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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团结抗日 反对独裁

常银山 常龙编著

1943年，是抗战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郊区全歼了被围的德国侵略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从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接着苏联红军连续发动进攻，把敌人赶出苏联国境，解放了被德国侵占的全部国土。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人民，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法西斯侵略者。9月，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法西斯联盟土崩瓦解，德、日法西斯也将面临灭顶之灾。1944年初，苏军对德国进行连续多次的打击，把战争推向德国境内。同年6月间，英、美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大转变，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极其不利的。由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以及英、美加强了它在太平洋战线的对日攻击，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挨打，最终失败已成定局。 　　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解放区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走向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在初步出现欣欣向荣的情况下，1943年，人民民主力量进入再上升阶段。1944年起，各解放区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在1944年的春季攻势中，党领导的军队又取得了很大胜利，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的主力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8万人，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还有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冀鲁豫区、冀热辽区、晋绥区、山东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华南的东江区和琼崖区等共19个解放区，已发展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550多万。解放区的发展和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本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强大战略包围，为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①，无耻地伪造历史，宣扬反动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共产国际鉴于各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发展，根据各自特殊情况进行斗争，因而决定宣布解散。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企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国民党在洛川召开了反共军事会议，撤回驻守河防的6个师的兵力，加上原来封锁边区的共10余个师，在胡宗南②指挥下，集中60余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击的战略方针，一面揭露声讨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日的罪恶阴谋，一面在军事上作充分的准备。这时解放区人民掀起了强烈的抗议运动，加上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并在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这次反共高潮，在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就被迫停止了，又恢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 　　1943年7月7日，李鼎铭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七七》署名文章，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日力量的罪恶阴谋。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强盗侵略的伟大抗战，已经6周年了。这6周年中，幸赖我们前方将士的英勇抗战，后方民众的努力供给，才不屈不挠地支持到今日。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占着绝对有利的条件，抗战了6年的中国也是非常光明的、有利的。我们全国同胞都以高度的信心和愉快的心情，来展望着胜利的光临!”“但是抗战到了今日，也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加强抗战的力量，来克服横在胜利面前的困难，以便最后击溃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加强抗战力量克服困难夺取胜利?李鼎铭强调指出：“第一，是精诚团结。我们过去坚持了6年的抗战，全凭我们前方将士互相帮助互相维系，正规战与游击战的配合，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继此以往，我希望全国各党各派，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把从前的猜嫌与疑虑，一扫而空，大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这就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们全国的任何党派任何部队，都是我们自己抗战的力量，增加一分力量，前途上就少一分困难，削弱一分力量，前途上就增加一分困难。我们的国家民族处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尽力地增加力量，尚恐不能克敌，若再任性摧残，任性破坏，我们的前途何堪设想?!共产党自去年提出整顿三风的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他就是要严格地批评自己的缺点，诚恳地和全国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互相团结。我想我们全国的抗战将士，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都是深明大义的。我希望大家都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多批评自己，少责备旁人，大家互相谅解，互相团结，万矢一的，迎接最后胜利。”李鼎铭说：“第二问题是发展生产。到了今日，生之者日渐减少，食之者日渐增加，民力已有不支之势。