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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①调查

《习仲勋传》编委会

“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已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钢产量持续下降，农业减产，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群众普遍吃不饱饭，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到轻工业发展，重工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制约。此时，中苏关系恶化，不仅给中国的政治带来很大影响，而且使原本十分困难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当时，毛泽东虽然也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注意纠“左”，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上庐山会议突然转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观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决定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战胜灾荒，扭转这一局面。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一九六一年三月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主要是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为了及时了解两个指示贯彻落实情况，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一九六一年确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年三月，毛泽东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国迅速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都分头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中央和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 　　四月上旬，习仲勋率领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部分直属局正、副局长十多人参加的工作队，到河南省长葛县开展典型调查。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到基层工作，按规定是严格保密的。习仲勋在长葛调查时，工作人员理所当然地请他遵守这一规定。由于他身材魁梧，气质特别，平易近人，加上一口纯正的陕西关中口音，虽然衣着朴素，仍不免为当地群众所注目，人们纷纷打听他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一级的领导。他带着工作队走村串户，到群众中嘘寒问暖，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疑问。习仲勋得知后，便给工作人员说，我的身份对群众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样才能体现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我们来这里是帮助工作的，把身份告诉群众有何不好呢?有个社员曾当面问他：“你来过长葛没有?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不是从北京来的?过去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还要硬叫去。你们不像过去的参观团。”习仲勋耐心地向群众作了解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习仲勋感到这里群众很朴实，对党有感情。 　　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根据掌握的情况，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九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 　　报告中他以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为例，对农村形势作出如下分析： 　　(一)农村形势。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来，形势急骤好转。群众歌颂十二条指示说：“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捉去了妖魔鬼怪，灵符降服了邪气，要回盗走的财宝。”外流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回来，生产大队纷纷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等。广大农民都积极起来了，不光出勤率很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自留地普遍感到满意，种得特别好。喂猪、喂鸡、养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干部害怕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这不对。在最近几年之内，有意识地让群众在“小自由”方面多生产些东西，只有好处，并无害处，何怕之有。更可喜的是群众的政治热情逐渐提高，民主空气开始发扬。群众发动好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群众议论一些政策问题，批评起“五风”来，话更长。 　　但是，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粮肯定减产，春荒尚未完全渡过，夏荒接踵又来。从长葛情况来看，整风搞得比较粗糙，十二条指示的贯彻也还不够深入，两个平均主义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仍有顾虑，“怕政策再变”，加上人的体力很弱，牲口减少，农具缺乏等等，因之群众的热情还不稳定，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无论社员和干部，听了《六十条》都异常兴奋。一个老大娘说：“开这样的会，一点也不瞌睡，赶明天再开，俺和俺老汉都去。”有的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这一下下了决心了。”樊楼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干部自动讨论分配方法上的“三七开”、“二八开”，直到深夜两点钟。可以预料，《六十条》实施以后，群众的生产情绪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只要你们不变，不再出点子，老老实实地搞下去，今年可以缓过气来，明年就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好光景。” 　　(二)公共食堂问题。这是目前农村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三月初散伙。据了解，长葛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都在观察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有些干部担心食堂散伙以后会影响出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排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饭热菜的现象。同时让社员在家做饭，就可以把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宗寨大队十四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其余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了，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工资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准。过去吃食堂，一天两顿就把粮吃完了，现在一天吃三顿饭，再掺上些野菜，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自从食堂散伙以来，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七个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其实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四十九户人家中，除了三户地富分子外，逐户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食堂本身购置的家具、炊具，修盖的房屋要妥加保管维护，以备将来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产队经营，生产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吃，也可以作为商品菜出售给社员，出售所得归生产队所有，作为本队的积累，或者在以后分配给社员。伙食委员会应当扩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并继续担任每月发口粮、发菜的工作。 　　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并且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宗寨大队办的敬老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老人种菜，养家禽家畜，所得的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一年内还上交给大队一千余元。 　　