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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同林老在一起的时候——纪念林伯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李维汉

早在大革命时期(1925—1927)，我就认识林老，但同他一起工作，一生中只有两次。红军长征的时候，我们一道行军，共同踏过了艰险的征途。四十年代前期，我还在他领导之下，一道在边区政府工作，我们密切合作，共事三年零七个月。林老是一个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几十年艰难曲折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林老虽然已经逝世了二十年，但是他那朴素宽厚的长者风貌，仿佛还在眼前。     　　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我在军委第二纵队负责。这个纵队包括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等部门。由于政府机关和军委机关是“搬家”式的，所以挑子特别多，甚至把一些机器也抬着走，运输队员和率领他们的干部几乎占了总人数一万多人的一半。当时，林老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虽编在纵队直属干部连，但仍对中央政府机关队伍负领导责任，行军一天，到了宿营地，还常常要听取汇报，处理问题，因此倍加辛苦。可是，他和徐老、谢老、董老等一样，从不以自己年纪大而要求照顾，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对同志和运输队员则十分体贴关心。记得在行经川黔少数民族地区时，一次我生病发商烧，直想喝水。在那丛山峻岭之间，前不见村，后不靠店，上哪里去找水喝?正好林老的警卫员小黄在打土豪时缴获到一个暖瓶，灌有一瓶水，准备留给林老喝的，林老却一定要小黄把那瓶水给了我。细微之中见精神。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林老急人所急、关心同志胜过自己的高尚风格。     　　遵义会议前后，因情况变化，中央决定取消第二纵队编制，有几个月和林老不在一起。待到一、四方面军会合，右路军进至毛儿盖时，中央又令我回到中央组织部并负责带领中央后方机关。林老领导的中央政府机关和杨尚昆同志领导的红军总政机关，才又同林老会合一路。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我们连续七天行军越过大草地盾；驻在离中央驻地巴西七八里的班佑地方。这时，发现了张国焘分裂党、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中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干部团和中央级机关迅速脱离险境，并派张闻天、博古同志来给我通告情况，要我带领三个单位在次日拂晓前秘密撤至巴西，跟随中央北上。我当即同林老、尚昆商定用“打粮”的名义按时依次出发。次日拂晓，我站在通往巴西的路口等候，但到时只有中央后方机关和总政机关两队按计划撤走，政府队却迟迟来到。我赶着去催，只见林老和曹菊如等同志还在急急忙忙她拾缀、搭配挑子。原来虽然经过几次轻装精简，政府单位的挑子仍然较多，又有一部分同志外出“打粮”未归，要把没有人挑的担子分别搭配挑走，颇费周折，费时间。当时情况紧急，我要林老带着拾缀好的担子先走。但是，他一定不肯。直到天已大亮，全部收拾好了才同我一道出发，顺利赶上大队。张国焘的亲信李特发现我们撤走，率部来追，被陕甘支队后卫赶跑了。林老这种忠于职守、临险不乱的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我打心里敬佩他。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央调我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协助林老工作，到职之前，毛主席找我谈话，内容主要是如何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他强调要首先抓精兵简政，做到精干、统一、节约、效能，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发展农业生产，也要尽可能搞一点工业，要提高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为了建设好边区，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搞好统战工作，建设好“三三制”政权，必须加强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要团结在林老周围。临别时，毛主席送我到门外，还讲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意思是许多政策要在延安地区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向其他根据地推广。我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和殷切期望，来到边区政府，并把毛主席的指示向西北局和政府党组作了汇报，进行了讨论。 　　边区政府在西北局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以后的几年间，做出了显著成绩。这些成绩的获得，首先是全边区广大军民奋斗的结果，但也是同林老的正确领导和优良作风分不开的。   　　林老和以他为首的政府党组严守党规党法，坚决服从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领导，从不闹独立性。林老是西北局常委，需要请示的日常工作，由林老在去常委开会时提出，或由党组秘书去接洽。财经工作方面的日常请示事项，则由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人向西北财经办事处汇报。全区性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措施，政府党组讨论后，无不向西北局和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和西北局也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这样，就保证了边区政府工作能够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断前进。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边区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和请示报告，有准备地先后召开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和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这些会议都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有关负责同志共同主持。林老自己也频频找代表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毛主席对这些会议非常重视，听汇报，作指示，每次都举行招待会，发表富有指导意义的和有说服力的演讲，后来都编入了《毛泽东选集》。这几次会议对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耕三余一、丰衣足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团结新老知识分子，推广民办小学和识字运动，破除迷信，改善卫生条件，发展中医药治疗等，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这种会议在边区，成为实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些经验的推广，也成为“延安好比伦敦”的一个事例。 　　林老对于在政府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按时开党组会和政府会议，要求各厅、处、院实行集体办公制，以后还试行过各厅、处、院配合办公，等等。对于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热情团结党外人士，林老也十分重视。但是，由于边区政府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才开始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事物、一种新关系，双方都还不太习惯，更缺乏必要伪规章制度，有时不免发生一些隔阂，甚至较深的隔阂。记得一九四三年前半年有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讨论结束时，他说“俺没意见”，但在批发时他又不肯划行。原来他说的“俺没意见”，实际上是表示不同意。林老和我都感到意外，都认为“三三制”的政权搞得好不好，主导方面在共产党员，并决定由我去同李鼎老和其他党外负责人士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访李鼎老时，他谈得很坦率，从他受到毛主席在边区参议会上演说的感动出来做事谈起，一直到毫不掩饰地提出“你们党上决定了……”，“干部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等尖锐的批评。这是一次开诚相见的深刻交谈。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怎样使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有职有权的问题。我向林老、谢老(觉哉)和党组汇报了同党外人士谈话的情况后，一致商定了改善关系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每周举行一次向主席，副主席的汇报会议，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也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再一条是，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过党组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各厅、处、院处理内部的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实行，从那以后，党内外关系逐步改善，日益融洽，李鼎老的“你们党上”的话语也变成了“我们党上”了。在日常生活中，林老也经常找党外人士推心置腹地交谈，使他们很受感动。林老还发起成立“怀安诗社”，把从外地到边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边区的一些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与我们喜欢诗词的党员一道组织起来，通过诗词唱和，交流感情，宣传政策，使大家心情舒畅，把积极性发挥出来。毛主席曾说：陕北的“三三制”政权搞得很好。从我们边区政府内部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归功于林老。   　　以林老为首的政府党组能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集体争论常有，个人打击则无。这是同林老能够坚持党性原则分不开的。记得在建政、司法和一九四三年审干等问题上，都曾有过某些原则性的争论，林老一般不直接参加辩论，总是让辩论有一个必要发展，等到是非分明的时候，再以长者的态度表示支持正确的东西，否定错误的东西，并且允许保留个人不同的意见，从不以权势压人，以地位压人。对于个别是非一直难以判别的带理论性的争论，他总是十分慎重，直接去请教毛主席，然后作适当处理。所以，争论的问题，最后都可以得到恰当的解决，并且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培养了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林老德高望重，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崇高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他忠于党的正确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尊重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领导，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明朗。他谨慎谦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他诚实朴素，慈祥恺和，与人为善，给同他共事过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忆念。他常爱用“老实”二字评人论事，他自己正是这样一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我们应该学习他。 　　(原载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