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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曹力如战斗在保安
王子宜

  一
  1928年夏天的一天夜里,在永宁山一个窑洞里,刚开完党小组碰头会,我就着微弱的灯光,揭开炕席想把文件藏起来,只听一阵狗叫声,紧接着就有人小声敲门。
  “崇义!开门。”
  声音这样熟悉,是谁呢我来不及细想,赤着脚跳下炕,打开了门。只见曹力如一步迈进来,我大吃一惊。他是在我之前从榆中毕业,去北京胡景翼国民二军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的。我一把拉住他说:
  “你咋回来了外边情况怎样就你一个人间来……”
  力如神秘地笑了笑说:“你别急,你看后边是谁?”
  话音未落,一个身穿大褂的汉子一步迈进来,将我肩膀一拍,哈哈大笑。嘿!正是日夜想念的刘志丹同志!我惊喜得一时说不出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他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大褂,清瘦的脸庞,看不出有什么倒过霉的地方……
  我激动地说道:“做梦都没想到,你俩一起回来了,真是太好了。”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曹力如脱下鞋,一边往外倒沙土,一边说:“娃儿没娘,说来话长。我从无线电学校出来,听说魏野畴老师在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当副部长,也赶到那里,经魏老师介绍,在杨虎城的第十军二师当政治处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协助魏老师搞‘军运’。后来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部队开到安徽,我们搞了个‘皖北兵暴’,不幸失败了,魏野畴也牺牲了。”
  我听到这里十分悲愤。志丹走向水缸,舀了一勺水,一口气喝光。然后说道:
  “蒋介石、国民党这笔帐一定要清算,咱们饶不了他们!”
  大家又扯了一气,我才知道:志丹和力如并不是一起回来的,他俩事先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消息,只是走到下寺湾,住在一个店里才碰上的。真是太巧了。大家笑了一阵。力如说:
  “我要进城去咧,景桂你走不走?”
  志丹说:“你先走吧。我要在子宜这搭住几天。咋样?子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忙说:“那太好了,只管住下吧。我现在已经‘官拜”本县教育局的督学员了,没问题!”
  “是啊,我听说你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很不错,你们这些‘共党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要员’,连县政府开庭议事,你们不到场都不行。”他说着笑起来。
  我告诉他们:“现在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是曹继之。”
  力如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知道他现在咋样?”
  志丹说:“在西安时,省委同志曾介绍过,说他是由杜衡(后叛变)在西安发展入党后派回来的。”
  我说:“是啊,他从西安带回组织关系,分在我们党小组。因为他同时还带有国民党证和省党部的介绍信,所以一回来就担任了县教育局长和县党部书记,还把我们几个也带了进去,现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基本上被我们掌握了。”
  力如听了非常高兴,说:“好呀,看来老家的条件不错,咱们可以大干一场了。不过现在我要先回家一趟。”
  力如走后,我关上门,随手又把烟笸箩端过来。志丹脱下大褂扔在一边,盘腿坐在炕上,又将那顶旧礼帽扔在桌子上说:
  “我从西安来,那帮狗日的一路上盯得真紧!”说着拿起烟袋,满满地按了一锅烟叶,就在灯上吸着,过了一会说,“你知道,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长沙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啊!……我自黄埔四期毕业后,党派我到冯玉祥的国民第二集团军第六路军任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把他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干部逮捕起来,有近百人,武装押送到湖北,我们一行人中有方仲如、刘贯一,还有咱陕北的安子文等同志。我们到了湖北,汪精卫也叛变了。大家就分三路走了,大部分人去了莫斯科,另外一些人去了南昌,剩下的都回自己的家乡。我到渭南、华县一带,和唐澍同志搞‘渭华暴动’,但失败了,牺牲了不少同志……”
  他伸手接住我递过去的馍馍,从炕头上的泡菜缸里捞了一块酸菜,又喝了两碗剩小米稀饭,然后下了炕,走动起来,这时已近五更,添了几次的灯油又快熬干了,我们索性吹熄灯,并肩躺在炕上谈起来。
  志丹问:“你们在县里的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怎样?”