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这是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三)劳动保护问题。最近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归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共外流了三百多人，已回来了一百五十多人，从县、社企业中也压回来了一部分。农业中学，初中一二年级和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也都半日或短期放假回家生产。目前农村劳动力，从数量上说，已经基本上够用了。问题是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由于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的恢复很慢。 　　但是，目前农村的劳动却非常紧张，抗旱浇麦，春播种菜，十分忙碌。由于最近两三年来牲口大量死亡(一般死掉百分之五十)，就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十几个人拉一辆大车，五六个人推一辆水车，人拉犁、人推磨的很多。春忙以来，有些社、队得浮肿病的多是壮年劳力，与去冬是老年的情况不同。因此，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必须坚持劳逸结合，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四)多劳多吃问题。长葛县最近普遍搞多劳多吃，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储备粮的社、队，从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工分带粮”，多增加了群众的口粮。有些社、队采取以劳动底分为标准，超过者才能多得的做法，缺点很大。实际上多数人超不过劳动底分，只有少数劳力强的才能多吃，而且人们为了超过劳动底分，就过分劳累，影响了身体健康。第二种是没有储备粮的社、队，从有劳动能力的人(老、幼、残疾除外)的口粮标准中，扣出百分之十，作为多劳多吃的奖励粮食，这样做实在不好。更不好的是，按人口扣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口粮，作为奖励粮。这种办法，实际上是降低了一般有劳力和无劳力的口粮标准，挖他们的口粮，去奖励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群众对此非常反感。有的生产队连讨论也没有讨论，并且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扣了百分之十的粮食，引起群众很大波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十五天为一期，有的户就被扣了六斤多，有的户三四斤、二三斤不等。在实行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再扣几斤，群众哪能不慌?我们发现这些情况，在电话上商得吴芝圃②同志的同意，已经作了纠正。③ 　　通过十几天的调查了解，除了食堂和粮食问题外，还有“三七开”、评工记分、“三包一奖”、“三定”、调整社队规模、经营管理和一二类社队整风等几个问题，都是群众和干部最关心的，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几个重要问题。 　　五月九日，习仲勋写出了第二份调查报告，向中共中央并邓小平报告了从四月二十四日起，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对粮食问题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中写道： 　　(一)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来越好。根据观察，凡是党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群众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心情是真正舒畅的，干劲也很大。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都是有说有笑，十分亲切。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人，能够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也都参加了生产。社员白天在地里生产，晚上还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劳动。这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多种些地、多打些粮食的一种反映。这种情绪是好的，如果群众连这点兴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了。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好的情况，如果今后再把《六十条》坚决地贯彻下去，把干部的工作作风好好转变一下，农村的情况将会更好，群众和干部的心情就会更加舒畅，生产积极性将会更加高涨。这种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二)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这里退赔工作搞得很不彻底，如县直机关、工厂、学校和公社、生产队都占了许多土地和房屋，尚有一部分没有退，有的退了小部分，留了大部分。退赔的现金多，实物少。王庄大队一共退赔了三次，在退赔总额中，现金占百分之九十五点三，实物占百分之四点七。作价也不合理。三间草房实际价值一百四十五元，退赔时只作价三十到四十五元，低于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七十。 　　退赔所以不彻底，首先是因为干部对退赔的决心不大，公社以上机关更差，他们就是舍不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王庄大队最近发动群众大搞了一下退赔，效果很好，两三天内从社办工厂和附近的机关、学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调实物，退给了群众，群众情绪大为振奋。前几天召集群众开会，是干部等群众，现在开会是群众叫干部，他们纷纷表示坚决搞好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退赔工作肯定要搞彻底，但是目前夏收即将到来，普遍搞有困难，可以在夏收之后，结合整风整社抓紧进行，一二类社、队要把退赔作为主要内容。这对贯彻《六十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都规定了生产队的种植权，可是由于现在包产包工的办法，是按农作物逐项逐亩的包，麦子种多少，谷子、高粱、大豆等种多少，一一都规定死了，所以生产队的这项权利实际上并未落实。在研究“三包一奖”时，干部和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的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在讨论“四固定”时，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都要求把牲畜所有权下放给生产队。过去牲畜归生产队使用，可是又归大队所有，还规定了保本保质等一套清规戒律。有些牲口老了，生产队无权处理，想用骡子换几头牛也不准，生下幼畜大队还要提成。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心里很不踏实，常怕大队把好的牲口调走，这一切都影响了对牲畜的爱护和使用，影响了牲畜的繁殖和发展，不利于生产。有的社员说得好：“牛是种地用，地要俺种，工要俺派，牛归俺使，倒说不归俺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至少有四条好处：(1)可以促进干部和社员爱畜保畜的积极性；(2)对繁殖幼畜有利；(3)可以鼓励生产队多买牲畜；(4)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调换牲畜。从调查情况看来，把牲畜归生产队所有是必要的，这对迅速发展牲畜有很大好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对粮食保管和分配之权也有很大意见。过去在食堂吃饭，口粮不归群众自己支配，非常憋气。最近食堂已经散伙，群众要求：口粮不出队，指标分到户，大队、小队两把锁，群众监督，一月一发。对于超产粮的分配，干部和群众都主张：除了大队提成部分，余下的全部归生产队保管，一部分发给社员做口粮，一部分以工分带粮实行多劳多吃，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储备。 　　群众还要求休假权利得到保证。随着“三包一奖”的实行，生产队的“三权”落实，最近群众要求把休假权利交给生产队掌握。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种植计划，农活安排由生产队做主后，只有生产队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放假的时间。再过一二年，经营管理制度搞好、生产秩序正常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忙有闲，成了十分自然的规律，劳逸结合的问题也就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总之，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就可以更加促进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会影响大队所有制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四)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剖“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做十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供给制部分太大造成了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合八厘，一天做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指每月总工分值)。”