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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战斗的一生，是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他经受了许多严峻的考验。这部《林伯渠日记》，虽然只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个简单的记载，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不仅具有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而且表现出追求真理，努力实践，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奋进的革命精神。 　　《日记》从一九一三年八月起至一九一七年九月止，中缺一九一四年十月至十二月和一九一五年全年。《日记》的残缺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所幸尚存的一部分，为我们研究民国初年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 　　在将近三年的《日记》中，林伯渠同志对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的形势和重大变化，大多作了简明的记载。《日记》的内容和特点，首先表现了他的反帝爱国、追求民主、不断革命的政治倾向。 　　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袁世凯纂夺了政权，进行复辟专制的阴谋活动。有些原来的革命党人或者消极悲观，或者投靠了袁世凯，林伯渠同志却毅然地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站在一起，积极参加了作为辛亥革命继续的“二次革命”，督促湖南反袁独立，担任了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讨袁失败后，他即于同年亡命日本。这年八月起的《日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从第一次留日到一九一三年，他感慨地说，“转瞬十年，依然故我，家国身世之感，其曷能已。”十年来的革命奋斗，没有能够挽救国家民族的危局，面临“到眼河山故故非”的情景，他怀着“沉沉心事向谁说”的无限忧思(《宗楼看雪》，一九一三年亡命日本时作)，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严格地要求自己，进行自我鞭策。他说；“犹不自励，其真不可为矣”在革命遭受失败之际，他不放弃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坚持继续进行斗争，相信革命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新的发展，“独抱古欢浑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同上)，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愿和抱负；在“寒云半岭重”的严冬似的日子里，他在大森看傲雪的梅花勃然开放，想到祖国的前途，满怀欣喜地用“春色一湾深”的诗句，预期着祖国明媚春光的必然到来。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的这种忧国忧民、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一九一三年十月初，袁世凯派遣汤芗铭夺取湖南，为蓄谋“平定”南方各省打开门户。林伯渠同志身居海外，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他在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说；“两月来国内事变，苟彻尾彻头潜心考察，益我知识不少。”他开始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探索着新的革命途径。 　　这时，孙中山等人也亡命日本，林伯渠同志赞成孙中山等坚持反袁斗争和恢复同盟会精神的革命主张，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作为一个秘密的革命工作者，他与中华革命党人的关系、交往过从等等，在《日记》中都有意地予以回避了。从这时的《日记》中，诸如“中国关于下列三问题：币制问题、关税问题、租税问题”、“澳(奥地利)塞，(塞尔维亚)开仗期”、“列强相对开战期”、“本日日本要求德国四条”、到政法学校“听讲欧战”等记载，虽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但可以看到他对国内外时局动态的关注。 　　在袁世凯阴谋帝制自为的过程，一九一五年成立筹安会前后，曾经出现所谓国体、政体之争，迷惑了某些不满现状、抱有善良愿望的人们。及至袁世凯宣布将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称帝之后，此种争论并未停息。处此重大变幻的时刻，林伯渠问志坚持民主共和的信念，批驳了某些谬说。同年一月四日的《日记》中说：“南北(分裂)之说，应从我辈使消灭于无形；联邦之说，虽似分裂，实所以调和也。”表明了他的反对分裂，维护共和制度的明确的政治主张。在酝酿反袁护国活动中，留日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孙中山、黄兴等的影响下，曾纷纷成立学会，虽以研究学术为名，实际上是反袁的政治团体，其中著名的有李大钊发起的中华学会和湖南人易象等组织的乙卯学会。林伯渠同志积极参加并推动这两个学会的工作。