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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在解放大西北的硝烟中 |
|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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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北春季攻势，提出新区工作方针
黄龙山麓战役
宜(川)瓦(子街)战役后，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被迫采取退守之势。当时国民党军兵力的分布是：敌胡宗南集团的23个旅中，除以1个旅防守晋南临汾，以9个旅防守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一线对付我陈赓大军的威胁，以1个旅守备汉中一带外，其余l．2个旅均布防在潼关至宝鸡、咸阳到延安的“丁”字形交通线上，以确保其对关中的控制；敌“青马”“宁马”的9个旅部署在陇东和三边地区；敌邓宝珊部的2个旅防守榆林。上述胡宗南、“青马”、“宁马”及邓宝珊等部的总兵力尚存34旅约23万人。至同年4月，敌兵力增至29个旅共30万人。
与西北地区国民党军虚弱的布防态势截然相反，宜川大捷以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已由1947年3月保卫延安时的2个纵队又2个旅共2万余人的兵力猛增到5个纵队近8万余人。经过一年的作战锻炼和1947年冬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后，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也空前提高，这就为我军转入外线战略进攻提供了条件。同时，宜川大捷以后，我陕甘宁老解放区的大部地区也得到收复，广大人民同仇敌忾，大力支援前线，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资源供应西野大军，从而使我军的外线作战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但是，上述西北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并不意味着我西野主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因为，就整个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而言，敌军仍处于明显优势，而我军则处于劣势；就西北地区敌我占据的地方而言，敌军仍控制着比较富裕的关中一带地区，而我军则占据着相对贫瘠的地区；就西北战场敌我双方的装备而言，敌军仍拥有精良的美械武器装备和军火供应，基本上仍是“飞机加大炮”，而我军的装备虽有改善但仍然是“小米加步枪”。这些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我军在转入外线战略进攻后必然会遇到困难，同时也要求我军必须以高度灵活的战略战术，调动敌军，积极把握战机，达到消灭和瓦解敌军的战略目标。
针对西北战场自宜川大捷后的整个战略形势，毛泽东明确向西北野战军指出；“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①因此，西北野战军主力只有打向泾水和渭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才能彻底打乱敌军在西北乃至中原的兵力部署，牵制敌军的主力，配合中原地区我军的攻势作战，并达到歼灭西北敌军主力的目的。
1948年3月5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发起黄龙山麓战役。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驻甘泉、鄜县、宜君、石堡、白水的国民党军相继逃窜，黄陵县城守敌向我军投降。至10日，人民解放军切断咸榆公路，使胡宗南的战略支撑点洛川与延安、关中的交通联系完全断绝。其后，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挥师东进，攻占蒲城，并一度解放了合阳、澄城两县城。西北野战军三纵和六纵还完成了对洛川的包围。洛川守敌第十二旅拼死守城，敌副旅长杨荫寰将从外围逃进城里的敌官兵全数杀掉，以警告城内守军，要坚决守住。我军攻击了两次没有成功，改为修筑工事，开展近迫作业，准备再攻。
这时，在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的凌厉攻势下，胡宗南按照我军的“安排”急忙从豫陕边界上把整编第一师、三十师、三十六师、整编六十五师调回，并将“青年军”二○三师从陕南车运西安以西地区防御。从3月12日起，整编三十八师调归胡宗南指挥，自开封和郑州空运到西安担任守备。他将新调来的整编一师、三十六师、六十五师、整编三十六师等四个师八个旅的兵力组成第五兵团，由裴昌会指挥，协同其原来驻防关中的李振第七兵团向我西野主力发动攻击。11日，裴昌会兵团先头部队整编第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和一二三旅进至蒲城。西北野战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命令一、四纵队原地待机；三、六纵队继续围攻洛川，引诱敌军北援；二纵队撤到白水附近，准备歼灭可能北援的敌军。
4月5日，敌裴昌会兵团由同官沿咸延公路北进，敌人吸取了刘戡在瓦子街惨败的教训，采取了援而不进或缓进的方针，5个师挤成一团，一日只走15公里，晚上宿营的时候，又往回退7公里，徘徊不前。这样，我军无法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目的。4月7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决定放弃打击援敌收复延安计划，除第三纵队继续围攻洛川迷惑敌人以外，一、二、四、六纵队西移马栏、转角、庙湾、照金地区。12日，黄龙山麓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歼敌3200余人，扩大和巩固了黄龙分区，解决了我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孤立了延安守敌。西北野战军春季攻势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
