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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话当年——忆伯渠同志
李世璋

  人生易老,转眼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随着记忆力减弱,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唯有那些戎马倥偬的峥嵘岁月,那些曾和我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同事,仍在我的脑际萦回。尤其是北伐战争以来我最敬重的上级——林伯渠同志,尽管他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我却记忆犹新。    
  我很早听人说,林老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五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那时候,林老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思想是崇拜康梁的。十月革命后,他在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林老的堂兄林修梅将军,受他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前夕就提出了“亦兵亦工、亦兵亦农”的口号,这是很了不起的。在谭延闿出任湖南总督的时候,林老当上了省财政厅长,后因段祺瑞大举进攻湖南,林老辞去了职务。离职时,他两袖清风,对人民的钱财分厘不取。林老这种清正廉洁的品德,在湖南一时传为美谈。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了。在参加孙先生的葬礼时,我和林老见面了,也就这样相识了。那时,我在北大读书,也算是青年运动的活跃分子。不久,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我在北京站不住脚了,就去广州找党央中,恰好黄埔军校需要了解北方情况的同志,就叫我去了。
  我到广州时,林老还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五月十五日,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用阴谋诡计篡夺了革命领导权。林老不能继续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了,他受共产党的派遣,转到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是支杂牌队伍,蒋介石就根本瞧不起。担任军长的是程潜,他是林老的老友,辛亥革命以来,多次共过事。因为需要政工人员,我被林老要去当了秘书。
  如何把这支杂牌队伍整顿好?林老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首先,建立了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军部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师、团也设有同样的组织。林老亲自兼任了党团书记。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后,林老经常下到基层做宣传鼓动工作,反复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教育官兵为什么当兵,为谁打仗。由于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思想教育,同时严格了军事训练,从而提高了第六军的素质,逐渐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
  北伐途中,林老始终跟着部队一起行军。到达长沙时,第六军被编为攻击武汉的总预备队。由于叶挺部队打下了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第六军奉命屯军平江、浏阳、醴陵一线,准备攻打江西。一九二六年中秋节前后,第六军攻克了南昌。
  攻克南昌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曾拟定了攻打皖南、南京的计划,计议以主力略取南京,肃清长江中下游军阀的残余势力,以一部进窥平汉路,一部向津浦路迫进。同时拟定了作战方案,在兵力上也进行了统一部署,由第三军支援第六军夺取南京。当时,第六军屯守南昌,北有孙传芳部,南有方本仁部,形势极为不利。蒋介石见到这支由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逐渐强大,非常害怕,暗中不让第三军支援第六军,任其孤军奋战,企图借反动军阀的力量将它吃掉。当时,战争打得很残酷,第六军伤亡很大,不得已移军到九江进行整顿,并陆续补充了一批兵源,其中多数是招募的工农青年,加之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部队很快恢复了元气。不久,第六军沿江东下,在第二军的支援下,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四日,一举攻克南京,一时威名大震。
  当时,帝国主义极端害怕中国革命成功,与蒋介石狼狈为奸,制造了南京事件。就在第六军攻克南京的当天下午,停泊在下关的英舰“良美拉尔特”号,联合美舰343号、345号,炮轰南京,造成城内两千多军民伤亡,破坏房屋无数。当时,年轻的官兵不怕事,主张开炮还击。一阵猛烈的炮火压住了敌舰的火力,迫使帝国主义要求停火谈判,并要我方保护他们的侨民上船。我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时要他们的舰只撤退到下关以外。可是,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竟反诬共产党人林祖涵为“宁案要犯”,和各帝国主义对林老实行联合通缉。
