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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

林伯渠

(1944年11月30日) 　　这次西北局(277)召集各位同志开会，请中央的有关负责同志和解放区的许多负责同志参加，我想这是一个座谈会，恐怕要座谈几天。高岗同志(335)要我首先将筹备参议会的情形，向同志们作一个说明，请大家帮助多想一想，力争把这次参议会开得更好一些。这次参议会，是第二届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三年前开的，到现在已经三个年头了。这几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各方面建设和发展，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新时期。为适应这种新形势，这次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因为时间不多，我只能把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来同大家谈谈。 　　全国和边区的目前形势 　　(一)国内的情况和大后方的情况。二十几年来，我党就在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现在虽然还没有完成，但已有了很大进展。8年来，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尽管当权的国民党政府搞得不好，但我们一直相信中华民族不会亡。我们中华民族所以不会亡，就是因为有共产党存在。我们党的政策，从抗战开始以来，一贯主张“坚持抗日、坚持团结”，我党争取团结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政策，已经为全国老百姓以及全世界进步人士所了解。今天中国抗战的局面，中华民族新的形势，看来不仅有希望，而且正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是旧的统治者的力量日渐走向末路的时候，也是直接配合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所以从整个中国人民力量的发展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看起来，都是一个新的形势。 　　全国的新形势，是从今年4月日寇进攻中原开始的(425)。如果说过去全中国的人民及世界的进步人士对于我们的力量还没有看清楚，那么，在4月以来的大半年里，他们对我们的认识便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认识上的进步，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事实的。毛主席老早就指出了，我们现在的事业是求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是反抗日本法西斯，这个事业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进行。在军事上，毛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国抗战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失败主义的战略所领导的，一个是敌后战场，是共产党领导的，有很多同志在那里奋斗，收得了很多地方。这两个战场，并不是我们随便搞一个名词，而是有许多事实的。这两个战场的对比是很明显的，现在全国人民都认识了这一点，从而把希望都寄托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个解放区。我到重庆这半年中，就看到一些中间派开始动摇，想进步。这半年中，普通的青年学生、工人及青年公教人员差不多给我写了100多封信。信上说，林主席，我们这些人很穷苦，过去差不多陷入失望，我们现在虽然还苦得很，钱不多，但我们愿意把这些钱寄到敌后解放区武装同志的手里，表示我们的心向往他们。大后方的公教人员一般每月只得4000元，单吃饭就需3500元，买一包烟就要180元(还没有我们曙光烟好)，这些钱虽不多，有捐30元的，有50元的，也有100元、80元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些信都直接寄给《新华日报》(414)，有些骂蒋介石不厉害的，我们在报上发表了，骂得厉害的就压下了。这说明大后方的青年是向往边区和敌后解放区的。这和4年以前我在重庆时完全两样。这就是说，这些青年受国民党的压迫很厉害，很多人虽然还在沉默中，但是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就是全国人心里对我们的认识上出现的新情况。 　　蒋介石(59)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老百姓帮助他，美国帮助他，日本不打他。日本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整个政策，在武汉失守(426)后，一贯的以政治诱降为主，现在因为美国在太平洋上活动，日本的军事战略上好像有了些改变，他晓得美国始终要帮中国，去年开罗会议(427)以后，蒋介石投降的可能性更少了，日本人懂得这个道理。当然直到现在，日本也没有放弃对蒋介石的诱降。蒋介石的军队抗战开始以后，由应战转到观战，日本人在4月份进攻以后，他的军队连观战也不能观了，只好跑，如洛阳、长沙、柳州、衡阳的失守，都是一碰就垮了。汤恩伯(428)的军队在河南就是一碰就垮。