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了，在农村呆不住了。很多农民去搞副业，大量青壮年往城里跑。超龄学生也增加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无心过日子。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实行了“三七开”，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但是还不彻底。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五)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群众说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十二条，千条万条，都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过去大刮“五风”的情况下，不可能落实，现在有了这七十二条后，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六十条加上四十条正好一百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因此，每个社、队都应当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具体规划，争取粮食早日过关。从长葛还看出了，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全县有一百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二十多万亩，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够基本上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稍有松懈。大跃进以来，在水利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消化它。要下决心在今后一定时期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是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做到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力不出社，有的甚至不出队。只要把这项工作经常抓，抓到底，就给农业生产打下了牢靠的物质基础。 　　(六)干部作风问题。从这里的情况来看，经过整风整社，“五风”被狠狠地打击了一下，干部的作风确有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很不彻底，很不巩固。不好的作风破了，新的作风未立。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数字来指挥工作。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飘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目前公社实行的派干部驻队、分片包干的办法，看来很有问题。一个驻队干部权力很大，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党委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都被他破坏了，队干部也难于提高，学不下独立工作的能力。现在一二类社、队的问题反比三类社、队的问题多，群众的情绪也较差。对这两类社、队的整风绝不能忽视，而且越早进行越有利。在过去的“民主补课”和整风整社当中，有一批干部被搬掉了，换上来的一批干部多数未经过整风教育，工作作风也不够纯，有的甚至很坏，至今社、队领导核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核心都需要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风，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转变过来，从而把工作大大推向前进。④ 　　习仲勋在长葛调查中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告诫调查工作队成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向干部群众虚心学习。首先要依靠县社干部，没有他们当向导，我们两眼一抹黑，就不知道怎样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就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和群众没有了隔阂，就容易深入了解真实情况。 　　在调查中，习仲勋十分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在长葛时，他对一件事情印象极深。当时长葛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深翻地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脑袋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很严重。在县城搬迁过程中，新建设的县城仿照北京东西长安街设计建筑，有像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县人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农田。为此强迫农民拆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推行，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之风相当普遍。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下达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贯彻不力，问题仍很严重。“五风”虽被遏制，干部中新的好的作风仍未建立起来。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群众生活标准很低，甚至主要依靠红薯干度日，加之刮“共产风”后退赔很不彻底，群众颇有不满情绪。习仲勋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延安是革命圣地，毛主席在那里领导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郑重地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每年都拿出来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这样振聋发聩的批评，是很少见的，使在座的干部很震惊，受到了极大教育。 　　但是，长葛也有人在私下议论说，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不少，甚至有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中央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个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勋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习仲勋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系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干部群众的赞赏。 　　在长葛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习仲勋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长葛人民一直惦记着他。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长葛县城关公社八七村(即原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的党支部全体成员及干部群众，给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写信，汇报了宗寨村从一九六一年由富变穷，二十四年后又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十月二十日，习仲勋正在出席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百忙中抽出时间复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九月十二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的精神，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⑤ 　　①长葛，即长葛县，位于河南省中部，东、西、南、北分别与开封、洛阳、许昌、郑州接壤。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负责人向毛泽东介绍了长葛县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的经验。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于同年8月到长葛视察。 　　②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③《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55—260页。 　　④《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60—265页。 　　⑤1984年11月1日《河南日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