  实际上,林老当时根本不在南京,正在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林老当选为军委秘书长。当时,大量事实使武汉国民政府看清了蒋介石日益暴露的反革命面目。全会上,国民党左派包括一部分中间派,一齐展开了反蒋斗争。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派林老去南京截获蒋介石归案。到南京后,林老先找我询问情况,我将蒋介石派何应钦部偷进南京、占领高地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林老说:“我就为此事而来,随身带有讨伐蒋介石的空白命令。”他要我先对程潜进行试探。当时,武汉政府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程潜一定会同意反蒋的。当晚十一点,我去见程潜,向他进言:“蒋介石早已不怀好意,我们不准备不行,要先下手为强。”程潜却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打下南京很不容易,南京是自古以来的名城,只有曾国藩一个打下南京,还没有其他人打下过。谅想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搞我,我也不愿做分裂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人。”我把上述情况向林老汇报后,他连连摇头,深为程潜犹豫不决而惋惜!第二天,林老还是去见了程潜,晓以大义,慷慨陈词,但他仍是犹豫不决,要求与林老同去武汉进一步商谈。狡猾的蒋介石从南昌经南京去上海时,并未在南京登岸,只是在舰上召见了程潜。
  程潜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与林老同去武汉后,蒋介石收买了第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剩余的部队被何应钦用武力解决了,当时,程潜还不知道。待他从武汉返回南京抵达芜湖时,得知自己的部队已被蒋介石吃掉,已后悔莫及了。
  由于林老在第六军中政治工作获得成功,在北伐中他们屡建战功,本来党中央对这支部队抱有很大希望。正当一九二七年武汉形势危急时,陈独秀与林老同去找程潜,要进行一次秘密会谈,我把地点安排在很僻静的汉口友谊街第六军办事处。他们三人会谈,陈独秀提出打算把第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考虑到当时军内缺乏骨干力量,准备挑选一批中下层指挥人员,派往苏联海参崴培训,当时程潜同意了。派谁带队合适呢?程潜征求林老的意见,林老认为我做政治工作比较适合,推荐了我。后来,由于宁汉分家,蒋介石用阴谋手段解散了第六军,这个计划也就没有实现。  
  蒋介石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林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当时,我匆忙赶到武汉,找林老和周恩来同志都没找着,只见到了叶挺、贺龙、谭平山,谭平山要我跟叶挺走。当时我不知道要举行南昌起义,见郭沫若要张发奎派车送他去永修北岸,我要求同去,打算找林、周谈联络第六军旧部的事。张的秘书李民治(即李一氓)告诉了张,张因我与谭平山发生过冲突,不让我去。起义打响后,我才知道林老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一路上,随部队溽暑远征。起义失败后,有消息说林老已从香港潜回上海,我去上海找他,他又去了莫斯科。
  林老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嗣后,他又以年近半百之躯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对林老的这种崇高革命精神,向来都是无限钦佩的。
  一九三七年夏,党派林老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他拜会程潜时,我有机会见到了分别达十年之久的林老。当时,他穿一身延安土布制服,虽则白发盈鬓,但精神矍铄。当时,程潜要我去他那里工作,林老也同意我去。于是,我又跟了程潜一段,直至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放风出来要捉我,我才离开程潜去西安找林老。林老严肃地对我说:“你虽然离开了军队,还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帮助抗战,要认真做程潜的工作,不要让他倒蒋。’我遵照林老的教诲,又去了程潜那里。当时,蒋介石指名不许我留在第一战区,便跟着程潜到了重庆。刚一到,我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了。几次进行传讯、威逼和利诱,但我并未屈服。以后,我以生病为由请假休息,经程潜通融,我住到了乡下,同谭平山、陈铭枢等一起,共同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会(即民革的前身)。当时,王昆仑、冯玉祥也参加了。
  此间,林老经常往返于西安和重庆之间,我见林老的机会也很多。周副主席和林老多次指示我,要注意做争取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但要讲究策略,不要太暴露。    
  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后不久,程潜做了湖南省政府主席。这时,林老指示我暂停做青年工作,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军事策反工作上。我与程潜有多年的友谊,他也痛恨蒋介石,这时我做好程潜的工作是有利的。当时,程潜在湖南只有四个保安团的兵力,后来陈明仁去了,打着“反共”的旗号,把武装力量扩充到十万人,随即准备起义。林老问我:你是否有把握策动程潜起义?我说:问题不大。正值程潜、孙科、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林老要我劝说程潜坚持竞选。不料这时美国人插手了,要程潜放弃竞选,暗中支持李宗仁,蒋介石则坚决支持孙科。竞选结果,李宗仁当选,程潜气愤极了,决心反蒋。当时,程潜和陈明仁还迟迟未动,林老比较着急。为了促使程潜早日起义,林老、周副主席要我速去湖南找程潜,给了我三天准备时间,可三天未到,程潜在湖南起义的通电已传来北京,中央立即电告程潜,要他速上北京参加新政协。程潜抵京这天,毛主席、周总理、林老一道前往车站迎接。参加湖南起义的四百多人,一律都安排了工作。回想起来,湖南生灵免遭战争之害,林老从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我曾向林老表露:由于我长期在国民党内工作,脱离了党的组织,深表遗憾!林老却热情鼓励我,他说:“这没有关系,比如我,还有很多共产党人,都在国民党内干过事嘛!”不久,我回到江西,参加了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
  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林老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回响。林老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德,不仅继续鼓舞着我们这些进入暮年的老人,也将激励着革命征途上的千千万万青年奋勇直前!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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