由于西北野战军顺利地转入了外线进攻，中共中央坚持在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宣告圆满完成。在黄龙山麓战役捷报频传之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要离开战斗了13年的陕甘宁边区。3月18日，习仲勋、林伯渠等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的党政负责人赶到杨家沟，代表边区党政军民与毛泽东等人亲切话别，为他们送行。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从米脂县杨家沟出发。杨家沟及其周围人民群众赶来为中央机关送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恋恋不舍。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到达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过黄河。习仲勋回忆了当时的动人情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要离开他生活、战斗了十三个年头的陕甘宁边区了。边区群众怎能舍得毛主席离去?当天上午，晴空万里，在黄河宋家川的欢送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领袖和群众心心相印。群众说：主席呀，您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您走吧!全国人民需要您离开这里!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毛主席告别。②
西府陇东战役
1948年4月7日，西北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四、六纵队的4万余人秘密进抵关中分区首府新正马栏镇一带集结，准备进行西府战役，发起春季攻势的第二阶段行动。13日，在马栏镇，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和部署了西府战役。彭德怀在会上明确指出，此次西府战役，其战略目的是调虎离山，把敌人从西安、延安等“丁”字形交通线的重镇中调出来，这样既可配合中原我军的行动，又可寻找战机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按照这样的构想，彭德怀命令以一纵、二纵进攻宝鸡；以四纵担任后卫，阻击尾随我军之敌军，保证我军后部安全；以三纵进占柳林、小丘、官庄、黄堡、耀县一带，确保西野主力东南方向的安全；以六纵直插西兰公路，夺取邠县、长武、灵台一带，牵制马匪，保障主力右翼，并作为尔后回师的跳板。20日，彭德怀电告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我军决定提前夺取麟游、陇山两山脉诸县及断西兰与川陕交通，相机攻取宝鸡，以打胡为主，建立麟陇根据地雏形，然后入甘，争取恢复陇东和三边。”③
4月12日，西府战役正式发起。17日，西北野战军各路大军按照命令向西府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我一纵、二纵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连克西府各县城镇；26日，我军胜利攻克宝鸡，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攻克宝鸡是西府战役中我军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它极大地震撼了敌军，打乱了敌军的部署。
在西府战役鏖战正酣之际，4月21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在外线的攻势，贺龙、习仲勋指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所
属延属军分区部队成功地收复革命圣地延安。被敌人侵占1年1月零3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的怀抱。延安的
收复震惊中外。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收复延
安的伟大胜利，勉励大家：“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④4月25日，习仲勋签发了西北局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
西北野战军在西府地区的攻势牵动了敌人的部署。胡宗南将新调来的裴昌会兵团和李振兵团向我处于外线的西野主力发动反击。此时，由于我六纵在长武、邠县、灵台一带抄了马匪的老窝，驻守陇东的青马整编八十二师马继援部也调集3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的兵力向我六纵发起攻击。敌人的企图是南北夹击，聚歼我处于外线的西野部队于宝鸡以北的狭小地带。 面对战场敌情的急剧变化，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关于“得地失人，人地皆失；得人失地，人地皆得”的策略原则，毅然放弃宝鸡及其广大的新解放的西府地区，率领我西野主力挥师北上，大踏步地向陇东解放区转移。4月28日，西野主力在凤翔西南灵山、蔡家河一线与向我军猛扑过来的裴昌会兵团、李振兵团展开激战，阻止敌南线大军向我军的进攻。为了保证我军安全，彭德怀命令六纵火速抢占屯字镇，坚决拖住北线马继援部，争取时间，掩护西野主力渡过泾河，向东北方向转移，同时寻找战机歼灭马继援一部，粉碎敌军的合围企图。屯字镇是一个方圆仅仅百余米的小镇，它位于镇原至肖金、西峰和镇原至玉都、泾川公路的交汇点这样的咽喉要道上，南临一条不宽但深达百米以上的沟壑，东、西、北三面地势平坦。六纵如抢占屯字镇就可扼住马继援部的咽喉，屏障和掩护西野主力的转移行动。
5月3日，六纵遵照彭德怀的命令抢渡泾河，占领泾川县玉都、丰台等镇。4日上午约11时，六纵司令员罗元发、政
委徐立清、副司令员张贤约率教导旅旅部及一、二团进入屯字镇。马继援恼羞成怒，急忙调集各处兵力沿镇原至肖金的公路从东西两面赶来，将我纵队部、新四旅和教导旅三团隔在镇外，并对进入屯字镇的六纵部队展开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六纵副司令员张贤约由镇南面的深沟出镇指挥镇外部队，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则留在镇中指挥部队抗击敌军。六纵在被敌拦腰切断的不利形势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野司首长交给的拖住马家军的艰巨任务。由于六纵神速进入屯字镇并对马家军展开坚决的阻击战，这就有力地牵制了马家军的主力，掩护了西野主力的安全转移。5月5日，西野主力顺利渡过泾河，到达了陇东解放区的边缘地带。
