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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信念 高尚的情操——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

姚文琦①

今年9月20日，是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在刘老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延安，共同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缅怀他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革命情操，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忍辱负重、服从大局的宽广胸怀，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刘景范同志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以史鉴今，加强党的建设，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刘景范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理想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未来的追求和向往。信念是在一定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和理想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状态，是理想的基础和支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在思想和行为方面时刻都激励自己、约束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理想、信念是人生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刘志丹是刘景范的兄长。幼年时代的刘景范经常阅读刘志丹从榆林中学带回的革命书籍，思想上开始追求进步。1928年秋，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保安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志丹，给刘景范讲述了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讲述了共产党人立志解放中华民族的理想。在兄长刘志丹的启蒙下，刘景范树立了跟随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开始参加共产党人在保安县举行的革命活动。正是在刘志丹的影响下，刘景范树立了革命的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0年初，刘景范参加了党在宁夏军阀苏雨生部的兵运工作，历经艰辛，矢志不移。1930年10月，刘景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任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委员。1934年5月，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军委主席。同年10月至1935年2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1935年2月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加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到1935年6月，终致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这期间，西北苏区发生了严重错误的肃反，刘景范等一批领导人被非法关押，倍受折磨，直到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才被解救出狱。面对挫折、失败、委屈，刘景范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追求革命的理想更加矢志不渝。1935年11月出狱后，刘景范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前往靖边解决错误肃反的遗留问题。1936年1月，中央鉴于三边特委已遭破坏，决定成立中共赤安中心县委，刘景范任县苏维埃主席兼军事部长。在刘景范的带领下，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恢复了原三边特委所领导的几个县的全部地区。此后，他先后任保安县(志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陕甘省苏维埃主席兼军事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等职务，筹粮筹款支援红军西征，指挥消灭了保安县最后一个由反动势力盘据的，直接威胁中央安全的旦八寨子，为主力红军西征胜利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展，勤恳工作，做出了贡献。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从1937年至1949年10月的12年时间里，刘景范一直在边区政府工作，历任边区政府委员、建设厅长、民政厅长、政府副主席、政府代主席，第一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景范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务，是新中国人民监察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建立和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监察体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5年5月至1965年4月，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为我国地质矿产的普查勘探事业，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5月平反后，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为拨乱反正，重建民政工作、尤其是为恢复重建我国救灾救济工作，费尽了心血。刘景范一生威武不屈，实事求是，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献给了他毕生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 　　二、刘景范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共产党员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党性原则的最高表现。刘景范堪称坚持时时刻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楷模。1936年7月，中共中央移驻志丹县，为确保中央粮食供应，同时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刘景范向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提出了除完成应征公粮外，其它不足部分向农民购买，并请中央调拨布匹、棉花及日用品分发各商店低价出售以平仰物价的建议。这样做既不加重人民负担，又保障了军需民用，稳定了物价。1939年1月，刘景范担任陕甘宁边区建设厅长伊始，即致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修筑公路，发展边区工业，发展了边区经济，改善了军民生活，度过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1939年当年边区开垦荒地1，081，900余亩，这一年的粮食收获1，754，268石。到1941年，边区在原有2，000万亩耕地的基础上开荒60万亩，粮食产量增加了40万石，保证了边区72，200人的公粮供应。1939年边区20个县发动军民修建水利工程，灌溉土地5，493亩。1939年公营企业增加到10个，私营生产合作社也达137家。到1940年底，边区通车里程为396公里，大车路里程则有500余公里。1940年，边区发生旱灾和雹灾，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当年边区的公粮供应人数为61，144人，秋收后需征粮9万石，供需缺口非常大。当时担任边区民政厅长的刘景范提出了要让群众充分明白征粮的意义，公平征收，不搞强迫命令的要求。在他的指导下，当年的征粮任务顺利完成。为帮助群众度过灾荒，实现经济自给，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做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刘景范前往边区主要运盐地陇东分区，协助马锡五通过动员、发放运盐无息贷款等举措，当年完成运盐22万驮，占边区运盐任务的三分之二。在运盐中发生了军政机关开公盐店与民争利，有的边区驻军还有砍树、拆庙、砸钟等侵民行为。刘景范即向边区政府报告，与驻陇东的部队协商，并报边区政府停办了部队与民争利的公盐店。陕甘宁边区与八路军总部联合发布了《禁止拆毁庙宇和砍伐树木》的布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支前负担十分繁重，当时担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的刘景范在组织边区人民竭力支前的同时，非常注意掌握政策和方式方法，尽可能使社会各阶层的负担公平合理。在支前运输方面，则要求交通沿线设兵站的地方，以雇佣人力、物力、畜力为主。大批量的物资运输任务，则指定一个区或一个县具体负责，协调全区或县的力量共同完成任务。 　　