任务相当繁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劲光同志率领留守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一边战斗，一边整训，一边生产，迅速剿灭了边区境内的土匪；打退了日军西渡黄河的多次进攻；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经济封锁，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迅速走上了正规化建设的道路，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迅速建设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的任务。 　　经过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陕甘宁边区成了全国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大本营、总后方，为国内革命人士所向往，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在抗日战争中，劲光同志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带领部队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与劲光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37年秋末冬初。那时，他已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我任警备1团团长。在此之前，我对他的经历还是有所耳闻的。他是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党的老党员，曾两次赴苏学习深造，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他走过的坎坷道路，更具传奇色彩。我虽读了两年师范，做过兵运工作，也带兵打过仗，在陕北红军中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但毕竟是陕北土生土长的干部，转来转去，那时还没迈出过黄土高原，而他则是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的人，我们在一起能相处得好吗？因此，未见面时，我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可是，我们一见面，劲光同志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你来了，我就又多了一员猛将了。短短几句话，像一股暖流，使我变得毫不拘谨了。作为留守部队的领导人，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的和蔼可亲。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详细地询问了警备1团的情况，从兵员成分到干部结构，从装备编制到思想状况，问的是那样详细，那样深入，从他那凝重的神色里，我完全领会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此后，我带领部队先后驻守绥德和三边地区，时常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与劲光同志的接触也多了起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感情也很融洽。每次到他住的窑洞门口，我常常是不报告就闯了进去，他从不介意。在他那里，有话只管说，高兴的话说得，牢骚话也发得。记得有一次，我和闫红彦在他那里汇报工作后闲谈，我提起有人说我们陕北人不会打仗，大有不服气之意，他听后微微一笑，说：不会打仗？那陕北根据地是怎样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拱手相送的吗？短短几句话，使我听了心悦诚服，也道出了劲光同志对陕北根据地的一片深情。那时，我去延安，总要去看望他，他也经常留我们吃饭，说我们在前方辛苦了，要打“牙祭”招待。其实，这个招待只是给我们加一小碗炖肉或是炒一盘辣子鸡丁，那湖南风味的辣子鸡了真是下饭的好菜，再喝一点白干，常常吃得满头大汗，痛快淋漓。除了吃小米于饭，有时，他还把别人送的当时在陕北很少见的大米做饭给我们吃。 　　劲光同志工作细致、深入，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还多次带我们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工作，聆听指示。 　　记得在1939年，我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时，他带我和曹里怀、文年生、丁国钰等同志，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汇报到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不够融洽时，我带点埋怨情绪说：军地关系紧张，我们部队有责任，但地方也有责任。这次我从定边来延安，途中下大雨，赶到一个老乡家要求住下，但老乡硬是不让住，要我去找区政府开条子，我说再冒雨来回跑几十里路，还不淋成落汤鸡，最后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住下了。说完这件事，我讲了一句：边区解放这么长时间了，老百姓对军队也应该有个正确看法。听完我的话，毛主席站了起来，先是说：啊！有这样的事？接着点了一支烟，和蔼地说：我看，这是个好事情，一个老百姓敢不让司令员住，说明你是人民的军队，若是国民党的司令来了，老百姓敢不让住？只有老百姓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和你一条心，这样你才能打胜仗，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凡是军队和地方关系紧张的地方，军队首先要检讨自己。 　　毛主席的这席话，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使我们对人民军队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老人家既批评了你，又让你心服口服，那充满哲理的精辟话语，至今还常常在耳边回响。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同时，为了加强对留守部队的领导和指挥，中央军委还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劲光同志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 　　为了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针对留守部队存在的实际问题，他首先考虑并着手对留守兵团的部队进行全面整顿。留守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的不同“山头”，有长征过来的，有陕北本地的，后来还有不少内地来的知识分子，基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不错的，大部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3年军龄，党员比例也比较大，这是部队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部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是：组织较乱，机构不健全、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些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后，在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1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留守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 　　留守部队整编后，撤并了一些单位，有些长征干部也都下了基层，但劲光同志很注意培养、使用陕北干部，发挥他们熟悉地形民情的优势，他曾先后两次同意我去军事研究班和中央党校学习深造。