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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转战陕北 |
| 涂绍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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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解放区军民积极准备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全面大反攻的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拒绝接受苏、美、英三国首脑促令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八月九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神速出兵东北，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便解放了我国东北及朝鲜北部，并占领了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至九月二日上午，日本帝国主义见大势已去，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旗舰上，正式在投降仪式上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苏军出兵东北的同时，我延安总部向全国各解放区下达了战略大反攻的命令。英雄的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在东北、天津、归绥、太原、平汉、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各线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短短两个月的战斗中，共歼灭敌伪军二十三万多人，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收复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使敌占区一千八百余万同胞获得了解放。至此，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我军战略反攻的日日夜夜，林伯渠领导边区人民，组织大家参军参战，支援前方，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这时却从峨嵋山猛扑下来，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共内战，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但为了赢得时间，在加紧策划内战的同时，蒋介石又不得不玩弄“和平”骗局，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面对严重的国内局势，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对形势作了及时的分析和相应的决策，会议上，林伯渠和与会同志们一道，清醒地认识到，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和平”阴谋必须作充分的准备。全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苦，迫切希望和平，因而，中国共产党有责任尽力实现广大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谈判。
八月二十八日早晨，林伯渠和任弼时等中央机关领导同志以及延安各界代表，前往机场欢送毛主席、周恩来等谈判代表赴重庆，前来迎接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赫尔利也同机飞渝。
为了有力地维护和推动全国的和平，民主与团缩，给全国做出榜样，陕甘宁边区政府于九月六日发出了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年底前举行乡、县、边区三级政权的改选。随后，又按照中央指示，大力开展练兵、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在极其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林伯渠总是坚持深入基层，亲自调查研究，及时指导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
经过四十多天的斗争，国共两党于十月十日在重庆签定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两党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命令胡宗南、孙连仲所部沿平汉路北进，进占我军从日军手中收复的豫北、冀南各地，并向邯郸逼进。同时，向我广东东江解放区、上党地区以及平绥一线发起进攻，在我军坚决反击下，歼灭蒋帮八万余人，另有一百多名国民党官兵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宣布起义。为了争得喘息机会，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这时，企图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利益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派他的特使马歇尔来到中国，以“调解”中国内战为名，暗中与蒋介石加紧勾结。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迫于时势，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又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仅仅维持了六个月的“和平”之后，美蒋反动派见全面内战已准备就绪，随即撕毁停战协定，自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并相继对我陕甘宁边区等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至此，一场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拉开了序幕……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重点进攻”，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盛大群众大会。大会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都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林伯渠在讲话中号召大家说：
“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发祥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培养了革命干部、做了很多使人民翻身、使中国民主和平独立的事情，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朱总司令!”
随后，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组成。一场气壮山河的延安保卫战立即打响，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集结整整十五个旅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疯狂的重点进攻，妄图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党部驱逐出西北，然后各个击破……
十多万飞扬拔扈的胡匪部队象疯狗一样向延安扑来。
一群群涂着青天白日徽志的美式飞机呼啸着掠过延安上空，疯狂投弹扫射，刹那间，延安城里，火光冲天，延水两岸，硝烟弥漫……
当时，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只有二万多人，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主力部队开到了外线。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市民们忙着坚壁清野。
学校，医院也随之从容转移……
这时，林伯渠最小的一个儿子相持才八岁，正在延安第二保育小学读书。因为敌人进攻，学校里好些同学都被接回家去了，小相持看见同学们一走，也巴望着爸爸派人来接他。学校撤退的前一天，他坐在学校门口，两手托着下巴，等着、等着……
眼看太阳快要落山，还不见有人来接他。相持急得哭了，又怕同学和老师看见，于是悄悄跑上学校前边的大路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伸向远方的大路，暗暗流泪……
这时，他想到爸爸身边就只他这么一个儿子，为什么对他这样“狠心”哪!想着想着，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一次，他和谢老的儿子飘飘到边区政府前面不远的合作社去玩，一个售货员叔叔问他们是谁家的孩子，飘飘说自己是谢老的儿子，相持是林主席的儿子。那位售货员叔叔和他们玩了一会儿，给了他们一人一包饼干。他满心欢喜回到家里，刚好碰上爸爸在家。爸爸问清饼干的来历之后，很不高兴，严肃地说：“以后，再不许这样!”并且掏出钱来叫他给合作社送去。
还有一次，边区政府礼堂演秧歌剧，相持和一大群孩子围在外面，没有票，进不去。他脑子很快一转，有了主意，于是走上前去，找站岗的叔叔小声商量：“叔叔，我是林主席的儿子，带我进去看看好吗?”这一招可真灵验，那位叔叔果然把他领了进去，而且还在前面给他找了一个空座位。刚刚坐下，不知怎么被爸爸发现了。这时，爸爸戏也不看了，把他从首长坐的那一排座位上叫了出来……
想着想着，更觉得伤心起来。忽然，他的脑袋被人拍了一下，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学校的李老师来到了自己的面前，他欢喜得一下子蹦了起来，一个劲地喊：“爸爸!爸爸!”
