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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留清气在人间——霍维德同志二三事

王树才

霍维德，陕西省米脂县人。1902年11月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为人正直，注重实际，在浮夸风肆虐的严峻时刻，他勇于挺身而出，维护人民的利益，因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1977年6月14日，霍维德同志不幸因心脏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本文通过霍维德的几件事，表现他勇于斗争、刚正不阿的可贵品质。 　　智破“散肉封水” 　　由于家境贫寒，霍维德自小只上过三年冬学，七岁下地干活，十五岁就成为一个样样农活精通的好把式。为了贴补家用，他除了种地外，还出去挑担子做小生意。所闻所见，皆是为富不仁、穷人受欺的不平之事。 　　霍维德的家乡雷家沟有一户地主，仗着有钱有势，欺压群众。他霸占的大片土地在河沟的下游，穷苦农民的小块块地都在上游，每逢浇地时节，他就把全村人集合起来，让打手排列左右，给每户人发一小块猪羊肉，双手抱拳打一个躬，然后把上游的水口一个个封死，让有限的河水全部流到他的地里。他美其名曰“散肉封水”，实则是十足的强盗行径。广大农民惧于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待到霍维德长大成人，这个“散肉封水”的恶习仍沿袭不止。他满腔义愤，决心不惜舍命，依靠众乡亲的力量将其破除，于是走家串户进行联络。 　　这一天歇晌午时分，地主家的狗腿子扯破喉咙喊人，乡亲们集合起来了。地主得意地捻着八字胡，指挥着狗腿子准备散肉。“慢着!”只见人群中站出一个浓眉大眼、彪彪实实的后生，挺胸叉腰，朗声说道：“山高沟深，水向低流，这是世事安排。我们的地在上头，你家的地在下头，理应上头浇过下头浇，这是公理，我看还是一家一家挨着来!”见霍维德发了话，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片应合声：“对着哩!”“从上往下轮嘛!”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一下子把地主震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轻蔑讥诮地说：“一个刚脱胎毛的娃娃，懂个什么哩?!”霍维德理直气壮地反诘：“你有钱有势不等于有理，理不认贫富、不认大小!”地主恼羞成怒，黑着脸吼叫：“给我打这小子!”没等狗腿子动手，众乡亲上前挡的挡，护的护，把个散肉场面弄成了一锅粥。等到人走场清，一篮子肉一块不少地晾在一边。从此，“散肉封水”彻底完蛋，每逢干旱季节，清凌凌的河水首先流进贫苦农民的地里。 　　矢志革命不回头 　　1925年5月霍维德入党后，先后担任绥德县农民协会副主席、中共绥德县委组织、书记、绥德东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和白明善、马明方、刘澜涛、马文瑞、常黎夫等同志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和敌人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1930年冬，霍维德以绥德四师公务员身份为掩护，领导进步师生大闹县教育局，引起国民党团长姜梅生的忌恨，派兵前往抓捕。正在伙房洗碗的霍维德见敌兵荷枪实弹涌进校门，急忙披上破棉袄向外就走。敌兵劈头便问：“喂!霍维德在哪?!”他神色泰然地笑了笑：“那驴日的在伙房洗家什哩。”敌兵信以为真，向伙房奔去，他乘机跑出校门，安然脱险。 　　1931年夏，有一次霍维德化装成一个要饭的，给陕北特委送经费。他头戴破草帽，手提装着三百块银元的烂筐子，向马蹄沟方向走去。路上，迎面碰上一个熟人，霍维德立刻让开路面，蹲在路边的小河沟边假装洗手、喝水。那个熟人丝毫没有察觉这个脏要饭的是敌人到处张榜通缉的危险人物——霍维德。 　　1934年年底，霍维德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安定县有一个区政府主席，违反党的政策，任意处罚下级干部和农民群众做苦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霍维德听到反映，立即下去纠正。他首先向被罚的干部群众道歉，放他们回去，然后根据群众的要求，罚这个区主席作工两个月，从而消除了民愤，严肃了党的纪律。 　　1936年2门，霍维德调中央党校学习。赴校途中，他顺便看望了在杨家园则避难的病势垂危的父亲。父亲在炕头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地叫着他的乳名说：“鹿呀，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爸已经不行了，你迟走几天，待爸咽了气再走……”霍维德眼看东躲西藏、受尽磨难的父亲将要死在异乡，心中十分难受，但考虑到学习任务的急迫和艰巨，他好言宽慰了父亲，只侍奉了一天，就含泪上路了。几天后，他得到老人的死讯，为了不影响学习，连丧葬后事也是托人代办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霍维德极为振奋。但接踵而来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又使他陷入苦闷之中。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思潮泛滥开来时，身为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兼甘肃省副省长的霍维德头脑异常清醒。为了寻求真知，他在甘肃一气跑了十八个县，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了减少损失，维护党的威信和人民的利益，他以共产党员的赤诚，奋笔疾书，向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了《九条意见》，在会议上，他也多次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成了挨整受批的重点人物。《九条意见》被打成“右倾反党纲领”，他在全省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被诬为“反党动员令”，甚至连他派人到徽县调查饿死人、浮肿病事件后，下令开仓放粮，每人每天救济原粮六两，挽救了十几万群众生命的德政，也被罗列为“反党罪行”。     　　1959年夏，对霍维德的批判不断升级，他争辩、说理、斗争都无济于事，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降薪的处分。 　　霍维德并不为自己的荣辱沉浮耿耿于怀，他忧心如焚的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被丢弃，真理被压抑，谬误在横行，任其下去将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损失。他继续说明、申辩，结果又被扣上了“翻案”的帽子。 　　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7月，经中央批准，中央西北局宣布给霍维德公开平反，恢复了党内外职务。年底，他又受到所谓“政治事件”的牵连，作为“受教育对象”入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调山东省政协任副主席。 　　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刚正不阿的霍维德备受折磨。他心力交瘁，终于在1977年6月14日与世长辞。 　　1980年4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为霍维德同志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对他的革命功绩作出了肯定评价。1984年9月18日，霍维德的骨灰移回陕西，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园。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