  我向他汇报说:“去年在你的指示和组织的安排下,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又组织了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后来这些群众组织都垮掉了,但党团组织都保存完好。去年我到延安开会,特委派了一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让我带回来加强组织,安插在各区学校任教员,所以组织发展很快,现在咱县党团员除了赵耀先等人,又发展了几十人,如王国桢、王其昌、王庭光、周玉杰、赵光前、曹世荣、康从周、胡彦年、曹成业等,这你都是认识的。现在不但整个教育系统都为我们所掌握,就连公安局、税务局、民团里边都安插了我们的人。但是上级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只是窝着,没有什么活动。”
  志丹听了十分兴奋,说:“这次大革命失败,除了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弃义,还有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让搞武装,对国民党一味退让,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拿刀来割我们的头……看来,今后还是那句话:要搞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
  我问他:“现今你准备怎样干呢?”
  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还是要搞军队,只有枪在咱们手中才能有保障。这次省委派我担任陕北军委书记。陕北特委中,一些人思想上右倾很严重,省委书记潘自力对我讲过:陕北党组织如今几乎没有什么武装斗争。省委指示要整顿陕北党组织,开展军运,搞武装割据!”
  “这武装割据,怎么个搞法?”
  “你听说过秋收暴动吗?”他给我讲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我感慨地说:“革命武装就要有个立脚地啊!”
  “我们太年轻了,经验少啊!”他给我讲了渭华暴动的经过和教训,又说:不要紧,跌倒了再干,向井冈山学习。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恰如干柴遍地,一遇火种,就会烧塌天的!我们就要做火种,依靠人民群众,拉起武装,建立根据地,革命一定会蓬勃发展起来……
  志丹在我窑里住了3天3夜,两人有拉不完的话。
  第4天早起,志丹说:“我该回家了。”吃了饭,正准备走,他弟弟刘景范赶着毛驴来到了永宁山。原来他也是因为近来谣言多,心中不安,到县城打探消息,正巧碰上曹力如,告诉他志丹在永宁山我这儿,他就赶来接了。于是,他们兄弟俩一同下山回芦子沟去了。
  志丹走后,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到教育局找到曹继之,告诉他刘景桂回来了,请他给安排作教育局的督学员,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借巡视教学为名在全县各处走动,进行工作。曹继之一口赞成,拉我跟他一起去见县长。
  县长叫崔焕九,是国民党员,曾在榆林中学任过教,说来还是我们的老师,是个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平时很能和我们说得来,只是有些胆小怕事。他听说刘志丹回来了,很高兴,把水烟袋一放,忙说:
  “啊,刘景桂回来了?”
  我说:“他回家了,让我们代他问候老师。”
  崔县长听了,面露喜色,曹继之又把刘志丹夸了一番,说他如何有文才,这些年在外边又历炼了不少武略,实在是少得之人才。崔县长不住地点头。曹继之趁机叫苦,说教育局摊子大,人才不济,流露出要请县长任用刘志丹到教育局的意思。
  崔县长沉思着说:“景桂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当有作为,如今咱们县上……”
  我一看不好,崔焕九有意把志丹留在他身边,便连忙截住他的话头说:“教育是革命之本,如今咱们县上各区学校大多不成样子,万事莫若开头难。老师若不反对,可否先让景桂到教育局任个督学,帮我们一把,待各区学校工作纳入正轨,再奉迎老师另任高职。”
  曹继之也跟着说:“我已问过他本人,他也愿意。”
  崔县长又抱起烟袋吸着,停了一会才说:“等他来时,我问问看,他如愿意去教育局,我岂能从中作梗?”
