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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谋利更孜孜

中共宁乡县委员会编

伍修权 　　一九三七年，国共宣布合作后，我党先后在武汉、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南京等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又在武汉、西安、兰州、长沙等一些重要城市派驻了党中央的代表。谢老(觉哉)就是在这个时候去兰州的，正式身份是中共中央驻兰州的党代表，公开进行革命活动。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也到了兰州，作为军队代表担任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和谢老一道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谢老和办事处当时最基本的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开展与统一战线有关的各项工作。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迫于我党的严正立场和全国舆论的压力，虽然表面上对日宣战，但实际上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统战工作，是极其复杂和艰巨的。那时兰州是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省政府和第八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又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因此兰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真正形成，极大地影响于整个地区的抗日局面。谢老肩负党和人民的重任，在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国民党在兰州的当权者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兰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谢老是三七年七月到的兰州，其时甘肃省的省主席是贺耀祖。贺耀祖是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军阀，党曾派谢老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做过贺耀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过国民革命军。谢老到兰州后便利用同贺的这段旧交对他做工作，就开展民运、革新政治、团结抗日等问题向他提出我党的主张和建议。可是贺耀祖优柔寡断，缺少作为，对我党的建议只不过表面赞许，应付而已，并没有立即作出重大反应。谢老对此并不气馁，坚持苦口婆心地规劝。这年年底，贺耀祖调走后，代之而来任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的是朱绍良。朱绍良属蒋介石的嫡系，执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比贺耀祖卖力。他一到兰州就反共、防共，禁止发行进步书刊，拘捕进步人士，限制民众运动。面对这种情况，谢老仍然蛮有信心，对他们既团结又斗争。谢老一方面耐心地找朱绍良谈，向他当面指出抗日运动的大方向，同时又积极谨慎地做分化瓦解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使其改变政策和立场。丁宜中当时任甘肃省政府的秘书长，是一个有影响的人。谢老多次亲自出面与他交谈，要他正视现实，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抗日斗争作贡献。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在谢老的具体帮助下，他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立场，做了一些有利于我党的事情。邓宝珊先生是国民党新一军的军长，经过谢老和办事处的多次诱导，他逐渐倾向进步，对我军采取了友好的态度，他的二女儿杜友梅还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由于广泛细致的工作，国民党省政府的一些厅局长和下属职员也倾向进步，和我们有了来往。如省民政厅长施奎龄，早年在南开大学同周恩来同志同学，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赴苏治病，路过兰州还专门会见了他。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副参谋长，及省农民银行、“工合”的负责人都和我们有了交往，表示赞成我党的抗日政治主张。 　　为了促进整个兰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谢老和办事处除对国民党的这些头面人物普遍开展工作外，对社会名流及政府下属官员，包括一些科长也很重视。所谓社会名流，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气和影响的开明士绅。谢老经常向他们发表我党对时局的看法，阐明我党的政策，使他们能得到较好的理解，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加抗日的行列。印象比较深的是对在甘肃较有名气的张维和水梓等，谢老都曾多次拜访过他们，有时还和他们在一起开座谈会。 　　至于社会上的青年、学生、教师、职员及广大要求进步的群众，谢老更是不畏艰辛劳累，乐于接触，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恶劣行径，使人民看到胜利和光明的前途。同时，谢老很注意把发展进步势力的着重点放在青年身上。那些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职员和工人，经常到办事处来，谢老总是来者不拒，热诚接待，只要有时间，便和他们座谈。谢老很善于同青年人打交道，往往从谈生活小事入手，然后落到救国的大道理上来，把他们吸引在我们党的周围，并且不断地组织和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周翔生、万良才等许多有抱负的青年，便是通过谢老做工作以后，使他们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后来到了延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考验中，有些人逐渐锻炼成为我党比较重要岗位上的负责干部。 　　在兰州，谢老还特别重视民众运动。谢老认为，要使国民党的上层人物，特别是一些主要当权者改变立场，赞成团结抗日，归根结底要有一股民众压力，甚至必须有一股强大的民众压力。而要把民众动员起来，就得利用一切阵地作宣传。为此，谢老领导办事处进行了这方面的活动。当时，作家肖军和作曲家塞克等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都到了兰州。谢老和办事处的同志积极与他们接触，鼓励他们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运用文艺的形式唤醒民众的觉悟。这样，在兰州很快出现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西北青年》、《热血》、《妇女旬刊》、《老百姓》等，一些抗日救亡的歌曲和戏剧也在街头演唱和演出。与此同时，谢老自己也以笔为武器，以觉哉、焕南、敦夫为笔名，写了许多篇主张团结抗日的政论文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杂文。