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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林伯渠

  (1945年4月23日)
  各位同志:
  全中国在我们党的直接领导下,已经解放了很多地区,建立了很多很大的边区。今天,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七大(467),在我们陕甘宁边区(157)召开,我首先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向帮助他们,使他们翻身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致以革命的敬礼!(鼓掌)我为了庆祝和拥护这个大会,想讲两点意见。
  一、必须学习和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
  我们常说中国、中华民族不会亡,可谁能挽救危亡?怎样才不会亡呢?我觉得,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就我个人从1905年到1945年近40年的实践中,就我所晓得的讲一讲。
  我这个人,头15年是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后25年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鼓掌)刚才冈野进同志(468)讲的,1905年的时候,孙中山搞同盟会(12),反对清朝,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当时只觉得清朝很不好,觉得有皇帝的国家不好,应该反对它,这是共和思想。那时对于党的、阶级的道理都还非常模糊;中国还没有共产主义,欧洲的马克思学说也没有传到中国来;我只是愿意推翻满清,愿意把中国搞好,也可以说是富国强兵的思想。
  从1905年搞到1911年,清朝是被推翻了。但那时仍不晓得怎样建立国家,怎样与人民联系;与人民还隔得很远,在乡村里也没有什么工作。当时有许多运动,许多暴动等革命实践,但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许多起义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不仅太平天国运动(95)失败了,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也有好多次的起义没有成功。辛亥革命(138)虽然推翻了满清,孙中山也提出了建立共和的主张,但在推翻满清之后,还是不能不把政权让给满清的北洋军阀袁世凯(25)。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民国2年,孙中山又组织二次革命(21),反对袁世凯,结果又被袁世凯打败,于是,只好亡命日本。后来袁世凯又做了皇帝。
  那个时候,国民党分裂成许多革命团体。例如黄兴(312)的一派,就是反对孙中山的。我个人是跟着孙中山跑的。孙中山那时思想坚定,继续坚持干革命,但也没有得到什么成就。护国之役(26),虽然把袁世凯洪宪帝制推翻了,但北洋军阀还是继续存在着。不仅北方的军阀存在着,在南方也有许多军阀,如广西的陆荣廷(469),云南的唐继尧(470),还有贵州的军阀等。军阀混战,一直打到民国13年(1924年)。护法之役(32)是反对段祺瑞(29)的。当时段祺瑞和北方的军阀联合,搞了一个四大借款(471),借了好多钱,买了日本好多枪。那时全国的形势很混乱,民国8年南北正式议和(472),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还是军阀各霸一方。这中间还有许多的细节,我就不讲了。总之,在这些所有的革命实践中,都还没有摸出个头绪,没有把事情搞好,不晓得怎样才能搞好。当时南方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队,在护法之役,我随着革命的军队退到郴州,在退走中,曾觉得人民尤其是农民很好,但也仅此而已。直到民国6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有些报纸刊物上知道有工农的军队,同时因看了克鲁泡特金(473)的书,才知道有阶级斗争,应推翻私有财产制度;才觉得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不能解决问题。但我那时还是个旧民主主义者,仍然相信孙中山,和他一块搞。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分成激进派稳健派。孙中山主张打袁世凯,组织中华革命党(23),是激进的。黄克强(312)迟疑,主张要慢慢打,孙中山说不行,他就组织了欧事研究会(474)。黄克强是我的同乡,和我一块搞革命,但我觉得他不对,而孙中山是对的,于是我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搞欧事研究会,入党时还打了手模脚印。那时候袁世凯搞筹安会(475),我们就反对筹安会。但还是没有搞出什么成就。孙中山领导推翻满清,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意义,但他没有摸到中国革命的规律,不知道怎样把革命搞好,怎样和群众联系。民国5年,孙中山从日本回来,感到要有根据地,要以他的故乡广东为根据地,反对刘震寰杨希闵(476),但他不晓得怎样建立根据地。
  十月革命成功,苏联红军建立,给中国青年很大影响。民国8年,巴黎和会以后,爆发了五四运动(141),这是中国一个大的历史转折。对于这件大事,孙中山开始没有跟上,甚至还反对这一运动。例如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他就反对白话文。因为人家骂他是孙大炮,说他不能建设,他在那时就搞了个《建设》杂志(477)。当时,国民党里朱执信(478),廖仲恺(51),胡汉民(479)等,也都在搞这个东西,研究建设问题,准备以后的发展实业计划。后来,五四运动搞得蓬蓬勃勃,有很多新的人物出现,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才有了转变,感觉到以前自己不对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有了马克思主义小组(364),有了共产党。他觉得这些青年搞得有道理,自己致力于国民革命已经有三四十年了,仍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就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从我所经历的这一段,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方法,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才能够找到。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要担负起我们民族解放事业,如果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行的。就在国民党身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历史特点。孙中山先生搞党,搞了多年,但从未开过代表大会,直到共产党帮助他,才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41)。现在国民党在准备开六次大会,我们党历史虽短,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开了七次大会,可见它落后得很!(全场哄笑)
  国民党所以有后来,是因为共产党、共产国际(70)帮助了它,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党是我们帮助它改组的,黄埔军官学校(356)是我们帮助它建立的。假使没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那就没有国民党,没有国民党以后的北伐(57),没有国民党的军队。
  为什么这样说?孙中山在民国5年以后,就想在广东搞一个革命根据地,但是他不晓得怎样搞,他没有群众观点(笑声)。他虽然组织过军队,但也没有搞成什么好军队。所以说,他摸了多少年,还没有摸到头绪(笑声)。那时他也搞过北伐,叫做第一次北伐。他个人组织了一些粤军,双十节出师(480),从广西桂林出发到湖南郴州。但是那时候南北军阀混战,南北军阀互相割据,湖南军阀赵恒惕主张联省自治(481),广东军阀所谓孙中山的部下的陈炯明(365),也不主张北伐,说是要慢慢来,因此他没有办法,非常苦闷。正在这个时候,就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482)。那时共产国际积极得很,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尽量帮助。共产国际派马林来的目的,就是要找中国的民族领袖,谁是民族领袖、民族英雄,就找谁。马林到北京时,因正是吴佩孚(44)活跃的时候,他就先去找了吴佩孚。在那里,他住了3个月,看吴佩孚到底是否民族英雄(笑声),结果,吴成天饮酒赋诗,他才知道吴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后来,马林听说南方有个孙中山,他就又去找了孙中山。
