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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传略①

李敬谦 熊宇良 李哲

陕北历史名城米脂县城南、无定河畔公路东侧，有一处烈士陵园。陵园南部亭子内耸立着一座庄严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爱国典范”四个醒目的大字，乃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题。这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纪念碑。1943年，在延安“双拥”运动中，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也曾赠送给边区政府《民主典范》的匾牌，李鼎铭副主席代表边区政府接受这一块“民主典范”的光荣匾。追忆历史，早在1925年当地民众就曾赠送给李先生一块“造福桑梓”的巨匾。三次题词所凝聚的“爱国、民主、为民”六个字，正是历史给予李先生的崇高评价。 　　李先生中等身材，体质单薄，浓眉大眼，皮肤白净，戴着一幅琥珀框架的眼镜。他虽然面色憔悴，但目光炯炯有神，精神奕奕。他的一生是怎样由一个开明绅士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道路呢? 　　一、出身贫寒 致力教育 　　米脂县地处陕北的黄土高原，古时属银州境地，在如今县城南边小石砭的石崖上，还凿刻着刚劲有力的“古银州”三个大字，那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亲笔所书。米脂水，沃址宜粟，米汁淅之如脂，故县名“米脂”。米脂靠近边关。为抵抗匈奴入侵，人民饱受战火之苦，唐朝诗人陈陶在《出塞行》中曾这样描述过边关人民的苦难生活：“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火也锻炼了人民，赋予人民以强悍不屈的性格。威震天下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出生在米脂。米脂全县地处丘陵沟壑区，共有20378个山岇、7954条沟岔。在城东四十里，有个叫桃花峁(现名桃镇)的村子，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至阎家坪入黄河。村庄遍地峁沟交错，地表支离破碎，素为边陲贫瘠之地。1881年9月28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六)，李鼎铭就出生在这个贫穷的山峁间一座土窑里。李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因李家历代均爱读书，不论家境如何贫穷，也一定要送子弟入学，但仍务农耕作，故乡里人称之“耕读传家”。 　　李先生的祖父李汝信生有三子，大子李福基，无后；二子李鸿基；三子李垣基。李鸿基是农民，原配常氏是米脂印斗乡扬川村人，生有一女。续弦杜氏是米脂桥合岔乡吕家崄村杜家湾人。她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杜聿明之姑母。前房有一女，杜到李家后又生三子一女。大子李丰功，字鼎铭；二子李丰锡，患癫病于三十岁上病故；三子李丰勋。李鼎铭是李氏第二十世，属六门，从小过继给了大伯李福基。 　　李鸿基在家务农，粗识字。晚年，在农闲时操起了做手工挂面的生路。整天走村串户，做卖挂面的小生意。渴了就喝口凉水，饿了就勒紧腰带，以维持人口众多的一家生计。后因连年灾荒，颗粒无收，只好到乌镇一家商号做工，勉力供给弟弟读书六载。后来又转到大地主姜耀祖(米脂桥河岔乡刘家峁村人)，在绥德兑针店开的杂货铺做工。他一生勤劳善良，乡邻赶集路过时，不分贫富都盛情款待，安排吃住。故而，在乡间颇有声望。他节省度日，每年典买几垧(一垧合三亩)地，由其弟务农耕作。由于土地贫瘠，虽然典了二十余垧地，但生活仍过得不好，只相当中农水平。 　　1885年，鼎铭刚4岁时，有一个算卦的黄先生说他“相貌清贵，八字入供禄格，将来一定能做大事”。此事在鼎铭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很大影响。7岁时，他就要去上学，当时父母溺爱，直到8岁时才同意他进私塾读书。他的启蒙老师是高德忠。高先生住在距离桃花岇三里远的后王家坪村。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很为鼎铭所崇敬。他每年正月初一，一定要去拜望高老师。在公开场合只要高老师在，他从不坐下，总是侍立在高老师身旁。此事一直被乡人传为美谈。第二年，他又到杨家沟村去上私塾。当时，教书的老学究专制执拗，凡是跟他读书的，不管好的、坏的，都要挨打。鼎铭一连挨过两次打，他想起当年黄先生算的卦，就再也不愿去上学了，幻想有一天高官厚禄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俸禄是不会从天而降的，三年多的游闲生活，他目睹了勤劳的父亲和乡亲是怎样用汗水养家糊口、积聚财富的。1894年，他13岁时，终于醒悟到黄先生算卦是骗人的。命运不能等待上天去安排，要自己脚踏实地去争取。于是，他决心刻苦读书，努力用前人所取得的知识来丰富自己。他想：“黄先生一句话贻误了我四年，假使我再不觉悟，会贻误终身的。”从此，他又继续上学了。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廷战败后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反对。同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之革命纲领。从此，中华民族出现了希望。广大有志之士，纷纷研讨救国之路。这股风也吹到了陕北，“救国”二字在李鼎铭的头脑中渐渐扎下了根。 　　1895年，鼎铭14岁时，便循当时乡俗与张氏成婚。张氏时年18岁。这年秋后，因家贫无力延师，鼎铭便到外祖父杜伟高家寄读。外祖父是个秀才，住在吕家崄。鼎铭就此从师二舅杜良奎，一连八载，苦读苦学。杜良奎字斗垣，系文武举人。他思想进步，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观念，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好教师，每天闻鸡起舞，练武习拳，武艺高强。他早晨5时从家中步行去榆林，当天下午5时即可返回。当时，他教鼎铭和常驾武(沙店乡常兴庄村人)、马佩崇(杨家沟村人)3人。鼎铭自幼聪明好学，很受二舅器重。在舅父的督促下，他废寝忘食，刻苦钻研，遍读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及历史、地理等书，尤喜数学和实用科学。凡代数、三角、几何、微分、积分及天文、气象、医学等，无不刻苦攻读。对代数及天文、气象还有所创见，写出了专门文章。但是，对搞奴化教育的八股文等却鄙夷不学。 　　有一次，他正在研读数学中关于弧的问题，舅父看到后说：“这个问题太深奥，非你所能学通的。”他不服气，决心把它学会。一连3个月，夜以继日地苦读、苦思，不停地写写画画。只见用过的纸堆得越来越厚。有时，三五天不睡，连饭也往往忘了吃。他不畏难胆怯，以探险精神去求索，最后终于学会了它。 　　又有一次，他发现舅父的桌子上有了一本关于天体运行、日月更替的新书。临回家时，就向舅父提出要借此书回去阅读。舅父认为他年岁尚小，书中内容很深，便说难以读懂，不同意他借去。他听后意志愈坚，反而执意非磨着要借走不可。舅父无奈，只得应允。但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还书时，必须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听后，慨然同意，高高兴兴地带着此书回家去了。到家以后，他整日刻苦钻研，一步也不出家门。有时抱书默读，有时静坐思索，连进来个人也不知道。他不仅钻研天文，又迷上了历法。只见他不停地写写算算，一堆堆白纸张占了满炕。就在回家后的几个月中，他竟然掌握了此书的全部内容，并且还学会了算历法。当他到舅父家还书时，舅父果然提出好多问题要他回答。他此时已胸有成竹，便一个一个认真地回答了。对于一些复杂的问题，他还在纸上写写画画。舅父这时大惊不已，认为他真是个好学有志的青年。后来，他在研读数学、天文过程中，自造了模型、仪器，有体积、三角、开方、天文盘等。天文盘上夜间也可以定时辰。有一次，他算月蚀，到期借来一架时辰钟。结果，对得分秒不差。他在研读地理时，还自造了个地球仪。世界地理就象刻在他脑子里，问一个地名，他能把位置说得一点不差。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清王朝又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允许外国侵略军在中国长期驻扎，血腥镇压高举反帝旗帜的义和团。同年10月6日，孙中山发动了惠州三洲田起义。起义曾发展到两万余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此后，反清斗争的烈火就越燃越烈了。 　　1902年，鼎铭21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父亲再无力抚养他。此后，他的生活更加穷困，不得不失了学。这年，他父亲在给姜耀祖做工时得了急症，鼎铭赶到时老人已经去世了。姜耀祖企图趁机欺压书生无能，意图讹诈鼎铭家仅有的几亩薄田，就谎称他父亲欠了姜家多年的债。鼎铭在悲痛之中据理力争，致使姜耀祖词穷理尽，无言以对。鼎铭结清帐目，回家安葬了父亲之后，就循当时的孝道乡俗守灵百日，不洗脸、不剃头、不出门，由家人送饭。他利用这一时机，闭门苦读古书和现代各门实用科学书籍。为此，他还以一个真正的孝子闻名乡里。 　　第二年，正值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鼎铭到米脂城里参加了秀才预试。结果，常驾武夺了案首(第一名)，他屈居第二名。他遂立志要在大考中夺魁。于是，在桃花峁找了一孔土窑，闭门苦读40天。他每天抄好一篇文章，随即把它背熟。小小的煤油灯经常彻夜不息，人也日渐消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取为廪生案首。此后，官府按月供给他粮食了。大考完毕，他回舅父家“拜客”。临走时，又把舅父的一本新数学书装在裢褡里，带回去自学了。舅父认为他自学太费力，他却认为：人家能写成书，自己就一定能学会。一二遍看不懂，他毫不气馁，三四遍地看，直至豁然开朗为止。他经年累月地自学，为以后在榆林中学教数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刻苦自学，他触类旁通，攻读了各种现代科学文化书籍。 　　当时，清王朝打着“新政”、实行改良的招牌，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朝廷之岁入纹银由1899年前的8000万两猛增至1903年的1亿两。在广大民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这时世，不得了，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李鼎铭目睹了国家的软弱和内忧外患，深深认识到“知识太重要了，中国人就是吃了没有知识的亏”。既然要救国，就要使平民抬头。要使平民抬头，就必须从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入手。由此，便激发了他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的志向。当时，因他学有专长，已闻名乡里。1904年他23岁时，就开始在桃花峁兴义学教私塾。那时，地方上曾请他去做官，被他严词拒绝。 　　1905年，孙中山组成了统一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公开打出了三民主义的旗帜：推翻清王朝统治，是为“民族”；建立资产阶级之民主共和国，是为“民权”；为民求生，平均地权，是为“民生”。 　　李鼎铭受到孙中山的影响，非常拥护三民主义。他生活在广大贫困的民众之中，很能体谅他们的痛苦，于是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家道贫寒，子女又多，生活很苦，夫人也不得不经常去挖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杨家沟有个财主，平时敬慕李先生的为人，现在看到他家中生活困难，就给他送来两袋小米。李先生见了，坚决不收。夫人怪他：“人家称你为先生，好心好意送点米来你又不收。咱们吃的是杨秃稍叶子(一种野菜)，你还装胖子!”李鼎铭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不能无功受禄，财主家的东西更不能收。宁叫肚子饥，也不能让脸上有灰!”又有一个财主，因为对自己的粮仓到底有多少粮食弄不清楚，就来问李先生。李鼎铭略问一二，就算出了他家粮食的数量。此事使这个财主惊叹不已，便执意要聘李鼎铭为他作管事，但却被李鼎铭断然谢绝。他不愿为财主做事而加重乡民的苦难，一心一意想着如何实现教育救国的办法。 　　1910年，李鼎铭受聘于绥德中学堂任教。他担任中学教员以后，家庭生活始能勉强维持。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推翻了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那时，李鼎铭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之本，故而积极宣传。当他听到清王朝被推翻后，就高兴地说：清朝统治二百六十多年，奴役同胞，今日被推翻，实为我国家民族的无上光荣。又说：“我们须要团结国人建设这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于是，他身体力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破除封建迷信，禁止赌博、偷盗，提倡剪发、放足。他首先从自家做起，让自己的女儿、儿媳带头放足，不准再裹。他先禁止其弟去赌博，后又将村中李加彦、李之伸等禁了赌。这些人禁赌后参加生产，生活也好转了，此事教育了乡民，很多人就自动禁了赌。由此，推动了全村，以至全乡，把乡民引上了正道。这在当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乐于扶贫济困，为乡民排难解忧，因而声誉益著。清王朝被推翻后，陕北一带土匪乘机横行。李先生为地方自卫计，毅然回乡发动了乡民组织民团，习拳练武，保卫家乡，使米东一带未受土匪骚扰。 　　1913年，32岁的李鼎铭担任了米脂县东区区长。为了致力教育，造福家乡，他利用印斗乡临水寺的219垧庙产，创办了米脂第一所国民小学——临水寺觉民学校，并从此兼任校长三载。这所学校的建校方针是：学生和教职员团结一致，看到有一点不合理的地方，就立即改革。学校设立了很多新的课程，并提倡启发式教学。学生除学习文化外，还要培养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课余时间，学生和教职员一起背石头、调泥，建筑校舍，开辟园圃，种菜植树。李先生对这所学校非常热心，曾说：“这种学校，我愿终身以之。”但是，这所学校后来却遭到复古守旧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和破坏。当地土豪地痞纠结落后愚民，宣传神道迷信。他们到处散布：“庙产要供奉神圣，不能办了学校。”城绅也因为这所学校比城里的学校办得好，嫉妒起来，遂与他们一起向这所学校攻击。有一天，他们指使一个和尚将毒药偷偷放到学生的饭菜之中，学生吃后中了毒，严重的已昏迷不醒了。李先生精于医道，便及时抢救，才避免了死人。他遂将此案告官，将放毒的和尚判了死刑。谁知，后来县官又在厚贿买通下竟将人又放了。1916年冬，又有百余人被煽动进校“吃饭”。这所学校终于被无情地摧毁了。李先生只好带着米脂的马龙宾、杨春华，葭县的王廷俊、王廷成等十余名学生上了桃花峁，继续办学。他对此事非常痛心，致成一场大病，几至不起。他在病中痛定思痛，总结了两条教训：一是做事要依靠群众，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二是做事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搞好宣传教育。要先使群众的认识提高，然后再分开步骤，逐渐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激。他作了这样的检讨之后，心中顿觉舒坦，病亦逐渐减轻。此后，他更加注重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为寻求救国之路，决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认为这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1917年春，他让其长子李振三在家乡筹建国民小学。当时，他的堂侄杜斌丞正在殖边学校(榆林中学前身)任校长，后来成为革命先烈。当年杜斌丞聘任杜良奎和李鼎铭舅甥二人一起去任教。李先生担任国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教员。这年，为了教学的需要，他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此书研究了北方民族的历史，阐述了保卫国防的爱国主义思想。陕北榆林地区，历来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来往之地，明清以后主要是与蒙古鄂尔多斯部交界来往。清朝后期，榆林地区的不少汉人越过边墙，迁到鄂尔多斯，租种蒙地，经营手工业，汉蒙来往十分频繁。这种历史关系和相互影响，正是李先生能够更多地了解北方民族历史的一个有利条件。他对待历史上的北方各民族，不受封建正统偏见的影响，采取不偏不倚、不褒不贬的客观叙述的方法撰写。对于蒙古作为统治阶级的元朝所实现的空前统一，予以肯定；对于忽必烈的用人之道、元朝的对外对内交通建设等颇加赞许。该书共27000字，分为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部分。后三部分，又分为11篇36章。该书从夏商时期北方的猃狁、荤粥开始，中经北狄、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党项、女真，到蒙古的勃兴、元朝的盛衰，明清时期的蒙古及其与俄国之关系，都加以系统叙述。以王朝的顺序，主要交代了各民族兴衰交替的历史过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全书脉络清晰，史实准确，自成体系。李先生翻阅了大量史籍，进行了认真的综合归纳、研究探索，才完成了这一著作。 　　李先生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前进。他痛感要富民强国，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而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兴办学校。所以，他特别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当时，桃花峁只有冬学。十来名学生和一位先生同在一个炕上用木土盘盘学认字，得不到深造的机会。1918年底，当多数人已经认识到办地方教育的意义后，他毅然辞职返乡，决心为地方兴办学校，以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这一年，他在桃花峁创立了国民高等小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五载。这个学校当时叫“区立桃花峁初高级小学校”，后来改称“鼎铭小学”。当时，他又担任了米东区区长。利用他所创立的桃花峁集市所收的斗捐、秤佣、牲畜税、粮仓税等作为学校的经费来源。为了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他又典卖了自己的12垧地，并利用罚蛮婆的钱作为办学基金。这年，从外地来了一伙蛮婆，专搞迷信活动，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乡民的钱物，甚至偷盗抢劫，无所不为，使乡民异常痛恨。这伙流氓集团在米脂县姬岔偷了李仲合家粮食数十石。李先生当时任东区团总，于是组织乡民与蛮婆展开激烈斗争。最后，终于破了盗案。结果，罚了蛮婆10头骡马、10只绵羊，共变卖了300两银子。这笔钱，也用作了办学基金。这所学校是建筑在黑峁山脚下面的公地上，前面临街傍水，后边群山环抱。这块公地，原来是个垃圾堆。李鼎铭又用80吊钱买了李加栋的三嘴地，以扩大建校地基。先后共建了8孔窑、3栋小房子，1栋大房子，1个戏台(兼作教室，做的是活门)，还打了一口水井。李先生兼作教员，讲授国文、历史、地理和修身课，就住在教室隔壁的一间小窑内。他讲课很活跃、好走动。有时咳嗽得厉害了，还坐一会。讲得简明扼要，教授很得法，深受学生欢迎。当他讲到中法战争冯子材在谅山之战中大胜法军之时，爱国激情溢于言表，使同学们受到很大教育。他的个人道德对学生影响很深。他努力改进教学方法，聘请教学水平高的教员任教。开始只有4名教员，即：印斗乡的刘甫成、沙店乡的常驾武、杨家沟乡的马师尊和李先生的长子李振三。由于李先生治学严谨，教学质量高，不少人慕名来求学，学生增加到120多人。他的学生郭洪涛、李力果(李先生的次子)、艾楚南、马明方、张汉武、张成德等，后来均成了共产党的负责干部。李先生的三子李达夫、女儿李嗣兰都在这所学校上过学。后来，李力果还在该校任过教。从该校毕业的李力果、李善英、李长继、石如壁、马瑞庭、马原堂等，均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榆林中学或绥德师范。桃花峁小学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注音字母、算术、珠算、英文、历史、地理、修身、唱歌、体操、美术等。李先生尽力引导学生树立新思想，反对军阀混战。有一次作文，他出的题目就是《论中国统一》。上体育课，教学生练队列、步伐。上音乐课，教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还教“五洲歌”，内容是：“五洲育腴，唯我亚细亚，乌拉山、地中海，西接欧罗巴。太平洋通北美，依东洋依西洋，可以楫航驾。西南大路通红海，阿非利加。”后来，桃镇小学设立了女生班。开始，乡民都不愿送女孩子去上学。李先生打破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同校，叫自己的女儿、儿媳带头去女生班上学。逐渐有了十来名女生，教师石士宁还教她们挑花、挑鞋等。李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十余年，成绩卓著，甚得当地民众赞许。乡民都称李先生为“米脂东区一卧龙”。 　　二、热心公益 抱打不平 　　李鼎铭在兴办地方教育的同时，为了繁荣市场，便利乡民，又发动群众捐款修造“通济桥”等五座石桥。为此，他昼夜奔走，寝食具忘。虽经过许多困难，都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克服了。石桥建成之后，四方群众无不交口称赞。一位省视学看了李先生所撰写的修建“通济桥”的碑记后赞誉说：“这篇碑文即便放在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一起，也不算下等的。”李先生的学问，常为人们所称道。 　　李鼎铭还发动了地方自治。米脂东区南至吉镇，北至峁沟，长200余里，东西宽六七十里，人口7万多。当时，在桃镇设立了区公所，下辖7个分区，分区下辖各行政村。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李鼎铭被选为区长。区的中心工作就是普及教育。全区又分为9个学区，每个学区成立一个小学。在生产方面，他提倡深耕细作，倡导植棉、纺织、运输等等。当地人多地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就发动乡民向延属一带移民垦荒。他还注意调解群众纠纷，全区平均每天有两件以上的民事案，均在自愿原则下得到调解，去国民党县党部告状的极少。 　　1920年，李鼎铭为减轻乡民负担，组织乡民抵制私人包税制。这一年，国民党省政府向米脂征收杂税2700元，县政府实行包税制，由私人包办。承包人拉大旗做虎皮，任意勒索乡民，群众受害不浅。李鼎铭在东区发动乡民抵制私人包税制。在桃镇二月会上，由区公所向省政府委员陈某包了750元，然后，照原数分摊给全区各村，只留桃镇、海会寺两处会场由区公所直接征收，以补充学校经费。结果，减轻了乡民负担，免遭包税制的勒索。 　　当时，米脂县的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城里有几个豪绅独揽全县政权和经济。他们把乡民看成是奴隶。有了义务负担，就找乡里人；有了权利，乡里人是不能过问的。1921年，李鼎铭查知县财政有巨额贪污，于是发起了清理县财政的斗争。各区长都同意他的意见，遂由各区选出公正人士10余人来清查帐目。原议要由1912年算至1920年，但刚算到1916年即发现贪污款项达7000多元。城绅见势头不好，就设法阻挠。他们散布什么“有碍全县名誉呀”、“算得太多补不起也是枉然呀”，等等。李鼎铭不顾城乡封建势力的多方阻拦，奔走呼号，坚持清算，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贪污，吐出了1300元。在当时城乡力量对比下，做到这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不久，因分区域划界一事，李鼎铭又同城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原先附城10里的村庄归城区，后来，城绅要将附城30里村庄都划归城区，妄想用加重乡民赋税来减轻城绅的负担。李先生为了乡民的利益，主张区域划分照旧不变，不能再对城绅忍让。经过四次会议，多数人赞成李先生的意见。但少数豪绅却组织起自治协进分会，向榆林自治协进会写信，上呈文，绘地图，控告李鼎铭。榆林道两次派人调解，李鼎铭都顶住了。他说：“此事不能由我们决定，应征求民意，由县府布告，归城归乡由民众自上请愿书。”他们表面上同意了，但知道乡民不愿归城区，就把布告压住不发。后来，李鼎铭给榆林道写了个呈文，请求采纳民意，公道划分区域。当时，舆论一致骂城绅压迫乡民，榆林道亦觉众怒难犯，遂批准区域照旧了。 　　井岳秀统治陕北时，放种鸦片，借以抽收税款。每年登记烟亩时，就放出一群饿狗似的所谓“禁烟委员”到处去吃人。李鼎铭就是不让他们到东区吃人。王公甫是榆林道委任的禁烟督察员，实际上是放种大烟的税款征收员。王来东区登记烟亩，先将烟亩丈量得超出实际数倍，乡民要求减少，便打骂交加，又嘱其手下人向乡民要钱，只有给贿赂才能减少一点亩数。但是，王公甫在区公所附近横行，却不敢到区公所来。有一天，手下人不满他独吞钱财，就欺他不识路径而把他引到区公所。他仍旧照样打骂乡民。这时，分区长刘青宣带领被勒索的乡民赶到，李先生也将王某贪污数目查明。王公甫只好直认不讳，但却捏称：上级命令每亩另收坐销费两元，并称县府有印花。次日，李先生带着王公甫贪污400余元的花名单到县府交涉。