蒋介石吹嘘他有500万军队，但是外国人也很科学，赫尔利(429)把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研究了一下，说最多只有200万。汤恩伯在河南垮了30万，胡宗南(430)包围我们边区的有50万，还有在湖南、广西等被日本打垮了的一些军队。日本军进攻河南时，胡宗南部曾调了两个师到河南，只打了三点钟就撤退，两个师只退出一两个连。这说明蒋介石的军队一点也打不得。全国人民都希望蒋介石的500万大军能打仗，可是河南、湖南、柳州这样的退败，全国人民的幻想便打破了。那么怎么办呢?就只有寄希望于敌后战场了。全国的青年和中间人士，中间党派，现在对于这一点都看得很明白。过去一些民族工业资本家，跟着国民党由上海退到南京，又退到武汉、重庆，现在国民党一直退，他们觉得没办法，到今天他们也不得不想一想应该依靠那一个。这样一来，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进攻，就使得全国人民有了一个很大的觉醒。由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节节胜利，以及武装力量的对比，这就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对于国共两党的看法起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外国的舆论，在去年下半年及今年四月以后，也在批评国民党。美国批评的更早一点，现在英国也不能不说话了，他们都批评国民党不抗战。路透社(431)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也作了报导，并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了比较。纳尔逊(432)、赫尔利是罗斯福总统(433)派到中国来的，对于军事情况头一次表示他的意见，说他是代表罗斯福先生来的，要中国团结，实行民主。对国共力量的比较，说八路军(168)新四军(279)是能打日本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赫尔利在军事上是比较稳当的人，他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打日本对他们有利。美国政府要把日本打垮，就要利用中国的力量，那么，究竟中国今天谁是有力量的?是依靠国民党还是依靠共产党?他们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只打败仗，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就能打那样大的胜仗。这个批判是很有意义的。这说明在今天全世界人士对我们的了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后方的进步人士说，参政会(171)是蒋介石摆给大家看的，所以他们不敢讲话，正面战场虽然接连遭到失败，而敌后战场却收复了许多县城，但蒋介石却把我们的许多消息都封锁了，我们的很多真实情形，大后方的人士都无从得知。今年中央要我出去，于是我就把我们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个解放区建设的情形告诉了大后方人士，虽然有很多特务捣乱，也不能阻止这些事情。后来又经过外国人来边区，对于我们的情形就知道的更多了。这就推动了大后方主张民主人士的信心，他们的胆子更大了。中间人士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所以他们的力量不是那样强，有许多的小党派认为，他们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为有八路军、新四军的缘故，不然他们是站不住的。我在参政会报告的时候(434)，公开提出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各派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组织联合统帅部，在所谓合法的国民参政会上，把我们的主张讲出来，许多小党派的胆子就更大了。他们说，共产党能讲我们也能讲，在参政会以后，重庆就有500人的座谈会(435)，各个党派团体都响应了我们的主张。昆明、成都也召集了座谈会，大家都一致要求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种要求民主潮流的高涨，虽然蒋介石用了很多方法压制也压制不住，而且还在高涨着。这就是国内情况和大后方的情况，是今年4月以后这大半年来和过去所不同的地方。 　　(二)关于边区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这样讲，边区的变化是决定全国变化的因素。这个新的变化，我想同志们都知道，这就是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后的3年来，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和边区的各种政策，因为一方面接受了解放区同志奋斗的经验，一方面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在文化、军事、“三三制”(273)的民主实施各方面都有了进步。我们党的政策不仅能够贯彻在实际中，而且收到了效果。在军事和军民关系方面，在经济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表现。4年以前我出去，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告诉他们，有些中间人士觉得很惊奇，他们说，十年内战国民党没有把你们消灭了，你们又跑出来了。