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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忘记——忆我们的祖父李鼎铭先生

李雪飞

2011年9月是我们的祖父李鼎铭先生诞辰130周年。 　　李鼎铭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他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团结合作。1941年后，他先后出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和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被党中央采纳后成为抗日战争十大政策之一，受到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高度评价，其历史功绩永载史册。老百姓称颂他“造福桑梓”，在延安被誉为“名相名医”。先生一心救国，以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行动，更被誉为“爱国典范”。2009年5月中旬开始，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李鼎铭被提名为候选人。作为李鼎铭的后人为之深受感动，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李鼎铭先生，正如中共中央在他去世后的唁电中指出：人民对于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 　　(一) 　　李鼎铭先生于1881年9月28日，1947年12月11日因病逝世。他出身农家，少时因家境贫寒，便师从其舅父杜良奎(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之父)读书8年，其间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博得杜老先生的钟爱。李鼎铭学有成效，学问涉及天文、地理、数学、气象，尤喜中医。1903年考取廪生。 　　先生一生公正无私，嫉恶如仇。1920年国民党政府向米脂县征收杂税2700元大洋，县政府实行个人承包，加重了群众负担。李鼎铭先生挺身而出，发动乡民抵制，废除了承包，从而减轻了群众负担。1921年群众反映县财政官员有巨额贪污，先生提议各区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经过清查，县财政官员4年共贪污7000余元大洋。井岳秀统治陕北时，放种大烟，实行按亩征税制，一些贪官借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群众忍无可忍。先生明察暗访，掌握了事实之后，不畏强势，设法追回了400元大洋。 　　先生一生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人民。他极力发展城乡贸易事业，发动群众集资建桥，创办集贸市场，繁荣地方经济；引导群众打破思想禁锢，提倡女人放足；倡导破除迷信，禁止赌博，严惩盗窃。当时陕北土匪横行，他组织民团保卫家乡。先生目睹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的现实，深知中国人吃了没有知识的亏，于是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1904年先生回到家乡桃花峁村办义学教私垫；1910年受聘到绥德中学任教。1913年，先生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时，致力教育，造福家乡，他要求中心区下设7个分区，每分区必须办一所小学。他亲自创办了临水寺觉民小学，推行新法教学。1917年，应著名的教育家、爱国主义者杜斌丞先生聘请，赴榆林中学任教。1918年底，辞去中学教师职务，毅然回乡，兴办地方教育，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创办了桃镇区立初高级小学，自任校长兼教师。 　　先生在乡间造福于人民，德高望重，深受民众爱戴。1925年，五区公民联名送他“造福桑梓”巨大匾额，在故居正窑上方悬挂了七十多年后，于2000年初被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1925年，陕北党组织不断壮大，先生的不少学生和二儿子李力果加入了共产党，李力果还参加了北伐军。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群众经过多次武装斗争，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一历史性巨变，使李鼎铭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从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转向关注和同情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26年开始，先生返家从医，并于1930年在米脂城内开设“常春医馆”，成为名医，同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 　　1935年，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李鼎铭先生拥护共产党提出的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团结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先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政党，而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对内挑起内战，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的政策是违背民心的。”这更加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正义感，他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0年秋，经与国民党米脂县县长交涉，遂允许八路军征收抗日救国粮。在米脂县建立民主政权后，李鼎铭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 　　1941年党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李鼎铭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的议长、边区参议员，同年11月15日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政府委员。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强敌压境，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最重要有二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是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的地步，我们从他宣布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居三分之一，其他居三分之二；大家如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第二，是经济问题。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连年灾害，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李鼎铭先生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于高度爱国热诚，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困难，团结抗日的道路。 　　李鼎铭先生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后，处处表现出主人翁的责任感，工作兢兢业业，乐于奉献，勇于负责，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抗日救国。1941年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军政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面对这一情况，李鼎铭先生本着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精神，以其真知灼见，不顾个人得失，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他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他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将这一建议一字一句地抄在他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毛泽东还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述了它的重大意义。