王公甫这时也只好认错了。但又称是县长王慎哉叫他这样干的，贪污的大烟款已交县长。王还说：“请你给县长留一点情面，你只需向他要求减少烟亩，他自然意会，且有我帮忙说话，县长一定能允许。”李先生当即和他去见县长，经过一番辩论后，才允许减少48亩。每亩减税20元，共减少960元，王公甫被迫吐出了213元和一对银手镯。李先生回乡后，向乡民宣布了烟亩减少数，全部由乡民按各村实际情况分别减少，银洋、手镯，也全部交还原主。乡民听后非常高兴，一致表示：“你给我们出了气，我们已感激涕零了。减少及退回之款、物，我们情愿补充学校经费!”李先生坚持将烟亩如数给乡民减少，只将银洋，手镯收做学校经费。李先生还与“禁烟委员”钟全*(左钅右上合，右下侖的下部)做过无情斗争，最后迫使钟逃跑了。 　　有一次富裕村民申某买了大地主姜耀祖5垧地。姜耀祖就说：“我穷了，申某买了我的地，我摊派的负担要搁在申某身上。”李先生就将他的家产与申某做了比较，经过一番争论说理，他也就无话可说了。又一次，李先生去榆林后，正好又派来捐款。东区的富有者就组成了“富翁团”在村公所闹事，企图少出摊派。李先生闻讯后，星夜返里，与“富翁团”据理力争。“富翁团”理屈词穷，只好承认摊派。 　　李鼎铭为人正直公正，刚直不阿，热心公益，经常打抱不平。距桃镇10里的刘家峁，有一姓姜的大地主，占地上千垧，此人刁顽狠毒，独霸一方，采用大斗小秤，恶毒盘剥乡民。姜某曾多次用重金聘请李鼎铭当总管家，都被他严词拒绝了。姜某年年带着大批骡马到桃镇收租逼债，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李鼎铭平日就对官府、豪绅无端加重百姓负担的做法极抱不平。有一次，他遇到姜某在桃镇大斗小秤地盘剥乡民，顿时火起。于是挺身而出，带人先砸了姜某的斗秤，又把其假帐假约就地焚烧了，他还警告姜某说：“以后，再也不许这样行事了。”并在民众大会上说：“姜某人再要胡作非为，如此不法，横行乡里，剥削百姓，我要打得他狗拉下的也是他拉下的。”从此以后，姜某非常害怕李先生，讨租再也不敢用大斗小秤了。当地乡民说：“姜某敢动李先生一根毫毛，我们就将他的宅院捣毁。” 　　1925年，军阀井岳秀部下一个外号叫“石拐子”的带领戏班子到处欺压乡民。他想到哪里唱，就到哪里唱，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有一次，他们在杨家沟唱完戏又要去渤牛沟唱，途中路过桃镇歇脚，让该村的李善兵抬戏箱，李因病没有抬，当即被“石拐子”手下人打了一顿。此事激起了村民的公愤，遂打起了混架。李鼎铭当即出面调停，劝走了戏班子。后来“石拐子”又借口打了他们的人，扬言要武力报复村民。李鼎铭得知后，又挺身而出，公开站在村民一边，亲自赶赴榆林去找井岳秀。经多方交涉，才使事态平息下去。 　　1923年，杜斌丞通过道尹景岩征，推荐李先生担任了榆林道尹公署民政科长。1925年，在86师银行行长马禀初的推荐下，又受聘于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由于他兴办学校、修桥补路、筹建义仓、行医治病，在民众中有极高的威望，深为广大民众爱戴，都亲热地以“老先生”呼之。乡民为了报答李先生的恩情，以五区公民的名义送给他一块“造福桑梓”的巨匾。该匾蓝底金字，7尺多长，3尺多宽，1寸来厚。上下两排是赞词，计有250字。写道：“自古豪杰英雄，其远而在上，莫不以富教。……本兼善之心，行兼善之事，如我为先生者。先生从布衣之士，牺牲个人权利，为桑梓造幸福，亦不外富教一端原夫。条陈长官，改建已废之桃花镇，为实行富教之起点。为拓市场抬高贾地，方于以繁荣。兴学校，造人材，风俗因而丕变。先富后教，富在其中矣。至于保持团本，排解纷争，口碑载道，毋庸赘述。噫，如我先生者，真可谓为识时务之豪杰，造时势之英雄。设使得志，岂仅造福桑梓而已哉!公民等中心悦服，用特悬匾纪功，从昭来许。非敢言极，略表崇敬之意耳。致词赞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地不在大，得人则灵。异口同声，称颂鼎铭。幼读古人书，壮怀济世，志后未登舞台，号称布衣士。唯其重气节，有识力，无折腰之取辱。碑从心所欲，地方赖以富教育，赖以兴君，子曰莫大之功。”这块匾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李先生故居内，后业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 　　李鼎铭看到国民党官场之钻营奔走，贪污腐化，卑鄙无耻，遂决心不给国民党当官。当委任他为神木县长时，他坚决辞退了。有人问他：“以先生之大才，治一小县自是胜力，为什么不去呢?为啥放下荣华富贵不享，在这受苦呢?”他回答说；“县官不好当。当官不为民，还要溜官，我不溜官。现在做好官又做不成，做坏官百姓唾骂，这个官不能当。我只会做事，不会做官。做官，官官相护，要害民，我不愿意。害民问不过良心，还不如我当个平顶子百姓。” 　　一天，定边县长李英给李鼎铭送来70两大烟土，想请李鼎铭帮助他当上宋家川的税务局长，当即遭到李先生的严辞拒绝。 　　绥米一带人稠地窄，人民难以生活，李鼎铭想如能移民，到延属一带垦荒，不仅解决绥米人民生计，而且可以取得经验，为开发陕北准备条件，于是苦心孤诣草拟了一个详细计划，由道署转呈陕西省府。结果，被束之高阁，不予批准。李先生气愤之极，深感这群狗官只顾升官发财，敲诈勒索，根本不给老百姓办事。他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了，遂予1926年称病辞官返里。 　　李先生心地善良，同情穷人，桃镇有个穷苦佃农李善强，家中人口多，又无地种，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李先生对他非常同情，就让他无偿地开垦自己捎岇的禾地三载。李善强年轻力壮，又遇上风调雨顺，打下粮食后，生活也改善了。李先生又让李善强与其弟李善勇在自己的峁沟栽了一百多棵柳树、水桐树，并讲明这些树全归他们兄弟，自己一棵也不要。有一天，李善强得了重病，李先生给他看好病后，只收了点药费。李善强病愈后，感恩不尽，送给李先生羊肉一节，李先生也如数付了款。 　　李先生反对苛捐杂税，同情贫苦的乡民。那时，国民党税多如牛毛，连乡民的烟囱也要征税。为此，李先生与官府据理力争，终于使乡民免交了烟囱税。 　　李先生一生不信鬼神，认为世界上有无鬼神，完全由人的思想意识决定。鬼神捉不住，看不见，所以并不存在。他常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人们树立无神论。他说：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我由米脂县回桃镇。走到刘家峁山上，天已黑了。忽然看见不远处有条狼，耳朵，尾巴都看得真。于是，我拿起铁棍用尽全力打下去，原来却是一团雪。鬼神也是这样，不过是人的幻觉而已。姬岔每年阴历3月18日是三关庙会，有“草帽会”、“山鸡会”等，热闹非常。游手好闲之人就在会场上撑帐子推牌九、扣明宝，耍赌博。致使土地荒芜，家庭不和，甚至寻死上吊。李先生决心禁止赌博。他亲自在会场上呆了一天，给乡民讲清赌博的危害。从此，东区再无人去赌博了。 　　李先生生活十分简朴。夏天只是鱼肚衫裤，冬天是黑市布袄裤，只有出门时才穿布质长袍马褂。他家里干干净净，食具等也很卫生。他喜欢养牡丹花、仙人掌，爱种桃树，柠条。尤其酷爱读书，经常通夜研读，大凡羊出坡时，他就起床了。读书时，专心致志。有一次，女儿给他送中午饭，他就一边吃一边看。收拾碗筷时，发现他把黑枣当蒜蘸着吃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鄙视旧规陋习，他过生日从不摆宴席，一切从简，全家人吃一顿瓜饭，以留祖辈清苦简朴遗风。 　　三、紧跟时代 弃旧图新 　　1928年，陕西省遇到百年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李鼎铭家乡老百姓十分贫苦，饿死、逃荒、卖儿、卖女不计其数，因此，他内心也十分忧虑，曾多次上书榆林道，要求对米脂县广大群众进行救济，豁免粮税，但官府哪管百姓死活，毫不理睬。这时，李鼎铭的家境也十分贫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更不幸的是，其妻由于饥饿，身患肝硬化腹水，于1928年病故，时年51岁。1929年大旱持续发展，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李鼎铭老母杜氏也因饥饿多病，于同年秋天病故。天灾人祸，使他万分悲伤。李鼎铭老母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劳动妇女，不仅省吃俭用，供鼎铭上学，而且还从小教育他长大后，要为人厚道，要走正道等。李鼎铭对老母病逝，十分悲恸。但由于当时生活所迫，未能做到象父亲病故后守灵一百天那样的孝敬，内心十分不安。 　　李鼎铭为了安葬其老母和妻子，不仅先后变卖了许多家产，而且还借了一大笔债。这时，由于经济十分拮据，在农村难以维持生活，1930年在友人马竹玲的资助下，移住米脂县城东街，开一个中药房，命名“常春医馆”，坐堂行医。他医术高超，为人正直，成为米脂县远近闻名的大夫和开明绅士。 　　在这期间，李鼎铭更加刻苦探究医理，广览历代各家医学，精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以及《伤寒论》等名著，深究医理，并用于临床验证。他在行医中博采众长，诊病准确，谙熟药性，精于炮制，遣方用药合度，经方、时方均能灵活应用。治疗注重调理脾胃，补益肝肾，以脾肾为本。先生善长于中医内科，治疗妇科、儿科疾病尤为得手，对危重病有独到之处。当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曾先后多次怀孕，但每到三四个月就流产，多方治疗均无效，弄得家境也十分贫苦，父母、丈夫都有严重的迷信思想，不仅迫使她到处求神拜佛，而且还经常买些所谓“偏方”秘药，硬逼着她服。有一次吃了所谓的秘药，几乎丧了性命。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她慕先生之名，专程来米脂县求医于先生。李鼎铭给她诊脉后说，只服三副中药，保证明年你生个胖娃娃。那位妇女听了十分高兴，连续服了三副药，果然第二年生了个男孩子，于是，全家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为李鼎铭先生送了一副“济世神医”的匾额。 　　米脂县城附近高某，祖宗三代只剩下他一个独苗，年近50，有3个小孩，长在七八岁均夭折，老婆生的第四个男娃，千方百计，精心抚养，但长在九岁上，又骤然患吐泻，多方请医，数更其方，罔然。患儿面色苍白，四肢发凉，气息奄奄，病情危急，命在旦夕。父母见子无望，急得放声大哭。门口聚集着多人，都流出同情的泪水。正在这时，先生得知，前来诊视，先在手腕上诊脉，无脉；继而在脚上诊脉，略有跳动，遂灌服一粒丸药，不一会即见苏醒，又开了药方，服后，使小孩脱险，乡亲们称先生有起死回生之术。 　　李鼎铭不仅医术高明，医德也很高尚。他十分同情贫苦群众，一般老百姓求医，从不推辞，而且不避风雨，随叫随到；即使遇到烈性瘟疫或传染病，有请必出，有时家人劝阻，但他却说，救人要紧，便急匆匆地去了。对家境贫寒人家，他便常常少收费，甚至不收费；相反，对那些权贵人物，则必须抬轿或备马相接，重金相酬。由于他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受到群众的爱戴。为此，他的好友《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送给他一副对联：“常日高眠无俗虑，春风拂座有知音。”马竹玲也送了他一副对联是：“医纵多方有病不知无病好，馆储良药平时预备急时需”，热情称赞他的医德高尚，医术高超。有趣的是，把这两副对联的开头每个字连起来读，恰好是李鼎铭先生的“常春医馆”。 　　李鼎铭先生仗义疏财，虚怀若谷，一有心得，即与同行切磋交流，并毫不保留地传于后学。故从学求教之人甚多。他也常常鼓励子女努力学医，为人造福。鼎铭大儿子李振三，从小跟他学医，学有专长，在群众中颇享盛誉。后来，随他参加了革命，在延安继续行医，全国解放后，任北京市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主任等。 　　李鼎铭先生造诣高深，除早年著有数学、《蒙古历史教科书》外，还写有医著等，可惜战争年代未能保存下来。1980年后，榆林地区医学界，为了挖掘、整理祖国的中医良方，收入了李先生验方四例，选编在《榆林中医》医方选粹分册。 　　李鼎铭维护群众利益的正当行为，引起城绅的不满，于是有些人便造谣诬陷他。当1937年他被选为国民党米脂县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时，地主豪绅便起来攻击，造谣说李鼎铭利用职权贪污公款，并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县城内对李鼎铭进行人身攻击，无理取闹……，但李鼎铭却置之一笑，并理直气壮地说：“有人说我贪污了公款，贪污了多少，请拿出证据来，我甘愿受罚。”从而不仅有力地揭穿了城内地主豪绅们的阴谋诡计，而且更加证明了李鼎铭的为人正直，光明磊落。 　　正当李鼎铭先生在米脂县城行医，名扬四方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企图灭亡全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地人民纷纷集会、请愿、游行，一致要求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李鼎铭和全国人民一样，关心国家大事，一有空就阅读报纸，他常对家人讲，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怎能被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欺侮，使东北大好山河和几千万同胞沦于法西斯铁蹄之下，真丢脸!李鼎铭先生置身于民族矛盾和各种阶级力量激烈复杂斗争中，他非常关注中国形势的发展。 　　陕北是个老革命根据地，1925年后，即有了共产党组织，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党组织更加壮大，开展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建立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尽管米脂县城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1934年已经建立了米东县，它管辖的地区有米脂县东片，绥德北片，葭县西片。这样，米东县就成为陕北军阀井岳秀与阎锡山经常联系的必经之地。所以，敌人对米东县这块革命根据地和共产党的组织、红军游击队，恨之入骨，总想把它拔除掉。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逐渐上升，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此时，国共两党本应携手合作，共御外侮，保卫祖国。但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反革命疯狂“围剿”，并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清乡，搞得乌烟瘴气。1934年冬，国民党米脂县办事处指导员高仲谦和反动军官孙绍山，乘机猖狂地进行反共活动，建立了国民党米脂县党部和“铲共后援会”等反动组织。叫嚣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消灭共产党。当时，李鼎铭已是米脂县颇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因此，国民党也很看重他，委任他为米脂县米东区的“肃反”委员会主任，妄图利用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达到消灭米脂县共产党的目的。同时，国民党又派了高双成八十六师一部侵入米东区，拿着高仲谦写的黑名单，扬言要对米东区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于是白色恐怖笼罩着米东区。在这严峻时刻，李鼎铭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反动当局进行交涉，建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后来，高双成采纳了李鼎铭意见。于是，李鼎铭先生一方面保护大批无辜的人民群众，免遭杀害；另一方面，他出于自己的善良愿望，对于一些革命同志进行劝导，希望他们不与当局公开对抗。经他联系设法放了七名被捕的革命群众。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一方面对富有正义感的李鼎铭先生的思想震动很大，激发了他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热忱；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立场、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这时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还是有偏见的。1944年6月《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亚洲记者斯坦因(英国人)在采访他时，他诉说了自己身世之后，曾表述了当时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说：“我一生不参加政治，我不同意共产党的意见，而且我也老了。但在紧急之秋的1941年，有三个重大理由，使我接受了本县推选当边区参议员，然后由参议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录自《红色中国的挑战》)。 　　1935年10月以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下，经过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随后，经过几次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几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特别是红军西征和东征后，共产党的声威更加为之大震。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正确分析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这一形势，引起了国内阶级的新变化，即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因而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统一战线中来的政策和策略，大大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呼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下基础。我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李鼎铭影响极大，他十分敬佩共产党的英明远见。张、杨二将军抓了蒋介石后，李鼎铭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杀掉蒋介石，共产党与蒋介石有几十年血海深仇啊!但后来，蒋介石被释放了，这使李鼎铭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有些迷惑不解。直到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县之后，李鼎铭从一份印有周恩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的讲话材料中才得到回答。周恩来说：“西安事变，中国面临着团结抗日还是继续内战这两个前途，我们是争取那一个前途好呢?当然是前者!应该看到，现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力量逐步形成，日本帝国主义想要独吞中国，与英美帝国主义和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发生了矛盾，这就使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性。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研究了这种形势，决定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因此，在蒋介石答应了团结抗日条件后，我们就主张放掉他。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杀掉蒋介石。杀还不容易么?一句话就行了!自从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实行法西斯独裁，有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头颅断送在这个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十年内战，蒋介石哪一天不在‘围剿’红军!蒋介石早该杀了。汪精卫、何应钦早就想杀蒋介石，挑起全国内战。内战一起，消耗自己的国力，正给日本一个侵略的极好机会。我们杀了蒋介石，正好就上了他们的当，对抗日不利，对人民不利。敌之所欲，我不欲。我们只能使内战结束，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周恩来的讲话，气势磅礴，立场鲜明，至理至情。李鼎铭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故置党派的恩怨于不顾。他感动异常。从此以后，他对共产党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半个多世纪的经历，李鼎铭目睹了清廷的腐败。曾对孙中山寄予很大希望，不料民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相互勾结，残酷压迫剥削，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陕北人民更加困苦，看不出中国的出路何在。他思想上长期处于苦闷徘徊的状态之中。现在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面对强敌入侵，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不深思自己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李鼎铭的强烈爱国之心逐渐把他推向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李鼎铭的二儿子李力果，早年因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在北平被敌人逮捕，一直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直到1936年，经过党组织营救，才得以出狱。事实也给了李鼎铭一次深刻教育。给李力果(李烈飞)的亲笔信也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境界。全文抄录如下： 　　烈飞儿入览： 　　汝之被拘也，余初闻之，甚觉伤心，屡欲与汝写信，而一执笔则悲从中来，不能成书而罢。现而思之，汝果能立志，则此事不惟不足为祸，或者转为福亦未可知，思至此则胸中坦然，故将向日之愁苦悲伤一时尽去，故遂欣然命笔焉。 　　自古有为之士，往往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人见其才智之奇特，事功之远大，多惊为天授，以为非人力所能及焉，而不知未得志之时，早已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增长其志气，启发其知识，一旦出而任事，在人则视为畏途，在已财应付裕如，何者素所阅历使然也。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信然。汝今日虽处狱中，正当年少力强之时，尚能置荣辱于度外，一意借此为修省之机会，则铁窗之下非唯不足以困乏身体，反可以修养心性，以视终日哭泣悲伤作为妇孺之态者，其得失相去几何哉。如果有志上进，甚勿河汉斯言。 　　至于经费一层，余已与常颜亭写信，托其设法补助，求人说话，需视有机可乘，方能生效，余将相度机宜，徐图拯救，汝当安心待之。汝兄现去安边求事，家中长幼均安，时当炎暑，保汝身安汝心，自当有重见天日之时，老人所以望汝者，如此而已。此布 　　父示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鼎铭对儿子李力果由不赞成参加革命，转变到同情和赞扬：“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建人不能建之功。”鼓励其子坚持革命斗争意志。 　　抗日初期，我们党的策略和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到抗日阵容中来，建立一个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增强抗日力量。对于李鼎铭，是尽力团结争取的。当时，我们党的地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对他进行争取工作，例如通过他的学生张汉武、艾楚南、曹力如等，利用过去的师生关系对他进行耐心的帮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937年我八路军进驻米脂县后，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爱护人民的行动，他更赞叹不已，常对家属亲戚朋友讲：这是天下少有的军队……。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深入敌后，大显身手，抄后路，出奇兵，平型关一仗，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大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相反，他看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军队连打败仗，丢城失地。从此以后，李鼎铭从思想上逐渐认识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国民党是采取不抵抗主义，是违背民心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革命政党，彻底改变了过去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并且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李鼎铭很关心抗日和国内外大事，大约在1938年的夏天，他和两个儿子在议论时局，谈到共产党八路军时，父子三人一致认为八路军纪律严明，仗打得好。