在我西野主力部队胜利到达陇东解放区边缘地带之际，胡宗南连忙催促裴昌会兵团、李振兵团加紧了由南向北的攻势，马继援部也向我守屯字镇的六纵教导旅部队发动强攻。很明显，敌军的企图是乘我军立足未稳之际，夺取屯字镇，完成对我西野部队的战略包围，因此情况仍然严峻。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合围企图，5月4日晚，彭德怀电令六纵教导旅坚守屯字镇，继续牵制马家军，待西野主力完成对马家军的反包围后，再内外夹击，达到歼其一部，粉碎敌人合围的目的。遵照彭德怀的命令，5月5日教导旅在血战一昼夜后不顾疲劳和饥渴，奋力对包围屯字镇的马家军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屯字镇周围的一些村庄和阵地几次反复，战况惨烈，双方在弹丸之地来回拉锯达七八次之多，激烈的攻防战持续了一整天，敌人始终未能攻进屯字镇。但我教导旅也在激战中伤亡较大。在镇内部队激战的同时，六纵新四旅和教导旅三团也在镇西南郊的疙瘩王庄⑤一带与敌展开激战，西野主力开始对马家军实行反包围。5日傍晚，彭德怀亲临疙瘩王庄的玉皇堂大庙指挥战斗，并再次电令教导旅继续坚守屯字镇。由于镇内部队伤亡较大，六纵决定调整兵力部署，加强第一线的营连两级指挥，放弃了一些不必要的阵地，以解兵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命令三团从镇外火速增援镇内。三团团长王洁清接到命令后，立即挑选了七八个连队，趁着夜色沿镇南的深沟崖壁上的羊肠小道秘密进入镇内，增强了镇内部队的实力。6日，我教导旅又与马家军激战终日，马家军虽向我阵地发动轮番进攻，伤亡惨重，但直到晚上阵地仍牢牢地掌握于我军手中。
在我西野主力对马家军的包围尚未完全构成之时，敌情又发生了严重变化。南线敌裴昌会兵团、李振兵团已进抵泾川一线，北线敌马继援的四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也由西向东南步步逼近，并对我镇外部队构成新的包围圈。胡宗南还派出七架飞机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敌人企图聚歼我军于泾川、西峰、屯字之间的三角地区，情势十分严重。此时敌军已大于西野主力数倍，且使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再战下去，则肯定会使我军陷于被动。为了摆脱困难处境，彭德怀决定放弃围歼马继援一部的计划，于6日晚命令教导旅由屯字镇突围向主力靠拢。教导旅接到命令后即先组织了一次反冲锋，将马家军向后压退一段距离，然后由镇南深沟分三批陆续撤出。7日拂晓，教导旅四五千人的兵力在屯字镇南塬畔的岘岭⑥与西野主力会合。至此，屯字镇的攻防战结束。
7日，西野主力开始向肖金、西峰方向转移，敌军紧追不舍。为掩护主力转移，六纵新四旅在南李、肖金一线阻击敌
人。在新四旅的掩护下，西野主力以教导旅为前卫到达西峰南郊，此刻马继援部已抢先占领西峰，我军无法由此进入解放区。在这前有敌军阻击，后有大军追击的紧要关头，彭德怀果断地命令我军转向南下，经肖金、宁县向关中分区转移。9日，我军在肖金镇三不同村和宁县良平重创尾追之敌，摆脱了不利处境。12日，西野主力胜利返回关中分区首府马栏镇。在主力部队转移以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六纵新四旅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奋力抗击，其中尤以万俟沟圈战斗最为惨烈，伤亡较大。经过激战，新四旅突出重围分为两路，一路经太平、王寨，前往华池老区，另一路经宁县平子、春荣进入关中分区。至此陇东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我军粉碎了胡马敌军在外线合围我主力部队的企图，歼敌3000余人，我六纵也付出了数千人伤亡的沉重代价。
西府陇东战役，我军连续作战一个月，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解放了洛川，一度解放了宝鸡、咸阳、凤翔、岐山等14座县城，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毙伤俘敌中将师长徐保以下正规军及地方团队共2．9万余人，缴获了大量装备、弹药和军用物资。
西北野战军回到解放区以后，集结在黄龙、韩城一带休整。5月26日至6月1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的土基镇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的经验教训，确定部队夏季整训计划和对胡、马敌军的作战方针。习仲勋与贺龙、林伯渠一道专程由延安赶来参加会议。26日，彭德怀作《春季攻势总结》，他的讲话在肯定出击西府的成绩和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后，坦率地认为战役没有打好，批评了个别部队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对六纵教导旅在屯宇镇的英勇战斗进行了表扬。他说：“我还要讲一下教导旅，你们不要看他们在屯字镇被敌人重兵包围，大有全旅覆没的危险，请同志们去了解一下，他们面对于十倍于己的敌人是怎么回答的，他们的回答是刺刀见血，以顽强的拼杀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攻击，杀出了一条生路，其气壮山河，悲歌对天的大无畏精神古今少有。在险境中敢于和敌人拼杀，在死亡面前毫不退缩，这才是无产阶级的崇高品德和英雄气概。教导旅就具有这种品德和气概。”
习仲勋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话，他认为，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作战，战役是成功的，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野战军出击西府，震动西安，使胡宗南军不得不完全撤出洛川以北地区，扩大和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特别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收复，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由于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创造了继续胜利进军的条件；粉碎了国民党预谋歼灭西北野战军于西府地区的梦想。同时，进一步钳制了胡宗南的兵力，有力支援了中原和其他战场解放军作战。习仲勋在分析了战役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之后，严肃地对在此次作战中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干部放任迁就，执行命令不积极、不坚决，甚至贻误战机的个别纵队领导干部提出了批评。习仲勋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⑦
确定党在新区工作方针
为了进一步加强西北解放区党的工作力量，6月26日，中共中央电示，由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
贾拓夫、马文瑞、李井泉(以上为常委)、王世泰、刘景范、李卓然、张德生、周兴、张邦英等14人组成新一届西北局委
员会，习仲勋任书记，马明方任副书记，统一领导西北解放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各项工作。7月10日，在习