  本来,列宁在中国辛亥革命时就曾称赞过孙中山,马林开始时不了解这一点,他见到孙中山说明来意之后,即表示希望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一听高兴得很,便向马林询问了十月革命是怎样搞成功的,并留他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这次马林就同孙中山讲:“你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不过你这个方法不行,你现在的军队也不行,搞不成功。”他还向孙中山建议:“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有纪律的、由各阶级各阶层联合的党;开设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官干部。”孙中山听后,恍然大悟地说:“那么,就请你们给我帮助。以后以应该如何搞?也希望共产国际能帮助我。”马林说:“我只是来交涉一下,如何进行我回去问一下。”现在我们在书上看到的1923年越飞与孙文宣言(483),就是马林回去以后,苏联派越飞来和孙中山订立的,这是一个帮助中国的宣言,当时越飞向孙中山明确提出了要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相信这个话,不久越飞病了,到日本去养病,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与越飞继续谈判。实际上,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国民党的组织叫区分部、支部、执行委员会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一套都是学的苏联的办法。至于以后还有许多事情,现在我不详细讲。总之,国民党所以像个政党,就是这样来的。
  国民党过去叫同盟会,以后叫国民党,以后改为中华革命党,最后又改为中国国民党,这些我都知道。因为那时我就是在国民党里办事的人。国民党改组(238)以前,只在外国华侨之中有些党员,每年拿一些钱帮助孙中山,实际上它在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的力量大多都是在开始改组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下边我想再着重地讲一讲国民党的改组问题。
  国民党改组之前,虽经辛亥革命的胜利,但他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北洋军阀统治着北方,在南方也有军阀势力,孙中山并没有多大的势力,到1922年,他才开始集中力量搞党,在上海环龙路24号开会,搞了个中央党部,是秘密的,但也没有多少事可做。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国民党不少的地方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它建立的,例如湖南就是如此,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覃振(43),即后来南京立法院的副院长,也是湖南人,在上海中央党部工作,他问我湖南你有办法没有?我说有办法。当时毛主席正在上海,我就和他商量,请他回去帮助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北京、湖北、山东、河南的国民党组织,也都是在这个时期由我们党帮助搞起来的。1924年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各省的代表,每个省选举3人,另由孙中山指定3人,其中所选的代表,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国民党的开始组织,它所以能搞得这样大,是由共产国际、共产党帮助的。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不但帮助国民党发展了组织,还帮助它组建了军队。刚才我们讲到的苏联派越飞来时就商量了这个问题,以后又派鲍罗廷(484)、加伦(485)(专管军事)来,帮助建立军队,于1924年6月建立了黄埔军校,开始训练军事干部。当时周恩来同志(200),就在黄埔军校负责政治工作。以后编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是周恩来同志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军是李富春同志(136)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是现在新四军的朱克靖同志(486)任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是我在那里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开始时,一共就只有6个军。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也有我们的人,我和毛泽东同志、恽代英同志(487)等,就都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我还是常委之一。
  以上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恢复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并发展了它的组织、组建了国民革命军,这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帮助的结果。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925年他在遗嘱中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就是说,经过40年他才知道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可是我们共产党一开始就知道唤起民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但知道,而且还把这告诉了孙中山,与他合作,帮助他改组了国民党和建立军队。国民党改组以后,不但国民党中央里有我们的人,各省的党部,有许多也是共产党人在那里搞。为什么孙中山搞了40年都没有摸到头绪(笑声),没有把封建军阀势力打倒,而国民党改组后,只用了两三年的功夫就把封建军阀势力打倒了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国民党改组,办黄埔军校,都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起了作用。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确实帮助和指导了中国革命,所以才有北伐战争的胜利。当然,北伐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巩固起来。
  为什么北伐战争胜利又未能巩固,以致当时的大革命又失败了呢?我想,这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还没有取得很多经验,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经验还不丰富,还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许多胜利,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已经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它的失败,则是由于我们党缺乏经验,还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我个人的情形来说,当时就还很少马克思主义。
  那时,我只知道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教条,其实教条也很少,就知道服从。现在想来,真是非常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从国民党里来的,那时有些青年同志看不惯,给你下命令,就只好听。在广东时,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488)同志的态度还好,但别人因我在国民党里做事,神气有些不同(笑声),就看不惯,今天下命令我去某个支部开会,明天又命令我到另外一个支部开会,我都得去。那时我相信共产党、相信马列主义,但不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有些盲从。比如,1927年打到武汉、南京时,晓得军队很要紧,假使我们有两个师,南京就不会被蒋介石(59)拿去。那时程潜(62)是六军的军长,我在那里当党代表,他这个军就是共产党帮助他搞起来的。起先,蒋介石还不愿意叫他搞,他听了共产党的话,搞成两个师。我那个时候和陈延年同志讲,要多搞一点,因为那时作为国民党主席的汪精卫(53),还听我们的话,只要我们提议就可以成立。但区委做军委工作的木青(489)同志,却说我这是军阀思想,这样我就不能够讲了。蒋介石其所以能够占领南京,就是乘我和程潜都不在的时候,把程潜这两个师和李富春同志所在的第二军的一些部队调出南京之后才占领的。在武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志甚至还要自动地解散一些部队,而国民党反请我们不要解散。当然叶挺(65)在那时候搞得很好。