李鼎铭还说共产党做事得人心。他尤其佩服我党的领导人，说他们是有治国本领的人，国民党比之差得很远。可是，他对共产主义能否搞成是信心不足的。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人设想共产，但没有搞成。他认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比历史上那些人更有远见，有本领，但是共产主义能否在中国搞成也是个问题。李鼎铭作为旧社会的文人，他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唯物史观，自然不懂得什么是科学共产主义，而把一些封建的或改良主义的观点，看成是与共产主义一样的东西。但这时，他不仅不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崇敬共产党，开始倾向革命，在他的世界观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转变。 　　1939年，他的二儿子李力果(当时任山西新军四纵副司令员)携同妻子王仲逸由山西返延安途中回家探亲，还带了一些随行人员，他的言行对李鼎铭先生的思想转变起了新的促进作用。李力果回到家中，有不少老同学、老朋友来看他，这些人中间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个姓冯的是米脂县国民党党部的头目，很反动，是力果的老同学，他与李力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根本的分歧，这时力果就把这个家伙训了一顿，并把他发送走了。 　　李力果在外多年，此次回家，父亲格外热情。他看到父亲的思想比过去大有进步，也很高兴。于是父子二人先后谈了七天，由家庭、村中琐事，到国家大事，无不谈论。李力果先从国际上讲了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倒了沙皇，在世界上第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剥削，人民当家作主，过上了好日子的情景。然后又讲了国内形势。他说，国民党顽固派由于抗日初期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丢了大片国土，现在进而发展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现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已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永远是达不到的。同时，李力果进一步从理论上给父亲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前途等问题以及我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意义。这时李鼎铭坐在炕上，一边吸着水烟，一边静静地听着儿子的讲述，并不时地点头，当然，在听的过程中，李鼎铭也提些问题，如他提出，陕北共产党和红军在打土豪、分田地中，为啥杀了那么多人……。李力果一方面向父亲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明在土改中不杀一些土豪劣绅，就不能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劳动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因此，杀了一些坏人，也是应该的，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又耐心地向父亲解释，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犯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使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最后，李力果还鼓励父亲要多学习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这时，李鼎铭由衷地高兴，感到还是儿子参加革命好，比自己懂的道理多，于是他的精神状态也大变了。后来，李力果又要求其父与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交涉，释放了原来被扣押的二百多名共产党员。经商议、交涉，此事妥办。本来，李鼎铭对家庭的管理完全是封建式的办法，不仅经常训斥儿子、儿媳，甚至叫他(她)们下跪等。规定儿子进屋，先要站着讲话，他让坐下来才敢坐。可是对李力果和儿媳王仲逸，态度完全是两样，可以随便坐下来说话，也很客气，完全平等。连他的老伴也给别人说，老头子自从二儿子带回革命的媳妇，现在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1939年秋，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制造反共磨擦，带来了一个团的兵力，妄图赶走八路军；米脂县国民党政府也乘机派出保安队妄图逮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有一次在米脂县东乡把我地下区委书记李之林逮捕走了，当时区委立即派人进城给县委报告(未公开)，县委和驻在城内的八路军联系，叫我们城防部队加强对城门口的警戒，当敌保安队带李之林进城时，被我守门的哨兵挡住，被绑的李之林机智地说，我是老百姓，他们无故抓我。敌顽兵胡说了几句，讲理又无词，只好灰溜溜地向他们的县政府去报告。李之林被我们哨兵带回，但尔后国民党县政府又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要人，我方坚持不给。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将人交给有声望的社会人士李鼎铭先生处理。当然，李鼎铭很清楚，李之林是共产党员。在双方的人走后，李鼎铭对李之林说，你先吃饭，吃饱了再走。这桩政治案件就这么解决了，反动当局也无可奈何。 　　1940年秋，我驻军在征收抗日救国粮时，遭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的反对。怎么办?李鼎铭先生是当地一位具有爱国热忱的著名绅士，只有请他疏通。于是，我党的县委书记李万春同志去找李鼎铭先生，请他出面向国民党米脂县县长做工作。开始他有点犹豫，但经李万春同意反复交谈之后，他同意找国民党县长商谈。李鼎铭先生很会讲话，他见了国民党县长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自古天下的军队不背粮，不背锅，现在抗日当头，你不让征粮，那么八路军吃什么?他们没有饭吃又怎样打日本鬼子……。”李鼎铭的义正严辞，使国民党县长无话可说，只好允许八路军在米脂县征收抗日救国粮。 　　四、与党合作 谱写新章 　　与党合作参政事，抗战救国尽天职。这是李鼎铭先生一生经历中的重大转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为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建设边区，也相应的改变了农村的土地政策，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同时，在边区实行了普选的民主政治。1937年冬开始，经过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的投票选举，建立了各级参议会和民主政权。1939年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确定了巩固精诚团结，加紧抗日动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边区建设大政方针。从此，陕甘宁边区逐步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典范。 　　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为了照顾一切抗日的阶级，特别是中间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以便同一切抗日的人们，实行民主合作，为共同抗日救国而奋斗。“三三制”政策规定，边区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一切政权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分配上，必须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 　　1941年8月，米脂县的三级选举开始了。李鼎铭先生不仅竭诚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和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而且公正无私，对劳苦群众同情热爱，深得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因此，在这次普选运动中，他荣幸地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1941年10月，县参议会开幕了，由李鼎铭先生主持。在会议中，有人以米脂特殊为借口，对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提出异议，李先生批评了这种错误意见。他说：“米脂县自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它又是整个边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地方上的局部利益来损害边区的整体利益，不能违背整个边区的金融政策。”在大会讨论和表决各种提案时，他又特别提出几点注意事项。他说：“对于提案，一不要主观主义看问题；二要照顾到人力物力财力的条件，不要凭理想办事情；三要增进米脂国共两党合作。”李鼎铭的这些意见，对开好参议会讨论会，起了指导作用。 　　米脂县在选举边区参议员过程中，当时中共米脂县委和群众团体，纷纷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米脂县委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其中有共产党员4名，国民党员1名，公正绅士4名。在公正绅士名单中包括了李鼎铭、贺连城、马济川、姬伯雄。竞选结果，王震、马明方、李鼎铭、贺连城、姬伯雄、李健候等均以多数票当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在延安隆重召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中心任务是要进一步贯彻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五一”施政纲领，实行三三制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而成为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参议会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发表重要演说。他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毛主席还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最后，他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李鼎铭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演说，内心非常激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并且感到特别兴奋和鼓舞。他觉得毛主席的话，说得这样透彻，真叫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确实真心诚意，感人肺腑，他深表敬佩。 　　这次参议会到会正式议员188名，候补议员15名。在参议会的选举中，经议员小组讨论，提出贺连城、白凤梧、马阁臣、徐特立、路志亮、谢觉哉、高岗、安文钦、张邦英、李鼎铭10人为正副议长候选人。投票结果，高岗以152票当选为议长，谢觉哉(139票)、李鼎铭(129票)当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结束后，在全场热烈掌声中，李鼎铭老先生拄着手杖，慢慢地走上主席台。他从容不迫地发表了就职演说。当时，全体参议员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个子不高，脸颊消瘦，但精神饱满的老人上台讲话，台下顿时一片寂静。李鼎铭在做了自我介绍后，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他说，今天选举我，我觉得很惭愧，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他又说，我是一个无党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是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我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逼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劝告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他还说，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我想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的地步，我们从他宣布的政策、纲领和三三制，就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居三分之一，其他居三分之二。大家都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于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是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抒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我们看到，应该发展的事就去发展，应该充实的事就去充实，自然抗战建国都能成功。 　　李鼎铭这篇热情洋溢的演说，一方面讲明了他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表明他竭诚爱国、民主参政的一片热忱。总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值中华民族存亡危急的严重关头，他秉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战的道路。这时候，李鼎铭已是60岁高龄，然而他抗战救国的壮心不已，对民主参政，建设边区，尤具远见卓识。这正如后来谢觉哉同志所赞扬的那样：茹旧含新自来俊杰识时务，知微见著毕竟聪明属老成。 　　在参议会的第十五日会议上，进入选举政府正副主席及政府委员的议程。在选举中，经毛泽东提名，提出李鼎铭、林伯渠、高自立、南汉宸4人为正副主席候选人。大会以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当场开票结果，林伯渠以184票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以123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这时，李鼎铭心想，担任一项职务犹感难以胜任，又岂能一身二任呢?于是在参议会第十六日会议上即向大会提出：以本身现已任副议长席，昨日又被大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依法不克兼任，何去何从，依大会意见是遵。当时，经大会决定，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免去了他副议长的职务，副议长席由大会补选安文钦先生担任。 　　1941年11月22日，第二届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及16位政府委员，在参议会礼堂宣誓就职典礼，边区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及来宾千余人出席，由林伯渠主席领导全体政府委员举手宣誓，“誓以至诚，执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之施政纲领及其决议。”宣誓完毕后，每位政府委员还在就职誓词后面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李鼎铭先生全心全意地集中精力，担当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光荣重任，开始谱写同中国共产党真诚携手合作，直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新篇章，这是李鼎铭生平中光辉的一页。 　　五、精兵简政 倡议卓超 　　李鼎铭先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后，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而抱明哲保身的态度，相反，他勇于负责，勇于为人民利益献身，对于团结各方面人士共同抗战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精兵简政的主张，就是李鼎铭的重要贡献之一，而且这个思想至今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41年和1942年，我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图迅速灭亡中国，集中了它侵华兵力的绝大部分和几乎全部伪军，向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日本铁蹄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借以摧毁我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而国民党顽固派不仅继续实行其消极抗日、避战观战的反动政策，而且加紧了降日反共的罪恶阴谋。由于日伪及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扫荡、封锁、进攻和夹击，加上连年灾害，我解放区生产和军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相对缩小，而军政机构及人员相当庞大，财政经济面临极严重的困难。尤其在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民力物力财力都很有限，财政经济困难更突出。当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这种矛盾和困难，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抗日根据地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这就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对于如何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是大会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广大议员群策群力，共商国事，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加强边区建设，各抒所见，献计献策，并就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方面提了大量提案和建议。李鼎铭在这次参议会上，怀着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先后提出了好几条提案，其中最关重要、最有影响的就是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但是，对于精兵简政这一议案，在酝酿过程中就有些议员不赞成，甚至有人怀疑怕被国民党利用，削弱共产党力量。他们奉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议案，认为，一来参议会不一定通得过，二来共产党不一定会接受。李鼎铭目睹当前抗战面临严重困难的实情，内心极为忧虑，经过再三思考，扪心自问，面临国难当头之际，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战胜困难，共渡难关吗?同时，他进一步想到毛主席在参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说，要求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号召，从而增强了勇气信心。因此，在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主动地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商议酝酿，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完整提案。提案要求：“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提出了五条解决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的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这一提案提出后，果然反响很大。当时有一些议员认为，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还要提出精兵简政，简直是自己束手待擒，觉得不可理解。但是，大会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大多数议员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及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上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因此，最后在提交大会表决时，得到参议员165票的多数拥护通过，并且作出决议，交政府速办。 　　对于精兵简政这一提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特别重视，当时，毛主席在繁忙工作中，仔细翻阅了参议会的每一个提案，并且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尤其对于边区政府副主席、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极表欣赏和赞成，他都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1941年12月初，中共中央鉴于坚持抗日战争，巩固敌后根据地，克服当时严重困难，争取最后胜利，除号召各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生产自给以外，并向全党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这样，精兵简政就成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从此，深入贯彻精兵简政，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包括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都普遍地实行起来了。 　　第二届参议会闭幕后，边区政府在林伯渠主席主持下，先后举行了第一次政府委员会和政务会议，专门就贯彻边区参议会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和决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11月27日下午，在边区首次政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就精兵简政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和说明，特别是针对一些同志对精兵简政的疑虑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李鼎铭说：自从去年因边区受着经济压迫，没有办法，只有自力更生，解决生活。在这个原则下，无论政界军界负责人都在筹划，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本来我在家时就想提出两点提案，但当时我还有点怕，后来经过十几天的会议，加之听了毛先生的报告，林老在政治上指示，我才恍然大悟，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接着，他指出，当抗战建国之时，计划经济的具体办法，只有开源节流，实行精兵简政，在政治方面又可以加强抗战力量。他还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将我们的收支计划提出来，按我们的力量办我们的事，不紧要的机关应予归并。总而言之，军政各界提高质量，减少数量，这是我们政治上走上轨道的重要办法。李副主席的讲话，获得与会者一致赞同。 　　12月5日，边区政府在延安交际处宴请新闻界和文艺界人士，林伯渠、李鼎铭先后发表讲话，阐明政府的施政方针。