林伯渠见儿子脸上有泪痕，睫毛还是湿湿的，笑着说：“怎么啦?快当儿童团了，还兴哭鼻子?”
相持揉了揉眼睛，说：“俺没哭呀，是风沙吹的睁不开眼。爸爸，您是来接我的吗?”
“接你到哪儿去?”
“转移呗!”
“傻孩子，爸爸每天都要行军，要工作，有时还要同敌人打仗，你就跟着老师们一道转移吧!”
“是真的吗?”
“真的。你爸爸和学校已经讲好了。”李老师这样告诉他，并且说：“在行军途中，要坚强些，可不兴哭鼻子哟!”
相持不作声，一边走，一边用脚踢着石子，很不高兴。这时，林伯渠抚摸着孩子的头，慈祥而又严肃地说：
“孩子，要记住，不要以为你爸爸是干部，你就可以不同些，要和大家一样，懂吗?”
这样，在辗转两千余里的行军中，八岁的小相持一直和学校一道行动。脚打起了泡，他不吭声，肚子饿了，他不叫苦，有时，还抢着给生病的同学背书包。因此，不久就加入了儿童团，还评上了行军模范。
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林伯渠来到华北才见到这个孩子。他望着相持经过风吹雨打的黑黑的脸蛋，高兴地说：
“不错不错，比在延安时壮实多啦!哦，你还恨爸爸吗?”
“不哩，老师说，爸爸要俺跟着学校行军，是爱护俺。”
“说得对!小孩子从小吃点苦有好处。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比起红军长征那阵，条件好多了。那时候，红军里头有些红小鬼，个头比你也高不了多少哇!”
“爸爸!我一定向红军小战士学习。”
林伯渠望着儿子那充满稚气而又倔强的神情，高兴地说：
“好啊，这才是爸爸的好孩子!”
2
林伯渠带领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撤出延安以后，一边紧张的进行各种支前工作，一方面还在绥德进行土地改革的试点，极为繁忙。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同志们大多是晚上行军。大家看到自己这位白发苍苍的老首长总是跟大伙儿蹲窑洞、夜行军、还不断给同志们讲毛主席的蘑菇战术，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因为边区内部几乎经历了十多年的和平时期，全面内战开始时，干部群众中曾一度出现混乱，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林伯渠同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等一起，认真分析了当前局势，决定迅速将所有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工作队，分赴各地指导工作。通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广大干群的情绪便稳定下来。这时，林伯渠对大家说：
“彭老总在撤离延安时曾经对我说，战争一打起来，将会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弱点，现在情况果然是这样，这对我们是个考验，我们能经得起各种考验，胜利就有保证。”
八月上旬，他参加了西北局在绥德义和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会议上，他对有的地方在执行土地改革和干部政策中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等一套左的作法提出了意见。旗帜鲜明地强调当前战争环境必须注意团结各阶层力量，坚持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后来，当他知道土改中连边区政府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也挨了整，被没收财产，扫地出门，便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阐明了自己主张对开明绅士应予保护的观点。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立即指示：“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定要执行好，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绅士，你要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
于是，林伯渠亲自到土改工作出了偏差的地方，找基层干部谈话，除了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
“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绅士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房子，有朝一日这个记者再来访问，问起安文钦先生时，我们怎么交待?”
