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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习仲勋传》编委会

习仲勋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的许多独到见解，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宗教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勋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视。这是他的老本行，但他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思考着新的问题。他组织带领统战部门的干部，按照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肃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和理论研究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解决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到，所谓党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党的三个主要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第二条是武装斗争，第三条是党的建设。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十八年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六十年的经验，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同于当年。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四化建设，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至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新的贡献。”① 　　他强调，统战工作，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左”的思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有些地方就“左”了，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五十年代初期，整个统战工作情况是很好的。那时我接李维汉任政务院秘书长，接着又做国务院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做统一战线工作，不搞民主协商能行吗?习仲勋还特别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② 　　习仲勋还特别强调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说，现在把政协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影响。我算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比较多一点，各省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过去常讲，不要把党外人士当摆设。我们现在这种思想还是有的，把人家当只花瓶。当花瓶还好看些，有的连花瓶都说不上。 　　习仲勋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有新的认识。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请统战部同志的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问题。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念，他为什么还要求加入呢?③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是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对党外人士，你们已经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们的事迹，我觉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国外的统战对象，也要有计划地大量搞。现在不管搞经济的也好，搞文化科学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是骨干，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人，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向这个方面扩展。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要紧。④ 　　习仲勋十分重视肃清和防止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倾向，端正思想路线。他花费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级统战部门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几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亲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党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经济上也得到补偿，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祖国建设事业之中。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断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和贯彻。 　　习仲勋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的思考。他提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习仲勋培养统战干部几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对新任干部，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压担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阎明复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习仲勋找他谈话，耐心细致地向他介绍统战工作，叮嘱做好统战工作要注意的问题。阎明复回忆说：习仲勋通知我，中央决定调你去中央统战部任部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经验欠缺，如此重大的担子深感难以承担。习仲勋说，只要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好的。随后，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统战工作是我们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成败的战略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都是经过考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许多还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心理向他们请教学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关重要等等。习仲勋一席话，使我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许多。⑤ 　　在统战工作的具体细节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连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语言，习仲勋都做过仔细研究，给干部提出要求。他说：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说话就露馅了，开会发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总喜欢说党怎么样决定了。那人家要问你，既然党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我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总觉得这种说法和做法不那么妥当。不能这样嘛，党的领导这一条当然要坚持，但也不能到处讲我们要领导。你不讲，人家就不要你领导?习仲勋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回答”；“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他还中肯地告诫统战工作干部，“请拿出一点实干精神来。统战部的工作很麻烦，无耐心，不细致，不一抓到底，都做不好工作。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对民主党派内部及与其有关的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⑥。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他即于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强调：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其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习仲勋做统战工作，在抓大事、抓倾向性的问题时，也注意及时发现和解决一些容易产生疑义和争议的问题。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向习仲勋反映说：刑满获释的战犯、特工人员、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当政协委员，不能参加民革，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习仲勋很重视这一问题，认为这个规定不合适，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便直接过问处理此事。当得知是中央统战部的规定时，即要求中央统战部对类似的规定和政策作一番清理，凡是不合实情的条条框框，都要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重新清一清，理一理，坚持和完善正确的规章制度，总结成功经验，记取失误的教训，把统战工作做得更好。 　　做好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港澳回归和两岸统一，是习仲勋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他经常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工作中，他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有广泛的接触，深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海外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好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对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研究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讨论形成了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使这方面工作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起来。根据习仲勋的指示，还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机构，加强了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 　　习仲勋十分关心在大陆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国青年报》的《青运情况》编发《台籍医生周朗赤诚报国却得不到应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区医院儿科主任、五十七岁的儿童白血病专家、台湾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习仲勋看到后，认为这不单是周朗个人的问题，而涉及对大陆台胞的政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青运情况》上作了较长的批示： 　　对五十年代回大陆的台籍医生周朗同志应热情诚恳相待，要相信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诚热爱。他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党员、老技术专家，我们还以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是十分错误的。如果对这样台湾籍的同胞和同志都团结不好，怎能谈得上广泛开展对台工作?这是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务必严肃对待。请认真听取周的意见，并解决他的困难。请廖公⑦、静仁⑧同志阅，转天津市委陈伟达同志查处。⑨ 　　中央统战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转发了记者写的文章和习仲勋的批示，及时纠正了各地出现的类似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从台湾和国外回祖国大陆定居的部分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一九八四年新年。他们中间有：从台湾驾机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少校考核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黄植诚，原国民党空军少校分队长、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李大维，台湾中华电视台原节目主持人黄益腾，原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台湾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彰化训练中心原主任彭鸿文，国画家孙瑛，原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少将参议徐子清，台“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希枚，台北荣民总医院眼科专家战志国，从美国回国定居的北京航空学院教师李椿萱博士和台湾省籍旅美化学博士吴国桢等人。 　　习仲勋和杨尚昆、邓力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次活动。习仲勋在与李大维交谈时高兴地说：“你现在在陕西工作，我就是陕西人啊!”李大维用刚刚学的陕西话说：“我向你学习!”引起了满堂笑声。李大维告诉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我是干中学，学中干。该我管的，我就毫不客气地管。”习仲勋与杨尚昆一致说道：“非常对，非常好!”⑩ 　　在对台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提出，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习仲勋一直关注着祖国统一的问题，也为此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一九九〇年十月，台湾人士陈建中来大陆，中央统战部向习仲勋汇报后，他从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考虑同意会见陈建中。从一九六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曾因习仲勋与陈建中是同乡同学而诬陷他，并作为一条罪状予以审查。陈建中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大”主席团主席等职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主张两岸停止敌对，并为此发表过文章。十月后的一段时间内，习仲勋在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四次会见陈建中，介绍大陆改革发展情况和对台政策，讲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希望陈建中能做于两岸有益的事情。他把会见陈建中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习仲勋一心为了两岸统一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习仲勋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把系统化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他领导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的会议。习仲勋发表讲话，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认识。他提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马列主义奠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我们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大大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但是，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而我们对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跟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大量理论财富比较起来，就显得薄弱。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有待于我们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11) 　　习仲勋进而提出加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必须从四个方面做起： 　　一、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我们党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经过反复实践不断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当我们党把这两者正确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向前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实践证明，理论研究只有结合实际，才会有活力，有创造，有发展，也才会对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我们要不断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往往是理论脱离实践，并把它变成了空洞的、僵死的东西。他们只会机械背诵和简单重复马列主义的原理和字句，并拿来衡量已经发展了的实际，他们“循规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理论来自实践，并为实践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各国的信息和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我相信，做到了这几个面向，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就会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 　　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违反学术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气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新的思想和观念。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应当看到，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各个领域里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缚着而不自由。另外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观念和习惯也还在我们的头脑里发生作用。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 　　三、要团结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外的同志共同参加，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同志们迈开自己的双脚，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使自己不断地增长见识，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四化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四、要加强领导和协作。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12) 　　习仲勋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①《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76页。 　　②《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83页。 　　③《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80页。 　　④《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81—382页。 　　⑤《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264页。 　　⑥《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267页。 　　⑦廖公，指廖承志。 　　⑧静仁，指杨静仁。 　　⑨习仲勋在中央统战部报告上的批示，1982年4月25日。 　　⑩1983年12月28日《大公报》。 　　(11)《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98—399页。 　　(12)《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99—401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