在林主席讲话之后，李副主席接着阐明实行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李鼎铭自称来自民间，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将在民间所见所闻略之申述，对边区过去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力予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关于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一为开源，一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方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碍抗战建国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的简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最后李副主席还引用汉高祖在关中约法三章，实行简政轻刑，取得成功的历史故事，证明今天在边区行政也应简明，使老百姓易于了解和接受，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边区政府为了贯彻精兵简政，确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实施步骤，并组成了以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的整编委员会，随即给各分区、专署及县市发出了指示信，给边府各厅、处、院等机关发出训令，要求切实贯彻精兵简政，及时拟订编整计划与方案，并且饬令各级政府严厉执行，不得有误。1942年春，精简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一些干部对精兵简政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在贯彻这一政策时阻力较大，执行不力。针对这种情况，李老先生十分着急，他抓住一切机会对于部群众进行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当时李鼎铭对米脂县的干部和参议员说：“边区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这是我提的议案，我说出的话，我绝不自食其言，一定要实心实意执行。”他了解到有些人对精兵简政政策有错误认识时说：精简的意义并非减少军政的能力，而是重在避免浪费，提高质量，总之，是要叫军政更加健全，人民负担逐步减轻。 　　1942年4月，边区政府举行第二次政府委员会议，听取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刘景范同志代表编整委员会总结了编整工作进行的情况。他肯定了前一阶段精简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同时指出了目前还存在的问题。他说：政府在执行精兵简政一案时，没有根据各部门的工作性质和客观情况，做出具体适当的决定，只是坐在窑洞里凭主观想法作出一般的规定，致使精兵简政一案变成削足适履，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李鼎铭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对于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去了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我受人民的委托，当然替人民说话，但今天处于非常时期，不顾军政则人民利益亦谈不到，为了兼顾军政民三个方面，所以才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而决不是只裁减人员，更不是为了削弱力量。他又说，编整委员会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效果很小，编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并应联合中央机关及留守兵团各系统共同进行，方可见效果。因此，他最后建议，邀请党、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编整委员会，统一编整。第二次政府委员会经过热烈讨论，作出决议，指出：为了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函请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军委，共同组织扩大的编整委员会。5月4日，边区政府成立总编整委员会，以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7人为委员，并决定由林伯渠、李鼎铭主持会务，周文为秘书。同时决定在总会领导下，各系统成立分会，并做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 　　9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毛泽东主席在社论中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指示，策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做一个极其重要政策看待。毛泽东针对我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提醒同志们不能处之泰然，必须提起注意。他警告说：“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毛泽东还以气侯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的生动事例，说明我们必须精简庞大的机构，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做斗争，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重要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根本理由，深刻阐明了贯彻精兵简政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为扫除干部群众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中的思想阻碍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2月，边区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在会议的第一天，李鼎铭副主席作了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的报告。他首先肯定了边区政府在实行精兵简政、贯彻三三制、发展经济建设、加强财政工作、减轻人民负担等7个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分析了这些缺点产生的主要原因。他特别强调对干部要加强统一管理和教育，提高品质能力，转变领导作风。工作上要提高效能，分清职责，做到人有专责，责有专属，务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李副主席的报告，对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大家无不拍手赞成。这次会议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简政是精兵简政政策在政权工作中的贯彻，是要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 　　1943年，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由林伯渠、李鼎铭署名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奖惩条例》、《简编方案》等条例条令，为边区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实行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措施，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过三次大的精简，《解放日报》发表了近百篇社论、文章、通讯报道及经验介绍，精兵简政收到了显著成效。 　　1944年1月，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李鼎铭副主席做了简政总结报告，对贯彻精兵简政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做了全面总结。他在报告中首先从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5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在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最后他指出：为了今后的需要，我们必须把精兵简政政策向前推进一步，把它与发展生产、提高军事、继续防奸三大中心任务联系起来，与其他各项政策联系起来，我们首先要在政府系统中把它贯彻到底，同时，希望军队与机关、学校也继续努力贯彻它，为着全世界打倒法西斯强盗，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工作还应该加强，我们还应从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5个方面，做我们尚未做彻底的工作。李鼎铭的报告说明，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宣告胜利完成。 　　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我们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准备胜利反攻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因此，它就成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由于实行了精兵简政，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李鼎铭先生当年提出精兵简政提案的重要贡献也就在这里。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在1944年二届二次参议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前年冬季，本李副主席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的精神，公布简政实施纲要，纠正了政权制度上的各种旧型正规化偏向，从而确立了领导一元化的体制，反对了工作中官僚主义倾向，提高了工作效能。”1944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也对精兵简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因此，对于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精兵简政倡议，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彻实行，取得显著成效，其历史功绩，人们至今仍在纪念着。 　　“三祝华封非偶然，连绵福泽岭梅先，寿身仁术兼医国，道德胸藏字五千。”这是林老于1942年给鼎铭先生生日撰写的诗词。说明李老先生不仅懂得医学，能够治病救人，而且能为治国兴邦献计献策，使国家和人民都得到好处。对李鼎铭先生的高尚品德给予了恰如其分的颂扬。 　　六、身体力行 衷心拥护 　　1942年1月的陕北，雪后放睛，大地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纱，显得格外宁静。突然，一辆30年代的福特轿车，沿山间公路蜿蜒而来，朝米脂奔去，不禁引起山城人们的惊讶。原来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从延安回来了，人们不禁翘首凝望，目睹老先生的风采。 　　李鼎铭自从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以后，一直专心致志，忙于政务，以至原任米脂县参议长兼县府其他职务，均未来得及返米清理，当旧历年关，边区政务已有头绪，遂决意返里一行，秘书丁雪松同志同往。同时，李先生这次经绥德回米脂，一来是为探家，二来是代表边区政府迎接建设厅霍子乐副厅长，教育厅贺连城副厅长到延安来。1月12日上午，绥德各界假绥师大礼堂举行欢迎大会，欢迎边区参议会考察刚及李副主席。到会的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一千余人。德高望重的李鼎铭先生，在热烈掌声中登台致词，他以循循善诱的口气将自己在延安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大家，他说：我在边区参议会上听到毛主席的演讲，知道中国社会是两头尖当中大的梭形社会，必须要和“大肚”团结，三三制就是和大肚团结的政策，共产党人应和其他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采取旁观态度。我在政府工作几个月来没有看到党员和非党员差别，相反，他们非常尊重无党无派人士，因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他还特别声明说，我并不是为共产党宣传，而确实共产党并非虚伪诳骗，我也是“大肚”阶层的人，在保障人权、财权的条例中，正和我们的要求差不多，所以有些干部的旧有成见也应该消除。李鼎铭最后强调指出，三三制的实行，必须打消主观主义和本位主义，要站在客观的地位考虑问题，服从全局的利益。现在全世界的大敌是法西斯，所以大家都要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共同的敌人。李鼎铭在这里说的大肚，实际就是指中间阶层人士，说明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为团结各阶级、阶层人士，共同抗战建国。欢迎会毕，当地官绅设宴款待，随后李副主席登车离绥赴米。 　　1月13日，李鼎铭回到米脂，各界人士感到格外亲切，欢迎更为热烈，来访者络绎不绝，干部请示工作，一般人士请安问好。有反映对地方工作意见的，有询问有关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和国内外时局的，他均一一接待，并以诲人不倦的精神，耐心给以说明和解答，常到深夜仍无倦容。在米脂东街小学礼堂举行的各界欢迎大会上，李鼎铭着重说明了边区参议会通过的五一施政纲领，政府一定要切实执行，尤其对于贯彻三三制政策和保障人权、财权各项特别注意。他说：我们向来在地方上最为惶惑不安的是感觉党员专权，我们的生命财产似乎无保障，今天请大家放心，就三三制说，边府已经实行了，象我一个非党员，但在政府里却从未感到对我不信任，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总之，无论党员或非党员，有什么地位就有什么实权。关于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政府已经公布，一定要彻底实行，叫人人都得到安居乐业。最后他还说：我今天讲的话，大家不必疑惑，如果政府有考察不到之处，还希望大家随时向参议会或政府反映意见。李鼎铭的讲话，当时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好评，认为他讲的都会说到做到，深信不疑。当时《解放日报》记者特为此晋访，询问对绥米之行观感。李鼎铭高兴地作了详细地阐述。他特别指出，绥、清、吴三县政权工作尚有新气象，县参议会亦初具规模。三三制开始实行，惟对三三制的真义了解还不够，旧的作风依然很少转变，干部程度不齐，一部分土地革命时代的老干部，工作方式还是老一套，关门主义，包办作风浓厚；对于人权财权的保障，做得更差，时有随便逮捕禁闭人的事件发生；土地纠纷和在边区境内的挡粮事件，仍未能彻底解决。分区管辖5县，但因专员兼县长，事务纷繁，实际上照顾不周。专员是否兼县长值得考虑。这里充分表明李鼎铭对各级政权工作和干部作风的严格要求。这些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对当地党政机关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十分重要的督促和推动作用。李先生此次在乡期间，经常帮助地方干部，同他们谈话，参加会议，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并且还专程往杨家沟一行，与当地绅士畅谈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真谛和决心，以及延安各方面印象，解释疑虑，纵论国事，深得当地绅士们的拥护和称赞。 　　在米脂停留约有两个多月，李鼎铭于3月20日携眷返延，同行的还有贺连城、霍子乐两位副厅长来延赴任。这次在米脂期间，李鼎铭把全部家产交给了当地政府，把家属也接到延安来。回到延安不久，毛主席接见了他。那天，毛主席派专车接李鼎铭到杨家岭，亲热地把他迎进土窑洞，问他搬家的情况。他说把家产全给了国家。毛主席说，留一点吧!李说，一点也不留了。毛主席哈哈大笑地说：“你真是开明人士。” 　　22日晚，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及中共西北局四机关，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欢迎从绥米归来的李副主席，贺、霍二位副厅长及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80岁老人李丹生先生。毛主席、朱总司令、留守处萧劲光主任等均出席。大会公推谢觉哉致欢迎词。谢老把被欢迎的人一个一个做了介绍，他介绍到李鼎铭先生时说：李副主席以62岁高龄来领导我们边区政府的工作，同时，贺、霍二位副厅长也前来就职，这的确是令我们欢喜的事。接着李副主席被大家拥上台去，他以深沉的语调叙述两个月绥米之行的观感，着重指出：下边干部对政策了解不够，应号召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助协作，以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讲话结束后，由鲁艺评剧团演出节目全本《四郎探母》，晚会开得隆重圆满成功。 　　李鼎铭在延安安顿好了家室以后，就集中精力襄理政务，批阅文件，出席各种会议，忙碌得很。尽管年迈体衰，工作繁忙，他仍好学不辍，经常认真阅读马列著作。他读过《资本论》、《列宁选集》和毛主席发表的文章，每日必看《解放日报》。有的同志关心地劝他好好休息一会儿，认为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花那么多功夫去看书呢?他却感慨地说：知识太重要了，中国人过去就是吃了缺少知识的亏。他还经常对一些同志和自己的老伴说，我如果再年轻20岁，就可以多干20年的工作，那就太好了!可见李鼎铭是多么珍惜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期望。许多同志对李先生这种在工作和学习上的认真态度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无不十分钦佩。吴玉章同志曾经回忆说，1942年，他同李鼎铭先生在公余之暇，时相过从。当时李鼎铭爱谈科学，不但精于中国医药数术之学，尤喜谈易经象数之理，并有许多宝贵创见。他们经常探讨古今中外哲学家关于宇宙观与人生观等问题。他说：李鼎铭对这些谈话很感兴趣，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能发扬和发展中国古代的优良文化。反动派总是说共产党人轻视中国古书，不懂中国学术，这完全是一种诬蔑。因而更能尊重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必能成功。吴老对鼎铭先生的这种进步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赞赏不已。1943年夏，李鼎铭撰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文，用唯物的辩证的群众的观点发掘了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表达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一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文献。 　　中央和边区的领导同志对李鼎铭副主席十分关怀，指示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对他的生活加以特别照顾。大家知道，延安地形是四沟八岔，住宿吃饭都很分散，办公开会还要上山下山，往返走坡路。但他从不计较，总是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并且经常到各单位去视察和指导工作，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平日10里以外骑马，10里以内步行。当时，边区政府给林老和李老配有一辆黑色小轿车，但李鼎铭很少用过，他当了副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没有改变。有一次生活管理员何海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现在是副主席了，干么还抽这杆旱烟袋?他说，我以后还要戒烟呢!他很喜欢这杆精致的旱烟袋，当作工艺品，经常带在身边。平日他买卷烟自己也不抽，总是用来招待客人。开始李鼎铭住在参议会礼堂后沟，出进很不方便。当时正处于生活困难时期，他吃穿从不讲究，并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有信心克服暂时困难，将来形势会渐渐好起来的。1941年年底，边区政府盖了几孔石窑，李鼎铭同林老、吴老都搬到那里去住。中央并且专门给李副主席配备了手艺高明的大师傅。这样生活就比较方便了，住房也宽绰了一些。1944年，李鼎铭过生日时，毛主席专门到李鼎铭家来拜访，李老家特意做了饭菜招待，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笑风生，历时两个多小时，毛主席才和李老一家握手告别。临走时，毛主席还和李老身边的警卫员、管理人员、炊事员握了手。后来，李老对人常说，毛主席真是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李鼎铭为人处事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对中央和边区其他领导人和同志们都十分尊重，对待下级和身边工作人员也总是和霭可亲，平易近人，象对自己家人一样关心爱护备至。有一个警卫员因生活上犯过一点错误，公安处就把他调出去了。李鼎铭说，错误归错误，他责任心强，工作还是好的，就又把他要回来留在身边工作，后来这个小鬼确实表现很不错。另一个警卫员经常不分时间场合，爱喊爱唱，影响别人办公，有时在街上骑马，影响行人安全。李鼎铭发现后，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说如今你是战士了，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谈何容易，一定要克服自由散漫的习性，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作风。但是，李鼎铭对自己的家属子女却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对家里人说，一定不能搞特殊，更不能盛气凌人。有一次，他的小儿子把一个做饭的王师傅给得罪了，那位大师傅脾气很大，卷起铺盖就要走。李鼎铭知道后，首先批评了自己儿子不对，并亲自给王师傅赔礼道歉。王师傅很受感动，表示安心继续为李副主席当炊事员。 　　随着三三制政策的贯彻实施，李鼎铭对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表现出积极拥护和支持的态度。1943年12月，边区召开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李鼎铭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我们的党政军民是一个大家庭，谁也不能把谁当另人看待，在党内和党外也异常团结。我就是个党外人士，在政府和党员亲密合作，一起办事，生活上比党员还好。他认为共产党和过去历史上统治阶级的争天下是不同的，确实是为广大劳苦群众谋利益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认真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李鼎铭同党的关系也日益融洽起来，并且通过他又联系和团结了一批有影响有声望的开明绅士，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每逢有什么重要事件，他都愿意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所以他和毛主席建立了直接的书信来往。米脂县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乡，著名绅士李健侯根据他多年积累的有关李自成的资料，撰写了一部40回近35万字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并把这部著作书稿交给李鼎铭转呈毛主席审阅。1944年春，毛主席看过之后，高兴地写了复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多为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毛主席的这封信，充分肯定了《永昌演义》作者李健侯先生的功劳，同时又批评指出了这部书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有贬抑其整个农民运动的缺点，然后又阐明了农民革命运动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建议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部书加以改造。