他的文章在兰州各报刊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对于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斗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由于谢老亲自组织和领导民众运动，各抗日救亡团体似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留外学生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伊斯兰学会”、“妇女慰劳会”、“血花剧团”等等。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端正了被他们歪曲的东西，老百姓听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声音，加上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节节胜利，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使得国民党在兰州的当权者不得不对我勉强采取团结友好的态度。兰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有所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形势。 　　谢老在兰州，还为做好收容、护送红四方面军部分同志到延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和三十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越过黄河西进，在河西走廊受到蒋介石和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夹击。红军指战员在严寒、饥饿和强敌的围攻下，英勇奋战，损失惨重，有不少干部和战士被敌人俘获后押送到青海，有些伤病员流落在河西走廊一带。谢老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方面向贺耀祖、朱绍良、马步芳、马步青据理力争，营救被俘人员；一方面从办事处派人出去，在甘肃的武威，张掖等地寻找和收容失散的红军战士，使许多同志辗转归队。我记得为了做好营救和收容工作，谢老和办事处派人在张掖建立了秘密的临时党支部，探访流散的战友。有一次，派出的同志探听到张掖监狱关着八名红军干部，就用米汤写信密报谢老。谢老接信后立即通过贺耀祖向马步青交涉，结果放出四人，其中有现在还在的刘瑞龙、魏传统等同志。一九三七年底，青海马步芳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千五百余人，编为一个新兵团强行送往第一战区卫立煌的部队。当这个团到达兰州时，谢老立即派王定国同志去看有没有我们认识的同志。王定国立即找到一个熟悉的同志，并了解了情况，知道新兵团除团长、连长是马家军队人外，其他班排长都是被失散的红军战士。谢老当即找刚调来任八战区司令长官的朱绍良交涉，要求把这些“新兵”拨交八路军，同时又找来这位团长亲自做工作，向他讲抗日的道理，动员他把这些红军战士交给八路军。谢老说，不然的话，这些战士都会开小差回到八路军的，走不到目的地就会跑光。这位团长有所感动。谢老还让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彭嘉伦处长向红军战士讲话。不料朱绍良极其狡猾，在没有正式答复办事处之前，就命令这个团提前出发了。谢老知道后，马上给我党中央驻西安的代表林伯渠同志去电报，要求阻其南下，最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那一团人全部“端”过来了，连那个团长也到了延安。 　　那时，党的公开活动与党的秘密工作是严格分开的。谢老对于我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不管环境如何恶劣，情况如何复杂，总是不遗余力地加强领导，率领委员会的同志们向阴险狡猾的敌人作巧妙的斗争。我经常看到谢老在紧张繁忙的统战工作之余，组织刚入党的青年到办事处来学习。人数一般每次三至四人，或五、六人，最多七、八人，形式有如现在的短期训练班。谢老总是亲自给他们上党课，讲解党的历史和政策，分析抗战形势，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觉悟。当年听过他讲课及受过教育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倍感亲切，无不为他那种对同志无比热情、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所感动。 　　在生活上，谢老对周围的同志，无论是干部或战士，都高度关心，十分体贴。他态度亲切，说话和蔼，从来不发脾气，批评人很讲究方法，耐心细致，以理服人，使接受意见的人心悦诚服。对自己从不考虑，他工作比大家忙，休息比大家少，却和大家一样，从来没有提过半点特殊的要求。同志们见他年纪大了，工作又顶累，担心他的健康，有时吃饭时，想给他照顾一点，帮他添一个菜，都被谢老严词拒绝。他在穿着上也极其简单，夏天一身粗布长衫，冬天一身棉袍。他生活在群众中，和群众打成一片，亲密无间。谢老这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正是我党光荣传统的体现，不仅在当时情况下堪为楷模，就是在今天，对于我党同志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反对特殊化，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谢老在生活作风上是模范，在工作态度上也是表率。他凡事严肃认真，高度负责，严以律己。不管工作如何忙，他每天都要作个小结，并且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持之以恒，从未间断。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他写的日记，政治性很强，现在已成了很有价值的革命文物。 　　如今，每当我回忆起和谢老在兰州的那些日子时，就被他老的革命精神所感染。我想，谢老是我们党的老前辈，当时他年过半百，已是头发胡子开始花白的老人，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体极其虚弱。但为了完成党和毛泽东同志交给的任务，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他置这一切于不顾，把自己生命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他不愧为我党的一位忠诚的老战士，不愧是人民忠实的老“黄牛”。 　　写到这里，谢老那精神矍铄、老而弥坚的容态，他那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功绩，清晰地浮现了出来。我仿佛又看见他老蓄着白胡子的笑脸，见到他老奔波的身影。记得一九四四年四月份谢老六十寿辰时，延安许多老同志都挥笔写诗，向谢老志贺。其中一位叫朱婴的同志，写了这样一首诗： 　　正是花红叶绿时，高堂忽颂南山诗。 　　三千岁后呈香果，六十年来祝大师。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岿然议席称前辈，万口腾传载道碑。 　　岳灵湖秀产奇才，远看前途署觉哉。 　　马列深研还实践，朱毛谨伴溯从来。 　　长征气壮关山月，义举声回谷涧雷。 　　如此辉煌说往事，玉樽添酒几回开。 　　诗中“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两句，正是谢老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我愿录以作为本文的结尾，也作为寄托我对谢老的永恒怀念! 　　一九七九年七月 　　 怀念谢觉哉同志/中共宁乡县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