共产党看到此点，推动了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积极参加生产，并对于工人农民尽力帮助，尽可能减少动员，叫他们安心生产打下了坚持抗战的稳固基础。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民，是否都能维持生活，是否都能供给抗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想，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狠毒，是全国人民所共知和深刻痛恨的，为着抗战，谁也愿意贡献自己最大的能力，为了胜利，谁也愿意熬受空前的苦难。但是当一般人民的生活受到无理摧残，以至于使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尽量贡献给抗战的时候，那他们的抗战情绪就会受到坏的影响，而我们争取胜利的前途上，也会发生许多阻碍的。”“我希望中央政府注意民生，明令各机关部队，发展生产，帮助民生，我们的抗战才能支持到底”。③ 　　1943年7月9日，延安3万多民众，冒雨在文化沟体育广场召开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一次严肃、热烈、紧张、愤激的大会，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军进攻边区，誓死保卫边区战斗的紧急动员大会，和制止一切破坏团结挑拨内战的示威集会。李鼎铭发表了精辟而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长篇演说。他愤怒地声讨了蒋介石反共分裂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保卫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李鼎铭说：“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抗战能坚持到今日，是由于国共合作。”“今天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但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存依赖心理，要打败我们的死敌——日寇，还要靠我们自己努力，配合同盟国反攻，特别是要靠我们的团结力量。但是，目前却有人要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共产党、八路军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它呢?”李鼎铭以亲身经历、目睹的事实，激昂地说：“就民族主义言，6年以来，八路军坚持抗战，得不到任何接济，再接再厉，有进无退，它对国家民族可谓忠心耿耿。以民权主义言，边区召开了参议会，所有各级政府的人员，都是群众选出来的，边区实行‘三三制’。以民生主义言，边区党政军普遍参加生产，自己动手，并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培养民力，节省民力，民力有余，则抗战即可坚持到底。现在有人要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边区，我认为这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就是反对团结抗战!”李鼎铭以强硬的口吻说：“如果还有人执迷不误，向边区挑衅，发动内战，无论它是任何党派和军队，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李鼎铭在热烈的掌声中说：“我希望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的人士，打定主意，反对内战，加强团结，中国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他号召边区各界人士坚定不移地站在团结抗日第一线，迎接抗战胜利。④ 　　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除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之外，他们还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挑拨离间。1943年8月底，一些反共分子，窃取边区200万人民之名义，公然印发各种谣言、中伤的文件：《告边区父老书》和《陕北边区人民致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制造所谓“副主席李鼎铭被撤职”的无耻谣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破坏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离间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亲密合作的关系。李鼎铭闻言震愤莫名!他奋笔疾书。9月9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郑重声明：“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200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因为我没有犯错误，也没有犯过法，陕甘宁边区200万人民并未撤我的职，边区政府也不会撤我的职，共产党更不会撤我的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来撤我的职，那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只有全边区200万人民对我的任免，才会发生真正的效力。事实是谣言的裁判者，你们的谎言谰语是不值得驳斥，事实早就粉碎了你们的谣言，事实早就证明你们是处心积虑要进攻边区，你们假借边区‘民意’来反对边区人民，今天又盗取边区200万人民的名义来造谣中伤，居然把我作为你们反共反民主反抗日的牺牲品，你们的用心可谓狠毒已极!你们既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边区，你们就应当立刻停止你们对边区的罪恶行为才对!”“我为了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和保护边区人民的利益，我谨以你们所谓‘被’‘撤职’的副主席资格，号召200万人民坚决肃清这种假借民意，造谣破坏分裂边区的民族败类!同时我严正劝告造谣的人，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摧残中国人民，请你们拿出良心来看一看是非曲直。”李鼎铭说：“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人民选进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尚的信任与尊重。这是我自身体会到的事实。”最后，李鼎铭忠告那些造谣者：“你们都是中国人，中国的存亡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存亡。我希望你们以国家民族为重，立刻纠正自己的错误，并请你们劝告国民党当局加紧团结，坚持抗战，把包围边区的部队开到前方，准备反攻。这是我们全国的幸福。你们千万不要怙恶不悛，甘心做国家民族的公敌。”⑤ 　　李鼎铭用大量的事实，铿锵的语言彻底揭穿了造谣者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罪恶目的，表现了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团结抗日思想。 　　在抗日期间，国民党一直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思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政策，对此，李鼎铭十分气愤。