  后来志丹去见崔县长,没过多久他就担任了教育局督学员,紧接着他要曹力如到县高小任校长,并调整了本县各区的小学校长,成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支部设在永宁山,志丹兼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的工作进一步开展了。
  安顿就绪,志丹就走榆林,到特委去了。到了秋末,一天,力如突然跑来叫我到他家里去。夜里,我到了曹家,只见窑洞漆黑,开了门才见灯火,原来他把窗户全用棉被捂得不透一丝光。志丹和谢子长都在炕上,我和志丹招呼过后,就问子长,啥时候到的。他淡淡一笑说:
  “我在志丹家住了好久了。”他先对我们谈了清涧暴动失败的经过,然后说:“这次回来,志丹是军委书记,我是委员。省委派我们回来,还是要搞武装。志丹这次去特委传达省委指示,和特委书记杨国栋干了一架,他让国民党吓破了胆,自己不敢搞,还不让别人干,省委让志丹回来搞军运,他却让志丹留在榆林开个店。志丹和大家把他批评了一顿,刘澜涛等特委的同志都支持志丹,‘官司’打到省委,省委决定由志丹任特委书记,撤了杨国栋的职。”
  我兴奋地注视着志丹,刚想开口,志丹谦虚地笑道:
  “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凡事依靠组织嘛。这次特委决定不但要注重军运,也不能放松‘匪运’(当时陕北地区,地贫财主狠,山高地形险,很多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十几人或几百人啸聚山林,各种武器枪支都有,打家劫舍,当了土匪。由于他们大部分是受苦人,我党常常派人进去做工作,瓦解、争取、改造成为我们的武装,这种工作就叫搞‘匪运’)。现在宜川县后九殿山中有一股‘绿林好汉’,有几百条枪,为首的叫杨庚武,他是大革命时的党员,后来失掉了关系,但他不甘心投降国民党,就在后九殿一带占山为王,当起土匪来了。为了争取这支队伍,我已派李力果打进去工作。至于军运,由于苏雨生部已经被杨虎城收编,开到西安那边去了,咱们原先准备去甘肃搞苏部军运的计划就落空了。下一步怎样办好,还得仔细研究一下呢!”
  大家谈来谈去,一致认为搞武装是方向,但怎么搞呢?
  我想到了民团,便说:“我们县的民团不也是武装吗!枪还不少呢!”
  力如接着说:“对,搞他们,是缴械还是全面拉出来,我看都有把握。”
  志丹沉思了一下说:“是啊,我们应该把身边这支武装控制起来,不过咱们目前在民团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
  大家仔细一想,是不那么简单,商量了好久也未定下来,只是决定这一问题作为支部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谢子长走后,我们又一连几次开会,并深入到民团搞调查,终于定出了一个挑不出什么毛病的方案:利用我们目前的有利条件,通过合法斗争来夺取这支武装。
  二
  说起我们县的民团,可谓历史悠久,陕北由于连年遭旱灾,收成不好,苛捐杂税倒增加了几十种,什么地亩税、血税、人头税、羊圈税、烟囱税、围子税,挑担东西过街也要收几毛钱税,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少人就去拉杆子,投土匪,所以当时陕北土匪多如牛毛。一般有点资产的人家,都要弄几条枪看家护院,富裕一些的寨子更是寨墙高垒,戒备森严。保安县原先在县川,依山面河,易攻不易守,为了防土匪搬到洛河川里的永宁山的寨子里。永宁山是洛河环绕下的一座石山,四周是石崖,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县府迁来后,搭了个吊桥,就成了天然的城堡。县民团早年间叫团练,入了民国就叫民团,有几十个本县子弟,十几条枪。现任团总是本县的一个大爷,姓路名登高,字仰之,没念过书,懂点武术,因每日除了抽大烟就是搓麻将牌,身子骨瘦弱,对团里的事很少管。他是个大地主,和本县大户多有联系,以势压人,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
  支部决定先从路仰之身上开刀。党团员四出活动,没多久,全县都听到人们议论:“路仰之是个草包,连个驴也吆不走,除了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那些划划,斗大的字认不下一石。”“说是个团总,既没读过书,又没上过阵,就会派粮要捐。”“以前是山中没老虎,猴子充大王,现今刘景桂、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扫北”(北伐),能文能武,领兵在沙场上真刀真枪打过仗,不比路仰之强万分!”“是啊,为啥放着将才不用,倒用吃才。”这些话传到路仰之耳中,他出去转了一圈,才大感头痛。
  我们看看路仰之坐不住了,条件已经成热,就由曹继之、曹力如和我拿了有四乡父老签名的“条陈”,去见县长。
  曹力如对县长说:“近来本县城内,四乡关于民团有许多议论,县台想必早有所闻了吧?”