  那时在武汉,有一个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我在那里做秘书长(我们党也要我在那里探听一些消息),夏斗寅叛变(490)和马日事变(491)之后,我就更加感到军队的重要。那时有人攻击农民运动搞得过火,毛泽东同志说:“有什么过火?”我也觉得没有什么“过火”。后来,又有人要缴武汉纠察队的枪,我也觉得不对。但那时自己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却没有办法。正是由于我党当时还缺乏经验,还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以到了1927年两党便分了家,大革命就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以毛主席为代表一天一天地把马克思主义发扬,我也跟着我们党走,但还是不懂得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492)以后,我们党开始了历史的新局面,这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以后,我才开始懂得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及我们党内发展的情形,是我党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以后我们在党内应当进行这种教育,即我们中国早已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开始还不善于掌握,学会掌握和运用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应当使同志们懂得,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有了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掌握和运用仍然是不行的。
  二、如何认识毛主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下边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薄认识。
  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毛主席真正抓住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又是一个大国的根本特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大国,与西欧许多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过去就是由于没有把这个特点看清楚,才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毛主席却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并且首先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办事。
  现在回忆起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41)的时候,我们党内就有人反对统一战线政策,但毛主席是赞成的。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但赞成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是实际的做了。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首先在井冈山提出要联合中间势力,因为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在当时的局势下,别人是不敢提出这样的政策的,但我党六大后却把这个正确的意见给否定了。抗战期间,毛主席更具体地提出,在各个根据地要实行三三制(273),又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斗争的方针。过去或者只要团结不要斗争,或者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毛主席则说,团结中要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毛主席这样提出以后,才使我们党的许多事情好办了,办得通了。这就是毛主席抓住了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大资产阶级及中间势力的特性。
  第二点是,毛主席在我们党内最先提倡组织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军队,建立武装力量,并善于建立这个军队、善于领导这个军队。正如朱总司令(367)刚才讲的,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那时他曾亲自主办和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493),培养农运干部。农讲所不仅对于北伐有很大贡献,对于江西、广西、湖南、河南以至绥远等地的群众运动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充分地论证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八七会议后(494),毛主席领导的农民军队和朱总司令的队伍相结合,就把红军建立起来了,由农民武装创造了红军。这些事实证明了农民的重要,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没有农民运动,没有武装是不行的。为什么毛主席会这样呢?这是由于他非常了解农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重要性。
  第三点,我觉得毛主席是我们党内第一个有创造根据地思想的人,并且他能长期地正确地领导党为创造根据地而奋斗,深刻地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与欧洲各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内,武装农民,创造革命的根据地,和由革命根据地到联合政府(495),是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
  总起来说,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武装农民,革命根据地,这就是解放中国人民必须走的道路。我们到陕甘宁边区已经10年了,这里的历史也有三个时期,即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现在的抗战时期。从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也可以证明,毛主席这个道路、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去年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孙万福(496)说:“毛主席是我们全边区的太阳,也是全中国的太阳”,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343)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想这样的话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全党同志都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因为毛泽东这面旗帜是使中国人民走向解放与进步道路的旗帜,我们全党同志都应该高高地稳定地举起这面旗帜,积极地向前进步,向前发展!(鼓掌)
  根据中央档案馆所藏记录稿整理刊印。文中小标题是整理时加上的。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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