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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林伯渠自传

林伯渠

我原名林祖涵，号伯渠，又字邃园。生年是前清丙戌岁、即公历1886年，现在五十五岁。籍贯和出生的地方是湖南省临澧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 　　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父亲在日曾当教书先生，母亲李氏是农家妇女，其父亦是教书先生，现在俱已去世。我的父亲的名字是鸿仪，前清副贡生，依照湖南的田亩制计算，有祖田八石。卅八年离家前，兄弟四人各分得二石，现弟三人妹一人已死，家中只余一老妻及三女，并雇用一人。 　　幼年时代的环境虽住在内地偏僻的农村中，但因当时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点，小农经济已经开始走向破产的道路，而资本主义因素亦开始抬头，所以亦波动到湖南的乡村里。由于童年体弱，十岁时随从父亲在他的私塾里读书，有时也随他到别人的家馆去寄读，那个时候，中日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群情愤激，李鸿章富国强兵之说对一部分青年的吸引力很大，就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于十六岁投考湖南西路师范学校，在那里肄业两年半，1904年被师范学校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留学，至1905年11月因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归国。从此我的学生生活告一段落，直到大革命失败后亡命苏联时，方再进学校学习。 　　留学东京时，忧时忧国之思，无时或忘。看到日本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深痛清廷的腐败与国运的危急，自己觉得对挽救国家危机应尽一部分责任。当时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风行一时，他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尖锐的批评，再加上从日译的欧美书报那里知道的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但还是从民族的爱国主义出发，阶级意识依然是模糊的，甚至以为只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当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同盟会时，我赞同他的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时间是当年的8月。 　　除了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教员外，我一生的职业就是革命。从日本回国后，1906年春天我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共约一年。这时期管理同盟会宣传品在湖南秘密发行的工作，又因同盟会那时主张边疆革命，遂于1907年被派至东三省连络绿林。当时马贼头子韩边外之孙韩登举在吉林，为掩护工作起见，经过亲友汪德植的介绍，得在吉林省劝学总所工作，并主持师范传习所及四关小学，藉便与绿林来往。这样便在吉林过了三年半，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我又被召回湘。 　　回到湖南后，就在新军与巡防营中同几位同志分头做军运工作。依靠着这个基础，所以湖南能在武昌起义后，首先响应，并宣布独立。1913年春因宋教仁被杀，便与同盟会旧友在湖南督促宣布独立。即第二次讨袁之战，当时我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职，失败后被袁通缉，遂于5月间逃亡日本。 　　二次到日本时，曾在日本中央大学一个短时期。当时孙中山也亡命日本，他坚决反袁，主张改组国民党，恢复同盟会的精神。1914年这个新党以中华革命党的面目出现，我加入后奉命回国至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因为1915年春筹安会已成立，袁世凯谋复帝制的活动日益明显。 　　护国之役，湖南的革命力量组成了部队，把袁党湘督汤芗铭赶走。我在这次事变中，担任了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来谭延闿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我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充政务厅长，那已是1916年的事了。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武力向南进攻，我与湘军旅长林修梅及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当时的护法之役。这时我又充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那年秋天把段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赶走后，我兼任湖南省财政厅长职，一直到1918年4月北方政府参战借款成立，反动力量进攻湖南时，才退军衡州。在那里支持了一短时期便告失败，遂退处郴州将及一年因而离湘赴粤。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成立了军政府，我到广州时是1919年冬天，翌年任大元帅府参议职，年底又离粤赴沪。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记得在湖南驻军时，看见诚朴的农民热心欢迎南方的革命军队，而所谓革命军队其中侵害民众利益的亦复不少，又因受了俄国建立红军的影响，曾想把当时与人民完全没有联系的军队改编成工农的军队，自然在那样的情况下这只是空想。 　　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月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显浅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是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我的认识李达、邓中夏等人，也在这个时候。1922年因援助黄庞罢工被害案曾在香港用共产党名义发表宣言，许多报纸把它译成外国文字，因为在此以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这样公开活动。 　　到了1922年冬天我又到上海去，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第二年仍在国民党部工作(此时已改名中国国民党)，并找张太雷同志在那里担任干事。年底才回到广东去，筹备国民党的改组。 　　国民党在1924年1月改组的，第一次的国共合作也从这时开始。