仲勋主持下，西北局召开了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由林伯渠、杨明轩、王维舟、王子宜、周兴、马锡五、贾拓夫、范子文、白如冰等9人组成新的边区政府党组(林伯渠任书记)，以加强对政府工作的指导。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领导晋绥行政公署，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在政策、制度和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实现统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对两边区的地方兵团及各军分区实施统一领导。西北野战军除作战指挥方面属于野战军司令部外，在建制上归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
西北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以来，我军解放了大片的新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坚决贯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所到之处，积极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秋毫无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欺骗宣传，赢得了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但是，我军进入新区后，给党的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干部力量的不足，在黄龙等新区的某些工作上也产生过若干缺点和失误，如未能及时建立革命秩序。习仲勋说：“如果我们不分轻重缓急，没有步骤乱忙一通，就会把混乱时期拖长。黄龙在这上面是吃了亏的。混乱时期长，人民损失便大，对我今后经营这一地区，也增加了困难。”在城镇税收方面，未经请示边区政府就宣布新区免征本年度营业税，影响了政府的收入。习仲勋指出：“黄龙解放后，三个月未收税。合阳十个市镇，每日可收二千万敌币。韩城进口税，每日可收一亿农币。白水六个煤矿公司，其中一家每天可收六百万敌币。这笔损失很大。”⑧对旧武装的改造整顿工作跟不上，以致有少数复叛变为匪。再如，黄龙各县随便颁发施政方针的布告，甚至擅自更改上级的决定，任意捕人，自由决定土改方针和制定各种政策。在韩城，就有人提出“快斗快分”等错误口号，结果一些农民提着口袋进城，把十几户地主扫地出门，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凡此种种严重影响了党在新区工作的顺利进行。
党在西北解放区的新区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引起了习仲勋的高度关注和思考。为了明确党在新区工作的方针和政策，1948年7月14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报告中，习仲勋深刻地分析了党在新区工作中出现缺点和问题的原因，他指出：“在老区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领导上只要能抓紧组织，注意改变作风，全党同志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则各项工作，便能逐步向前进展。但在新区，则情况完全两样。5月以后，西北局便以很大力量注视新区的工作，派出了大批干部去新区，领导上也很密切地注意，但执行政策上所产生的毛病仍然不少。基本原因是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得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⑨
为此，习仲勋慎重地提出了党在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1．老区出了“左”倾错误确给了敌人口实，求得老区再不犯政策错误，是顺利建设新区的一个重要条件。2．陕甘两省农村生产力未遭大的破坏，故我军进出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3．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4．加强老区派出新区工作干部的学习和教育，克服存在的错误作风。5．大力克服自以为是、各自为政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报告极为重视，中央同意习仲勋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并于1948年7月24日将这个报告印发全党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
二、西北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提出接管西北城市的方针和政策
澄(城)合(阳)战役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央军委决定，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内歼灭敌正规军115个旅，并计划发上也很密切地注意，但执行政策上所产生的毛病仍然不少。基本原因是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得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⑩
为此，习仲勋慎重地提出了党在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1．老区出了“左”倾错误确给了敌人口实，求得老区再不犯政策错误，是顺利建设新区的一个重要条件。2．陕甘两省农村生产力未遭大的破坏，故我军进出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3．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4，加强老区派出新区工作干部的学习和教育，克服存在的错误作风。5．大力克服自以为是、各自为政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报告极为重视，中央同意习仲勋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并于1948年7月24日将这个报告印发全党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
