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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刘志丹》案件与中国政治的走向——写在刘景范同志百年诞辰之际

韩 钢①

今年是刘景范同志百年诞辰。刘景范同志1928年投身共产革命，有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他的许多业绩可歌可泣：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和陕甘红军，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新中国初期的行政监察工作，新中国的地质事业，等等。不过，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坎坷的经历。上世纪30年代的西北苏区肃反，上世纪60年代的小说《刘志丹》案件，以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他遭受的三次最为严厉的打击。其中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发生，竟然挖出了一个所谓“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将这位优秀的中共党员、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打成了所谓“反党分子”。历史已经证明，刘景范同志遭受的打击均为冤案，尤其是小说《刘志丹》案件更是一起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的大冤案。 　　小说《刘志丹》案件，看起来似乎是偶然事件。刘景范同志的夫人李建彤创作的这部小说，因为某些人的异议被状告到康生那里，竟然被认为是“利用小说反党”，招致一场严厉的政治批判和人事处理。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件事，而把它置于60年代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其实它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60年代，经历三年严重饥荒后，中共高层开始从“大跃进”退却，调整经济政策和速度、指标，也开始调整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政策。但是对于调整，高层的意见逐渐发生分歧。调整的政策因为同此前的“路线”形成某种反差，引起毛泽东的担忧：5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被突破，邻邦的“修正主义”也许在中国“重演”，“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这些断定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认定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和国内的反映。小说《刘志丹》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受到指责的，起因彭德怀的“八万言书”申诉被批判为是“翻案风”，小说便被指责为是替高岗、彭德怀“翻案”，毛泽东联系小说《刘志丹》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由于再度强调“阶级斗争”，有所缓和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再度反弹，并且单向度地向紧张、冲突的轨迹演进，最后导致裂变。这个裂变，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拉开序幕的，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早在“文革”爆发之前已经肇始，起点正是小说《刘志丹》案件，而批判“鬼戏”、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是它的延伸。可以说，小说《刘志丹》案件是1962年以后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信号。从这一点看，小说《刘志丹》案件就不只是一个个案，不只是个人悲剧，而是一场社会悲剧。这样来回顾和反思刘景范同志(其实也包括李建彤同志)坎坷的命运，也许会有更加深远和宏大的意义。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韩钢：中央党校教授。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