  县长说:“我也听到一些,不过……”
  曹力如立刻把“条陈”递了上去:“父老乡亲让我们代呈条陈,请县台过目。”
  “怎么?还有……”县长很吃惊,忙戴上眼镜,接过“条陈”边看嘴里边“嗯嗯”。
  我也趁机说:“请老师三思,这可是关系到全城安全存亡的大事!况且……”
  正说着,听差走进来报告;“路团总求见。”
  县长还未开口,路仰之已摇摇晃晃踱进来,见我们在这里,脸上立刻有些不自然,冲着县长一抱拳说:
  “唐突了,蒙县台你厚爱,兄弟我在民团效力已有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哩!谁知,近来却有些干不下去了!”说着又用眼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看他如此嚣张,便说:“怎么,莫非团总近来手气不佳?”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连县长和进来倒茶的听差也忍不住乐了。路仰之顿时面如猪肝,刚想发作,曹力如站起来对县长说:
  “路团总找你有公干,我们还是暂且回避的好。这个条陈就留下,望老师仔细考虑。”
  路仰之把手一摇说:“不必走开,我正要当着县台的面向各位老师请教!”
  县长说:“也好,有话当而谈清。”
  我们几个相视一笑,便坐了下来。
  “近来咱们县吵得乱七八糟,谁不知道,原因就在县上那些个学生孩,日他妈受人教唆,不专心念书,跑到街上胡说八道,非议县政,搅乱民心,连我的民团都让他们快给弄垮了。你们这些学生如今做了老师,不知教学生守法循礼,放纵学生搅乱治安,还游说四乡绅士,拆、拆本团总的台!……”
  他连气带骂,一番话讲下来,已是满头油汗,端起茶盅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正准备再讲下去,曹力如站起来说:
  “学生乃国民一分子,更读书识字,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况且团政非县政,路不平有众人铲,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和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呢?又怎能和搅乱民心、弄垮民团扯到一起去呢?”
  曹力如一席话,气得路仰之跃起身,拍着胸脯叫道:
  “我路仰之虽不才,也是本县父老乡亲推选、县台委派的,你们这些毛头小子倒想把我路登高怎样?”
  曹力如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按志丹事先说定的,转身向县长抱拳说道:
  “老师明镜高悬,路仰之文不识丁,武不服众,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玩忽职守,无所用心;乃至团练疲惫,民怨沸腾;以前因蜀中无大将,方致路长期位居团总,如今景桂等人多已归乡,有此将才,不可不用,否则值此兵荒马乱之年,怕是要贻误乡梓!”
  县长听了这场辩论,再加上素来对路仰之的骄横多有不满,如换上自己的学生当团总,也省得遇事受人挟持。于是问道:
  “登高,你看如何?”
  路仰之一看县长不给自己撑腰,铁青着脸说:“只要县中父老认为路某不如刘景桂这个洋学生,兄弟情愿让给他!”
  县长连连点头,我们也齐声说好,于是当场决定:3天后由县长主持在县高小选举民团团总,请县里士绅、父老投票决定。
  选举民团团总,这是件大事,不出一袋烟的工夫,已轰动了全县城。当晚我们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认为支部以前的部署一步步落实了,现在关键在选举了。
  有人讲:“那些顽固士绅,财大气粗,又和路仰之关系密切。”
  志丹说:“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呢,就看你的工作怎样做了。”
  曹力如说:“困难算不了啥,我们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比如亲戚关系,捻香结拜拉关系,尽量多交结人嘛。”
  曹继之说:“学校和民团也不能放松……”
  大家纷纷出计献策。最后,志丹说:
  “我们就这么办,但要特别注意掌握会场,路仰之是个流氓,要防止他捣乱。”
  他分派曹力如去民团活动,曹继之组织学生,我掌握会场。大家连夜分头进行工作。