二、西北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提出接管西北城市的方针和政策
澄(城)合(阳)战役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央军委决定，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内歼灭敌正规军115个旅，并计划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继续对胡宗南集团开展攻势，积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力争平均每月歼灭敌人一个旅，钳制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
胡宗南集团这时仍有11个整编师30个旅约25万余人的兵力，他除了将一个整编师支援山西太原蒋军作战外，其余部
队的布防情况是，整编六十五师，二十七师、十三师进至豫陕边，防御中原野战军，主力整编三十八师驻守合阳，整编十七师驻守蒲城，整编第三师驻守同官、耀县，构成了东起合阳，西至耀县的防线与人民解放军对峙，实行所谓“机动防御”。7月底，裴吕会兵团4个师7万多人，向我黄龙分区进犯，企图控制黄龙山区南麓的壶梯山、将军山等要点，并相机进犯韩城、石堡，封锁我军南进的道路。这时，我军集结在韩城、石堡地区，进行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整训。
面对胡宗南集团的进犯，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下，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了澄(城)合(阳)
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是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等部约5万人。7月30日，敌整编三十六师钟松部进占了澄城以
北的冯原镇、刘家凹以后，停止不进。8月3日，我军为引诱三十六师前进，主力后撤到香川寺、芝川镇一线。到8月5
日，敌三十六师仍然不动，还加紧利用山地要点和村庄，积极构筑工事。野战军前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改变策略，转而向敌人进攻，以第四纵队和警备四旅攻击冯原镇南面杨家凹的敌一二三旅，一、二纵队进攻冯原镇东北敌人的主要支撑点壶梯山和魏家桥的敌二十八旅，三纵队向驻东太极的敌一六五旅进攻，六纵队进攻刘家凹的敌一四二团。要求各部在8月7日夜里到达指定出发地点，并完成进攻准备。
在此期间，习仲勋于7月21日电令各军分区部队全力配合西北野战军的行动。8月6日，贺龙、习仲勋致电彭德怀：
因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20里，正面狭窄，我们建议在战术上似应正面(西)攻入敌阵，采取小包围，有重点将其
分割，打敌之指挥机关，求得一营一团的聚而歼之，尔后再以足够的预备队逐步扩大战果。如果歼灭其大部，再依情况乘胜连续夺敌侧后弱点而歼击三十八师或十七师，以打开南线敌我对比的状态。彭德怀对于贺龙、习仲勋的建议十分重视，认真研究，及时调整作战部署，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8月8日拂晓，彭德怀向西北野战军各部队下达了攻击命令。当天上午，一纵、四纵先后将魏家桥、东家渠、曹家垅头等据点守敌分割歼灭，向冯原镇及其以南地区发展；三、六纵队将敌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包围在冯原镇以东的刘家凹、梁周村。下午四时，二纵队集中炮火袭击壶梯山，仅一个小时激战，就占领了山头，消灭了敌二十八旅之精锐八十二团。黄昏时分，敌人全线溃退，敌师长钟松率其师部和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主力，沿冯原镇、澄城公路南撤。我军主力乘胜追击。9日黄昏，将敌整编三十六师包围在王庄镇、杨家凹地区，除一六五旅旅部和四九五团一部逃脱以外，我军第二次歼灭了敌整编三十六师，击毙少将副师长朱侠，俘敌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级参议李秀、国民党国防部战地视察第九组少将视察官马国荣等。当我军围歼第三十六师时，敌十七师、三十八师不敢增援，害怕遭到围歼，放弃韩城南逃。四纵队一部和左翼兵团紧紧追击敌军，连续将敌军掩护部队几个团击溃，收复韩城、澄城、合阳3城，一直追到大峪河以南寺前镇、韦庄镇、永丰镇一线。13日，澄(城)合(阳)战役结束。此次战役前后共6天，歼灭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4个团，共9000余人，巩固和扩大了黄龙解放区。8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对澄(城)合(阳)战
役胜利表示祝贺，指出：这一胜利，粉碎了胡军在西府战役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军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局面。
9月12日，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主持下，西北野战军在合阳以北的雷家庄召开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学习党中
央的一系列指示，讨论研究关于克服无纪律无组织现象，加强请示报告制度以及新区政策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秋冬两季继续在渭北作战，争取再歼胡宗南部几个旅，决不使其抽兵增援其他战场。根据党中央关于新区实行合理负担的财经政策，会议决定取消原先实行的粮草发征制，一律改为预借制。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认为西北野战军在新区全面推行粮草预借办法是比较好的，并于10月1日通告各战略区和各野战军参照执行。
荔北战役
胡宗南集团进犯黄龙解放区的阴谋失败后，为防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以第九十军、第七十六军守蒲城，以第十七军、第三十八军和三十六军残部守大荔以北地区，以第一军、第六十五军和第七十六军的二十四师驻富平、兴平一线，以二O三军守西兰公路的栒邑、邠县、醴泉一线，第十三军守潼关、灵宝，第二十七军守洛南、商县等地。(11)
在澄合战役结束前后，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几次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份全国将有大战，希望能够配合，当前如无歼敌机会，可进行一个月的休整。9月12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决定，秋冬两季继续在渭北作战，争取歼敌四至六个旅，使其不能支援其他战场。为了有效地配合全国其他战场的作战，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决定发起荔北战役，歼灭大荔以北的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