他们很有兴趣，但也很怀疑。他们看蒋介石力量这样大，共产党和蒋介石又来了个国共合作，还喊拥护蒋介石，觉得莫名其妙。我们党的政策因为封锁，不能宣传出去。那个时候的实际东西，也只有我们的队伍在敌后能打仗；中央军去不得，而我们八路军却能在敌后作战。他们说你们只会破坏，不会建设。这次我出去就不同了。我和黄炎培(436)、沈钧儒(182)、小党派(401)、国民党的人士讲了我们的民主建设，经济建设，他们听了觉得很好。另一方面，他们又看到蒋介石搞得并不好。我这次带了很多材料出去，过去因为封锁我们不好拿出去，但是这次我把边区的建设，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建设都讲出去了，并且有实际的东西，我戴的绒帽子，就是我们自己织的。毛线，兰州的也没有我们的好，我们给斯坦因(437)和爱泼斯坦(438)每人做了一身绒呢子衣服，他们出去宣传说，只有英国出这个东西，苏格兰有两个工厂出，但是现在也改成弹药厂了。重庆的洋火也比不上我们的，他们的十多根都不燃一根，我们的一根就燃一根。这是工业方面。农业上的变工队、扎工队，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我们在重庆办事处把我们的产品陈列起来，外国人、中国人士看了都觉得很有兴趣，这个宣传，对我们边区的建没是很有意义的。在党的政策建设方面，虽然有些成绩，但我们自己还不满足。这个新的变化，自然和四年以前是不相同的。吃饭穿衣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了，现在又号召丰衣足食，而且已经部分做到了丰衣足食。敌后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军队又打仗又生产，这些也是他们闻所未闻的。这样将我们边区和敌后的情况与大后方对照之下，人们就会觉得完全是两样的，因此发生了很大影响。 　　4月29日我出去，开始国民党不准备叫新闻记者来延安(439)，说等我出去以后再要他们来。本来他们估计我不一定出去，可是我到了西安，他们又用反共宣传来留难新闻记者。我出去以后，新闻记者到了延安，对我们的了解很深刻。以后又有美军观察组(440)来延安。现在外国舆论对我们也有了了解，英美报纸都有报导，这次外国记者来延安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了解我们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并报导出去，这就使他们的政府在政策上不能不注意我们。美国是民主的国家，舆论是发生效力的，政府要注意。过去，罗斯福的政策是帮助国民党政府，帮助蒋介石的，现在却感觉得蒋介石搞得不好，罗斯福的驻华大使高斯(441)跟蒋介石讲，中国抗战，我们愿意帮助你，但中国要团结起来，取消“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高斯讲了以后，蒋介石不高兴，高斯被蒋介石赶跑了。所以经过新闻记者来延安以后，美国政府更注意了我们，派观察组来延安，这对我们也有很多帮助，使得他们了解了边区和敌后的情况。现在美国政府觉得光靠国民党是困难的，需要有八路军和共产党参加。到了10月间，赫尔利甚至说：“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打日本，是决定中国的因素。”这是外国的意见。在罗斯福大选的时候，因罗斯福要竞选连任4届总统，这是空前的一个创举，美国人很不愿意破这个例。但罗斯福的好处是，他的军事政策是反法西斯的；其次，在战后他主张和平，主张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要打仗；但是他用钱很多，在内政方面，选举中有麻烦，有人和他捣乱。因此，在9月底和10月初，他对中国的政策就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机会，便向罗斯福撒娇，要他撤回了史迪威(442)。但到了10月下旬，罗斯福当选有了把握之后，他对中国的情况就又说话了，要国共合作，国内团结。他派了赫尔利到延安来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商量问题。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使我们边区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记者团到延安，也给了外国记者好的印象。国民党组织武道、夏南汉(443)随记者团来延安，想破坏我们，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顾问，但是他回去以后，在新闻界联席会上作报告时却说：过去我对八路军、共产党不好，是反对他们的，可是这次我到了延安、晋西北却证明我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应该承认错误。他说八路军是能打仗的，我亲眼看见了日本俘虏，吃过日本的纸烟、罐头，证明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夏南汉是一个天主教徒，出去以后对我们的印象也很好。外国的记者、军事观察组、赫尔利来，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是能够打日本的，这便在大后方的中间人士中扩大了我们的影响，使他们知道只有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边区的地位也就更加提高了。