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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完整的人

丁 玲

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到了保安。保安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几乎无往而不觉得新鲜。保安就是现在的志丹县，那时是一个荒土村(北方叫屯子)，城里的房屋都被国民党保安队烧了，只剩下一栋房子，做了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办公的地方。外交部长李克农同志便住在这里。这栋房子边上有两个大一些的土窑洞，一间住的是我，另外一间住着三四个从白区上海来的学生。我刚来没什么事，整天串门，到党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这个部，那个部，去看这个首长，那个首长。我进进出出，发现外交部外面的场院上，在一块石头上总是坐着一位老人，白胡子，白头发，穿一件老百姓的羊皮袄，老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位老乡。后来一打听，人们告诉我，他就是林伯渠同志，那时在苏维埃政府担任财政部长。这位财政部长就坐在我们院子外面的大门口，我进进出出，他总对我笑眯眯的。有一天，我挨着他坐近去。他招呼我坐，问我在这里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太新鲜了，什么都有意思，我便问他：“好像我们两个沾点亲戚。小时候听说我们有个亲戚，姓林，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北伐，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你?”他笑了，说：“是我。”我说：“我应该称呼你什么?是叔叔，伯伯，姑爹，还是什么?”他说：“不，是表亲。”后来我又问他：我伯父有个孩子，是我的堂兄，也参加了北伐，你记得他吗?他说：“我记得。他就是跟着我出来革命的。北伐失败后，革命更艰难了。他年龄还小，只有十五岁，我就劝他回老家了。这人还在吗?”我说：“不，不在了。我这个堂哥从外面回家不久就疯了。因为他在家里呆不住，亲戚、熟人，他的父母都逼他去自首，填脱党的自首书。他不愿意，他分辩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始终不肯。但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人了。在乡下很可怜，慢慢地成了一个疯子，越来越疯，总是躲人，不见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那一阵，他又出来了，讲要打倒日本，打倒国民党。有一天他死了，怎么死的谁也不清楚。他算是我们蒋家第一个参加革命的人，但不幸却成为一个人人笑话、得不到同情的疯子，最后去世了。”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他也跟我谈到他怎么在北方满洲里参加辛亥革命，怎么跟着孙中山到日本去等等。这以后，我们的话就多了。今天坐在这个石墩上谈，明天也坐在这个石墩上谈。尽管他说我们是平辈，但对于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这个人，我是很尊敬的，把他当作我们革命的老同志那样尊敬。从他的谈吐中，我感到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通人情的人。后来我们同在延安好多年，但工作不在一起。他是边区政府主席，我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或者编报纸副刊，守着一点编辑事务，写点小文章，同他就很少来往了。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不喜欢跑首长家，我也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有时甚至偏激到讨厌那种喜欢交际的人。但是到林老那里去，我没有这个感觉，以为自己到他那里是交际去了，是讨好去了，或是去表现自己了，都不是。我去只是因为我很喜欢他，愿意和他谈天；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同我很谈得来。他是一个通达的人，从不拘泥于那种细微末节。有一次，几位老人到《解放日报》社来玩，有徐老、吴老等，大家谈到屠格涅夫的书信集，这是一些情书。屠格涅夫在法国和他的房东，一个什么夫人产生了感情，可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住过，那个房东有丈夫。屠格涅夫经常到法国去租住在他们家里。老人们聊天，称赞这些信写得好。后来，有人就说笑话了，说他们两个人究竟有没有夫妻关系，有没有男女的关系?有人说，没有，他们完全是纯洁的恋爱，精神恋爱。另外的人就说，不可能没有，一定有。我问林老，他说：“唉，有或没有有什么重要呢?只要他们是真的恋爱。”相形之下，林老显得更开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很解放。但林老却不是风流人物。他觉得结婚也好，离婚也好，完全是一件很平常，很偶然，很自然的事。他的一生，他的工作，他的为人，有口皆碑；在战争岁月中的边区军民群众，在建国年代的党内党外的干部人民，都认为他是一个最完整的人，最和气的人，最能理解人的人。他的作风最平和，最民主。我虽然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工作，而且有很长时间，我和外界隔绝，和他不通信息，他后期的工作，生活，我一点也不了解。但他最初给我的这么一点点印象却是如此之深，至今我常常叨念他，常常想到他。这位革命老人在世界上一辈子做了许多好事，有益处的事，他自然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于首都医院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