  选举的日子到了,我们在县高小学堂张灯结彩,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尊重选举”,“慎重考虑,请选刘志丹”,“请选曹力如”等。几个学生又吹喇叭又敲鼓,吸引了不少人,真是热闹。县长走来转了一圈,很满意,在正中大红票箱后面的太师椅上坐下。刘志丹和路仰之分别坐在两旁稍后一点的木椅上,下边全是赶来投票的“选民”,有商铺店号的老板,有士绅,还有来凑数的农民。室内乌烟瘴气,一片嘈杂声。县长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正要吩咐开始选举,只见挤上来一个人,鬼头鬼脑地在路仰之耳边叽咕几句,路仰之马上得意起来,对县长说:
  “外边又来了一批选民,请县长做主让他们进来。”
  县长不耐烦地说:“那就让他们快点。”
  一声令下,外边挤进来几十个人,有一半是弯腰驼背的老头子,还有几个满脸横肉的人,谁都认识那是路家护院的家丁。这时志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边用铅笔写着“学生”两个字,我忙退出会场,向等在外边的曹继之一招手,他马上领来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几十个学生,吵着也要参加投票。路仰之一听急了,连忙表示反对。志丹笑而不语,看着县长。
  县长对路仰之说:“你让参加的人,景桂并无二言,如今这些学生,我看也可以参加。”
  路仰之说:“县台差矣,这些都是孩子,学未成、业未就,怎能参加选举?怕是受人雇佣来的。”
  路仰之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他自己花钱雇人来选举,反诬蔑我们,顿时全场大哗。
  志丹说:“县长,大家都是一县人,谁不认识谁呢?到底谁雇人,大家心里明白。如果路团总愿意,咱们可以查查到底谁雇人。”
  路仰之顿时变哑巴了。
  志丹又说:“况且学生也已成年,都是本县一分子,此选举是全县大事,学生如何参加不得?”
  县长见路仰之已无话可讲,就宣布让学生参加。选举揭晓,刘志丹和曹力如的票最多,路仰之落选了。县长宣布由刘志丹任民团团总,曹力如任民团副团总。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路仰之气得不行,跳起来大嚷:
  “选举不民主,肯定有人作鬼了!这不能算数!”
  他的几个亲戚、家丁和雇来的人,也跟着乱嚷,什么拥护路团总呀,我们代表民团坚决反对呀。一些顽固士绅也说:我们都同意路团总,为何只有那么点票?我们反驳说县长亲自监票,有什么鬼?!每人一票,总数又对,怎么能不算数?路仰之暴跳如雷,土财主议论纷纷,我们则高呼:选举有效!县长正感到不好办,只听外边一片号声、鼓声,原来是我们在民团的人带领团丁们全副武装,吹着洋号,打着洋鼓,列队向县高小走来,一路上不断高呼:“拥护新团总!”县长见此情况,胆子也壮了,拍着桌子说:
  “列位,列位!这次选举是本县长亲自监选,既未查出有什么作弊之处,理应有效。不必再争吵了,以免让人家笑话。”
  全场欢腾,在我们的哄笑声中,路仰之他们灰溜溜的走掉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选举中是有名堂的。原来,我们的学生写完了选票,就主动帮那些不识字的老头们写,凡是选路仰之的,他们都写了刘志丹的名字。有些糟老头子不识字,还数了数选票上面的是三个字才放心,却忘了刘志丹也是三个字,大家听了笑得肚子痛。
  选举结束后,路仰之一直拖着不交权,理由是刘志丹是被通缉过的共党分子。我们则一方面用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压他,一方面动员了一些士绅去县长那儿告他。他招架不住,只好溜走了。
  掌握了民团后,针对当时的形势,志丹和我们商量决定,要抓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眼前这一胜利,把全县教育系统的工作狠抓一下,以便有利于今后的斗争需要;二是要抓紧改组民团的工作,使它能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有合法地位的一支革命武装。根据这一决定,由曹力如抓整顿民团的工作,由我抓教育系统工作和县里的全面活动。当时保安县除了县民团,还有5个分团,分在各区。我们首先从各分团团总换起,逐步换上我们的人或是听我们话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还把一些进步同学派入民团。志丹向上级党组织要求,从延安又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分插到各区民团中。他们给各个分团带去了火种,改变了民团的成分,在各个民团中积极发展组织。如永宁山民团插进了党员杨可珍,成立了党小组。党的组织在民团的建立,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志丹还在全县各地进行调查,开展活动,尽力把各地的群众秘密地组织起来,把各学校的组织健全起来。