过去我们奋斗了20多年，国民党说我们是“土匪”、“奸党”、“奸军”，到现在国际派代表来和我们讲打仗的办法，全国进步人士、全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边区的看法也都有了不同，这就说明，我们的努力，我们党的政策，边区的建设是没有作空了。 　　(三)边区内部各阶层的民主合作有了很大进步。前年高干会(358)以后，经过整风学习，在发展生产上，在“三三制”、边区内部各阶级民主合作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过去许多地主、士绅说我们的政策是摆样式的，今年他们在联席会上，“三三制”座谈会上，便说了解了我们的政策不是摆样式的。现在我们的李副主席(343)就说，我有职有权，他们能够讲话。由于“三三制”的进一步贯彻执行，这就使党外人士、中间人土进一步靠拢了我们党。我想各分区的同志，对于这一点看的一定更加明显。 　　陕甘宁边区，自抗战以来，可以说是更加巩固了。去年胡宗南的队伍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444)，董老(198)告诉我，今年3月间胡宗南又造谣想进攻我们，只搞了三四天就停止了。边区周围的情况，过去有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我们的进攻一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停止了。国民党在十二中全会(398)上，就还发了一本反共的小册子(445)，是过去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徐复冠(446)写的。他分析了我们的审干、生产和动态，说现在不能打我们，说我们的生产是剥削农民，审干是压抑干部。他说，现在要跟共产党作一次谈话，以“诚意”的姿态争取时间，等到我们的力量成熟以后，再一举而消灭之。我这次出去跟蒋介石谈话，他就是以这种“诚意”的姿态出现的，所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谈判不能成功。但他们要和我们打也没有信心。有人说，胡宗南和边区的队伍打，就是给我们送枪，这对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威胁。总之，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地位来讲，一方面是提高，一方面是内部各阶层的团结。 　　这是第一部分形势问题，我想就报告这一点。 　　这次参议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日程安排 　　根据上面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党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现正在领导政权发扬民主，具体的就是“三三制”。今天我们的民主已经有了这些基础，今后要更好地发扬，更好地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使全国的民主运动更前进、更发展。这次参议会，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和这种精神而决定召开的，而且应当具体地体现这种精神。 　　这次参议会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第一项就是要把政府工作作一个报告，把从第一届参议会到现在已经3年的政府执行党的政策所进行的各项建设作一总结。在这次参议会上，我想应该更加发扬民主，使民主越做越好。第一届参议会的时候，我们党就有决心要把中国弄好，就强调要有民主，不过那时的参议员，差不多都是党员多一些，党外人士好像是摆样子的。这次参议会就不能再是这样，应比过去有改进，会上应更注重多听取参议员的批评，以达到更进一步地团结各阶层人士，更有力量去建设边区、巩固边区，并使边区的影响普及到全国去。 　　第二，照我们选举的章程讲，明年应该大选，这次参议会要准备明年大选，为明年大选准备章程，而且要使我们的选举章程能够慢慢地适应全国各地，普及到全国去。当然边区有边区的特点，边区的民主要更坚强些。我们怎样推动全国、影响全国呢?就是要以“三三制”与团结各阶层人民来进一步推动和影响全国。 　　第三、上面两项，一是政府报告，二是准备明年大选，我想这也就是这次参议会的主要议事日程。 　　这次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把建设边区的事业，比如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文教上的民主，军队方面的民主等各方面的民主，都能够全面地反映出来，使它传播到全国去。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宣传不够，我们做了许多事，但是全中国人，全世界人都不知道。这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封锁，同时我们主观努力也不够。许多外国记者对此都提出了意见，比如艾金生(447)(美国有名望的人)有一次就说：“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许多情况，我原来听了是将信将疑的，这次我亲自去了以后，就感觉你们宣传很不够，应该更多地宣传。我对你们中国的民主建设也有宣传的义务，但你们更应该把你们所做的告诉全国人!”我想，这些朋友告诉我们的这些是很有意义的。这次我们要注意这些事，这也应是我们这次参议会的目的。 　　除这些之外，还有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研究。比如，在陕甘宁边区(我不知道我们敌后解放区那些同志的感觉怎样)要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三三制”更完整的具有宪法的性质，就是一个问题。