随后，他亲自向安文钦道歉，将没收的东西通通发还。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安文钦对党和边区政府的关怀，非常感激。不久，李鼎铭先生去世，林伯渠还请安文钦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环境里，林伯渠同彭德坏、贺龙等一个前方，一个后方，配合十分密切。在保卫延安的伟大战役中，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以少胜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对此，林伯渠十分钦佩，经常在同志们中夸他是“有威可畏，有德可怀”。然而，两人有时也在工作方法问题上展开辩论。一次，两人在讨论工作之后，林伯渠曾对他说：
“彭老总，你打仗勇敢，足使敌人闻风丧胆，可是，有时对同志们的批评，未免太过火了，讲究点方法嘛!”
的确，彭德怀是个火暴性子，批评总是十分严厉的，但批评之后，总要找受批评的同志个别谈心，体现了一个领导者对干部的无限赤忱之情。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于是，他对林伯渠说：
“我是积习难改呀，你好!客客气气，说服教育过来几个?我没有那份能耐!”
这样，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和林伯渠一道工作的同志都体会到他对干部的教育主要是注重启发自觉，他常常对大家说：“人之好善，谁莫如我。”鼓励同志们克服缺点，自觉进步。两个人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却共同体现了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对同志的满腔深爱之情。
在延安，毛主席曾经称赞林伯渠是一位正派人。林伯渠也经常说：“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马列主义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平时，他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支部会议，从不无故缺席。在一次讨论一个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党籍的支部会上，同志们发言很激烈，气氛也十分紧张，事情是这样的：
边区政府一个姓冯的秘书在行军途中因患重病去世了，组织上让主管机关后勤工作的老廖同志负责料理后事，在掩埋冯秘书时，老廖见死者上衣口袋里还挂着一支钢笔，当时他想，反正人已死了，一把钢笔埋掉，实在可惜，于是便取下来自己用了。
对此，同志们很有意见，汇报党支部以后，支委们研究决定，报请上级党委，开除老廖的党籍。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小董代表支部委员会先作了发言，然后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接着，发言的一个接着一个，纷纷指责老廖：
“这是道德品质败坏，算啥党员?”
“遗物要交公嘛，这还不懂得?”
“我同意开除他的党籍!”
“至少，也要给留党察看处分!”
……
有的同志没有发言，大概有不同意见。会场上的趋势，赞成开除党籍的人占了多数。
林伯渠蹲在这间窑洞角落里的一个树墩子上，巴嗒巴嗒地抽着他的叶子烟，静心地听着同志们发言，时而，望望把头埋得很低、满腹委屈的老廖。他估摸着大家发言一完，就只等支部书记一槌定音了。这时，他慢慢站起身来，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心平气和地说：
“我来讲几句。”
同志们望着这位资格最老的党员，心里猜测着：他会说什么?难道他能不支持大多数人的意见么?
老廖呢，也微微抬起头来，眼里充满惶惑和忧虑。
“老廖同志把死者的钢笔留下来，我看是可以的。因为把钢笔埋掉，实在可惜，也没有必要。”林伯渠这样一说，很多同志都楞住了，只见他吧嗒了一口烟又说：
“同时，我觉得同志们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也是完全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事先没有向组织报告，就把钢笔留下自己用了，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老廖，你说呢?”
“是的，我错了。”老廖又感激，又惭愧地回答说。
“对，这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当然，首先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他尽快改正错误。正如我们请医生治病，目的是为了把人的病治好，而不是要把人治死嘛。如果不管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都要开除党籍，这恐怕不太妥当吧?”
这时，原来那些不十分赞成开除老廖党籍的同志也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林老说得对!毛主席一贯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老廖同志平时表现不坏，犯了错误，要允许他改正嘛!”