  这时谢子长又来到志丹家,准备按特委的决定到甘肃去。那儿有个陇东民团军的司令叫谭世霖,为了扩大势力,正在招兵买马拉队伍,说是谁能拉起一连人,就给他个连长;谁能召来一团人,就给个团长,而且还给防地和发给军装、番号、给养。鉴于这种情况,他准备去一趟。志丹问他:李力果到后九殿的情况怎样?谢子长说:他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已经有十来个党员,就是马上拉一部分人出来也可以。志丹又找到我和曹力如,向我们谈了这些情况,然后说:我们这里通过合法斗争,夺了民团的权,终归是个本钱嘛。现在民团的工作大体就绪,有力如照管就成了,其他各项工作由子宜负责,我和子长一起走一趟,这是个好机会,子长在那边又有关系,对我们搞武装很有利。我们知道这是特委早已决定的事儿,自然同意。
  三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天傍晚,我们几个人正在沟崖上闲谈,只见路上尘土飞扬,一队骑兵飞驰而来,近前一看,原来是志丹和子长带的人到了。我们忙把他们安排在永宁山寨子住下。子长给我们介绍了以前不认识的阎红彦同志。志丹指着一个人说:“这是周维祺营长,是红彦的隔山兄弟(就是一母两父所生),原先是后九殿杨庚武部的骑兵营长,现在愿意和我们一起干。”我们又秘密召开了党的会议,谢子长讲:为了改变队伍的成分,我们路过延安时,带了一批特委由延属各县抽调的骨干,现在看来仍然不足,还得从你们县再抽一批人才成。我们都同意,于是从各区民团中抽了一些骨干编进他们带的队伍,稍事整顿后,这支队伍就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带领下,向陕甘边境开拔了。我的弟弟也是在那一次跟着志丹走的。
  他们走后,保安县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就放在我身上了,十分繁忙,但好久没有听到志丹他们的消息,心中十分挂念。这天傍晚,我和曹力如漫步在永宁山寨前的山路上,暗暗商量派谁到三边去打探消息。突然听见一阵疾驰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骑马的人到了眼前,看见我们,翻身下马,叫道:“子宜,力如!”
  我们一看,原来是志丹一行数人,个个满面风尘,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几匹马驮了些东西,都是气喘吁吁的。看来一定出了什么事。
  志丹说:“出事了。咳!一言难尽,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让张廷芝这个狗日的给下了枪,还要把我们斩草除根。”
  我们大吃一惊,正想细问,志丹忙又说道:
  “后面可能还有追兵,咱们还是进寨子里谈吧!”
  大家立即起身进了永宁山寨子,吩咐团丁拉上吊桥,关了寨门。
  来到教育局,坐下来听志丹谈事情的前因后果。
  志丹说:“我和子长带着队伍到了甘肃,谭世霖根据我们的人数,把我们编成‘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分给我们地盘,让我们驻扎在三道川一带。最近我到庆阳谭世霖的司令部去参赞军务和催领军装给养,回来走到路上,听说张廷芝叛变了。此人过去是靖边的一个土匪头子,也在陇东民团军领了委任状带兵,他和阎红彦还拜过金兰兄弟。可是他突然翻了脸,把我们的人扣起来,把枪收了。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党团员不愿意交枪,被他们打死或是扒了衣服赶走,听说我的军需官马锡五也让他们抓起来了。谢子长跑了。张廷芝要斩草除根,派人到路上截杀我,幸亏有人通知了我,才免遭他们的毒手,径直跑回来,也不知道详细情况怎么样。”
  我们听了都十分痛心,好不容易搞起来的武装,却让张廷芝这个反动派给吃掉了。
  志丹说:“这次我们失掉多少好同志!我把你的兄弟也没能带回来……”
  我说:“他死不了还会找回来的(事后知道他牺牲了)。现在的问题是今后准备怎么办?”
  志丹还未搭话,一个团丁闯进来报告:张廷芝派一营骑兵已到了寨墙下,吵着要进寨子抓人,让我们给挡住了,现在正吆喝着让县长出去见他呢!
  曹力如说:“我先去看看。”说着就跑出去了。
  志丹和我商量一下,我便出门往县衙跑去,没走几步,迎面过来两盏灯笼,是崔焕九县长披着衣服跑来了。一见面他就说:
  “快找力如集合团丁,土匪围了寨子咧!”