10月6日拂晓，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和陕”g。宁晋绥联防军区部队按预定部署首先向位于寺前镇、韦庄镇、永丰镇地区的敌十七军发起攻击。第一纵队突然插入敌军心脏地区张家城，把韦庄的敌十七军军部和酥酪的敌四十八师分割开来，在二、四纵队协同下将敌四十八师歼灭大部。当日黄昏，敌十七军军部率余部向南突围，我军除第四纵队继续围攻永丰镇的敌第三十六团外，全军主力追击敌十七军残部，使敌十七军受到严重打击。
7日，西北野战军又对敌三十八军发起攻击。我军攻占唐家堡、乌泥村、东西汉村、八岔口等据点，全歼敌一七七师五二九团和五十五师一部，敌三十八军残部沿铁岭山向西南溃逃。由于地形限制，我军未能截断敌人退路，第二纵队不顾疲劳奋勇追击，独四旅十二团和独六旅十六团一直追到老君寨以西的洛河东岸，俘敌千余人，缴获敌三十军的全部重武器和装备；第三纵队追到船舍渡附近，歼灭敌第一军一个团大部；第六纵队乘胜直逼大荔城郊。裴昌会兵团的司令部在三十六军残部的掩护下，逃过洛河南岸；第四纵队全歼了永丰镇的敌三十六团之后，挺进到蒲城以东的孙镇、桥头地区。第三纵队一部和黄龙军分区部队解放了朝邑、平民、白水，争取朝邑县两个保安大队1100余人起义；四纵骑兵六师攻占铜川的周家岭，歼灭了守敌，并击溃由铜川增援的敌人一个团。荔北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胡宗南连忙从兴平、潼关调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第十三军，连同原在蒲城、大荔的敌军，共十三个师9万余人，在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拼命向我军阵地反扑。10月11日，敌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经铁岭山、杨家庄、吕村向北进攻。西北野战军决心趁敌军立足未稳，将北进的敌精锐六十军歼灭。12日拂晓，我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向敌人进攻，敌军在猛烈炮火和6辆坦克、10余架飞机掩护下，向南逃跑。我军击落敌机3架，击
毁坦克2辆，在李家坡歼灭敌六十五军一个团又一个营；第二纵队将敌六十五军一六O师压缩在大壕营土寨里面，几次攻击未果，伤亡较大，形成对峙状态。西北野战军当即改变决心，命令各部队停止进攻，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占领有利地形，争取大量杀伤反扑的敌军。13日，敌军以13个旅八九万人，发动反攻，但是敌人的斗志不高，主要是用山炮、野炮、榴弹炮向我军防御阵地轰击，还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敌人步兵的进攻都被我军打退，但是敌军的炮击使我军受到一些伤亡。野司认为这次战役目的已经达到，遂结束战斗，部队移回澄城合阳以北的冯原镇、赵庄镇、百良镇地区休整。这次战役歼敌2．5万余人，给予敌十七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三十六军以沉重打击。胡宗南仅有的5个机动军中，除第一军很少使用损失较小外，其余4个军已先后遭到歼灭性打击，其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热烈祝贺荔北大捷。
在这次荔北地区的大规模平原攻坚作战中，习仲勋组织的支前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人民群众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了担架运输、供给粮草、挑水做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助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工作，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特别是陕甘宁老解放区的支前大军一切为了前线，不怕牺牲，冒着敌机的袭击，日日夜夜进行战场救护，将数千名伤员安全后送，使之得到及时治疗，这对保障战役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8年11月初，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为了阻止胡宗南集团调兵增援中原战场，11月6日至7日野战
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11月中旬发起冬季战役。
这时，经过荔北战役的打击，胡宗南被迫再次调整兵力部署，将它的3个主力军9个师平分为3个防御集团，以蒲城、
澄城、合阳三点为中心，在50余公里的地区进行防御。遭我歼灭性打击的第十七军、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等部集结在富平、三原、临潼、大荔整补，其他部队分散防守同官至西安、潼关各地。前委研究决定，我军以一部分突然攻击敌军第一线三个集团中的一个集团或一个集团中的一部，调动其他两个集团于运动中，从而便于我军主力在澄城、合阳之间，或澄城、白水、蒲城之间，各个歼灭敌军两至三个师，达到抑留胡宗南部于西北地区的战略目的。
按照预定部署，第二纵队以三五九旅包围临皋村，独立第四旅和第六旅进到临皋以西，断敌退路并阻击援军。15日拂晓，二纵经一个小时战斗，全歼敌四三O团。并在当晚乘胜向乳罗山的约敌一四四师攻击，至16日晨又歼灭敌一个多团。这时，胡宗南误认我军又将在澄合地区发动进攻，立即将敌第一军、六十五军和第十·七军东调。11月19日，该敌由蒲城、富平进到澄城、永丰镇、露井镇地区。西北野战军为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之，遂命令第一、四纵队和警备第四旅、骑兵第二旅组成右翼兵团，于20日向同官、耀县攻击；以第二、三、六纵队组成左翼兵团，隐蔽在洛河两侧地区，准备侧击西调的敌军。21日，右翼兵团在草滩、康庄歼敌第三军十七师一部。23日，又在铜川以东的军台岭、店子坡再歼敌第二五四师一部。右翼兵团的积极活动，使胡宗南又误认我军主力在同官、耀县东侧地区，命令刚进到洛河以西的第一军、第六十五军调头西进增援，并令第九十军、第七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军的一六五师放弃合阳、澄城，经永丰、蒲城西进，夹击我军。23日，敌第七十六军进到永丰镇和洛河西岸石羊地区，发觉我左翼兵团在蒲城和石羊之间设伏，即占领洛河东西两岸，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敌九十军于25日进到永丰镇以南的唐家堡地区。