还有组织问题，许多制度问题，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庞大的组织，使全国全世界都可以看见的，自然第一步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但同时我们也要能够提出一个比较远大的规模，并能具体地在建设上、制度上表现出来。这恐怕就有许多事要研究。我这次在外面和中间人士以及各党派人士的接触中，他们就提出很多意见，比如他们提出“三三制”在全国怎样建设法?说“三三制”在你们那里建设很好，你们共产党多，占优势，你们愿意自动的搞少些，可是在全国范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如果废除“一党专政”，其他党派也有七八个名目，假使用三分之一就不够分配。他们提出这些问题，自然有他们的想法，不过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应想到。在全国能不能执行“三三制”，如何实现“三三制”?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我们根据地实行民主，国民党可以来，其他党派也可以来，其他党派的行动要我们给以指示，但是在全国能不能都这样搞?这些都需要研究。 　　这次同他们接触中，在解放区建党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比如有些文化人，原来对我们是冷淡的，抗战以后，我们党写了很多文章，他们感觉得很有兴趣。有的过去是中间人，国民党方面不去，对共产党又害怕，现在也开始改变了。比如巴金、老舍、张恨水(448)这些人，现在也都说我们好。老舍还到边区来过。这些人是靠写文章吃饭的，他们说，我们来不愿意麻烦你们招待，到招待所交际处吃饭，因为你们很困难，我们不忍心麻烦你们。老舍还说，我写小说在你们那里出版行不行?我说公家替你出版可以，但是有没有人买我们不能保证。还有胡政之(449)，他说可以搞《大公报》(450)在这里出版。我说出版可以，有没有人看就不知道了。王云五(451)还提出要在这里开商务印书馆，我说可以，但怎样发行不能保证。他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将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就提出来了，这次参议会虽然还不必提出这些问题，但我们今天到会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些问题是应该有所了解的，要知道我们现在领导全国民主，有些东西是很复杂的。各个阶级都有其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我们要领导他们到一条战线上来，就要考虑，究竟采取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怎样才能使党领导的全国民主事业顺利进行。 　　第四、关于参议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准备。这次参议会有200多人，已来了100多，大会秘书处已开始办公。这些组织问题，刚才高司令(335)说了，应该有一个党团，还打算要一个主席团，有常驻委员、议长等人参加。另外，这次准备不要资格审查委员会，因为这些参议员都是合格的。虽然有些在抢救运动中(452)被开除过，这都有案可查，不必再要审查委员会那些东西。在组织方面还有住宿和吃饭的问题，这些南汉宸(453)同志都已经准备了。再有，关于大会的内容、会议的日程，准备这样：我想应该是尽快地开，因为这个会开了以后，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打算10天把这个会开完。会议日程，准备3号开幕，开幕时致开幕词，还有些同志讲话。第二天打算有一个政府报告，即三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准备由我作。然后在会上还将有几个同志作总的发言，比如关于军队的，由军队同志讲；关于财政经济的由陈云同志(454)讲；还有文教的，由李副主席(343)发言。其次，关于参议会常驻会的工作，由谢老(455)作报告。明年的选举运动章程，在参议会上要稍微修改一下。另外还要请高司令、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讲话，还有几个参议员的提案。我想，我们这几年来，的确从民间收集到一些材料，也做了一些事，现在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能够争取的应尽量争取。为了民主的关系，来自民间的提案，当然我们应该把它提出来，但是像前次有些提案是有很多毛病的，随便拿一张纸就写一个提案。今年我们不要那样，事先要有些酝酿，在小组会上大家讨论、座谈、漫谈、交换意见，得出一个总的意见，然后再提出来。这不是压制的问题，而是为了使我们党员与非党员团结得更好，党员的作用能更好地发挥。我们一方面不压制民主，一方面又要把意见归纳起来。这次会议的日程，我们就打算这样搞。还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要加进去。 　　大会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我们必须做到充分发扬民主，把自我批评与民主作风彻底地在这次参议会中间表现出来，贯彻始终。我们要告诉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这次会议不能采取往年高干会的形式，当然有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讲的。