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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游街示众

《习仲勋传》编委会

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时，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先是《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接管”。随即，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强行夺取上海市所有的党政大权。由于这种做法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所以“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在上海的影响下，陕西省的造反派也紧随其后，掀起席卷全省的夺权恶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组织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接着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和“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游击队”也组成“夺权小组”，夺了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章泽、萧纯等被迫交代问题，省委领导机构全面瘫痪。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区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被夺权，停止工作，党员停止组织生活。 　　一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极为寒冷的日子。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革联合会、革命农民文革总会、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红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西安联络站等十九个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大会”。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刘澜涛、王林、赵守一、李启明、严克伦、舒同等胸前接着“反党分子”的大木牌，被押入会场，并排站在搭建的台子上。他们的双臂被身穿黄绿色军服、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扭向身后，并强迫他们低头弯腰。高音喇叭不断鼓噪着，数万名狂热的人群不停地呼喊：“打倒彭、高、习!”“打倒刘澜涛!”“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各大造反派组织代表发言声讨。批判会后，造反派又将他们分别押在十几辆卡车上游街示众。习仲勋在游街时受到“优待”，允许穿着那件黑呢子大衣。其他人则一律翻穿军用大衣，白里朝外。红卫兵还别出心裁地给舒同戴上纸做的官帽。他们要用这种恶作剧方式贬损批斗对象，却使游斗显得十分滑稽和荒唐。游行车辆行驶在西安大街上，凛冽的寒风把车上人的脸颊刺得阵阵发疼，车头上高音喇叭的吵闹声，像要击破耳膜似地呼叫个不停。造反派不时地把习仲勋等人的头往下压。就是在这次批判和游斗后，习仲勋开始头昏脑涨，两耳嗡嗡作响，右耳听力下降，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在一次批斗会上，习仲勋碰到陕西省原省长赵伯平。他非常敬仰赵伯平的为人，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赵伯平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则是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那时习仲勋受到赵伯平的教导和栽培。赵伯平满腹经纶、能诗善文、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习仲勋的西北组会上，赵伯平不见风使舵，坚持认为“仲勋是个好同志”，①不揭、不批、不表态，因此而受到株连。习仲勋想不到他们却在挨批斗这样的场合不期而遇。这时赵伯平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习仲勋望着这位良师益友，一时说不出话来。赵伯平看着习仲勋，无奈地叹了口气，惆怅地说：“哎，想不到老了老了还招了这个祸。”② 　　二月十七日，习仲勋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转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信中，他谈了自己近期的思想活动情况，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请求中央批准让自己“早些回到原工作单位(指洛阳矿山机器厂——编者注)，劳动锻炼，继续改造自己。”③同时，他坦陈心迹，说出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做法的看法：“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历尽劫波的十多年后，他谈起写这封信的缘由时说：“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曾经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几十年戎马生活的老战士，横遭林彪一伙的摧残，百般凌辱，甚至朝不保夕，我不能不讲出心里话。”④在此前后，习仲勋还两次向毛泽东写信，谈他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做法的看法。⑤ 　　陕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习仲勋在西安的境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两派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批评说：“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求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入国防工厂。当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后，严厉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他拿起照片气愤地责问：“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⑥看到周恩来一脸怒容，语气坚定，造反派怕难以收场，便问周恩来该怎么处理。周恩来态度更为严肃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⑦ 　　习仲勋得知周恩来关于他的谈话后，心潮起伏，桩桩往事浮现在眼前：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刚从错误肃反的关押中释放出来，参加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由此开始，数十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备受他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这次谈话以及一语双关的用意，坚定了习仲勋坚持真理，度过困境的勇气和信心。 　　习仲勋一九七九年回忆起在西安思念周恩来的情景说，林彪、“四人帮”“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万马齐喑，大搞逼供信，制造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多少元帅、副总理和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乌云翻滚，暗无天日。林彪、陈伯达和江青一伙攻击的目标，实际也是对着恩来同志的。他们千方百计想从我身上捞到整恩来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许多乌七八糟莫须有的问题，都被我顶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惦念总理，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如果在报上看到总理的消息，特别是登出他的照片，心里就得到无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⑧。 　　三月十九日，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习仲勋即由西北大学的住所，被转移到省军区机关看管，这实质上是在军管的名义下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但是，习仲勋还是没能摆脱来自各地造反派无休止的外调、审问和大会小会的批斗。康生等人还唆使红卫兵，将习仲勋揪到延安、兰州等地批斗。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出面制止，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西北大学被看押期间，习仲勋感化和影响了负责看守他的红卫兵。当时与习仲勋同住一室、负责监管他的红卫兵孟德强回忆说，习仲勋经常和他用闲谈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开始时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渐渐地谈话就有了一定的范围，谈国家的形势，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习仲勋不改初衷，实话实说，还教导孟德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参加武斗，不能参与‘打砸抢’”⑨，使孟德强深受感动，他们两人也由“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变成了能够交谈的朋友。习仲勋在西北大学被关押期间，在北京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还收到了由西安寄来的一册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信。当时西北大学几个负责看守习仲勋的红卫兵，经过观察，认为习仲勋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是一位好人，因而给习仲勋家里寄出语录和信件，表示他们会尽力对习仲勋予以特殊保护。寄出的这封信虽然没有署名，但还是被人知道了，这几个红卫兵因同情亲近“走资派”而受到追查。 　　①《赵伯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77页。 　　②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③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31日。 　　④《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6页。 　　⑤孟德强：《和习仲勋相处的七十二天》(打印稿)，2010年6月。 　　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7页。 　　⑦《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7页。 　　⑧《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7页。 　　⑨孟德强：《和习仲勋相处的七十二天》(打印稿)，2010年6月。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