这样边区政府从1941年至1944年，先后三次精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精兵简政作了高度评价，其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中西医结合是我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针。在民主革命时期，人们对中西医孰是孰非很有争议。一种是立西医、废中医；另一种是鄙夷西医，独崇中医。两种观点水火不容。如何正确对待中西医，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被誉为“医教巨擘”的李鼎铭先生，虽为中医，并有丰富的医疗理论和实践经验，但能客观地对待西医的长处，不持陕隘的门户之见，摆正了中西医的关系，他主张中西医结合。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先生：“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求得进步。”1944年11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李鼎铭先生作了中西医结合的发言。他说：“大家都要打破门户之见，中西医多接触，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的办法。”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中西西医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并提出中西医医务工作者要打破成见，亲密团结，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努力。 　　李鼎铭先生时时刻刻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参加革命前，他就是著名的老中医，经常为穷苦的百姓看病。老百姓无钱看病，他就主动上门，分文不取，深受百姓的欢迎和赞颂。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他利用工作之余，不仅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柏渠等中央领导诊病治病；下乡考察工作，随身总要带上他的小药箱，走到哪里就为老百姓看病到哪里，至今在他的故乡陕北和他曾住过的晋西北，民间仍在传颂他当副主席以后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 　　(二) 　　李鼎铭先生一生关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并为振兴中华写出了颇具历史意义的著述。 　　上世纪初期，李鼎铭先生编著了《蒙古历史教科书》。这份九十多年前的《蒙古历史教科书》是李鼎铭先生受聘于榆林中学时，亲自编写的一份蒙古历史讲义，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对李鼎铭先生的认识。在这份教科书中，他能够不受封建正统偏见的左右来看待北方各民族，采取客观叙述的手法，对于蒙古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元朝所实现的空前统一予以肯定，对忽必烈的用人之道、元朝的对外对内交通建设等颇加赞许，这在九十年前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43年，李鼎铭先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数千年历史，撰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开创性地明确提出了中国历史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彰明了我国古老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而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即是自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实行了专制独裁的大汉族主义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前者应该继承，后者必然唾弃。本书的基本思想是要大力发扬我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群众观点优秀传统。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优秀传统的可贵价值，他说：“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着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以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 　　亦系于此。”先生并主张把这种优秀传统与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书中有一句非常深刻而精辟的话，即“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他希望用中国民族形式来宣传马列主义，以使亿万人民更普遍更深入地接受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这一最锐利的武器改造中国。为此，他提出必须组织专家很好地研究总结中华民族的传统，分清良莠、扬良制莠，并且把优秀传统上升到哲学高度，真正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他在本书中还强调说：“我提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提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李鼎铭先生希望能集合专门家进行发掘研究，展开探讨。 　　我国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阅看本书后，高度评价道：“李鼎铭先生的遗著《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阐述了中国古代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唯物思想的优秀传统，特别阐述了《周易》经传中的精粹思想，主张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独裁思想进行了批判，充分表现了李鼎铭先生的进步立场，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值得重视。” 　　1997年当纪念李鼎铭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的过问和批准，决定以单行本出版此书，付梓传世，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首发式和缅怀李鼎铭先生座谈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二次作序，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和丁雪松及亲属等在会上发了言。此后，西安和延安等地，召开多次研讨会和纪念会，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高度评价这本书是“传统哲学智慧的升华”。先生如九泉有知，一定会对后人的这些努力和在今天对其当年的识见有了真正的认识而感到欣慰。 　　(三) 　　李鼎铭先生由于年高体弱，积劳成疾，于1947年12月11日病逝，时年66岁。李鼎铭先生的逝世使边区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运灵柩回米脂县桃花峁村时，沿途群众自发夹道迎灵，吊唁致祭者络绎不绝，隆重的葬礼表达了人们深深的怀念。1948年2月25日，在他逝世两个月后，边区政府在绥德举行了“李鼎铭副主席追悼大会”，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李鼎铭先生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毛泽东主席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尊重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怀念和痛心之状，跃然纸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的题词是“爱国典范”，充分表达了对李鼎铭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精神的肯定。作为李鼎铭先生的后人，我们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革命前辈对李鼎铭先生的题词作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座右铭。几十年来，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我们将世世代代如此，并愿以此告慰我们的祖父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