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他记下了“乙卯、中华两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的大概经过，以后还多次记录了他到神州学会的活动。这些记载，弥补了护国运动史上未为人们所留意的一个明显的缺陷。 　　在蔡锷等领导的护国军在川南获得胜利声中，林伯渠同志奉中华革命党之命，“回国至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林伯渠自传》)，于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京返沪；他的身体本来较为虚弱，在东京经常服药，当时又因进行反袁护国的种种频繁而紧张的活动，以致积劳成疾。这些具体情况，《日记》中亦多避而不谈。但是当他在周年四月十一日离开上海之际，却寓意深长地在《日记》中写下“午后起行”四字。自此，《日记》从四月十二月至七月二十六日中缺一百余天。迨至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续写这部《日记》时，才说明了“中缺”的原因；“此后奔走湘鄂，迄五月二十九日汤氏(指汤芗铭)在湘宣布独立及汤氏七月五日之出走，皆危险时代，故不记。”这一段艰苦而又光辉的历程，林伯渠同志当时曾有“他日有暇，当略编政态变状与就中艰苦情形，备观览焉”的心愿，可惜以后由于政治活动纷繁诸种原因，这个心愿终未实现，这确是护国运动史上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以后，林伯渠同志留在湖南工作。他在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起续前的《日记》中，记下了许多重要事件，如与程潜、刘建藩、易象等会晤，磋商袁死以后湖南有关情事等；尤其对湘省政局韵变化，重要人物的交往等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其中如北洋政府任命陈宦的夭折，刘人熙一度被推为督军兼省长，“湘党分为三大派”的纷争情况，追念反袁驱汤中牺牲的杨王鹏，蔡锷、章士钊、刘揆一等参加参议员的竞选，黄兴、谭人凤、程潜、龙璋、廖湘芸等在湘的活动，以及黄兴、蔡锷的葬仪等，《日记》中都作了简明记载，多系他书所少见的。 　　谭延闿二次“督湘”期间，林伯渠同志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后又代理政务厅长，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但是他所考虑的不是个人名利，不象有些革命党人为利禄而脱离革命。在复杂而龌龊的社会环境中，他洁已以进，出污泥而不染，努力追求着真理，继续探索着反帝爱国的革命道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和湖南阴霾密布。为了发展进步力量，他与中华革命党人以神州学会和正谊社为核心团结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这些活动在《日记》中都有所反映。 　　当孙中山酝酿反对北洋军阀并准备护法之际，《日记》中记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与中华革命党人为拥护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而创办《明耻日刊》；仇鳌“新归自粤”，报告孙中山在两广的护法活动，等等。孙中山在张勋复辟乱平以后，公开号召开展护法运动，声讨北洋政府的段祺瑞，这时，林伯渠同志毅然“交卸省署总务科长职务”，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他从临澧启行，会同湘军旅长林修梅及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在衡阳宣布起义，充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从此参加了护法之役。 　　林伯渠同志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这段曲折的道路，所坚持的革命方向，无疑为他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实践奠下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但是这时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青年林伯渠渴望着“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才得到了“新的启示”，找到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与李大钊的结识交往。在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他二人是互相帮助的，而李太钊同志对他的影响则是不可磨灭的。当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乙卯、中华两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的时侯，他俩都是学会干事，李太钊为评议长，以后湖南神州学会的建立及其活动，都是同一宗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日记》明确记下了“得守常书”，护法运动之后，一九二○年冬，在上海“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会见了陈独秀”。