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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政工作*

林伯渠

(1948年7月29日) 　　同志们： 　　对本次会议及去年义合会议的估计这次根据中央1948年的土改整党指示，召集各地委同志开这个会，就是为了我们的土改整党工作，在西北局领导下，从今年9月到明年3月，要很好地配合进行这一工作。 　　这次西北局领导开会的方式简单明确，由上而下的把问题提出来，又由下而上的民主的集中起来，使会议的工作效率更提高了。习书记(518)的总报告和其他部分的结论，对于今后7个月的土改整党及新区工作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都有正确指示。这些指示不仅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并且为解放大西北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贺老总(66)的建军财经报告我都同意。卓然同志(521)对政策的解释，文瑞同志(538)对整党的发言，我亦非常同意。此外，对这个会议的精神，为了把会开好，为了西北解放，大多数同志的一些发言，基本论点都是好的，只有个别同志的讲话我是不同意的，这就是关于义合会议(536)的问题。 　　关于义合会议的估计与对西北党的看法，我认为习书记对义合会议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它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北党是整个党的一部分，曾是整个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军事、政治、经济各种建设上有今天这样大的发展，西北党起了很大的作用。自从中央来到西北后，西北党的正确路线就得到了挽救与发展，1942年的高干会(358)，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使西北党对毛主席思想的掌握有了明确的认识，反对了“左”又防止了党内在思想作风上右的倾向的发生。这使西北党提高了一步。以后中央在此，路线政策是正确的。但因处在相对和平建设的环境中，某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作风上沾染和生长了各种不同表现的右的东西，战争以来更加明显的暴露出来，这就是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自由主义、贪污腐化、渎职失职、敌我不分、叛变投敌等违犯党纪的右倾与作风。义合会议，在西北局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与政策，明确而严肃地反对了那些离开党的路线与政策的各种右倾的严重现象，使西北党首先在领导队伍内得到了初步整顿，这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需的。事实证明，义合会议后，各种工作都有了显著改进，如各个分区对敌斗争的增强并取得胜利，如政权建设中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危害被引起警惕等，都是极大的收获。但是有些同志对义合会议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甚至有些曲解说：“是‘左’的反右的”、“以不正确的反不正确的”，他们以土改中曾发生偏向就抹煞了义合会议的正确性，忽视了它的重大收获，这是不对的。再说对于义合会议中的某些缺点、土改中的偏差西北局是有责任的，习书记在报告中都已作了自我批评，而且我认为恐怕都讲多了一些，义合会议、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对地方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因此在土改问题上有些未能根据实际办事。义合会议是个大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不能认为十股风仅有一股风不好就否定了这个运动。并且就是这一股所谓不好的风，也不应完全归咎于西北局的领导，各地方反映情况的不全面，不实际也是原因。如果说义合会议错误多收获少，那就要恢复到会议以前的状态，这岂非完全错误。正由于义合会议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正确，所以在土改发生偏向时，西北局就能看得清楚，坚决纠正，贯彻正确政策。我们这次会议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思想上达到统一，这样才能正确的认识西北党的发展史，认识西北党1942年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正确，也认识去年义合会议反右的正确，只有这样，西北党才能全党一致的跟着中央的路线走，走向西北解放与全国解放的胜利，我相信西北党是有力量这样做的。 　　关于在土改整党中的建政工作 　　下面我想着重讲讲在土改整党中，关于建政的工作问题。 　　一、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党领导下怎样工作 　　(一)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现阶段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工、农、兵、手工业者等一切体力劳动者和不剥削人而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并联合受压迫损害或限制的自由资产阶级(商)、知识分子(学)及其他爱国分子(包括赞成土改的开明绅士)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人民民主政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二)从历史上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曾经有过：一、苏维埃革命时期。那时有中央政府，但地方政府是分散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不够广泛。二、抗战时期有三三制(273)。那时各个根据地是扩大了，但仍处于分散状态。