《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又名李宝忠，系米脂县前清进士李少川的后代，当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毛主席给李鼎铭复信后，同时送给作者二百元以资鼓励。李鼎铭即刻委托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代笔给李健侯写了回信并附了钱。由于李健侯先生的较早去世，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而李鼎铭对于毛主席给他的这封信，却是非常重视和珍惜的，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家里，现在已成为当年毛主席同李鼎铭建立密切关系的见证。毛主席的书信手迹，也成为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可喜可庆的是《永昌演义》这部40年前写成的历史巨著，在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的支持下，已于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同读者见面了。老前辈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李鼎铭先生自参加边区政权工作后，一再表明，他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快乐地同共产党休戚相关，合作共事。1944年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G·斯坦因来延安访问，曾同李鼎铭作过一次较长时间交谈。后来在其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文中收入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李鼎铭先生说：“第一，我对于共产党的反对，因新民主主义的实行而克服了，这和我认为中国人民的战时战后的需要相符合。” 　　“第二，当我把选举和旧日国民党统治下的选举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选举绝对诚实、自由、平等，绝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虽然老百姓知道我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和他们以前的若干作法，但是老百姓仍然选了我。” 　　“第三，1941年，国民党反对边区，反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行动，使我相信，不管年老体衰，必须参加政府，以便保持对日作战力量，救老百姓。” 　　G·斯坦因先生的客观报道，正好从客观方面证实了李鼎铭同共产党休戚与共，忠诚合作，身体力行，衷心拥护三三制政策的贯彻执行。 　　七、开诚布公 赞助整风 　　1942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自身的建设，克服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了一次以整顿三风为宗旨的全党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他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的党风、学风和文风都有些不正的地方。因此，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实际就是全党整风的总动员。李鼎铭先生出于诚心与共产党合作，始终热情赞助党的整风运动。 　　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政策。三三制就是抗日时期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建设上的具体体现。但是，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是在1941年才开始的，对于一些干部来说还是一件新事物，一种新关系，双方都不大习惯，缺乏经验，特别是在一些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旧思想、旧作风，对党外人士不信任、不尊重，工作中包办代替，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正如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在回忆中提到的，“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和一些中间人士的关系，一度搞得不十分好，把李鼎铭当客人，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不尊重。”因此，有时不免发生一些隔阂和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对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李鼎铭对于工作素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著称，特别对于共产党贯彻实行三三制政策，他一向是十分关注的，对于这方面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他也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因而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1942年4月，边区政府举行第二次政府委员会议，听取政府三个月工作报告，李副主席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政府前一段工作的成绩，同时，尖锐批评了当时工作中的缺点。他说：五一施政纲领及精兵简政两个重要的决议，政府已经努力实行，如三三制的推行，县参议会的改选，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的公布，政府各级人员的编整，做了不少工作。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未达到令人满意之境。推行三三制，把数字摆出来是容易的，主要是应该贯彻三三制的精神。他说，在延安感到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全无隔阂，在下边各县并非这样，党员依然以主人自居，事事包办，党外人士也自以为在做客，不肯多讲话，讲了话，也未必被采纳。人权财权条例虽已公布，下边任意捕人、捆人、处罚人的现象，仍时有所闻。对于工作中这些缺点和问题，李鼎铭是十分重视的，他特别强调建立正规制度的必要性。他说，边区工作中缺点的中心所在是没有系统的工作制度和秩序，边府一些命令尚欠慎重考虑，不估计这些命令到了老百姓中间是否能做到，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诚恳的接受。他特别指出：对边府以下各级机关干部要加强教育，必须实行奖惩制度，有赏有罚，然后政务才能走上正轨。当时边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并且完全接受李鼎铭的这些十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边区的党内外关系，看来在一些下级机关的问题确实比较多一些，但在延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在少数同志中间，在某些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缺点。在边区政府中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最突出的是有一次边府召开政务会议，要制定通过一个有关土地问题的政策。这次会议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但具体内容事先没有同他很好商量，因而他对此很不满意。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他没有发言，在会议结束时，他说：“俺没意见”，但在形成正式文件签发下达时，他却不肯画行。原来他说“俺没意见”，实际上是很有意见，这件事当时引起林伯渠、李维汉等同志的特别重视。他们认为三三制政权建设搞得好不好，主导方面是在共产党员。因此决定由秘书长李维汉同志去同李鼎铭及其他党外人士分别交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一个晚上，李维汉专门拜访了李鼎铭。李维汉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李鼎铭问：“为什么?”李维汉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李维汉接着开诚布公地作了自我批评，希望李鼎铭对边区领导和他本人多提意见，以便把边区工作搞得更好。李鼎铭当时本来意见很大，但看到李维汉的态度十分诚恳、虚心，因此火气就消了一大半，他便坦率地谈了自己的心里话。李鼎铭说，自从听了毛主席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受到感动和鼓励才出来任职，但你们党上决定了的事情，我不知道，开会事先不告诉我什么内容，只来个条子要我主持会议，这叫我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把我当摆设，还不如回家行医为好。李维汉听了以后，再次郑重说明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宗旨，充分肯定了李鼎铭开诚相见提出的中肯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同时对李老先生思想上存在的这种情绪，也给予了恰当的解释和劝慰。 　　李维汉向林伯渠、谢觉哉等同志汇报了同党外人士谈话的情况以后，当即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李鼎铭提的意见虽然很尖锐，其基本精神是好的，党组织必须注意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设法打破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因而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规定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正副主席汇报工作的会议，参议会常驻会副议长和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再一条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织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各厅、处、院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实行。从此以后，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关系，逐步得到改善，日益融洽，李鼎铭讲话的语气也改变了，不再讲“你们党上”如何如何，而变成“我们团体”了。例如有一次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向他汇报边币发行情况时，李鼎铭以主人翁的态度特别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能泄漏出去。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来延安参观，英国记者斯坦因要采访李鼎铭，边区政府没有派其他干部陪同，只派了一位翻译，李副主席侃侃而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后来这位记者说，李鼎铭先生谈到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担任副主席有职有权时，确实皮笑肉也笑了，可见说话真心实意，表里一致。 　　林伯渠、李维汉后来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汇报，说到边区实行三三制确实起了大作用，现在李鼎铭、安文钦等党外人士有了“边区立场”。毛主席、周恩来听了非常满意。毛泽东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并且指示一定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党外人士，是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1942年5月下旬，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一行抵达延安，该团团长牛友兰先生告诉记者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观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以为建设晋西北借鉴。当日林伯渠、李鼎铭同参观团见面。李副主席首先致欢迎词，阐明陕甘宁边区人民所以能安居乐业，实有赖于晋西北人民之艰苦抗敌。随后，宾主进行了亲切交谈。此次参观团在陕甘宁边区各地参观两个月之久。7月8日和9日，毛泽东亲赴交际处访晤晋西北绅士，在兴奋愉快的气氛中围桌畅谈。毛泽东说，在抗战中团结抗战，胜利后团结建国，这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当时边区政府林、李正副主席及谢副议长都在座。李鼎铭与晋西北绅士参观团，畅谈了自己从政的感想及三三制等问题。他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同共产党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还说，在政府中我是副主席，但同时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例如边区负担问题，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边区干部粗食褴衣，更不忍说重。他最后兴奋地说，从此次整顿三风可以看出，共产党已是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晋西北绅士听了李鼎铭先生发言后，莫不深深为之感动。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在整风基础上把边区干部水平再提高一步，克服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决定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高级干部300多人。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工作时，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非党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从党、政、军、文、财各方面贯彻整风精神，通过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检讨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及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取得了重大收获。李鼎铭应邀出席了高干会，听取了毛泽东、林伯渠等同志的报告和讲话，表示非常满意，对于党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都表示真诚拥护。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李鼎铭、柳湜、贺连城、霍祝三、李丹生、毕光斗等。李鼎铭在座谈会上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对高干会的这些决定，觉得很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我是党外人士，我觉得国共两党是大党，但无党派人士总占多数。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的精神。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如只守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李鼎铭的这些意见，对共产党既有诚心的赞扬，也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帮助。 　　经过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变了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工作和思想作风，在与党外人士关系上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变，出现了合作共事，团结无间的新局面。陕甘宁边区的几位党的领导人，经常与党外人士进行推心置腹地交谈，使他们很受感动。当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在延安发起成立“怀安诗社”时，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得知后，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进来，并相互赠诗共勉。1945年11月2日在李鼎铭先生65岁(虚岁)寿诞时，谢老特赋诗相庆，题为《赴李老鼎铭生日宴》。 　　上述这些事实，就是整风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新关系的生动写照。 　　八、治病救人 中西结合 　　“名相名医道自尊”，这是谢觉哉同志祝贺李鼎铭先生生日的美好诗句，如实描绘了李鼎铭从政犹重救人事业的真情实意。他当时既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但仍时时不忘治病救人，十分重视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 　　李鼎铭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十分喜爱钻研医学，阅读各种医药书刊，尤其精通中医。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乐为劳苦群众解除病痛疾苦，早已成为米脂县人所共知的名医。 　　在延安时期，李鼎铭老先生不仅忙碌地操劳边区政府的各项政务，同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早年擅长的本草方剂之术。公余之暇，他经常给中央和边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及其他群众看病，被人们称为医教巨臂。有一次毛主席在长征途中患的关节痛复发，甚至胳膊也抬不起来。李鼎铭得知后，利用中医加按摩给毛主席治病。那时卫生处有的同志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给毛主席用中药。毛主席说：“还是试试看吧!”最后在中药调理下，再加上李鼎铭先生的按摩等方法，使主席胳膊疼痛消失，活动自如。所以，后来毛主席有病就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有时候李鼎铭还用按摩的方法，结合进行治疗，效果都很好。在看病的时候，还彼此讨论中药的性能，治疗的道理，战胜疾病的方法，以至中医保健知识，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等。 　　当时延安有几个医院都是西医，对中医持不承认态度。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他看病开药，甚至让中医看病用药，不给报销医药费。人们对于中西医孰是孰非，很有争议，中西医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倾向：一种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保守，主张废中医，立西医。另一种认为西医止于皮毛，只有中医才是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因此鄙视西医，而独尊中医。有一次，毛主席特意向李鼎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他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毛主席不仅自己十分相信中医，还介绍李鼎铭给周恩来同志、朱总司令、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在一些会议上，常常谈到中医中药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相结合。有一次，毛主席把别人送给他的人参，自已舍不得享用，而特意派人送到李鼎铭处，并附有一封信，说明这人参供他配药使用。这对李鼎铭的中医事业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期间，前方送来的一些痼疾病人，经李鼎铭用中医治愈的也有不少。 　　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中西医群众组织，经过李鼎铭的大力提倡和实践，中医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从而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发展。李鼎铭担心自己的中医技术后继无人，左思右想，希望能把自己的大儿子培养成为一名中医工作者。他的大儿子李振三离家十多年，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铜川做机械技术工作，他提出叫儿子回延安来参加革命工作。经中央同意后，边区政府专门派人带着李鼎铭给儿子的亲笔信到铜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把他的大儿子李振三及其家属接到了延安，使他们全家得到了团聚。李鼎铭特别高兴，连声称道：共产党真行，真行!这时李鼎铭决心把自己的精湛医术传给自己的后代，叫李振三学起中医来。从此，他盼望子继父业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李鼎铭对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特别关心，他曾倡议并亲自举办中医训练班，得到了边区党和政府的赞助与积极支持。并且一再号召要加强中西医合作互助，开展卫生运动。1944年7月，有个记者专访李鼎铭副主席，提出有关中西医合作的三个问题：一、关于动员和组织国医(即中医)参加群众卫生防疫工作的问题；二、中西医合作问题；三、国医的改良及其内部的团结问题，请其发表意见。 　　对于上述提问，李鼎铭逐条作了答复。他说，国医如能发挥集体力量，不仅百病可医，且对群众卫生运动将有莫大贡献。但若将散布于农村的国医组织成一支强大力量，却并非易事。为此，国医研究会的工作必须扩大和加强。关于中西医合作问题，李鼎铭说，这是在外面斗争得异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真理而工作，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能彼此打开大门，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恃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做到密切合作，是有前途的。过去曾有人主张中西医分工治病，外科由西医治，内科由中医治。但老实说，中医在内科方面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另外也曾有人主张国医可介绍药品给西医，西医可告诉国医一些生理卫生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些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但由于中西医的根本讲究不同，因而药品用法也就不同。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在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但要完全化除成见、消除隔阂，做到诚心诚意的合作，却也不是一个短时期的工作。为此，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的机会，互相谅解，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开诚布公地讲出来。至此李鼎铭特别批评国医某些宗派保守观点，并表示自己愿意首先以身作则，将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以号召所有国医立即纠正这种保守观点，并虚心向西医学习科学。 　　最后关于国医的改良问题，李鼎铭说，目前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就是：(一)整理复杂的医书，研究过去的经验，而加以适当的选辑，以供国医及其后学者学习。(二)增加国医的治疗设备和对病人的保养调理工作，采用西医的护士制度。(三)研究和提炼中药，炮制各种特效的丸散膏丹，以提高国药的功效。