1943年9月18日，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以沉痛、悲愤的心情，举行了纪念“九一八”大会。李鼎铭以激昂的语言发表了精辟的演说，驳斥了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谬论。他说：“赶走日寇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底。日本法西斯进占东北到现在已经12年了。在他们最初占领时，国民党当局在不抵抗主义的实施下，将东北3000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把东北同胞放在肚子里，他们说什么先安内然后攘外，而一味进行屠杀国内人民的战争，直到芦沟桥事变时，还提出打到芦沟桥的口号，山海关都不说，关外更不用说，可是到现在连说芦沟桥时的勇气也没有了，慢慢地由抗战到止战，他们的打算是依赖英美友邦打日本，同时还私自里勾勾搭搭，准备妥协投降，这种打算是亡国的途径，是全国同胞所反对的。今天我们恢复失地，要赶走日寇，其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坚决地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底。当然，别人打，我们欢迎一起打，别人不打，只有我们自己也要打到底。打出山海关，打到鸭绿江边，一定要把3000万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拯救出来。我们为了坚持抗战，取得胜利，还要动手生产、丰衣足食。我今年63岁了，我一天不死，一天就要打到底，叫大家看看，哪怕打到一人一枪也要打，总而言之，把一切失地都收回来，我们的目的才算达到。”⑥李鼎铭那鼓舞人心的讲话，博得了阵阵掌声。与会者争相发言，使会议一直处于激烈气氛中。 　　李鼎铭十分信仰三民主义，一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心，使他对抗日战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944年3月12日，延安各界民众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纪念大会。继朱德、贺龙、林伯渠讲话之后，李鼎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内忧外患重重，而今抗战胜利在望，应该是切实准备反攻的时候了。如何准备反攻?就是要实行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从何开始呢?我认为应该首先实行民权主义，老百姓能讲话，能办事，能进行地方自治，才有办法动员民众、改善民生、准备反攻。实行民权主义又从何处着手呢?首先要求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各阶层的全民族的真正团结，一律处于平等地位。”⑦李鼎铭坚信三民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是胜利之本。 　　1944年6月14日，李鼎铭在延安各界庆祝联合国日的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包围边区，实行独裁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保卫西北，把进攻潼关的敌人赶出去，驱出国境。李鼎铭在讲话中指出：“为了挽救目前的危机，准备反攻，应向联合国学习三点：第一，学习联合国的团结，我们要求当局开放党禁，改善国共关系，将包围边区的数十万大军开赴抗日前线，给八路军发饷发弹发药，让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敌人进攻的地方去，打退敌人的进攻!第二，我们要学习联合国的民主精神，要求当局取消专制独裁，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让四万万人民将抗战的担子担负起来。第三，全中国要像陕甘宁边区一样，发展经济，要求中央政府严禁垄断统制、囤积居奇，军队要自己动手耕地织布，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吃饱穿暖，军民一起把敌人驱逐出国境。”⑧李鼎铭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台下不断响起口号和掌声。 　　1944年5月至10月，陕甘宁边区接待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6月26日起至7月上旬，边区政府第一次接待是进行综合介绍。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他说：“我们总的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做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并不因此放弃抗战。第二，团结。在抗战中间，边区政府一贯坚持团结。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织布，发展生产。”⑨李鼎铭的讲话吸引了中外记者，使他们产生了极大兴趣。通过他们，也使外界对边区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 　　1944年，陕甘宁边区为了推动全国立宪运动的开展，成立了延安各界立宪促进会，2月27日，朱德、周恩来、林伯渠、李鼎铭等50多人参加宪政问题座谈会。李鼎铭感慨地说：“我在20多岁就已听说‘立宪’的事，可是到今天已经60多岁，宪政还未实现。”他对目前的宪政运动，认为必须具备如下的先决条件，即第一要开放党禁，取消“防止异党活动”的攻策，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他说：“今天的党禁，无异于历史上的党锢，唐宋明的党锢没有一次得到好结果，应当引以为诫。其次，要实行宪政，就一定要大家讲话，要大家研究讨论。这就必须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第三要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均权。”⑩这充分体现了李鼎铭反对一党专政，渴求实行民主合作的愿望。 　　李鼎铭拥护共产党，坚信共产党永远是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可耻行径。 　　1944年10月10日，边区政府召开庆祝双十节大会。李鼎铭在朱德、周恩来的讲话之后，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这是中国人民应该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只是有了中华民国的称号，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相反的是以新的专制主义代替了旧的专制主义。特别是今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背叛了辛亥革命的优良传统，背叛了三民主义，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寡头专政。”李鼎铭指出：半年来正面战场的失利，造成了抗战以来的空前危机，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寡头专政的结果。李鼎铭驳斥了国民党当局迄今还不反省，而把打败仗的责任推给盟国，并企图消灭在敌后英勇抗敌、功勋卓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李鼎铭激动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确继承了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实行了三民主义。