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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林伯渠

(1944年8月30日) 　　雪艇、文伯(407)先生勋鉴： 　　8月10日来函，对敝党十二条意见(408)所作之答复，于收到之后即转电延安。以往返电码多有错误，校正费去一些时间。兹将敝党中央命弟奉复的意见，转告如后，敬请再转达蒋主席(59)及贵党中央。 　　来函说：政府提示案(409)已交给中共两月余，“尚未得中共方面之切实答复”，殊出先生等“意料之外。”并说：这个提示案已能“大部容纳”中共之意见，内含有责备我方无理拖延之态度。应该声明，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与错误的见解。因为弟已在屡次会谈中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已经提出的书面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上相距太远，无法接受。比如在政府提案中： 　　(一)关于我方所恳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65)等被捕人员等项，一字未提。 　　(二)编军数目，只承认4个军10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10个师以外数十万正在抗战的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10个师“集中使用”。 　　(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 　　(四)对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如此之远，但敝党中央仍不愿谈判停顿与破裂，曾命弟邀请两先生去延安商谈，或要弟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求获得继续商谈之途径，使问题终能“有利抗战团结，有利促进民主”的原则，而得到合理解决。两先生对于延安之行，已称在请示中。弟之回延，亦希望能于旬日内实现。 　　国共两党关于全国政治问题及两党关系之谈判，并非自这次弟与两先生谈判开始。远自西安事变(160)和平解决以后，6年之间，敝党曾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实行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1)所揭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从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的政治问题。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我们拥护蒋委员长，是要求他坚决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为了求得国民党中央政府能够接受敝党的建议，接受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敝党于民国26年(1937)年9月22日的宣言，曾提出了保证实行四项诺言(406)。8年来，这四项诺言我们早已完全实践了，而且至今还在实行，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今年3月12日，我党周恩来(200)同志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已经详细地说明到了这点，可以参考。8年来，敝党中央又不断派弟与周恩来、董必武(198)、林彪(410)诸同志，耐心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周、董两同志驻渝已有数年，始终未能得到结果。究竟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那里呢?不能不指出：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诸公的观点，和我们及全国广大人民的观点，有着很大的距离。政府负责诸公，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我们希望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但是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8月10日来信，可惜均不能符合这些期望。比如： 　　(一)关于全国政治制度问题。我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实行名符其实的地方自治)，正是反映今天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正是今天为着团结全国力量，认真准备反攻，必须立即实行的措施。如能这样做，不仅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而且对国民党也是有利的。然而两先生来信，仍坚持“中央之决定政策”，要在抗战以后才能实行宪政，实行民主。批评我们所提民主要求为“豪无边际之抽象文句”，认为于实行无其益，“徒为异日增加纠纷”。但照我们的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遍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哪有大后方反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 　　(二)关于中共所领导的47.7万正规军队之编制、防地与饷械问题。如果从这个军队过去抗战的成绩与今天准备反攻的需要来说，他们在8年来的敌后艰苦作战的环境中，坚持与发展了敌后三大战场(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许多强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了8800余万的人民，组织了220余万的民兵，抗击了侵华绝大部分的敌军与伪军，并成为将来总反攻的先锋部队。为了准备反攻的需要，政府应当奖励他，装备他，增强他，首先就应当全部承认他，才为合理。我们在建议中请求政府“编为16个军，47个师，日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是为着谈判更容易接近。关于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及盟国援华物资请求公平合理分配等，这是配合抗战需要，与无可非难的。而政府提示案的“限期集中使用”的办法，是未能顾到抗战需要与敌后游击的环境。两先生8月10日来信中强调反对带兵官“自己扩编军队”与反对军队防地维持现状，责备我们不守军令的统一。但两先生恰恰忽视了一件平常人都懂得的真理，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是在抗战中，我们所扩编的军队，是在沦陷区，发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的防地都是在敌后，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与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如果我们反对在沦陷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或企图削弱消灭这个抗日武装，以及想使敌后解放区的人民抗日武装从该地离开，这一切，都会在客观上有利于敌的。 　　(三)今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其所实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坚持敌后抗战，就是实行民族主义。抗日政权，完全是民权主义性质的。我们各抗日根据地，除汉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有一切自由和权利，并行使直接民权，组织三三制的地方政府。我们又实行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开荒，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普及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则。由于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了三民主义，所以能团结全体人民，克服一切困难，长期坚持抗战，并可以有力量组织反攻。像这样的抗日民主政府，就应当承认他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就应当给他们以地方自治的权利，像这样政府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就应加以奖励，提倡，推行于全国；这才是真正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应采的态度。但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8月10日来信，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与各种有利抗战的民主设施，则要求取消，也是不利于今天敌后抗战的需要的。 　　总之，促进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迅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诸公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才能使一切走上轨道，才能停止目前敌人进攻，实行将来的全面反攻，也才能建立战后的国内和平合作与国际和平合作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来希望国民党当局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其旧有的政策，才能打目前政治上的僵局与完成盟国共同期望的神圣事业。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乘国民党形势不利而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更没有利用国民党处境困难而拖延不愿解决(有些无知的人正在如此散布谣言)，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必需实行的东西。 　　我们在爱护、帮助国民党进步，而不是在冷眼坐视国民党的困难，耿耿忠言，定为国民党贤达所监察。希望两先生将上述意见，再向蒋主席及贵党中央转述。时乎不待，望早决策。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忠实执行四项诺言，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团结，与政治解决的方针，以期待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回答。敝党中央所提邀请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一事，不仅表示敝党不愿使谈判破裂之诚心，而且想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人员亲到边区看看，我们是怎样忠实实行四项诺言与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们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建设，是很可以为全国实行民主参考的，想因此使双方谈判更易得到解决。未识两先生对此已商得政府及贵党中央同意否?盼能早覆。 　　敬颂勋祺! 　　林祖涵 　　根据1944年9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所载刊印。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