同时，对国医在道德及作风上的改良问题，李鼎铭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接着，在7月中旬召开的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及边区政府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李鼎铭在工作报告中，又特别强调卫生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人民卫生工作也开始引起注意，反巫神斗争开始进行，卫生机关和医务人员开始走向群众，中西医开始合作。他还突出表扬了毕光斗委员，在延安领导的大众卫生合作社；劳动英雄张清益领导的助产训练班；定边卜掌村的模范中医崔岳瑞；清凉山卫生所的模范西医阮雪华与白浪。他认为这些将是边区文化大进步的起点。最后他在谈到边区卫生工作的任务时指出，为了抵抗疾病，保护人民健康，要做到每区有一个医务所或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家必须有一个适用的厕所，从而改变边区的卫生面貌。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文教大会，李鼎铭在大会发言中再次对过去轻视卫生工作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论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都只有一个方向和目的，就是为群众服务，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救命”的工作。他号召各级政府要重视卫生工作，努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中西医要密切合作，注重预防为主，形成人人讲卫生的新风尚。李鼎铭还极力主张公开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使祖传秘方为广大群众服务。在这次文教大会卫生小组的讨论中，与会者热烈响应李副主席的号召，子州中医马汝林先生当场将两本秘方献了出来，成为中西医合作的范例。其他医生也先后讲出了自己特有的经验与秘方。 　　同年11月，在李富春同志和李鼎铭副主席指导下，召开了中西兽医座谈会，到会的除文教大会的全体医药代表外，还有延安各医务机关负责同志及中西医生等共百余人。国际友人马海德、阿洛夫、傅莱、米勒等医生应邀参加。在座谈会上，李鼎铭又强调指出：过去中西医不合作，乃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今天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政府可以保障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大家都要打破门户之见，中西医多接触，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的办法。 　　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大会推举李鼎铭先生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中西医务工作者，打破过去的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并争取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1946年4月，李鼎铭向记者发表政见，在谈到医务工作时，他特别指出，对于边区人民的疾病死亡要设法救治，要普遍发展卫生事业，实行中西医合作，大家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场上，以期达到人财两旺的目的。1946年5月12日，为纪念国际护士节，李鼎铭欣然题词：“更进一步完成伟大的救人事业，减少群众的疾病死亡。” 　　李鼎铭先生身体力行，对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九、深谋远虑 建设边区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军队和工作人员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1942年10月，在边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他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李鼎铭副主席应邀列席了边区高干会议，仔细看了毛主席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高度赞扬中央的正确决策。他说这个文件完全是从实际中来的，没有一句空话。报告中提出的东西，某些能作到，某些不能做到，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也不能再加什么话了。关于减租减息问题，李鼎铭说在今天抗战的环境下，要叫农民有很大的兴趣种地生产，必须要对他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减租减息，同时也要保证实行交租交息。 　　1942年12月，边区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李鼎铭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除了总结精兵简政和三三制工作外，着重总结了边区在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成绩与问题。他指出，边区政府目前必须集中力量抓紧两项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他认为农业方面要制定开荒计划，发放农贷，鼓励发展耕牛农具，提高粮棉产量，保证军民粮食供给。工业方面要发展纺纱织布、造纸、制造毛毯、肥皂，除边区自给外，争取外销。财政工作方面着重开源节流，整理税收，减轻人民负担。李鼎铭的报告，体现了边区建设的正确指导方针。 　　陕甘宁边区为了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制定颁布了土地租佃条例草案。1943年1月，有记者专访李鼎铭副主席，征询对于新颁布的这一条例的意见。李鼎铭说：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的颁布，乃是政府本着照顾各阶层利益的原则，贯彻边区施政纲领中所规定的保障人权财权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的具体实施；是政府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并完全适合抗战中各阶层共同利益所制定的。因此，它是最合理最进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各级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他恳切希望边区各阶层人士，也应毫不怀疑地加以赞助和拥护，以求这个条例的贯彻实现。他指出，条例规定地主应尊重农民的佃权，所以要实行减租减息；同时规定农民应尊重地主的地权，所以要实行交租交息。只有这样才能使地主与农民各安其业，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并且造成边区内部各阶层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李鼎铭对记者的谈话，后来登载在《解放日报》第一版的显著地位，对政府政策起了正确解释和及时宣传的作用。 　　边区政府为了奖励劳动英雄，推动生产运动，1943年11月在延安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代表大会，出席的劳动英雄及模范代表200余人。李鼎铭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说，原为穷苦地方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能获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共产党和八路军谋到的好处。人民要拥护共产党、拥护军队，才能保住自己。我们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就有办法。他们非常关心老百姓，唯恐老百姓没吃没穿，对穷苦老百姓更是体贴得无微不至。今年边区丰衣足食，反观边区以外，则是难民走投无路，饿死的老百姓一堆一堆，到了边区真如上天堂一样。为了进一步搞好生产，李鼎铭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特点，还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设性意见和办法。他说：丰衣方面，首先要推广植棉，自织自纺，做到家家户户纺织；其次是推广栽桑养蚕，发展丝织品；再次就是发展皮毛，纺毛织布制皮子。这是解决陕北穿衣的三种重要办法。谈到发展农业生产时，他又说：农业较任何事都重要，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多翻地，至少做到种庄稼前收获后各翻一次，翻得好，庄稼根扎得深，长得茁壮茂盛。二是多上粪；延安老百姓还不注意这一点，以后应注意积粪，积肥料。三是多锄草，粮打得多，质量也高。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他还建议多开荒地，多种洋芋，因为洋芋可当饭吃，又便于储藏，可以预防饥荒。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63岁，行将就木，还有什么野心!我只希望边区家家户户都有吃有穿，都能丰衣足食，就达到了我的心愿。” 　　李鼎铭先生的讲话，表达了他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热忱，到会听众，顿时报以长久的掌声，表示热烈拥护。 　　为了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关于生产节约的号召，李鼎铭自己个人也订了生产节约计划，并且决定不再领公家发给的衣服被褥，有一次，他对《解放日报》记者说：关于生产节约，我同意林老的意见，至于我自己，也想在这方面努力一下。虽然我年纪已经老了，但我准备采用变工的办法种些地。其次，我到延安工作两年，公家给我发了很多衣服被褥，今年这些东西不领了，也可以给公家节约一些。他同时还指出，边区生产节约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我们不要自满，目前还要注意节约，扩大生产，保证长期丰衣足食。 　　当时，在延安流行的口号是生产长一寸，革命无不胜。李鼎铭除了在中央领导下，积极指导边区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外，他自己也参加生产。机关分配他八斗粮的任务，一块地在白家坪，种了七分地的大头菜；另一块在罗家坪，离延安十多里路，种了3亩地的高梁。这里作为他的试验田，耕地锄草他都亲自参加，有时工作忙就采用变工的方法。另外还有割草任务，割了草晒干上交给南泥湾垦区政府。他一再叮嘱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完成。 　　李鼎铭平日养成了一种廉洁奉公、勤俭朴素的作风。当时边区政府办公用品，甚至连点灯用油都有供给标准。据生活管理员何海旺回忆，李老先生总是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从不特殊。对自己的生活用品，吃粮标准是否超过，都要亲自过问。到了晚上，有些同志到李鼎铭家来谈工作，也有人来要求看病，这是常有的事。客人多时，工作人员就把蜡烛照得亮一些。有一次管理员多领了一包蜡烛给李鼎铭家使用，他还问林主席有吗?管理员说明这是专门为副主席领用的。他就说超标准的坚决不能要。李鼎铭生产节约的行动，得到了边区机关同志们的一致好评，都说李副主席真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值得大家学习。 　　1944年12月，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毛泽东主席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李鼎铭致闭幕词。他在说明生产运动的巨大收获与运动中某些缺点之后，特别勉励大家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永远当英雄。他号召农村劳动英雄注意深耕细作，发展家庭手工业，组织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发展生产。 　　距离延安90里路的南泥湾，人称陕北的小江南，确实名不虚传。南泥湾是一条川道，山水相依，有山山不高，有沟沟不深，森林茂密，雨量充沛，气候宜人。这里不但是八路军的生产基地，同时也是陕北的休养胜地，辟有中央休养所，中央首长和外国友人都到这里来休养过。中央为了照顾李鼎铭的身体，在1942年和1943年先后两次安排他去南泥湾休养。第一次是住在香堂，第二次是住在杨湾。当时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大闹生产，把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改变成了粮食满仓、牛羊遍地的米粮川。金盆湾是王震旅长指挥三五九旅屯垦的大本营。王旅长经常来看望李副主席，每次都带些黄瓜蔬菜西红柿等瓜果，彼此之间都互相亲热和敬重。有次王旅长宴请外国友人，还借调了李先生的大师傅帮忙，并邀请李副主席作陪。李鼎铭休养期间，也经常到部队战士和住户群众中去调查研究，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有一户姓马的群众，妻子生病，瘫痪不能行走，李鼎铭曾多次给她看病治疗。 　　在边区建设中，李鼎铭历来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早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他就提出过关于改进和提高边区文化教育的合理提案两件。其中关于健全并发展边区中等教育，提高边区文化而利抗战建国的提案，已编入边区参议会文教案第86案。该案的理由称，西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人尽皆知。抗战以来虽有进步，但一般文化水准仍未提高，故除普及国民教育外，应积极健全并发展中等教育，以提高文化，使陕甘宁边区在文化上亦成为全国模范。这一提案包括了四项内容：一是米中(指米脂中学)增设高中部，绥师改为完全师范；二是提高中学教职员待遇；三是各区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教师训练班；四是政府应制订教育界服务奖惩办法。在提案中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这一提案获得了参议员的普遍赞同和支持。 　　为了推动边区文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1944年10月，边区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文教代表大会，会议由刘景范主持。李鼎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边区工作首先是要发展生产，生产搞好后还要发展文化教育。要大胆地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鼓励民间创作。又说，进行文教工作要照顾人民的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会议期间，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向文教工作的模范人物及优秀团体颁发了奖状及奖品，鼓励人们进一步努力搞好边区文化教育建设工作。 　　1944年12月，边区参议会举行二届二次会议，李鼎铭副主席代表边区政府在会议上作了《关子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他在概述了边区文教工作的过去与现状之后，着重分析了当前文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与任务。首先他批评了某些单位和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的现象，同时指出今后一定要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对继续改造学校，普及识字，扫除文盲，推广读报，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发展抗战新文艺等，他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措施。为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把陕甘宁边区从文化落后地区变为文化先进地区，他呕心沥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是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政策。李鼎铭十分爱护军对，特别关心军政、军民的关系。1942年在边区政府委员会议上，他曾多次指出，过去在军民关系上忽略了一切服从战争的原则，忽略了军队的困难，因之对军队的爱护也很不够。他还说，拥护军队首先干部要尊重军队，教育人民拥护军队。一方面政府要尽可能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另一方面照顾民力的节省，改善动员之工作制度。李鼎铭特别提议，政府应举行一次拥军运动，为以后拥军工作建立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李鼎铭十分清楚，八路军是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重要力量；而军民团结是抗战建国的重要保证。因此，他经常鼓励军民双方注意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各种活动，号召群众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李鼎铭经常满腔热情地赞扬八路军。1943年12月，他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党政军民是一个大家庭，他们都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军队一方面用血肉保卫边区，一方面实行拥政爱民，自己生产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还帮助老百姓耕地收割，一点报酬也不要，这样的军队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拥护军队。刘志丹同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创始人之一。1936年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袭击，不幸遇难，成为民族英雄。边区政府1943年将刘志丹灵柩从瓦窑堡移回志丹县，安葬刘志丹的灵墓时李鼎铭亲自买了挽帐，题写了“民族曙光”的挽词，表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无限崇敬。1944年1月，李鼎铭对记者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吃老百姓的，穿老百姓的，唯独我们的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且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 　　1944年春节期间，西北局欢宴在延党外人士，并征询对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意见。出席宴会的有李鼎铭、李丹生、柳湜、霍子乐、贺连城、毕光斗等诸先生。在宴会上，宾主毫无拘束，气氛十分活跃。李鼎铭即席发言，略述了在南泥湾对三五九旅努力生产的深刻印象。他说，自来当兵叫吃粮，如今咱们边区的军队，不仅打仗是模范，而且生产节约与帮助老百姓，也都是模范。三五九旅某部去年用南瓜洋芋做饭，就节省了3000石细粮。我亲眼看到他们开荒，种菜种粮，拥政爱民，真使我五体投地。他兴奋地说：在军民团结大大改善的基础上，政府工作任务是一定能够顺利完成的。1946年，当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时候，边区党政军民各界，都热烈为总司令祝寿。李鼎铭亲笔题写了“为亿万人寿”的祝词，表明了他对朱老总的无比崇敬与爱戴之情。 　　1944年7月，边区召开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李鼎铭作了题为《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7年以来边区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7年来边区建设的首要目的和边区人民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一切为了抗战，为了前线的胜利。他指出，边区建设的成就，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发展了生产，为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进行了干部教育，为反攻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特别强调，发展经济，普及文化，这是今后进一步建设边区的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并且指出要制定一个通盘打算的全民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计划，限年完成。他说，这种计划代表全体人民的需要，又要依靠全体人民来实行。怎样实现这个计划，应该采取何种道路呢?他认为，组织起来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后他根据一些地区的实际经验，告诉大家说，变工和合作社是实行计划的最好组织者，他号召边区人民不分阶级阶层都参加到合作战线上来，共同为边区国民经济的繁荣奋斗。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李鼎铭副主席致力边区建设，堪称深谋远虑，尽职尽责，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十、坚持团结 坚持抗战 　　1943年，是严峻的一年，是抗战最困难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加紧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一年。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无耻地伪造历史，宣扬反动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共产国际鉴于各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发展，应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进行斗争，因而决定宣布解散时，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了反共内战的步骤。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直接指使下，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托派汉奸张涤非趁机进行反共活动，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撤回驻守河防的6个师的兵力，加上原来封锁边区的十余个师，在胡宗南的指挥下，集中60余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对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我们党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方针。一面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掀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一面动员边区军民积极备战，以便严惩敢于进犯的反动派。 　　这时，李鼎铭义愤填膺，振笔疾书，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七七》的署名文章，痛斥了蒋介石破坏团结，摧残人民抗日力量的罪恶行径。他指出，“抗战到了今日，也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加强抗战的力量，来克服横在胜利前面的困难，以便最后击溃日本帝国主义”。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加强抗战力量，第一是精诚团结；第二是要发展生产。我们一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他写道：“我们全国的任何党派任何部队，都是我们自己抗战的力量，增加一分力量，前途上就减少一分困难，削弱一分力量，前途上就增加一分困难。我们的国家民族处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尽力的增加力量，尚恐不能克敌，若再任性摧残，任性破坏，我们的前途何堪设想。”最后，他殷切地提出，“希望大家都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多批评自己，少责备旁人，大家互相谅解，互相团结，万矢一心，万众一的，迎接最后的胜利。” 　　