所以敌后军民已经变成了不可摧毁的力量。”最后他代表边区政府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政令和失败主义军令，赶快将盟国援助的物资按抗战成绩平均分配，赶快结束一党专政，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11) 　　1944年7月，中国著名的抗日救亡活动家、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执行委员邹韬奋先生在上海不幸去世。11月22日延安各界人士及邹韬奋先生生前友好2000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大会，追悼邹韬奋先生。李鼎铭在讲话中指出：“除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中国还在漫漫长夜中，而邹韬奋先生有如一盏明灯，给全国无党无派人士照出了一条通路：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战，争取民主，才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2)他不仅高度赞扬了邹韬奋先生对团结抗日的进步作用，而且对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充满希望。 　　1945年1月31日，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登载陕西省国民党省政府所颁发的、并经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批准的《陕西省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设立办法》，否认陕甘宁边区选的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妄图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陕北各县临时联合参议会”，实行他们的一党专政，激起延安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李鼎铭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国民党盗用边区人民的名义，提出强烈抗议并严加驳斥。他对记者说：“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实行专制独裁、玩弄民意，已属司空见惯，为国人所共见。惟所谓《陕西省陕北各县临时联合参议会设立办法》，既然冒称陕北各县的‘民意机关’，我就不能不代表这些地方的人民说几句话，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和警告。须知冒用别人的名义，是要拿到法庭去办罪的；既在冒充陕北人民的名义(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谓“还政于民”吧!)，那就更应当办罪了。” 　　李鼎铭严肃而又幽默地说：“听说欧洲的国家，如像波兰，有和本国人民毫无联系、作恶多端的流亡政府。现在中国，国民党内反动派更是异想天开，制造流亡‘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会址不敢放在它自封‘代表’的11个县境内，而设在特务横行的洛川等地。”“国民党当局这种办法，和它在边区周围加紧封锁，屯集大军，修筑工事等，都暴露了他千方百计破坏边区和积极准备进行内战的阴谋。所谓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址，‘暂设’在洛川和榆林；所谓‘暂设’就是梦想有一天搬进边区来。对于国民党内反动派包藏祸心的种种阴谋，我们边区人民必须具备应有的警惕。”“反动派的一切打算，都是枉费心血的。边区人民真正实行了民主，有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边区各阶层人民的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团结发展生产，走丰衣足食道路，有效地支持前方抗战，成为全国抗战民主的楷模。一切有天良的人，对边区人民的成就，都欢心赞叹，为什么国民党当局偏要把边区当做眼中钉，必欲破坏之而后快!?无疑的，国民党内反动派这种倒行逆施，不仅会遇到边区人民和解放区人民坚决有力的回击，而且也必然会遇到大后方同胞的公愤和反对。”最后李鼎铭充满信心地说：“去年边区参议会建立的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已成为海内外同胞的共同要求。我们边区人民，一定要加倍努力，和解放区人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这个要求的实现。这决不是反动派的任何破坏阴谋所能阻止得住的。”(13) 　　李鼎铭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 　　①《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反共小册子。1943年3月10日出版，全书共分8章，约10万字。蒋介石在书中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任意伪造现代中国历史，歪曲国共关系，诬蔑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并狂妄地宣称两年之内决定中国之命运，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该书的出版是蒋介石阴谋抢夺抗战果实的一个危险信号，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大规模反共内战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②胡宗南(1899—1962)，浙江孝丰(今吉安县)人，字泰山。黄埔军校毕业，蒋介石嫡系。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师副师长、师长。1936年任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率第一军参加淞沪战役。1938年春，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豫东战役，围攻日军土肥原师团。后历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率部进攻陕甘宁边区。1949年逃往台湾。 　　③《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第4版。 　　④《解放日报》1943年7月10日第2版。 　　⑤《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第1版。 　　⑥《解放日报》1943年9月19日第1版。 　　⑦《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第1版。 　　⑧《解放日报》1944年6月15日第1版。 　　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⑩《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第1版。 　　(11)《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1日第1版。 　　(12)《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4日第1版。 　　(13)《解放日报》1945年4月1日第1版。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