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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

《习仲勋传》编委会

人民政权建立后，针对大批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中央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逮捕的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予以改造。对于较轻而又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自动坦白分子及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予以宽大的待遇，或予以适当奖励。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全国一样，虽然在剿匪反霸斗争中清除了一批潜藏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但隐藏较深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散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继续与人民为敌，抢劫物资、破坏机器、纵火、爆炸、盗窃、暗杀、窃取国家机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危害，影响着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央通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据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群众日报》报道，一年来，西北各地共摧毁国民党特务组织站、组、队二百零五个，破获特务案件三百六十八件(内含反革命阴谋暴动案五十件)。经过镇压，西北地区的反革命活动转向隐蔽，主要表现：一是美蒋特务勾结各地惯匪、蒋匪残余、反动军官、土豪恶霸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封建残余势力，阴谋暴动叛乱，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暗杀干部，劫掠居民商旅，破坏社会秩序。二是利用西北民族复杂，和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与仇视，勾结各兄弟民族内部的少数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造谣惑众，极力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三是利用西北地区落后贫困现象，制造谣言，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侮辱革命领袖，攻击民主人士，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党、政、军、民关系，阻挠人民政府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并配合美帝侵略朝鲜作反动宣传，扰乱人心，造成混乱。四是反革命特务、间谍分子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入机关、部队、工厂、学校，长期潜伏，搜集情报，盗窃机密，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破坏。同时，在镇反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片面地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出现了“宽大无边”的问题，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 　　中央指示下发后，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认真总结前一段镇反工作中的成绩和经验，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加强工作。首先，提高广大干部对镇反工作的认识，着重纠正“宽大无边”的倾向。在各级干部及各族各界广大人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向干部群众宣传：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专政最重要的手段，对反革命不进行镇压，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人民政权就无法巩固；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而会使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更加巩固；一切对反革命的宽容姑息和袖手旁观，实际上是违反《共同纲领》的，是对人民不利的，是极其错误的；镇压反革命是抗美援朝的主要内容之一，肃清美蒋特务、匪徒及其他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实际上就是斩断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魔手，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镇压反革命是保证土地改革、生产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在宣传中还集中驳斥了有意无意替反革命做掩护的言论，使干部群众对镇反运动有了深刻认识。同时，要求干部群众特别是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会精神，认真纠正“宽大无边”的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领导思想上把‘宽大无边’的偏向，大体纠正过来了”①。 　　其次，广泛地发动群众。习仲勋认为，镇压反革命，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并不是做得很好了。虽然领导思想上把“宽大无边”的偏向大体纠正过来了，但是工作还不深入，尤其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还做得不够。他要求，必须总结镇压反革命的经验，采取展览会、座谈会、控诉与坦白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大家一起动手，掀起一个普遍的、深入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群众运动。凡是反革命活动已遭到打击的地方，他们的活动也愈加隐蔽和疯狂，如果那里群众发动不足，那里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防空洞，因此必须把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由于西北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细致的工作，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了，积极检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 　　再次，正确执行政策。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比较复杂，正确掌握政策十分重要。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收到很好的效果。习仲勋说：“只要我们在领导思想上贯彻两条就可不犯错误。一条是严厉镇压，坚决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没有这一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就推动不开；再一条是严格控制，没有这一条就会搞错、搞乱。也只有这两条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才可以把镇压反革命工作做好。”②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按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正确掌握政策，把杀、关、管具体化：只要敢于和人民为敌，破坏人民政权，破坏人民资财，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怙恶不悛，都应受到镇压；“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改者”、“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志愿者”、“在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来往者”都可宽大处理，需要管制的由人民群众监督管制。对被管制的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以反革命罪恶大小、主次、立功大小、自首悔过是否真诚等为尺度来确定。 　　习仲勋历来主张少杀人、慎杀人，特别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反复强调要严格掌握政策，反对过火的行为和做法。有两件事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影响：一件是陕西省旬邑县的姚春桂，解放前曾任旬邑县国民党民团团长，但被共产党争取过来，经常为党组织传送情报，使中共关中特委对旬邑县职田镇一带国民党人员的动态、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由于姚春桂为共产党做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镇反中姚春桂被旬邑县人民政府逮捕，并决定将其镇压，当时公审的布告也已经写好。习仲勋了解姚春桂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得知后指示刀下留人，保护了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工作的姚春桂。另一件是宁夏的王含章，早年留学日本，获得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在国共和谈时，他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和谈破裂后他联络西北籍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十余人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解放后经董必武介绍回到宁夏参加工作。镇反运动中，宁夏省未经请示错判错杀了王含章。习仲勋得知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违反统战政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要求予以追究，宁夏省受到通报批评，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为了弥补错杀王含章的过错，习仲勋关心、安排王含章的女儿王权华到大连工学院学习，并多次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由于西北地区在镇反中严格把握政策界限，杀人相对较少，感化了一批反动分子主动向人民政府投诚。据《群众日报》报道，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五月仅两个多月时间，西安、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地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自动交出长短枪一百二十九支，子弹三千一百三十五发，手榴弹八枚，证件四百六十三本，反动书籍二百八十三册，电话机八部，收发报机九部及其他炮弹、军用佩剑等武器。③ 　　在镇反中，习仲勋还正确处理了一些重大事件，对稳定西北地区的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大华纱厂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职工三千多人，主要生产“雁塔牌”白布。西安解放前夕，大华纱厂资方的高管南逃时有意大幅提高了工人薪酬，导致企业成本急剧增加，生产难以为继。解放后，军管会接管该厂，为了尽快恢复企业正常生产，采取了适当减少工人薪酬、降低生产成本等措施。潜伏的敌特分子乘机煽动工人闹事，围困军管会，抢夺枪支，向人民政府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武力平息事态，习仲勋得知后指示军管会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绝不能向工人动武，要耐心做工人群众的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军管会人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讲政策，讲明原委，使工人明白了道理，事态得以平息。之后，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挖出了潜藏的敌特分子，教育了资方和职工群众，生产秩序迅速得到恢复。 　　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西北地区镇反工作深入开展，收效明显。到一九五一年五月，破获“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冀豫陕民族正义军”等反革命阴谋叛乱案件数百起，搜捕了美帝武装间谍乌斯满、乌拉孜伯、李鹏飞及反革命地下军正副司令、总指挥等匪徒数千名，并开始大力清理积案，先后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西安及洋县破获反革命阴谋暴动案三起，捕获首犯及匪特一百四十九名。西安、黄龙、朝邑等地公安机关，相互协同破获了反革命潜伏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秦晋豫边区指挥部”，逮捕指挥孔庆兆等四十七名匪特，收缴多种武器。洋县破获了“西安绥靖公署爱国复兴总队”案，捕获总队长胡彦云等案犯七十六名，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证件等。华县破获了“忠义军独立第一师”阴谋暴动案，逮捕匪首王尊道等土匪残部七十余名。④ 　　一九五二年底，西北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镇反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经济扫除了障碍。 　　①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51年3月31日。1951年4月2日《群众日报》。 　　②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51年3月31日。1951年4月2日《群众日报》。 　　③1951年5月18日《群众日报》。 　　④1951年3月25日、5月9日《群众日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