25日下午，第二纵队向洛河西岸的石羊、坡头、曹村地区的敌第二十四师发起攻击，歼灭其一部，将敌人压缩在河东的永丰镇。当晚，野司前进到坡头村。第二、三纵队东渡洛河向永丰镇的敌第七十六军攻击，到26日晚肃清永丰镇外围敌据点，将1万余敌军包围在东西600米，南北200米的城内。27日，第二、三纵队进行坑道作业，直抵城下。28日拂晓发起总攻。6时，我军突破城墙，10时战斗结束，守敌无一漏网。我军生俘第七十六军中将军长李日基，少将军参谋长高宪岗，少将师长吴永烈、于厚之，少将副师长朱强，少将师参谋长蒋绍刚等。在我军歼灭敌第，七十六军之时，仅距永丰镇5公里的敌第九十军和一六五师，除了以炮火支援以外，步兵不敢前进一步。胡宗南又命令西进的几个师向东调增援永丰镇，这些敌军害怕被我军中途侧击，一直绕到蒲城以南的党木镇、龙阳镇，29日才进到永丰镇、韦庄镇、临皋地区。这时，我军早已撤离了永丰镇。此次冬季攻势，西北野战军歼敌第七十六军和一四四师、十七师等部共2．5万余人，将胡宗南集团死死地拖在西北战场，配合了其他野战军进行战略决战。同时巩固了渭北地区，取得了平原村落作战的丰富经验，为尔后解放整个大西北地区创造了条件。
提出接管西北城市的方针和政策
早在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
后，1949年1月，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
定。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同时，设立一级军区共5个，即中原、华北、华东、东北和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据此，西北野战军于2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张德生任副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方仲如任后勤副司令员。原来的各纵队依次改编为军，旅改为师。
在第一野战军改称的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也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白如冰任后勤部长，下辖晋绥、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黄龙、西府、榆林等8个军分区。
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的改称，加强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为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1949年1月11日至23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白水县的武庄隆重举行。贺龙、习仲勋从延安赶到武庄
出席了会议。贺龙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彭德怀传达中央政治局1月8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
的任务》的决议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月14日，彭德怀为大会作了《关于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
务》的报告。
1月17日，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作了《关于党的城市政策与城市工作》的报告。习仲勋首先回顾了西
北野战军解放西北地区城市的主要工作状况。他说：“去年以来，我军解放了不少的小城市，并曾经解放过个别较大的城市。随着革命战争胜利发展，我军此后将要继续解放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若干中等城市和较大的城市。我们必须准备接管这些城市。过去我们在接管新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了中央关于城市的各项政策和去年一月前委扩大会议决议，一般均获得成功。如迅速建立了秩序，正确处理敌方人员和物资设备，保护了工商业，在短期内恢复市面营业和工业生产，保护了学校，及早地依据可能和需要继续开学，妥善地对待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各种职员，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等等，因而团结了广大工人、学生和其他城市人民，并得到了许多工商业者、公教人员的赞同，在陕甘许多城市和广大地区扩大中共政策的影响和威信。但是我们也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缺点和错误，如在宝鸡不分公私地查封所有钱行，没收邮包中的洋瓷碗，在风翔乱动教堂的罐头、咖啡等等，这些在经验缺少和准备不足的当时也是难免的。”(12)
习仲勋在报告中总结了西北野战军接管城市的一些成功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第一，必须有统一的接管机构，由部队上级指挥机关指派专人协同城防部队首长和当地党政负责干部组成之，统一管理接管城市的一切工作；第二，在统一的接管机构之下要配备各项必要工作的干部和组织，分别办理各项事情；第三，接管机构及其组织应事先组织好，随同攻城部队进城，从准备攻城到人城都要有周密的准备和布置；第四，战斗结束后，除城防部队外，其余部队均应迅即撤到城外，并禁止游击队、民兵和民夫等进入城市；第五，凡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完全接受统一接管机构的管理和执行其一切命令；第六，缴获的武器、物资，均应由统一接管机构接收、封存、转运或分配；第七，严禁各部队机关入城抢购物资，由指定的组织统一采办。习仲勋认为，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
接着，习仲勋提出了今后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他指出：“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等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其人员除首恶分子、破坏分子，必须惩办外，对于一般旧的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于人民的需要。……而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至于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不能破坏，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要它继续生产。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到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有许多不合理的，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不妨慢一点，必须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步和合理地去改造。这