1943年7月，延安各界举行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群众3万余人，边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均应邀出席。这是一次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大示威和总动员。李鼎铭副主席以持重而激昂的语调发表了长篇讲演，主张坚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政策。他说：抗战能坚持到今日，是由于国共合作，今天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但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存依赖心理，要打败我们的死敌——日寇，还要靠我们自己努力，配合盟国反攻，特别是要靠我们的团结力量。目前有人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它呢?李鼎铭以亲身目睹的事实，激昂慷慨地指出。就民族主义言，6年以来，八路军坚持抗战，得不到任何接济，再接再厉，有进无退，它对国家民族可谓忠心耿耿。以民权主义言，边区召开参议会，所有各级政府人员都是群众选出来的，边区实行了三三制。以民生主义言，边区党政军普遍参加生产，自己动手，并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培养民力，节省民力，民力有余，则抗战即可坚持到底。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边区，我以为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就是反对团结抗战。如有人执迷不悟，向边区挑衅，发动内战，无论它是任何党派的军队，我们都是坚决反对的。最后他说：我们希望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打定主意，反对内战，加强团结。中国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李鼎铭的演说，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他的号召得到了边区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 　　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破坏是不择手段的。除了经济封锁、军事进攻以外，还利用特务进行造谣惑众，挑拨离间，这是它们惯用的狡猾伎俩之一。当时一些反共分子散布所谓“李副主席被撤职”的无耻谣言，妄图达到破坏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破坏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阴险目的。李鼎铭先生闻讯后，震愤莫名。1943年9月，他及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严正声明，题为《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在声明中郑重地指出：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仍然受到陕甘宁边区200万人民的重托，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陕甘宁边区人民，边区政府，共产党不会撤我的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撤我的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只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是不会发生效力的。我为了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和保卫边区人民的利益，号召边区200万人民，坚决肃清这种假借民意，造谣破坏分裂边区的民族败类。李鼎铭最后还说：“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人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这是我亲身体验到的事实。” 　　李鼎铭先生铿锵有力的声明，给了谣言制造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戳穿了国民党反对派造谣中伤，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可耻阴谋。而李先生在诡计多端的敌人面前，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真不愧为一个有崇高爱国精神的仁人志士。 　　1943年9月，延安各界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九一八”12周年纪念大会，群众代表1000多人出席，朱总司令、林、李正副主席依次发表了精辟演说。李鼎铭激昂慷慨地驳斥了国民党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谬论，指出，赶走日寇的唯一办法，是把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贯彻到底。他说：日本法西斯进占东北已经12年了，在它初占领时，国民党当局在不抵抗主义的实施下，将东北3000万同胞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把东北同胞放在肚子里，说什么先安内后攘外，而一味进行屠杀国内人民的战争，直到卢沟桥事变时，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才进行了抗战。在抗战初期，只提出打到卢沟桥的口号，山海关都不说，关外更不用说。可是现在连说卢沟桥的勇气也没有了，慢慢地由抗战到观战。他们打算依靠美英友邦打日本，同时又和日本勾勾搭搭，准备妥协投降。这种打算是亡国的途径，是全国同胞所反对的。最后他强调说，今天我们要恢复失地，赶走日寇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底，一定要把在水深火热中的3000万同胞拯救出来。我们为着坚持抗战，取得胜利，还要动手生产、丰衣足食。我今年63岁了，我一天不死，一天就要打到底。李鼎铭的讲话，受到了大会群众的一致鼓掌，表示欢迎。 　　1944年3月，延安各界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纪念会，朱总司令、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王震、崔田夫、曹力如等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继朱总司令、贺师长、林主席讲话之后，李鼎铭副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内忧外患重重，而今抗战胜利在望，应该是切实准备反攻的时候了。如何准备呢?我认为应该首先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要求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各阶层的全民族的真正的团结。 　　在同年6月14日的延安各界庆祝联合国日大会上，李鼎铭副主席又慷慨激昂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一致团结起来，拯救目前的危机。他指出：第一，学习联合国的团结，要求当局开放党禁，改善国共关系，将包围边区的数十万大军开赴抗日前线，给八路军发饷发弹药，让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抗日前线去，打退敌人的进攻。第二，学习联合国的民主精神，要求当局取消专制独裁，给人民民主自由，让4万万人民将抗战的担子担负起来。第三，全中国要象陕甘宁边区一样，发展经济，要求中央政府严禁垄断统制，屯积居奇。军队要自己动手，耕地织布，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吃饱穿暖，军民一起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李鼎铭的演说，激起了台下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口号声。 　　6月26日，陕甘宁边区接待了第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向记者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他说，我们的总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边区做了四件事：第一，是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并不因此放弃抗战。第二，团结。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是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止发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织布、发展生产。李鼎铭的报告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极大兴趣和好评。 　　在抗战期间，李鼎铭一言一行，正义凛然。他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破坏的严正立场，对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充满决心和信心。 　　十一、大声疾呼 争取民主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政策，使中国人民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危难，生灵涂炭。李鼎铭先生一向以救国救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为其生平夙志。 　　1942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5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七七”宣言，提出了熬过困难，争取胜利，巩固国共合作，为建设战后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响亮口号。有一次，李鼎铭接见记者，兴致勃勃地畅谈了他对新中国的展望，反复强调了坚持团结合作与和平民主的重要性。这时，李鼎铭戴着一幅琥珀框架的眼镜，脸色略带苍老，而眼力却显得有几分威严。他说：“我完全赞同中共这次‘七七’宣言的全部精神，中国不仅需要团结抗战，更加重要的是战后能够团结建国，否则，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依然没有办法实现的。”他认为中共这次适时提出的主张，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发展的规律。他说，这次抗战，各个阶级、全体人民都出了力，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谁都咬紧牙关，拼命忍受，目的是为了将来自由幸福，这些都是决定历史的因素。同时，在战争的锻炼中，全国人民事实上都站起来了，不再是被欺侮的了，此一阶级要压迫彼一阶级，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指出：建国必须团结，团结必须民主，战后新中国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战后新中国的民主从何着手，用哪种体制实行民主呢?具体的民主离不开宪政，想到一部民国史，民国以来军阀时的民主那是假的，民国初期高唱民主，遵守宪法，但事实恰是挂羊头卖狗肉，作为欺骗人民的招牌罢了。尤其在组织国会和普选中，有的是金钱贿赂，有的是送人情，差不多全国皆然，但还是比较文明一些的办法，到后来金钱人情都不用了，直接了当地用兵力来威胁了。这些都是民国史上的羞耻，是否会重演于战后的新中国呢?恐怕不行了，那就不能得到和平。他把旱烟杆靠近灯火，嘴边吐着烟雾继续说：我所希望的普选，是有权有势的人应该站在旁边，不加任何干预，静听公民最后的意见。我是从民间来的，自己有责任为民众呼吁，民众的意见就是世界的公理，所以战后新中国的一切，亦当以民意为依归。他说，历史上假民意的事情太多了。在将来普选中，怎样避免贿赂人情等卑劣的现象，这要靠事实的宣传。这里我们陕甘宁的任务就更重大了，要更多的反映群众的意见，一切以公道与合法为准则，做战后新中国的榜样，并且影响全国。他举边区选举为例，证明民众对民主的认识是一定会提高的。他们已了解选出来的人，原来是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直接代表，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这次乡选，谁也不肯漠然从事了。这时，他盘坐在炕桌旁边，最后缓慢地对记者说，共产党整顿三风，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驱除尽净，正是和广大人民诚心诚意合作救国的表现。希望国民党人士真正站到群众里来，共同为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实现协力前进。这一席谈话，充分地反映了李鼎铭维护团结合作，争取和平民主的竭诚愿望与美好憧憬。 　　1943年11月，为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延安各界举行庆祝会，朱德、贺龙、林伯渠、王震、李鼎铭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在大会上李鼎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随后又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它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上由旧的资本主义进到新的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同时赞扬了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最后他还号召边区人民团结起来，努力生产，加强反攻力量，打倒日本法西斯。 　　陕甘宁边区为了推动全国宪政运动的开展，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1944年2月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各界人士出席的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林伯渠、李鼎铭等50余人。李鼎铭在发言中感慨地说，我在二十几岁时就听说立宪的事，可是到今天我已经60多岁了，宪政还未实现。他对目前的宪政运动，认为必须具备如下的先决条件，即第一要开放党禁，取消“防止异党活动”的政策，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他说，今天的党禁，无异于历史上的党锢，唐、宋、明的党锢没有一次得到好结果，应当引以为戒。其次要实行宪政，就一定要大家讲话，要大家研究讨论，这就必须给人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第三要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均权。这一发言，表明了李鼎铭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迫切愿望。 　　同年3月，李鼎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集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表明了他争取民主的观点。他说，要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应该首先实行民权主义，老百姓能讲话，能办事，能进行地方自治，才有办法动员民众，改善民生，准备反攻。为此他要求迅速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全国的政治民主化。 　　1944年10月，延安各界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边区政府招待美军观察组、外国记者及各界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亦亲往参加，气氛极为热烈。李鼎铭先生即席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只是有了一个中华民国的称号，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相反的是以新的专制主义代替了旧的专制主义。特别是今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背叛了辛亥革命的优良传统，背叛了三民主义，实行法西斯寡头专政”。他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确继承了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实行了三民主义。所以敌后军民已经变成不可摧毁的力量。”最后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法西斯主义政令和失败主义军令，赶快结束他们的一党专政，立即召开紧急的国是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 　　中国著名的抗日救亡活动家、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执行委员邹韬奋先生于1944年7月不幸在上海逝世，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大会，追悼邹韬奋先生。继朱总司令、陈毅将军讲话之后，李鼎铭也发表了讲话。他高度赞扬了邹韬奋的进步作用。他说，目前除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外，中国还处在漫漫长夜中，而邹韬奋先生有如一盏明灯，给全国无党无派各党各派人士照出了一条道路：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战，争取民主，才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对于国民党当局否认陕甘宁边区选的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并企图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陕北各县临时联合参议会”的阴谋行径，李鼎铭副主席于1945年4月发表了严重抗议和驳斥。当时李鼎铭对记者说，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实行专制独裁，玩弄民意，已属司空见惯，惟所谓“陕北各县临时联合参议会”的设立，既然冒称陕北民意，我就不得不代表陕北人民说几句话。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和警告。他严肃而又幽默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异想天开，企图制造流亡参议会，这种办法和它在边区周围加紧封锁，屯集大军，修筑工事等等，都暴露了它千方百计破坏边区和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他继称，反动派的一切打算，都是枉费心机，边区人民真正实行了民主，有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参议会和各级政府，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楷模。一切有天良的人，对于边区人民的成就都欢心赞叹，为什么国民党当局偏要把边区看作眼中钉，必欲破坏之而后快!无疑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不仅会遇到边区人民和解放区人民的坚决回击，而且也必然会遇到大后方同胞的公愤和反对。最后李鼎铭还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认为这种要求的实现，决不是反动派的任何阴谋破坏所能阻止得住的。 　　李鼎铭先生的这种争取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和拯救同胞出水火之中的决心，正是他爱国民主精神的具体表现。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全国人民普遍渴望恢复和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国共两党达成了以和平建国为宗旨的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又一次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不断向解放区疯狂进攻，挑动全面内战。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李鼎铭先生仍能坚定地继续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1946年3月，国民党为发动全面内战制造舆论，到处掀起反苏反共的恶浪。在西安也有一批特务分子和流氓歹徒，纠集了一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进行破坏和捣乱。当时李鼎铭接见记者，发表对时局的观感。他严肃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指友为敌，挑动内战的阴谋。他说：国民党区域有组织的特务在各处威胁和欺骗群众进行反苏反共反民主的活动，乃是阴谋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他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力争和平民主，实现和平建国。 　　1946年8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企图破坏我党中央、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指挥中心。李鼎铭就此向国民党提出了严重抗议。指出这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先声。并且警告说，蒋介石如果继续进攻，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抗战八年，全国人民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抗战胜利以后，能够休养生息，而国民党区仍在继续抓丁征粮，作为内战之用，使成万的人饿死。”他在历述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进行内战及各种丧权辱国的事实之后，指出“这就是清末年慈禧太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传统。”他说：“我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几句老实话”，“边区及各解放区由于执行了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与各种正确政策，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任何接济，但却胜利地抵御了日寇的进攻，人民生活还过得很好。”“现在蒋介石这样打下去究竟有什么出路呢?我看只有自取灭亡。就算美国帮助到底，有了武器，也没有人拿呀!”最后他号召边区人民团结起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为建设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美帝国主义者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1946年10月，延安人民在南关广场举行万人集会，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动员保卫边区。李鼎铭副主席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指出，今天蒋介石独裁卖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较之清政府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尤为严重。他警告说：“我们一定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否则，我们要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1946年10月，高树勋领导的民主建国军的参观团到达延安，边区政府、参议会及联防司令部举行欢迎晚会，首先由李鼎铭副主席致欢迎词。他说，去年高树勋将军领导的邯郸起义，意义非常伟大，他给一切爱好和平反对内战的军队做了榜样，起了带头作用。今天，蒋介石还想挣扎，坚持他的一党专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打击他，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更多的力量打击他。