刘景范是我国民政救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41年三边分区和陇东分区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实地查看了灾情后，刘景范立即向边区政府报告灾情，并提出了在灾区免除灾民负担，免征公粮，减轻羊毛税，设立平粜处的建议。边区政府采纳了上述建议，并于1942年起在全边区免除了羊毛税，帮助灾区人民度过了灾荒，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 　　1949年夏秋之交，皖北解放区发生严重的旱涝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景范受命视察灾区。按照董必武“不许饿死一个人”要求，根据灾情，向中央提出了从湖南给安庆调拨4000万斤大米的请求，使重灾区得到了救济。1978年安徽、湖北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为救济灾民，刘景范代表民政部与解放军总后勤部联系，请求调用军队库存旧军用被服等物资救灾。此建议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将225万件被服无价划拨民政部救灾。1980年秋，刘景范从甘肃临夏前往定西地区视察灾情。在海拔2000米定西华家岭，汽车无法通行，当时已是70岁高龄的刘景范同样坚持徒步上山，挨家挨户看望灾民，了解灾情。回到兰州后，他根据临夏、定西的实际，向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提出了在临夏和定西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展生产自救的建议。 　　刘景范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还体现在他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十分注重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实行“三三制”作为保证边区民众民主权利的主要内容。刘景范带领工作组到延安裴庄进行“三三制”民主选举试点。他向群众宣传“三三制”政策，调动群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通过发动群众给乡政府提意见，发现问题，选拔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裴庄的选举工作试点十分成功。裴庄经验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推广到全边区，为边区政府的民主选举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0年3月，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刘景范衔命到陕西临潼县搞县级选举试点。到后，他立即在临潼县新丰镇进行试点，深入村镇与村民谈话，宣传选举的办法。经过细致工作，新丰镇百分之九十九的选民参加了选举，选民对选举结果也十分满意。临潼选举试点的经验对陕西省及全国的选举工作都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三、刘景范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 　　团结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作风的体现，是革命工作的要求，也是党的干部纪律。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刘景范一直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团结与他共事的同志一道，兢兢业业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工作。1935年8月，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刘景范和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着边区保卫分队在赤安县的鹞子川迎接红二十五军，并将其送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桥扶峪等地休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发动群众慰劳红二十五军。在1935年9月17日召开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红二十五军，西北工委和军委联席会议上，刘景范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其它领导却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1935年10月，刘景范等人被非法关押并遭受种种酷刑。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错误肃反才被制止，刘景范等人被释放。在赤安，刘景范丝毫没有因被错误肃反而埋怨组织、埋怨同志。通过刘景范耐心细致的工作，叛乱被平息，人心归于稳定。 　　1954年受高饶事件无辜株连，刘景范被不明不白连降三级，调任国家地质部任第二副部长。到任后，他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情怀。他虚心向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学习，对他所分管的测绘、地质勘探工作总是身临野外一线作实地考察。在野外，他深入基层实地解决企业的生产和生活问题。1961年，刘景范到甘肃和新疆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地质考察工作。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与矿工一样住地窝子，吃食堂。新疆沙尔托海铬铁矿第三地质大队的食品供应由该矿职工户口所在地乌苏县负责。该县以生产高梁为主，供应地质队的全是高粱，该队职工的生活十分艰苦。到乌鲁木齐后，刘景范把这一情况向新疆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同志作了反映，在他的协调下，地质三队的供应改由主产小麦的塔城托里县负责，彻底解决了职工生活的难题。1978年5月，刘景范出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他不计前嫌，胸怀大局，为重建民政工作，恢复和重建灾害救济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 　　四、刘景范把实事求是视作为党工作的基本原则。 　　刘景范的一生，是坚持实事求是、勤奋务实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的一生。1935年3、4月间，刘景范主持在甘泉县搞土改时，从当时陕北的实际出发，除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粮食、牲畜、大型农具外，给地主留有保证基本生活的土地，对富农则除分配剥削所得外其它一律不动，中农则一概不动，使甘泉的土改问题使得到了较好解决。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举动，受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无端指责，这些人甚至成立了工作队，大捕大抓，搞得苏区人心慌慌，刘景范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反而被开除了党籍。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日战争中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陕甘宁边区极少数地方也出现了乱打、乱抄、乱杀的极左现象，如陕甘宁边区副议长安文钦的家被抄，劳动英雄吴满有被定为富农成分，红军将领张达志的家属被斗等等，再次使边区的社会秩序混乱，人人自危。此时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刘景范根据他所了解的边区土地问题的实际情况，坚决反对上述做法，并指示各地在土改中注意纠正极左倾向，在1947年11月召开的西北局绥德义合会议上，却遭到有人点名批判。 　　1962年8月，发生了小说《刘志丹》冤案，刘景范被牵连。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由小说引发的问题被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刘景范被作为这一子虚乌有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接受审查。专案组的人要他交待习仲勋等人的所谓问题，他没有被屈服，如实回答和驳斥了这些人无中生有捏造给他和其它同志的罪名。“文革”中刘景范在非法刑讯面前，更是正气凛然，严辞批驳了造反派的无端陷害。1979年3月，刘景范到深圳沙头角视察。在关押逃港人员的看守所，当他看到看守所监所狭小，人挨人站着，饭菜发馊情况时，立即指出逃港人员是因为穷才逃到香港讨生活去的，不要把他们定为叛国罪，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批评教育后，立即放人。为此，刘景范人还没有回到北京，告状信已经到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刘景范一贯的作风。即使在年迈多病的晚年，他还坚持深入到西部农村调查研究，就西部经济建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向中央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专题调研报告。 　　刘景范在他一生中所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刘景范的革命业绩，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当前全党开展的争先创优活动的典型教材。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姚文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研究员。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