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统一战线中，还有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抗日不坚定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赞成抗日民主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中小地主)。共产党员参加政权的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三、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发动以来，在实际上，在蒋介石(59)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以后，在美帝与蒋贼之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才真正地扩大了。今天，随着革命的继续胜利，解放区已日益扩大，某些地区已联成一片，在这种联成一片的地区上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而我们党又行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的政党。这样，要求党的领导作用在人民民主政权中必须加强，要求党员、干部在统一战线的联合政权中更能团结其他各个革命阶级。 　　(三)党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关系，即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党领导下怎样工作。在1942年9月1日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中，依据当时情况(各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在实现一元化领导的原则下；对于党如何领导政权及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应如何工作，曾有所规定。其精神，在目前和今后仍很需要。 　　1、“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党对参议会(今后是人民代表大会——以下同此)。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334)(党组——以下同此)，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 　　2、“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明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的行为，应当受到指斥与处分”。 　　3、“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党对“政权领导之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 　　4、“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 　　以上几个原则问题包括：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系统中的党员干部如何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如何团结党外人士?党委如何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干部等。这样明确严格的规定，对于纠正党政不分、党委包办政权工作、政权系统向党闹独立性等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都极为重要。现在和今后的政权，虽不叫三三制了，但民主人士是一定有，也必须有，我们应善于领导他们，团结他们。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纪，也要严格遵守政纪。党委对政权系统的工作在原则、政策、大政方针的领导上要紧紧掌握，而又给政权系统工作方式方法上的灵活性；政权系统在执行具体工作中应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但在方针政策上又须绝对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贯彻下去，不能有所推托或折扣。在政权工作中如何来实现党的领导，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特提出以供研究。 　　二、现在政权中所存在的一些现象 　　要了解现在，就先要追溯一下历史。在苏维埃时期，政权建设的选举制度，是由乡、区、县、省到中央苏维埃、采取了宝塔式的间接选举的。那时苏维埃的各种政策也各有成绩，不述。 　　1937年，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实行抗日，改边区(那时不叫边区)苏维埃政权为民主政权。自那时到人民解放战争以前，9年多的时间，陕甘宁边区处于后方的相对和平环境，又是我党中央所在地，因此，在民主政权建设方面，遂有不少的创造和建树。1938年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制度，召开第一届边区参议会。1942年11月为实行三三制，西北局在边区二届参议会上所提之有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268)为大会一致通过。1945年为准备三届参议会进行普选，又与检查政府工作相结合，更进一步的开展了农村民主。复由于中央的各种政策首先在边区推行，因而成就更大。如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奖励劳模、实行合作和发展工商业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改善了边区人民生活，繁荣了边区经济，支持了抗日战争并为去年以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经济基础。如文教建设：注重干部教育，增设中等学校地干班。又实行民办公助方针，开展了群众文化教育运动。