这样，他“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便“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凡此一切，《日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林伯渠同志的思想演变及重要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    　　《日记》还表现了林伯渠同志青年时代勤学奋进的精神。他在留学时期，攻读经济学和法学，广泛地研究财政学、簿记学、统计学、工业政策等；渴望着“实行新经济学理”；当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关于人类社会之财货现象之学问也”，“研究组织社会人类之各个或团体为获得自己及公共所必要之财货，而通于关于利用之事项之一切社会现象之原理原则之学问也”。对于民法、刑法、国际公法、海商法、宪法等，他也很有兴趣；对于哲学、史学也经常涉猎，尤其是喜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日记》中他记载了每天读书的课程、时间、上课内容、读书心得等等，都较详细。他认为“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解决的办法在于，“惟只祝努力学问耳”。要想努力学问，他针对自己的思想，认为：一是必具毅力。“成功者，毅力之结果耳”，“考察已之所缺，用毅力以补充之”，所以要从此前进，“力戒悠忽”，在“惩窒二字”上，“加意用功作去，方有进境“；同时认为不集中学习的“兼骛”，乃是一种弊病，对于“不求甚解，嗣后要力戒”。二是力去骄惰。他认为学习与用兵、作人同样道理，“骄，惰二字，误人最甚”，而“怠惰者，人生之坟墓也”。因此，他经常考虑着学习，并且时时自警自励。在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中，他感慨地说：“综思此一月中，东涂西抹，无一停当处，长此因循，殊属可危，共速猛省，忽忘所以明强。”由于经常自励，所以他认定为学“非有十分奋进勇力不可”，“凡事只应向前做去，总有好处”，“人才不甚相远，只看好学不好学，用心不用心耳。”    　　青年时代的林伯渠同志的这种自强不息、力戒骄惰的求学精神，追求新知识的毅力，为一个革命者在知识化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树立了光辉榜样。 　　(三)     　　在这部《日记》中，林伯渠同志记载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检查，以及大量的中外先哲的格言，从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意志锻炼和实干精神。他认为“见处贵透彻，行处贵着实”，一个人尤其青年应当“脚踏实地作去，不必专从口说讨生活也”。因此他几经思考，决定采取“实事求是法”。这样，他青年时代的思想虽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而且有些庞杂，但在意志锻炼上，却开始走向了个人和礼会实践的道路，虽然还不够明确，在当时则是难能可贵的。在思想修养方面，他在《日记》中以中外格言自励，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为我国传统的“慎独”思想。他同意“敛尽一切心思，不致东驰西鹜走作，便是慎独的精神”。这种思想，虽然带有唯心主义的影响，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在很多人随波逐流的社会中，仍不失为坚持自己政治方向的一种思想修养的积极方法。由此，他认为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有时也未必是损失，《日记》中说：“穷者，士之幸；士之穷，天下之幸也。”“横逆困境，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他感到一个人应当“愈受刺激，愈制客气，愈宏坚苦之操。”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他当时已经认识到，“吾人由观察而知物质世界，由生存而知其生活”。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写道：“就现在个人境遇而论，无所不可处”，“惟求良心之所安，……毅然修德乐业”，以期“发皇最后之精彩”。他在谭延闿二次“督湘”任职时，于官场周旋之际，明确表示了“需为事贼社交，亦有然，切戒。”处此复杂环境中，既要应付局面，又需保持自己政见的独立性。所以他认为“能自动者，始能应物，不然则为其所颠倒矣。” 　　他热心为群众服务，常为一些公事奔波至深夜。同学之间交流学习心得，彼此“互相质证”，对别人的新颖见地，衷心感到“良可佩慰”。他长于诗词，而遇有他人佳作，辄“觉其声思高举，迥异庸俗”；别人指出其缺点，认为“尤中肯綮”，能虚心接受，而于别人的缺点，也能严厉地指出，如批评某人说：“行为乖方；……识见不定，暴弃自甘，真可喟也。” 　　总之，意志锻炼、思想修养和团结群众，在他的《日记》中都有使人瞩目的记录。 　　从“二次革命”之后和护国、护法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段时间，这短短近三年的《日记》，反映了我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揭示了老一代革命党人所进行的反复辟倒退的革命斗争，从这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高尚的情操和不可磨灭的功绩。这部《日记》，向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某些史料，而在勤学奋进、意志锻炼等方面，无疑地也是很富有教育意义的。我们阅读这部《日记》，不仅将大有助于对林伯渠同志一生的研究工作，而且将深深地鼓舞着我们振兴中华的坚强意志。 　　一九八三年四月 　　 林伯渠日记/林伯渠著；湖南省档案馆校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