当国民党召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出席为代表，还有许多共产党员也当了代表，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国民党秘密党部是由共产党员负责的。改组后，我被派去汉口建立国民党执行部，同行的本有覃振，他因故没有去。当时吴佩孚正当五省巡阅使，汉口是在他的统治下，活动非常困难，记得一遇到纪念日便要在街上戒严，在这样的环境下，执行部虽建立起来了，但工作无法开展。我们执行部的几个干事，如项德隆、李立三、许伯昊、刘伯垂都是共产党员，后因刘、许被捕，我们住在日租界的办公处亦被抄，6月间离汉返粤。 　　1924年的下半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全用在筹办监察院这件事上。年底随孙中山北上，次年3月孙死后，国民党在北京开执委会。因西山会议派捣乱，会议没有成功，遂回到广州开会。回粤后我当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监察委员，又筹建监察院。8月廖仲凯被刺死后，我补了他的缺，当中央党部中执会常务委员，这时常务委员只有谭平山、汪精卫和我三人，我兼任农民部长。1926年国民党开二次大会时，我又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3月20日永丰舰事变后，我们共产党都准备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4月间在惠州成立了第六军准备北伐。当时我担任该六军党代表并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在该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我于这一时期中即担任党团书记。第六军的任务是打江西，10月打下南昌时，武汉也已在国民革命军手中，这时朱培德当了江西省主席，我们一些当军党代表的都兼任该省府委员。 　　北伐到了这个时候，内部分化的表征已露，1926年12月蒋介石召开的庐山会议，是分化的开始。当时为了进攻南京的路线，曾发生争执，最后决定了分两路进攻，一路是由浙夺沪攻南京；一路是由九江沿江而下。为了这件事，我于1927年正月回到汉口去，当时共产党要我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并主张立即进攻南京，因此江右军不等蒋介石军队会合，先于3月中打下南京。当时蒋介石虽免了总司令职，但势力仍大，武汉国民政府及一部分国民党的中间分子要程潜捉蒋并解决何应钦、白崇禧势力，我就这样被派至南京与程潜交涉。当时程潜本可以采取紧急行动把事情解决的，但他推说力量不够不敢解决蒋的部队。程潜要我与他回到汉口告妥商，结果第六军遂被蒋介石解散，不久就到了7月15日，国共便即分家。 　　这就是我在大革命时代的简单情形。随着革命的失败，联合了叶挺所部和贺龙指挥的二十军组织了南昌暴动，担任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兼财经委员会主席。军队后来败退粤汕边境，先在梅县汤坑打了败仗，继又跑至惠来县流沙开会，准备到海陆丰去。就在这时候，我们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只得遣散残余的部队，与贺龙、刘伯承、彭湃诸同志化装逃至香港，时已11月。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找到关系后，因我不能再继续在国内工作，决定派我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苏联的机会，先至上海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走，我遂到日本西京找到我的同乡学生邓伯粹(时在西京大学读书)。他帮我设法办得去欧洲的护照，经由日本毅贺港搭船到海参崴。这样经过远东到抵莫斯科。1928年秋天我进了共产主义大学。 　　在学校里过于一年多的生活，又到工厂农场去参观了三个月光景，就到了1930年的夏天。这时候，因中东路事件后感到远东中国工人的组织教育工作作的不够，打算在远东办一个中国的党校，我被派去当教员，教了一年多的书，自己急于回国，因而借着到南俄去养病的机会，回到莫斯科去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商量回国的事情。经过批准后我又回到远东去，从海参崴搭舰回沪。这时已经是1932年下半年。 　　在上海只逗留了一个短时期，我便于1933年3月进到中央苏区去。路线是由汕头经过大埔至苏区的边境，因为封锁很严，在晚间偷渡时曾被搜山的击伤了手，到了瑞金后，我担任的工作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一直到1934年10月随军长征，出发时又调任没委会①主任及总供给部长。 　　1936年冬天红军到陕北后，先抵吴起镇，继到瓦窑堡，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成立，我当财政部长。1936年冬至1937年春曾任办事处主席，特区政府时也担任主席之职，抗战后担任大后方统一战线工作，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庄席。 　　这是我将近四十年生活与战争的缩影，它是与中国这个世纪里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而在这多年革命者的活动中，又有半时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过着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在党内我担任过小组长、党团书记、中央审计委员(五中全会时被选)，现在是中央委员，兼边区中央局常委。入党后从未脱离过组织，没有犯过错误，也没有被捕过，或是对党的路线发生怀疑。 　　对自己的批评是欠缺敏感，尚有责任心，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缺点虽有不少，然而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是严肃的，在临难不苟这点上是当之无愧。上次国共分家时，程潜曾想说服我登报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加保护，但我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从苏联秘密回国时，明知非常危险，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说明了在严重关头自己还能站得稳脚，因而不致落在时代的后面。 　　回忆过去，自己庆幸着此生并未虚度，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瞻望将来，自己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 　　(注：本刊发表时删节了一段文字) 　　① 即没收征发委员会。 　　(按《人物》1982年第二期刊印。这份自传是林老于1941年在延安写的。) 　　 林伯渠日记/林伯渠著；湖南省档案馆校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