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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李鼎铭

G·斯坦因①

后来我又认识若干高级官吏，他们是延安区域的地主绅士，但和新一代的活动分子密切地合作。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是其中之一。国民党封锁线上的人们告诉我说，他是“延安政府的唯一好人”。 　　最初，当我们在宴会和会议上遇到这位牙齿脱落，身体脆弱的老人时，他没有给我们什么印象。说老实话，我还怀疑共产党把这位在本县声望极高的温和的老人挑选出来，作为赞美新民主主义的傀儡。     　　但是我必须改变关于李鼎铭的见解，不是因为我听到农民工人和大大小小的共产党都赞美他，主要的是因为在长久的谈话中，我发现他诚实、聪明、积极、见解明确、意志坚定，出于自愿地拥护新民主主义。 　　他是献心于本村的教育与社会改造工作的，诉说了他的身世之后，他说：“我一生不参加政治，我不同意共产党的意见，而且我也老了。但在紧急之秋的1941年，有三个重大理由，使我接受本县推选当边区参议员，然后由参议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第一，我对于共产党的反对，因新民主主义的实行而克服了。这和我认为的中国人民的战时战后的需要相符合。 　　“第二，当我把选举和旧日国民党统治之下的选举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选举绝对诚实、自由、平等，绝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虽然老百姓知道我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和他们以前的若干作法，但是老百姓仍然选了我。     　　“第三，1941年国民党反对边区反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行动，使我相信，不管年老衰弱，必须参加政府，以便保持对日作战的力量，救老百姓。     　　“当国民党停止支付八路军军饷，利用千万大军数万碉堡把边区封锁得风雨不透时，以下的思想在我心中起伏：在中国的一切军队中，八路军打日本是最积极的，假若这些好军队得不到重庆政府的好的待遇而挨冻挨饿，这无疑地是国家的一大危机的象征。更有进者，共产党组织严密，有力量，但在人民中间是少数，他们纵然要遭受很多困难，但是不会饿死。因危机而受害最大的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封锁和停付薪饷是反对人民的。我觉得我必须帮助渡过这一难关。     　　“我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信仰，在我服务政府的四年中，证明是正确的了。真的，我以为毛泽东是天才。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看得非常具体，毫无成见。毛泽东的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正是群众的意见。他做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想做能做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国民党的造谣，说毛泽东和朱德是土匪，真是荒谬极了。” 　　“但是，你是个非共产党员的地主，你以为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什么作用吗?” 　　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他那象羊皮纸一样的皮肤，他那牙齿脱落的深陷的嘴，满是笑容了，第一次他显得骄傲了。他说的比以前更慢，更重了。他说： 　　“我当选以后拜访毛泽东的窑洞时，我第一次遇见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因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我说，我们必须裁兵裁官，加强效率。 　　“毛泽东同意了。我在参议会提出这一议案，它通过了。 　　“我继续在政府尽力工作，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前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进步。你从前没有在这里住过，因此你不能判断，事情进步了多少。你可以相信我，假若国民党采取像我们一样的政策，用我们建立的新形式的政权来执行它，中国一定会变成富强康乐的国家。   　　“我希望重庆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绅士会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休戚相关，并且以边区为骄傲。” 　　(节录自《红色中国的挑战》)     　　①：G·斯坦困：英国人，原籍德国，曾任《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亚洲记者。1944年6月，随外国记者参观团到延安采访。 　　 李鼎铭研究资料选/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延安革命纪念馆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