  我说:“不要紧,力如已上寨子了。咱们去看看再说。”
  我拉着他上了寨门,向外一看,只见一片光亮,吊侨外边有百十名骑兵:一手高举松明火把,一手执缰,每人长短两件武器,为首一个,正在仰脖高喊:“少废话!快放吊桥、开城门,让我们进去抓逃犯!”城上民团中有人问道:“抓什么逃犯?”下边又是一片喝声:“刘志丹、谢子长,是不是都窝在里边,快交出来!”大家听了都吃一惊,曹力如喝道:“刘志丹是不是逃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县人倒不错,可他如今不在,你们是什么人,到底要怎么样?!”那个看上去是个头头的粗大汉子说:“我是陇东民团军的营长蔺士殿。我们是奉命行事,不让我们进去搜一搜,兄弟回去也不好交差呀!”
  崔县长拉着我说:“他们既然不是土匪,景桂又未回来,就放他们进来,招待一下算了。这年头你能惹得起那个司令呀?”
  我说:“老师,话虽是这样讲,但如今兵荒马乱的年头,黑更半夜,空口白话,谁敢担保他们进来不出事呢?”
  崔县长揉了揉眼睛道:“真是荒唐,荒唐,是不能放他们进来。”
  这时只听曹力如又喝道:你们是陇东民团军,我们是陕西民团,各守地盘,谁也不认识谁,黑更半夜,如何能让你们进来惊扰我百姓?你们如果懂事,就好好商量。我们也不是好欺侮的!”城下的人听了,顿时安静下来。那个汉子又喊到:“那就快让你们县长上来说话。”
  县长一听就毛了,忙摇手说:“哎呀,你们应付了就是咧,不要攀我了。”
  曹力如走过来说:“看来,这事非县长出面不成。你就出面唱个白脸吧,把他们安顿一下,天亮就好办了。”
  县长只得来到前面,对城下说道:“兄弟是本县之主崔焕九,和你们素不相识,无论怎样,你们要黑夜进城是绝对不行的。不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列位既然来了,岂有不招待之理。暂请在城外委屈委屈,天亮本县亲自为你们接风洗尘就是。”
  他们根本不买崔县长的帐,声言再不放他们进去就要攻寨子了。崔焕九浑身发抖,一个劲地问力如和我:“这可咋办咧!”我和力如正商量,是不是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和他们拼一下,志丹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轻蔑地说:
  “呵!是蔺士殿来了。张廷芝还挺看重我呢,来了一个营。”又对力如说:“要进,放蔺士殿进来,队伍不能进。你带他来见我。”
  他说完拉着腿肚子转了筋的崔县长下寨子走了。力如便冲着外边喊道:
  “蔺营长,你要进来可以,但队伍不能进来。”
  他们在下边商量一番就答应了,蔺士殿只带几个马弁、护兵进了寨子,由曹力如领着去见县太爷。过了很久,只见蔺士殿垂头丧气地出去了。紧接着崔焕九满头冒汗地张罗着,给寨子外的那帮人送酒肉、粮草。看见我说:“没事了。真是吓死人咧!”我扭身往回走。曹力如送走蔺士殿,从后边赶上我说:“志丹真了不起,把张廷芝骂了个狗血喷头,镇得蔺士殿连一句硬话都没敢说,就回去了。”
  我们走进县政府的窑洞,志丹看见我们,把放在桌子上的盒子枪往腰里一插,说:
  “我刚才教训了蔺士殿一顿,让他转告张廷芝,他狗日的忘恩负义,将来我要和他算这笔帐!现在嘛,也不能让崔焕九太为难了,我还是走吧!”
  我说:“要走,还是早走为好。”
  力如说:“我先去探探风,你再走。”
  过了一阵,力如回来说:“景范兄弟派人来说,子长跑出来,现在在川口等着呢。咱走后崖下去成不成?”
  志丹说:“就是马下不去。这样吧,马留给你们,那些军装、军旗,你们负责连夜给窝好,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呢!”
  大家来到后山,用绳子把志丹他们吊下去,我和力如也跟下去,趁夜晚摸到10里路外的村子,力如到相识的人家给他们备了几匹马,眼看着他们乘月色奔延安去了。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辑,标题为《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本文略有删改)
  

曹力如/熊美杰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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