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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和恢复经济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调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到中央工作。邓小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调回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调回北京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从中共中央中南局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从中共中央西北局调回北京，接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五马进京”。习仲勋时年三十九岁，是五人中最年轻的，比年龄最长的邓子恢小十七岁，比年龄较轻的高岗也小八岁。 　　党中央任命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原部长陆定一改任副部长。据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林默涵回忆：有一次，他同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中南海划船，看见毛泽东一家人坐在岸上。胡乔木便将船划了过去，向毛泽东问候。这时候，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现在派一个人来接替中宣部部长。是谁呢?就是习仲勋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因此调他来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改任副部长。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体现了他对习仲勋的高度信任。 　　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接任陆定一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兼任党组书记，又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二十四个干事之一。一年后，习仲勋任政务院秘书长。 　　对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习仲勋是有思想顾虑的。他深知陆定一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宣传部部长，党的七大以前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党的老宣传了。他非常尊重陆定一，让这位老部长改任副部长，当自己的助手，总觉得不那么妥当。另外，他感到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历，担心难以胜任。习仲勋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说，自己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文教委员会方面，中宣部的工作仍然以陆定一为主来做。毛泽东则给他讲了一个耍蛇人的故事。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一九五二年九月，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进而不断完善，到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习仲勋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传提纲得到中央的肯定，毛泽东两次亲自修改和补充后下发全国贯彻执行，由此开始了对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期间中宣部还加强了对报纸的改进和农村的宣传工作，加强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推动了科学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三日，习仲勋应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周扬之邀，到正在举行的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习仲勋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最后落脚到文艺创作问题上。 　　习仲勋首先强调了提高作家和领导者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并用西北地区作家的情况加以说明。他说，不少作家进城后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评就泄气，这和有些领导人批评不当也有关系，比如怎样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怎样通过县区基层干部联系群众，怎样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帮助作家解决思想问题，乃至具体帮助怎样写作的问题。他举例说明陕西作家柳青在创作小说《创业史》和《铜墙铁壁》过程中，党是怎样给予无微不至关心和帮助的。他指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个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茬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充分的时间。 　　习仲勋在谈到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方法和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要像园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茬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点，但不是泼冷水，而是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只要我们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来。 　　这是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教委领导职务后第一次在中央机关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习仲勋这次讲话在与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当时正确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繁荣文化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以后党领导文艺工作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九五四年五月，为了进一步整顿和改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各级宣传机构、宣传网，开展经常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活动，经中宣部的精心组织和筹备，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五月七日习仲勋作《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的报告，全面总结了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以来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其他各项民主的社会改革运动，向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深刻的政治教育，普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努力开展了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选集等，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并开始建立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制度；逐步加强了对国家文化教育部门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在指导和推动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改革和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个有力助手；从中央到县，各级宣传部门陆续配备了干部，进行了组织建设，并创造了不少新的工作经验。可以说，这几年来，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进行了如此规模广大而内容丰富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强调说：一九五三年是我国进入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为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大意义。党的宣传工作在目前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斗争。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党关于总路线的宣传首先要使全党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统一起来，使全体党员对自己的工作得到新的出发点。他说，要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管理，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提高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水平，加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人民群众政治鼓动工作的管理，大力培养宣传工作干部，改善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五月二十七日，习仲勋作大会总结。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确实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了民主。会议的主要收获是：第一，解决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第二，对我们宣传工作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检查和整顿；第三，依靠集体经验和智慧，充实和修改了两个决议草案和总报告。他还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会议还有很大缺点，就是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充分；有意识地总结一些下层工作的经验，也做得不够。 　　这次会议总结了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三年来的经验，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顺利实现了第一次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着重于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宣传，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转向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教育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