“是呀!应该是这样，我们看一个人，处分一个同志，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大家知道老廖这次做错了一件事，恐怕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顽强的红军战士吧!”林伯渠说完，又给大家讲了老廖的一段经历：
那是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红一方面四渡赤水，强攻桐梓城时，老廖担任了攻城突击队员。敌人的火力很猛，好些战士都牺牲了，老廖身上也几处中弹，最后，他忍着剧痛，以惊人的毅力爬进敌人的工事，炸毁了敌人的火力点，把红旗插上了城楼……
老廖，就是那次战斗中入党的。
林伯渠向大家介绍了老廖的事迹，接着又强调说：
“这并不是说过去的功劳可以抵消现在的错误，要全面的看一个同志嘛，据大家反映，到陕北以后，老廖的工作也蛮不错，难道就为一支钢笔，就把用鲜血换来的党籍给开除了吗?况且，老廖同志又不是坚持不认错，我看用不着给这么严重的处分，实事求是，让他检讨检讨，大家引以为戒，行不行?”
大家听他说完，都觉得不无道理，尤其是老廖同志，这个在战场上铁一样刚强的汉子，这时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泣不成声地向大家作了检讨……
主持会议的小黄，连同那些极力主张开除老廖党籍的同志，这时也表示放弃原来的意见。
由于敌人的猖狂进攻，西北局决定将边区部分机关往黄河东岸撤退。因为紧张的行军和繁重的工作，林伯渠的痔疮更加严重了，有一段时间，身体十分虚弱，同志们看在眼里，十分着急。一天，贸易局的同志送来一些水果，请他收下，可是他执意不收，坚决地说：前方的同志比我们更加辛苦，首先应该慰劳他们，并指示今后要废止对领导机关的任何馈赠。同志们没有办法，只有望着这位形容清癯、满头白发的老首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敬意。
林伯渠一贯都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为这件事，他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益骋渡河志，
勤俭为人民。
此后有生日，
此志无已时。
一九四七年十月，正当他在河东高家坪一带为前方筹集粮饷时，忽闻西北地区民主同盟负责人杜斌丞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使他悲痛不已。杜斌丞是西北区著名的教育家，西安事变以后，他积极拥护我党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林伯渠在西安八办时，他积极与之合作，对推动西安地区的救亡活动，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他曾作《诔杜斌丞》诗，以示痛悼：
桥陵间气挺人豪，
秋水襟怀松柏操。
子美家风天此醉，
文山遭遇节犹高。
誓将热血培民主，
唤醒睡狮吼怒涛。
告慰先生应瞑目，
千章红叫满晴皋。
3
一九四七年底，西北战场上保卫延安的战斗已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大捷之后，即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胡宗南的主力接连遭到打击，加上西安告急，迫使其将进攻陕北的主力调头南下，而在陕北战场上只能采取消极防御。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平山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正确执行党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推向高潮，林伯渠即率领政府机关返回河西。
十一月下旬，西北局在绥德义和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批评了过去工作中一些所谓“右”的偏向。这时，林伯渠则强调在贯彻大会精神时，一定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既要注意注重农民问题，特别是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雇农，又要防止“左”的偏向。
刚刚开完边区干部会议不久，林伯渠又接到通知，要他去党中央、毛主席的驻地米脂杨家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和警卫员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出发了。
绥德义和的雷家沟，跟党中央驻地一百多里。由于交通不便，要两天时间才能赶到。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天空灰蒙蒙的，冷得出奇。林伯渠穿着一件旧棉大衣，拄着拐杖，同大家一起，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攀引。
翻过几道山梁，走出六十余里，天就黑下来了。大家来到雷家坪这个小村子里住宿，警卫员小胡和陈秘书风急火燎地进村找住处去了，林伯渠在村头一课枣树下坐下来，掏出烟斗吸烟。
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老乡正好从外面回来，当他看见自己家枣树下，蹲着一个老头儿，走近仔细一看，一下子怔住了：啊!这不是咱林主席么?于是赶忙说：
“林主席，你们可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
“小伙子，你是——”
“您忘啦?几个月前，俺给您带过路呢!”
“啊!我想起来了，你姓魏，叫——”
“是呀，俺姓魏，小名儿三柱，这是俺家，快进屋吧!”