如军事建设：坚持了练兵、生产、拥军、优抗、军民团结的方针，增强了人民武装力量。如坚持正确的宽大政策，争取了失足者，防止了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如司法工作，一革旧的传统法律，采取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和农村中实行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方针。此外，还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在改进政权机构和提高行政效能上也起了一定作用。以上是陕甘宁边区主要在抗日时期政权建设成绩，曾在当时发挥了边区人民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也产生了和存在着以下的不应有的亟待改正的不良现象。 　　那么，现在政权中所存在是哪些不良现象呢? 　　(一)领导关系(即上下关系) 　　最严重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政策法令不能贯彻下去，而下面的情况又不能及时反映上来。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决定和指示重视不够(许多县对边府指示不讨论，甚至于不去看)，执行也不认真。如： 　　表现在生产救灾工作方面，绥德、子长对于救灾工作的漠视，发生饿肿人、饿死人等严重情况，县上不了解也不及时向上级反映，绥德县府几个月就未给边府报告。表现在战勤负担方面，战争一年多了，但绝大部分地区未能根据战勤动员办法执行，也没有订出适合当地情形、比较合理易行的简单办法，很多地区还是干部摊派，强迫执行。表现在土改工作方面，义合会议时，各地实际情况反映很差(只片面反映了土改不彻底但非全面的材料)，纠偏中又不迅速贯彻。表现在许多具体工作上，如禁止赌博，禁止缠足，提倡卫生，破除迷信，政府命令不能生效。如战士归队，许多县份未能贯彻执行。 　　由于上下关系存在着不密切、隔阂、甚至脱节的现象，地方政权中各行其是的无纪律状态和经验主义就必然存在着。 　　(二)机构与制度 　　我们的政权机构与制度是服从于任务与工作需要的。现在的情况是：有些机构已名存实亡，如各级参议会。有的也因革命形势的进展而有所变动，如去年在河东时实行精简，财经统一，现又将财办处取消改为财经委员会。各级政权某些机构之合并与分设，(如一、三科、二、四科的合并与逐渐恢复、乡文书与乡指导员只有一人脱离生产、有些地区、如子长的村长是轮流的等)。这些情况，是否完全合适，均须研究。 　　此外，各级政权干部的任用，有些地区干部已经调动，但不向上级呈报，或应经上级批准者，也不例行手续，擅自处理。这对了解与培养干部，正确地执行干部政策是有妨碍的。工作制度未建立经常的检查制度，奖惩制度亦不严明，乡村政权民主作风和制度的缺乏，造成在负担问题上未能达到公平合理，使得群众不满。 　　机构与制度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去年义合会议后，某些政权工作中的地富分子(如镇川曹雨山、葭县杜嗣尧等)曾被停职(区乡级被洗刷出去也不少)，但如何吸收真正的民主进步人士、开明绅士参加政权，还注意不够。 　　(三)干部的思想与作风 　　应当说政权干部中，特别是下层政权干部中，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及贪污自私的现象。 　　官僚主义作风从边区一级到乡村政权干部中，是普遍存在的。不了解实际情况(村长乡长连本村本乡的情况也不知道)，工作疲蹋，效率很低。 　　强迫命令是乡村政权中最普遍的现象。他们不倾听群众意见，不和群众商量办事，不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解决问题。来了事情，几个人开个“暗部会”，不通过群众就办。群众反映是：“提了意见不顶事，惹了人，受了气”。另外，上边催得紧，他们就强迫执行，有的就又骂、又绑，一意孤行。上边催不紧，则是得过且过，一日无事一日安。上面要报告，可以做些材料塞责，政策、命令、指示可以打折扣。怕学习、怕麻烦，习惯老一套，这老一套多是强迫命令，他们认为不如此，就不能完成任务。 　　耍私情，自私自利，办事不公道，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少数干部也有贪污腐化，欺压人民的。他们因与家庭经济密切联系，因为亲戚朋友、熟人等私人关系，在处理负担问题上、解决纠纷问题上，就经常耍私情，偏三向四、引起群众不满。他们中的少数则贪污腐化，如去春土改时有些干部混水摸鱼、假公济私，窃取群众斗争果实，有的则做私人生意，耍赌博、抽大烟、乱搞女人，亦为群众所反对。 　　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思想领导。应该研究自己的业务而能够总结，并把它提高一步，才不致陷于经验主义。 　　1、干部思想作风存在着严重的毛病，县级以上干部，主要是缺乏政策观点，工作疲蹋，责任心不够，下层干部则是政治认识模糊，个人家庭观念浓厚，缺乏群众观点。前者在去年土改中表现得极明显，也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后者在调往新区工作中表现得很严重。据绥、米、镇川七个区57个干部中调查，服从组织调动不讲价钱的27人，提出家庭有困难的6人，提出有病的5人；对领导有意见，问题不解决不愿出去的2人，坚决不去的6人。米脂民权一乡乡长贺子德说：“头割了身子还在家”。米脂十里铺区自卫军营长窦建中提出3个条件：一、把家庭安置妥当；二、老人毒死，老婆离婚；三、否则偷跑。此外，老婆扯后腿的2人，偷跑的1人，自己伤害身体的1人(民丰区自卫军营长不愿去黄龙，故意由崖上跌下，将腿跌伤)。总计由于各种原因，借口不出去者20人，占总数32.5%。 　　另据37个外出干部思想调查：(一)真正思想搞通，愿意出去工作的3人；(二)开始不愿去，觉得“好出门不如歹在家”，经说服后服从组织意见者5人；(三)提出家庭有困难、要求解决后，才可以出去的18人；(四)不愿出去的11人。 　　这种不愿离乡，“故土难舍”的思想，各县干部中都严重存在，与此相连的则是经常回家，注意家庭问题，如镇川，去年有区长高福昌、区委宣传科长白冒忠、县干部史汝昌等，一回家就几个月不回来，写信也调不回来，捎话说“不回来了”，越回家越被家庭问题缠在身上，愁长愁短，工作越不安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越少了。 　　2、县以上干部注重学习差，缺乏总结工作的能力，对下层干部的教育更差，动员工作的命令多、任务繁、时间短，更加促成了下边的强迫命令。 　　