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这次参议会开得更好，更民主。这几年来，特别是前年高干会以后，对“三三制”问题我们大进了一步，是有些成效的，尤其从今年以来开的几个会来看，更是如此。如在非党人士的座谈会上，我们采取诚恳的态度，一切求正义，一切都是实事求是，党外人士很感动。现在大家都学习，整了风，我们就更不能摆老资格、老革命的态度，把这个包袱背在身上。而应采取诚恳的、虚心的态度，而且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党领导450000万人口，的确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讲了，要向各阶层学习，主要的是向工农老百姓学习。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学习的就更多。当然对于中国这些阶级也要有教育。我们和他们讨论问题，而且是以诚恳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对他们一种很好的民主教育。我感到，不论是在党的方面或者政权方面，有些地方我们对民主的认识还有不足的。虽然我们民主的内容是很好的，我们的确是为广大劳苦大众的，使他们得到很多好处，能够说话，现在李鼎铭就说他是有职有权的；但也确实还存在着对民主注意不够的问题。比如，这次各分区的同志讲，在区乡尤其是乡长应该是选举的，但没有选举就把这些乡长换了。又如政府委员调做参议员，参议会都不知道。这些虽是形式问题，但形式问题也应注意。这样做起码是不够礼貌的。我们办事情是不能不注意形式的，因为有些群众首先就是看表面，表面没有做好他就可能不相信你。比如我们请日本人森健(456)当参议员，他便问我们为什么请外国人做参议员?我们向他解释：因为我们捉了日本俘虏，日本人总是说我们杀俘虏，这样做就可以证明，我们不但不杀俘虏，而且还可以请有的人到我们政权机关中来。他听后便说，说这不是长期的倒还可以。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章程，要有宪法，议会制度这些东西，有些地方还是要采取的，这不仅能够影响边区而且能够影响大后方。有些事我们可以做，但要尊重他们。乡长不经过选举，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缺点。现在派了很多县长，这到底应该经过什么手续?是参议员的，是否应该报告参议会?这些问题有些人就不大注意。我们应该知道，有内容就要有形式，中国老话说“西子面不洁，人皆掩鼻而过”，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施那样的美人，面不洁人们也不会爱她的。这句话就说明了形式的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形式，即不可能把好的内容表现出来。所以，我想关于民主形式不足这一点，也是应该指出来的。 　　还有民主作风不够的问题。在这次检查工作的时候就反映出了，我们上下在贯彻党的政策时民主作风还不够。上从专员公署领导，下到区乡许多干部，民主作风都不够。尤其是上面对工作的调查统计太多，光表格就有4种，许多工作堆在下面，到了乡上便没有办法，只有应付、所以就来一个强迫命令。毛主席早就讲过应怎样发动群众的问题，而我们各级政府就是要下级做，而又不了解下面是怎么做的。这些毛病，恐怕首先要自上而下的来一个检查。比如区乡办事多是强迫命令，甚至于有打人的现象，区乡干部自然应该检查，但各县的负责同志，各分区的负责同志，大家都应当反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对那些强迫命令，打骂群众，耍私情，对公家负担公家人就避免一些，这都要非常注意。假使有的话，就要改正。这些事在参议会上应该商量一下，应该反映出来。反映出来即教育了我们，批评了党员，也教育了非党人士，可以使我们党员与非党员更团结起来，今后工作上更改进。我们每一个议员中的共产党员，都要注意以下这样几点： 　　(1)我们党与非党人士团结合作的方法要采取诚恳的态度，要和非党参议员好好地商讨各种问题，要注意避免那种摆老资格的态度。我们有些能干的同志，因为自己能干，常常表现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不能团结人的，我们只有执行民主才能影响全国。民主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同我党领导全国有很大关系。我们不是一个小集团，而是要领导45000万人口的党，我们每个党员都应该是胸襟宽大的。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要承认，无产阶级是不能虚伪的。只要我们能保持和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就可以推动会议更好的发扬民主。 　　(2)非党参议员对于政府工作，他们自然会有些批评，有些讨论，我们在参议会上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不应掣肘他们，而要启发帮助他们。在参议员分组讨论的时候，要让他们有话说，假使200人只有政府工作报告和党员讲话，而非党员都不讲话，那像什么呢?我们决不能这样。我们要让他们把意见讲出来，好的意见我们接受，不对的意见我们慢慢解释，要采取启发商量的态度。他们的批评，善意的，非常实际的，合乎事实的，我们自然应该欢迎并且接受。他们讲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夸大一点，或者有些过火，我们也不能采取泼冷水的态度。在这中间，或者，也可能有一个什么人说了我们负责人的什么话，我们也不能马上给他来一下，使他不敢再讲了，一声不响。