最后，李鼎铭肯定地指出，胜利一定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 　　国民党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成为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主要目标，延安受到严重威胁。1946年11月，边区政府在参议会礼堂召开干部大会，提出了“动员起来保卫延安”的战斗口号。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话之后，李鼎铭副主席接着发表了讲话，讲述了三点要求：一、大家要负起责任，站在自己岗位上，坚决保卫边区；二、每个干部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三、每个干部要抱定牺牲决心，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参加战时工作。李鼎铭的讲话，对边区军民给予了极大的鼓舞。 　　多年来，李鼎铭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阴谋，而大声疾呼，并且进行了长时期的努力奋斗。虽然，实现和平民主，建立独立、统一、繁荣的新中国这一宏伟事业，在他生前没有看到，但他的这一生平夙愿，毕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圆满地实现了。李鼎铭先生一定会欣慰地含笑九泉的。 　　十二、鞠躬尽瘁 丰功永志 　　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原计划在1945年内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时的建议，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及边区政府委员会发起组织筹备，得到了华北、华中及华南各解放区的响应。1945年7月13日在延安召开筹备委员会，选举了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李鼎铭、谢觉哉、刘少白、杨秀峰等25人为常务委员，并选举李鼎铭任副主任。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挑起了全面内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因而没有举行。尽管如此，李鼎铭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声望，已经超出了陕甘宁边区的范围，在全国务解放区也产生了影响。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按三三制原则在普选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正式议员121人，候补议员21人。在这次参议会上，前届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建设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李鼎铭副主席作了题为《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的选举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李鼎铭说，这次选举是边区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对全国的意义很大。他指出，我们的选举，从乡级县级到边区级，都做到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原则，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和英美的民主制比较起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国内外还有个别分子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我想是可笑的。我想要找把持包办，只能到国内外独裁者那里去找。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建立了大家有职有权的民主联合政府。他说，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全国整军协定，奠定了全国和平民主的基础，但是有些反动分子正在继续挑衅，想打内战。他号召全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自私自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他说，我今年66岁了，本来没有什么力量奋斗了，但是诸位参议员为民主奋斗的热情鼓舞了我，我愿意追随在诸位之后，追随在全国社会贤达之后，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奋斗下去。李副主席的报告，正确总结了这次边区选举工作的巨大成绩，有力地驳斥了敌人对边区民主制度的污蔑和攻讦。 　　在参议会进行政府领导人员的选举中，林伯渠以118票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以111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连选连任；刘景范以116票当选新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还选举了林伯渠、谢觉哉、李鼎铭、杜瑞兰、高瑜亭等10人为出席国民大会正式代表。后来由于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爆发，我方代表拒绝出席片面召开的国民大会。在参议会闭幕式上，李鼎铭讲话表示：陕甘宁边区由于获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才得以成为首席解放区，边区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还是依靠各解放区作为长城，因此边区人民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其他解放区致谢。他说，我们不应自高自大，必须好好地向其他解放区学习。尤须提高警惕性，准备应付反动派的袭击。他指出，今后边区建设的三个主要任务为：继续发扬民主，发展生产，普遍发展医药卫生事业。谈到发展农业生产时，他特别强调要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参议会进行期间，林伯渠主席报告，忽闻王若飞、叶挺、邓发、秦邦宪及黄齐生先生等从重庆回延安，因飞机发生事故而不幸遇难的意外消息，会议立刻休会，全体参议员向“四八”烈士致哀。李鼎铭亲笔书写了“为和平为民主而牺牲，虽死犹生”的挽词，以示哀悼。 　　第三届参议会闭幕后，李鼎铭副主席欣然对记者说：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所有党员非党员、各阶层代表都是有职有权，遇事虚心商量，大家如水乳交溶，相处融洽。他表示对与共产党员林伯渠主席继续合作共事，引为愉快和光荣。 　　在这次三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连选连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主要是由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能够积极拥护共产党团结合作、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并为之而努力奋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能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而奔走呼号，因而得到了边区各阶层人士的拥护与支持。正如参议员姬伯雄先生所说：李鼎铭先生连选连任副主席，说明共产党倡导的三三制，实在是各阶层合作的典范，而李副主席几年来为人民服务，人民当然就乐意选举他。 　　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农村最主要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6年11月，召开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李鼎铭副主席作了《减租工作报告》。他针对边区未经土地革命地区之减租情况及土地问题，向委员们作了详细介绍。他特别强调，边区有一部分地主仍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进行着残酷的封建剥削，今后必须继续贯彻减租政策，对个别恶霸地主要进行清算。同时，他建议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要设法调整地主超额土地，并欢迎地主自愿献地。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阴谋被挫败以后，便改变策略，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延安形势非常紧张。当时根据边区政府的部署，李鼎铭等随部分机关疏散转移到离延安90里的真武洞。在这里连豆腐豆芽也吃不上，酱油醋都无法买到，生活十分清苦。在一次转移行军的偶然机会中，李鼎铭遇到了自己的孙子李雪亭，感到非常高兴，亲热地摸了摸雪亭的头，还叫管理员特意烙了油饼给他吃，并且亲切地教导他说，你这次离开家了，要好好锻炼自己，打仗行军都很苦，要有思想准备，克服困难。人贵有志，志贵有恒，一定要有志气，有恒心，要依靠组织，服从领导，向其他同志学习。 　　这年3月，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为了有计划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到处烧杀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陷入了极端艰苦困难的境地。李鼎铬先生虽然年迈体衰，但仍与群众同甘共苦，随边区政府跋山涉水，辗转迁移。边区政府配备了一个警卫排，负责保卫李副主席的安全。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往往是夜间行进，白天休息。李鼎铭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一路心情镇定，很少讲话，随身带着一根金属拐仗，碰在石板上发出铛铛的响声。虽然走得很劳累，但他总是向随行人员鼓劲，说困难是暂时的，不久胜利就会到来。经过长时间地艰苦行军，终于到达米脂县的桃镇村。由于劳累过度，李老身体难于支持，就决定在老家作一段时间的休整。随后又转移到黄河对岸山西临县的木头峪。当时中央有个通知，准备在7月10日前过黄河。李鼎铭感到很忧虑，主要是消息不灵通，联络困难。当绥德敌人被我军击退，便派何海旺去找绥德地委，才与边区政府取得了联系。他本来不愿离开陕北过黄河，但由于情况紧急，不得已只好遵照中央部署于7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同边区部分机关一起渡过黄河，到达晋绥边区临县境内的前曲峪村。李老在渡过黄河之前还特地喝了陕北的泉水，表示他对家乡的萦绕留恋之情。李鼎铭在前曲峪村时，忽然接到林伯渠主席的一封信，请李老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去看病。当时李鼎铭偕警卫一起上路，走了两天的路程，到达中央后委的驻地，给续范亭先生看了病。由于当时病情已经严重恶化，没有来得及服药，就不幸去世了，李鼎铭对此一直感到十分遗憾。 　　长期的转战劳累，李鼎铭的身体更加衰弱，经常咳嗽不止。后来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李鼎铭随边区机关人员回到了绥德义合镇边区政府临时驻地，李鼎铭的不安心情，总算得到了莫大慰藉。 　　李鼎铭同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杜斌丞一贯同情和支持革命，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曾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对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西安事变，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杜二人不但同为米脂乡党，而且李鼎铭早年到榆林中学当教员，就是由杜斌丞推荐应聘而去的。1947年3月，杜斌丞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后来惨遭杀害。李鼎铭闻讯后深感悲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当时他说：杜斌丞先生遇难，一定要蒋介石偿命，不要以为蒋介石猖狂一时，中国的土地将来一寸也不会给他。 　　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政策。继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以后，1947年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1月，中共西北局在绥德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并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这时候，李鼎铭正重病在身，然而他对党的重大政策仍然十分关注，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极表赞同。他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简短数语，完全表明了李鼎铭先生热诚拥护共产党，拥护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并且坚信革命必然成功。这一席谈话，竟成为李鼎铭先生在生命垂危之际，给人们留下的最后遗言。 　　李鼎铭先生一向坚持爱国民主，尤其晚年留下拥护土地改革的临终遗言，高风亮节，可敬可佩，可喜可嘉，影响深远。对于更广泛地团结党外民主人士，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起了十分积极的动员作用。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说：李副主席赞同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拥护土地改革。 　　噩耗从天而降，陕北人民同声悲痛。1947年12月9日，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义合镇，突患脑溢血。虽经边区政府延请卫生院医生及李鼎铭的长子李振三等几次会诊，并由李振三亲自扎针，开方服用中药，但因病势严重，针药无效，终于12月11日上午6时，不幸与世长辞，享年六十有六。 　　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陕甘宁边区人民无不沉痛哀悼。边区政府随即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发出讣告。边区《群众日报》及《晋绥人民日报》，均详细介绍了李鼎铭生平事绩。1948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城内疏属山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祭，陪祭人有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王维舟。参加追悼会的有边区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及干部群众约1000余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及其他解放区，都送来了挽联，对李鼎铭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李鼎铭先生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雄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集团，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挽词写道：“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 　　在追悼大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王维舟副司令员、杨明轩老教育家先后登台致词。他们高度评价和赞扬了李鼎铭老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在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追悼会上，李鼎铭首创的桃镇小学校长李善英先生代表桃镇小学理事会提议，将桃镇小学易名为“鼎铭小学”。追悼会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米脂县群众代表的提议，决定将李鼎铭先生生前首创的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学校”，以资纪念。同时决定在米脂县竖立纪念碑。纪念碑镌刻着林伯渠主席题写的“爱国典范”四个光辉大字，背面记述了李鼎铭先生的生平简介及建设边区的丰功伟绩。现在，树立在无定河畔的高大纪念碑，已成为李鼎铭先生对爱国民主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历史见证，供人们游览瞻仰而百世流芳的革命胜迹。 　　十三、爱国典范 名垂青史 　　李鼎铭先生逝世已44年，但他那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心爱国，一心为民，同共产党真诚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1960年11月23日李鼎铭先生去世13年后，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于李先生故居上方的坡顶之上，修建了李鼎铭先生陵园，重新安葬了李鼎铭夫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以“我国人民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通栏标题，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李鼎铭在延安的照片。 　　在李先生去世34周年，诞辰100周年的1981年，李敬谦、熊宇良在《民国人物传》中发表了《李鼎铭》一文。为李先生作了传记。1982年，惠金义在《人文杂志》上发表了《毛主席和李鼎铭先生》一文。文章记述了毛泽东虚心听取李先生的意见及李先生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感人事迹。 　　1984年5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永昌演义》时，发表了毛泽东给李鼎铭写的评价《永昌演义》的信件手迹。同年9月，榆林中医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榆林中医》(医方选粹分册)。该书收入了李先生的4个验方：一是小儿双补散，主治小儿四肢痿软；二是桃红五苓散，主治血尿、小便不利；三是子悬汤，主治子悬；四是加味八珍催生汤，主治难产、血晕。 　　1987年12月11日，是李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专项拨款，为“鼎铭小学”搬迁回原址修建新校舍、维修李先生的故居、陵园和纪念碑，建立陈列室，在陵园周围40亩地种果木，由桃镇文化站管理。 　　12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爱国典范”李鼎铭》的纪念文章。该文赞扬李先生生前和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三三制”事业作了许多有益工作，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文章中回忆了李先生的生平业绩，该文认为：“鼎铭先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出于爱国的热诚，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的正确道路，这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崇高的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今日自然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赞扬了“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重大贡献”，认为“今日重温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不仅钦佩鼎铭先生的远见卓识，而且深感他提出的财政经济量力而行，要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实行精兵简政，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时至今日，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月24日，中共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爱国爱党，肝胆相照》一文，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在那民族危机、边区危难的艰苦岁月里，他始终矢志革命，携手与我党合作。他那与我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高贵品质，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长白进勋及中共延安地区政协联络组、中共榆林地委统战部和米脂县委统战部等领导和单位都相继发表了纪念文章。 　　延安革命纪念馆和米脂县还举办了纪念李先生的陈列展览，很多领导为纪念李先生写了题词。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题词是： 　　李鼎铭先生为国为民献计献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人士，永远值得纪念。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题词是： 　　开明爱国，名垂后世。尽职献策，功在人民。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的题词是： 　　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典范。 　　广东省委书记黄静波的题词是： 　　为国献良策，功德留人间。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秀山写了两个题词： 　　陕甘宁边区民主人士的模范，共产党人的挚友。 　　铭心革念，鼎盛华夏。 　　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使很多青少年受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在延安举行的《李鼎铭生平事迹展览》上，展出了李鼎铭先生的两件遗物。一件是万宝箱。1941年前，李先生在米脂时，这个小木箱经常放在身边。他在上边既写字、看书、诊脉看病，又当饭桌吃饭待客。李先生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又把这个小木箱带到延安，放在他的办公室里。箱内装着手边常用的文件、书藉、药品、处方及办公用品。所以，人们就称它为“万宝箱”。另一件是狼皮褥子。当年，边区政府后山因梢大林深，野狼成群，不时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1943年，李副主席组织警卫员上山打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见副主席工作繁忙，又年高体弱，窑洞潮湿、阴冷，就在南坬找了个皮匠师傅，将狼皮加工制作，配上褥面，做成了这条狼皮褥子。此后，他生前就一直铺着。 　　在西安市、延安市和米脂县，还召开了纪念李先生的座谈会。原桃镇小学校长李善英发表了《记李鼎铭先生二三事》一文。李先生的孙子李雪亭、李雪林、李雪峰发表了《怀念祖父李鼎铭》、《难忘祖父最后的教诲》等文章。 　　李先生去世后41年的1988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亲笔写了“李鼎铭故居”的横匾。 　　同年10月，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编辑出版了《李鼎铭研究资料选》，为进一步研究李先生的生平事迹提供了较详细的历史资料。1989年，《宁夏史志研究》以《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为题，发表了李先生编纂的《蒙古历史教科书》。这份70年前的教科书，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李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稿。 　　李鼎铭先生的丰功伟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① 选自《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收入本书时标题作了改动。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