说罢，连拉带拽，把林伯渠请进了屋。
这三柱子是个翻身雇农，从小给地主放羊，三十挂零了，还没有娶亲。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林伯渠进得屋来，见这窑洞虽不怎么宽敞，倒也收拾得利利索索。正面墙上，端端正正贴着一张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画像。
魏三柱向母亲交待几句，就匆匆找村长去了。魏老太太见家里来了客人，连忙从地窖里找出了一个瓦罐儿，满满地倒出一大盘红枣，笑呵呵地说：
“林主席，那两位小同志，都来吃吧，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林伯渠一边推让着，一边笑眯眯地问：“怎么，老人家还没娶儿媳妇儿?”
“早对上象啦!他和俺那没过门的儿媳妇儿秀兰都说，不打完仗，不成亲。唉!林主席，这仗啥时候能打完哪?”
“哈哈!快啦快啦!我看明年这时候，没准儿您就抱上孙子啦!”
“那敢情好呀，俺早就盼着这一天哪!”魏老太太说罢，又忙着张罗做饭去了。
一会儿，陈秘书和三柱子、村长都回来了。陈秘书说：
“林老，刚才我们和村长在村子里找了一间宽敞一点的房子，咱们去吧?”
“不用啦，不用再麻烦别人，这里也很好嘛!”林伯渠坚持就住在这家。
林主席来到这山村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一阵风似的传开了。乡亲们一齐朝三柱家涌来，一路上，议论纷纷：
“林主席来了，看起来咱们边区政府还在陕北!”
“是呀!咱们的人民政府，啥时候都和人民在一起!”
“看样子，党中央没有离开陕北呢!”
“谁说不是?支前队的同志回来说，前些日子，他们还看见了毛主席那匹大白马呢!”
“白狗子日子长不了啦!”
……
大家走到离窑洞不远的地方，被警卫人员拦住了。小胡走上前来解释说：“首长今天走了好几十里路，还没有吃完晚饭，让他休息一会儿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嘿!小同志，我们看一眼就走，不行吗?”
“是啊!林主席来到俺村里，俺们总得问问好啊!”
……
林伯渠听见外面闹哄哄的，赶忙吃完饭，对陈秘书说：
“快去，让大家都进来，外面冷哪!”说罢，连忙下炕，走到窑洞门口迎接大家。
乡亲们来的真不少，窑洞里凳子不够，大家就挤在炕上，炕上挤满了，大伙儿就蹲在地上，有的呢，只好站着。几个大姑娘在人们背后，偷偷打量着这须发银白的林主席，瞧他这一身补丁农裳，要不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就象一位陕北老乡呢!
乡亲们进得屋来，话就多了起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提了一大堆。林伯渠笑呵呵的一个一个给大家解释着。大家最关心的是土改问题，反映了不少情况。林伯渠严肃地对大家说：
“在土地改革中，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办，坚决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注意不要把本来可以不划为地主、富农的划成了地主富农，扩大打击面，就搞乱了阵线，等于帮助了敌人，孤立了自己。
大家静心地听着，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这时，他又说：
“前些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地‘扫地出门’，提出什么‘要杀就杀干净’，这样，混进我们地方政府的少数坏分子就乘机捣乱，随便乱打人，乱杀人，这样做不好。我们要千万提高警惕，防止坏分子乱捕乱杀。个别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也要经过上级批准才能杀。”
“对，应当这样!”
大家兴奋地谈论着，站在人们背后的几个大姑娘也小声议论着：
“林主席说话真好懂!”
“是呀!他总是笑眯眯的，没有一点儿官架子……”
大家围着林伯渠越说越高兴，把心里的话一古脑儿都倒了出来，有的反映个别干部在土改中买东西当面不作价啦，有的说村里还有三百多担租子没有返回穷人啦，支部书记把好的东西留下自己用啦，等等。林伯渠都一一记在小本子上，然后对大家说：
“大伙儿反映的情况很重要，说明我们对干部教育还很不够，大家应该大胆给干部提意见，帮助他们改正，如果干部里头混进了坏人，应该竖决地揭露出来，交给政府处理。”
听他这样一说，大家心里更踏实了，明白了政府是为群众办事、为群众说话的。
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时，一个黑影慢慢朝窑洞移来，在门外站岗的小胡大喝一声：
“谁?”