我们要看到，政治斗争是不同于军事战争的，不能用命令的方式，假使有人讲的不合事实，或者有些别的意见，我们听到了就应该好好地向他们解释，听取他们的意见，把他们的意见周转过来。比如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党团(334)有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个政策，但是这不是一个命令，不能强迫非党人士接受，而只能靠党团去和非党人士交换意见，使他们看到这样的决定或政策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因而同意党团的意见。如果他一时还没有看到这个决定或政策的好处，行不通怎么办呢?比如边区政府18个政府委员共产党只有6个，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党的政策的话，我们就要照12个人的意见去做。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党团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能说服他们，使他们了解；或者，也有可能我们党的政策早了一点。所以，在这样一些地方要非常注意，决不能用生硬的态度去对付这些人。现在我们一方面抗战，一方面对经济建设又有办法，又有民主，这样各阶层的人自然就要靠拢我们。过去许多乡，绅士地主都跑出去了，现在都不出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采取参议会的民主形式团结了他们，已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天更要这样做。我想这在分区、在各县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比如对负担问题，如果他们提出来说重了，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解释，我们这里的负担并不重，和国民党比较起来，我们这里已经轻了很多，从抗战开始到现在，特别是最近的3年中，国民党把许多粮食都搞去了。四川的征粮一年比一年重，前年是1700多万石，今年，蒋介石在参议会上讲要征3000万石，搞得四川人伤心得很，而我们这里就不同，前年是20万石，去年18万石，今年是16万石，逐年在减少。我们这样拿事实和他们比较，我想他们都会理解的。假使他们仍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和平的辩论，使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策，而不能采取非常尖锐的所谓斗争方式，总之，我们要耐心地说服、教育、解释、大家讨论，而不能采取轻视或者压制的态度。否则党外人土就可能不敢说话，或者把他们心里的话保留起来。 　　(3)我们这个会准备开10天，打算每天开4个小时，除大会以外，还要开小的座谈会、个别谈话。我们每一个党员同志都要照上面讲的去执行，应该与非党人士座谈，使他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假使讨论中发现有必要的，可以提到大会上来讨论，就通过一定程序提交大会讨论。有些意见能在小会上谈通的，就在小会上谈。总之，要能够使我们党员的意见与非党员的意见打成一片。这些问题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容易办，只要我们不盛气凌人，不摆老资格，我想是可以做到的。现在我们党领导的“三三制”政权，是三分之一进步人士，三分之一中间人士，这些中间人士如果我们都能争取他，那我们就能把政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使原来是封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中的人，我们也是可以争取，可以谈得通的。比如安文钦(382)老先生，过去对我们不好，现在就不同了，他能干很多事情，这证明印象是可以改变过来的，我们的政策可以改进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向我们接近。我们这里有军事的力量，有正确的政策，这类事做起来比在大后方要好办一些。但就是在大后方，我们也应当尽量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政权中的一些人士。因为国民党不仅有顽固分子，也还有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讲民主的人，他们对民主的了解虽然和我们不同，但也还有共同之处。比如孙科(397)，他就主张结束训政，这一点就和我们有共同之处。当然，我们除主张结束训政之外，还主张取消“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组织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孙科则是在结束训政之后开过去孙中山所说的国民会议，对国民政府主张不要大改。他说，蒋介石没有办法，要我们和他联合，要我们帮助他当行政院长，把政权交给他。他这种想法虽完全不对的，但是比起顽固分子来又好得多。因此，我们还是要和他来往，他请吃饭我们还是要去；他来了我们还是要招待，要影响他。 　　我们是得势的党，要讲民主；大后方一些小党是不得势，他们也要讲民主，他们一方面讲民主，一方面又怕得很。比如我们这次提出联合政府，先和他们商量，他们就提出要慢慢地来。以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公开了，并很好地向他们作了解释，说服他们，他们才答应了。