他豁达大度，襟怀坦白，坚持搞五湖四海，善于团结不同类型的人一起工作；他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部队的团结统一。在他主持下召开的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会上，制定了以“能否坚持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衡量干部的方针。对干部，他既放手使用又给予适时的指导，通过各种学习机会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在检查工作时帮助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犯了错误或缺点较多的干部，他既敢于批评，又施之以耐心的说服教育，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很关心同志的疾苦，注意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因而，当时留守兵团上下级关系始终是融洽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团结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虽然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没有变，他们很清楚，陕甘宁边区的存在是他们推行反动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视陕甘宁边区如背上之芒、肉中之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对陕甘宁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企图以此来削弱、扼杀陕甘宁边区，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消灭它。他们在边区内外制造摩擦事件，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特别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将其政策的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积极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同年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更为猖獗。同年底，蒋介石、阎锡山在晋西北集中6个军的兵力向我党领导的新军（抗日决死队）发动进攻，制造了“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自然是这次反共高潮中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各种手段，肆意制造摩擦事件。他们大举入侵，夺地掠城；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地方干部和群众；收买我方人员刺探军情；阻扰我军在募补区募兵征粮；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罪恶行径，对我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这险恶的环境和严重的入侵威胁之下，劲光同志更加忘我地工作，一方面调兵遣将，要求部队加紧构筑防御工事，以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突发事件；另一方面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把高度的原则性与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用电报、谈判等手段，从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谴责他们杀人略地的罪行，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尽量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内。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他把握分寸恰当，团结和争取了友好人士。 　　1939年冬，驻防定边城外的邓宝珊将军所属新11旅第1团第3营营长宋子元，乘我三边保安司令部骑兵营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夜晚以1个连的兵力偷袭我留守的骑兵分队，打伤哨兵，抢劫客店，占了我骑兵营营房；为解我骑兵分队之围，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驻防定边的警2团立即派出部队向宋营反击，将进攻我骑兵分队之敌全部缴械。宋子元挑起的摩擦行动失败后，去定边等地求援，企图挑起更大的摩擦事件。 　　警2团一边做好反摩擦准备，一边将事件真相电告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领导。劲光同志闻讯后，考虑到邓宝珊将军一直与我方友好相处，经请示毛主席同意，即致电邓宝珊将军，向他通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派我为代表，到定边会见了邓宝珊将军派出的代表王参谋和当地驻军陈团长、徐县长等人。对方态度友好，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承认事件的发生，首先是他们自己的部队军纪败坏，领导无方，预先不通知就占驻我营房造成的，承认此事完全是宋子元的过错，表示接受我定边驻军提出的和平解决事端的四个条件，希望双方友好相处。我经过了解，事件确实是由于对方个别下级军官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而不是来自上面有意制造的摩擦事件。我方立即将俘虏和所收缴的枪枝物品，如数归还友军。 　　事件处理后，劲光同志发电我驻定边部队领导同志，要求他们认真总结一下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看看以后处理类似事件，不用武装冲突，是否还有别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毛主席在审阅这次事件处理结果的电稿时批示：“很好，照发”。从这场风波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劲光同志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高瞻远瞩，把握战略全局的广阔胸怀和斗争艺术。 　　建国后，我与肖老不在一起工作，但时常去看望他。1984年，肖老迁入新居，我前去拜访，那时他已行走不便，靠轮椅代步。在促膝长谈之后，他留我吃饭。席间，又谈起延安的往事，我说：留守兵团搞的是五湖四海，同志之间亲密无间，我忘不了延安的那些日子。肖老听了，微微一笑，并不断地点着头，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在一起的进餐。 　　1990年春，我又因病住进30医院。在这里，一切仿佛照旧，然而肖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缅怀之际，不尽哀思涌上心头。我凝望着窗外的菲菲细雨，桃花满枝，充满着勃勃生机。新陈代谢，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肖老一生从事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他的身后留下了闪光的脚印，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切，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肖老，您的崇高品德和卓著功勋，将永远彪炳史册！您的革命精神、品德和风范将与世长存！ 　　我谨以此文寄托我深深的怀念。  　　 一代元戎/杨尚昆等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