3、缺乏工作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以上原因，主要的是干部的思想问题。在领导上则是缺思想领导，自己学习和对于下级干部的教育不够。 　　为了纠正改造以上所存问题，提出改造政权。 　　三、整改意见 　　(一)在整党下整政 　　1、整政的目的：去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及贪污自私的现象。加强民主制度，养成民主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负责精神，使各级政府经常了解并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更好地发展生产，更有力地支援前线。 　　2、结合整党进行群众性的整政。今年至明年三月搞好区乡政权，选举区乡人民代表，召开代表大会并选举区乡政府委员会。关于发动群众整党整政的方针及许多具体问题，习书记、马部长都讲过了，不重述。根据1945年边区的选举经验，当时在农村发扬民主检查政权工作，群众非常满意，提出几万条意见和问题，可惜这些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又使群众失望。今后进行整党整政，必须认真彻底解决问题，特别注意满足群众民主及合理负担的要求。 　　3、调整机构改进制度 　　第一，准备改各级参议会为各级人民代表会。 　　关于选举办法，边区拟研究制订(先制订区乡人民代表会选举办法)。希各地负责同志根据各地情况及过去经验提供意见，作为制订该办法的参考。 　　关于区乡干部被选举的条件，主要应是：(一)积极为人民服务；(二)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三)勤苦耐劳。在新区应加上政治认识(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第二，乡政府。由乡人民代表会议产生，其正副主席为乡政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其他委员可兼任村负责人(取消行政村主任)、自卫军连长、文书等职，呈由县政府(或区政府)委任，任职者如非乡代表，得列席乡政府委员会会议。遇重大突击工作时，可召开乡代表会或扩大的乡政府委员会(包括劳模、小学教员、积极分子等参加)，工作需要时得在乡主席与委员会下临时组织各种委员会。 　　第三，区公署应改为一级政府，由区代表会选举若干人组成区政府委员会，正副主席为当然委员。其他委员可兼任民教、经建、保安等委员、自卫军营长等职务，呈县府委任。任职者如非区代表时，得列席区政府委员会议。 　　第四，县政府。由县代表选举若干人组成县政府委员会，正副主席为当然委员。委员会向县代表会及边区政府负责，决定执行有关县政之重要事项，另设政务会议(秘书、科长、委员会主任等组成)，经常讨论推行政务并分别检查总结各种工作。必要时得召开扩大的政府委员会或区长联席会议。 　　第五，为整肃政纪，改良作风，各级政府均设人民监察机关。边区、县设监察委员会、区设监察委员、乡设监察员，受同级政府委任及主席领导，又对上级监察机关负责，监察下级及同级公务人员，并将意见提交上级监察机关。 　　第六，司法机关。边区设司法厅，内设高级人民法庭。县设司法科，内设人民法庭，专门审判。区不设仲裁员之类的司法人员。各级司法行政组织为各级政府组成单位，受同级政府委员会及主席领导，法庭依法独立审判，业务上受各级司法机关领导。 　　第七，保安机关。边府设处(专署设分处)，县设科，区设助理员，乡设治安主任，受同级政府委员会及主席领导，并对上级保安机关负责。 　　在改进制度中，负担合理是农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必须予以解决，建立合理负担制度。 　　1、边区政府提出了改进老区农业负担的意见及农业税条例草案已发下，希望各位回去研究，九月半将意见报告边府，并结合整党整政，确实把今年的征粮搞好。 　　2、战勤负担及优待军工属等负担，也须在发动群众进行整党整政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形，订出公平合理、简便易行的办法。民政厅现正选择地区试行，准备修改战勤负担办法。 　　在改进制度中，必须改进领导作风。第一，在贯彻政策中，应善于在一般号召之后，进行具体领导，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并随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使政策在群众中变成实际，随时检查，总结经验。这样就得靠具体指导，纠正过去照抄照转上级指示与只作一般号召的领导作风，而代之以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领导作风。第二，善于进行典型试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这里，又须纠正过去孤立的为搞典型而搞典型，到农村中包办代替的不良方法。经验要及时推行，又避免成为“马后炮”的现象。第三，还须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实行考绩，严肃政纪。 　　4、任用与教育干部，团结党外人士。 　　县以上干部应加强学习，特别是关于理论与政策的学习，西北局学习指示，李部长讲话，都指出了这个问题。 　　乡村干部建立经常的轮训制度，绥德地委在绥米中学训练区乡干部的办法很好。各县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订出区乡干部轮训办法和计划。 　　干部的任用应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只有培养与教育干部，才能使干部来源不绝、才能提高干部适应发展大西北的局面。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必须重视团结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团结，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适当地进行原则的批评与斗争。纠正过去某些过左与过右的倾向。 　　在整党下进行整政，在政权系统中坚决贯彻党的路线与政策，坚决实现党的领导，纠正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态度。 　　根据中央档案馆所藏油印记录稿整理刊印。 　　*本文是作者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