这些人不得势，受压迫，希望得到民主，但他们的想法和我们是不同的。比如中国青年党(457)，和我们共产党搞不好，他主张内除国贼外除强权，这个思想和我们不同，但对于这些人我们也要好好地说服他们。我这半年来，和董老(198)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青年党、国社党(458)、乡村教育派(459)、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460)、救国派(461)、第三党(462)，一共6个小党派，他们过去总是各搞各的，在今年六七月份，我们就提出要他们联合起来，我们说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以后他们就联合起来了，并且在双十节(19)那天还发表了一个宣言(463)，要求民族统一，赞成我们的办法。 　　现在，不论是在边区还是在大后方，说服中间人士都是一件大的工作，我们每一个负责同志都应注意这件事。我们这次10天的会议，就是要采取说服这些人的态度和办法，使会议更能表现出民主，加强我们与非党人士的团结。 　　在这次参议会上，一方面要有些提案，另一方面又要尽量使大家意见一致，发言有系统，这就要求党员和非党员必须很好地商量，让大家把意见尽量地说出来，并很好地进行协商。 　　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虽是农村环境，但也应该注意大城市工作，从现在起，就应该注意改变我们的农村习惯，工作更紧张些，加强时间观念。现在华北华中许多城市，都是我们军队包围着，反攻的时候，驱逐日寇，我们就要打大城市；进到大城市工作就将更紧张，必须讲究时间观念。过去我们开会，一开就是几十天或几个月才解决问题，这是不行的。以后的会议不要开的时间太长了，因为边区在发展，历史在发展，我们应当学习开短会，从现在就注意紧张一些。要学会虽然时间不长，但同样能够解决问题。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都是这样。工业发达，机器那是很快的，什么时候要做就什么做。这次我坐飞机回来，原定12时出发，我迟到了10分钟，那天我就对赫尔利不起，要他等了我10分钟。那天我们是12时5分起身的，3时15分就到了这里，很准确。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发达，时间都非常准确。这次参议会，西北局决定只开10天，会期不能延长，许多事情又都要做好，希望大家都能按时到会，而且要比较整齐，不能吊儿浪当，过去我们每次开会，总有几十场扑克，这次扑克也可以打，但开会的时候不要打。会场的秩序要严肃一点，不要太随便，太散漫。随随便便，散散漫漫，影响大会的精神，对于非党人士也会发生不好的印象。当然，也不要太拘束了，现在有许多外国朋友要来参观，还要注意表现出我们的民主精神，使他们有一个好印象。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目的是想和到会的同志商量讨论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争取把这次会议开得更好些。关于以后我们全边区如何推广“三三制”的问题，我今天没有详细讲，有机会还要提出来再谈谈。因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三三制”在大后方有许多意见，我已经报告了。“三三制”已经收到了效果，我们现在已有凭据、有资格在大后方讲我们是民主的了。过去还有人不相信，他们解不开，现在已经开始了解到这一点了。这样做，影响很大，将来我们还要争取他们，团结全国。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在全国实行“三三制”。现在边区和许多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有很多好处，要继续发扬它，使它更带宪法性。当然，如何吸收大后方许多过去研究宪法的人的意见，综合发扬我们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以后来讨论的。 　　最后我再讲一讲，这次我出去，和4年前我到大后方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最主要的就是：全国进步人士、中间人士更注意我们陕甘宁边区和我们敌后根据地了，我们说的话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边区这几年农业、工业等各项建设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华北、华东、华南敌后根据地都有了很大发展，这样就使得我们办外交的人有了后盾。因此说话也就更加有了力量，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可以这样说，我们已不仅是一份力量，而已是全国决定的因素。我们首先推行民主，推行“三三制”，这对全国影响很大。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今年的参议会开好，这不仅对边区的建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打仗能有帮助，而且可以影响全中国。我的话完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所藏记录稿整理刊印。 　　*本文是作者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时间是编者判定的。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