“是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的声音。
小胡走过去，见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瞎老太太，他问道：
“老太太，您找谁?”
“俺找林主席。”
小胡赶忙上前把老人扶进了窑洞。村长见是村东头二流子王小六的母亲，连忙说：
“王大娘，您有什么事儿吗?”
“是啊!俺找林主席，林主席在哪儿呀?唉，都怪我养了个不争气的儿子。我那儿子，政府能不能帮我管管哪?”
说罢，老太太颤颤抖抖地呜咽起来。
“您的儿子怎么啦?坐下来慢慢讲吧!”林伯渠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老人家扶到炕上坐定。可她坐下之后，却怎么也讲不出话来了。于是村长接着把她儿子的情况说了个大概：
这位老人家也是个苦出身，很早就死了丈夫，好不容易把儿子王小六拉扯大。不料前些年，王小六在赶脚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了“飞丁”，在外面染上了很多坏习惯。队伍打散后，王小六跑回来了，可是人变得又懒又馋，还常常偷东摸西的，村里的人都讨厌他。土改一开始，给他分了几亩地，可是他懒得种，成天这里逛逛，那里游游，害得他母亲经常在家挨饿。
“啊!原来是这样的，政府要管的。老太太，您放心吧!”赫伯渠听村长说完，安慰了老太太一番，又对大伙儿说：
“我看这样的二流子，还是靠我们好好加强教育，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多帮助点，他也是苦出身嘛，咱们不能眼看着自己的阶级弟兄往泥坑里滑呀!老太太生活暂时有困难，衣服穿得也单薄，村政府帮助解决一下，怎么样?”
林伯渠这样一说，大家都表示赞成。这位瞎老太太更是感激不尽，颤抖地说：
“林主席，俺给您磕头……”说着，就要跪下身去。林伯渠慌忙一把扶住，笑着说：
“不，老人家，千万别这样!人民政府，就是为大伙儿办事的呀!”
乡亲们都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了……
远处，传来了一声清脆的鸡啼。大家这才想起，林主席明天还要赶路。于是，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暖烘烘的窑洞……
党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在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中原、西北各战场上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前提下举行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林伯渠和与会同志一道，通过深刻分析形势，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充分发挥民主，共同制定了我党在伟大转折时期的各个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在经济方面，明确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土地改革和整党方面，强调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改方针，同时要求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各地组织内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在统一战线方面，在肯定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巩固的同时，提出了今后党的统一战线要实行“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
然而，会议上也充满了斗争。
在总结前几个月土地改革工作经验和边区工作时，有的同志不同意对过去干部的估计，即百分之七十是好干部的说法，有的片面强调群众路线，组织“贫农团”，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忽视团结中农。康生甚至认为所有“劳模典型村都是假的”等等。
林伯渠在这种情况下，十分冷静地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他和与会同志共同讨论了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提出了纠正办法。大多数同志一致认为：全国土地会议批评了右倾错误，使农村反封建斗争迅速开展起来，主流应予肯定，但是也出现了三种不好的倾向，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这些左的倾向，严重地障碍了土地改革的进行，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他在大会期间的日记中还这样写道：
十股涛头一股差。须有除一股逆流之决心。
一九四八年春，我西北战场上又频传捷报，至三月中旬，宜川、中部、宜君、白水、永吉、鄜县相继收复，延安守敌已如惊弓之鸟。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太岳兵团，也胜利渡过黄河，攻克洛阳，东北战场也连连告捷。国民党在东北的占领区几乎全部解放，东北守敌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城市内，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使林伯渠激动不已，但是，在胜利面前，他仍然常常提醒自己，要时时重视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绝不可放任自流，三月二十六日，他在行军途中写道：
经武纬文争上游，
胸怀高洁淡素松。
渡河早树军威肃，
分地竟传陇亩稠。
认取新生却旧习，
不惯肥马与轻裘。
会看三月桃花浪，
管领春风防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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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涂绍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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