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13)
据此，习仲勋提出了接管城市的三大任务，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他指出：“这时发动组织群众，仍是为的更好地接收和建立秩序，不要急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斗争。在秩序未很好稳定，情况未很好弄清之前，鲁莽地发动群众斗争，就会摘糟，反而被反革命分子钻进来利用。对某些人民生活改善问题，只有秩序已经稳定，群众组织已经有相当基础，经过调查研究，确须解决而又有妥善解决办法时，才可以按情况酌量解决。”
习仲勋指出，接收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我军“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迅速建立秩序，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他特别强调：“在西北各城市还必须严格注意少数民族问题，严格尊重其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喇嘛寺等。”(14)习仲勋的报告，对西北我军今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明了政策的方向，为我军今后大规模地开展城市接收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
全体党员代表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党员代表大会的总决议和关于提高自觉执行纪律、加强地方群众工作等决议。大会要求全军指战员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性，努力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继续下大力气做好新区群众工作，学习和掌握党的城市政策，为彻底消灭胡马军、解放整个大西北而坚决战斗，奋勇前进。
全军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各部队迅速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各项决议。全军上下人心振奋，纷纷表示要在新的一年里加紧战斗，更多地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为了组织各方面力量，习仲勋加紧开展地方工作，进一步推动城市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2月8日，在习仲勋主持下，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会议在延安召开。由于议长高岗早已赴东北解放区工作，长期离职，会议一致选举习仲勋代理本届参议会议长职务。随后，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暨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在延不动，先接后分。”我军“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迅速建立秩序，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他特别强调：“在西北各城市还必须严格注意少数民族问题，严格尊重其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喇嘛寺等。”(14)习仲勋的报告，对西北我军今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明了政策的方向，为我军今后大规模地开展城市接收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
全体党员代表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党员代表大会的总决议和关于提高自觉执行纪律、加强地方群众工作等决议。大会要求全军指战员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性，努力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继续下大力气做好新区群众工作，学习和掌握党的城市政策，为彻底消灭胡马军、解放整个大西北而坚决战斗，奋勇前进。
全军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各部队迅速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各项决议。全军上下人心振奋，纷纷表示要在新的一年里加紧战斗，更多地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为了组织各方面力量，习仲勋加紧开展地方工作，进一步推动城市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2月8日，在习仲勋主持下，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会议在延安召开。由于议长高岗早已赴东北解放区工作，长期离职，会议一致选举习仲勋代理本届参议会议长职务。随后，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暨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55人。西北军区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贺龙、王维舟、马锡五等47人列席会议。
在会上，习仲勋致开幕词，热烈祝贺联席会议的胜利召开，他提议会议研究并决定：(1)继续大力支援人民解放战
争，直至解放全西北，配合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2)继续努力恢复与提高西北解放区的各项生产建设事业；(3)
积极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他强调指出，今后政府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新解放地区上，要为接管广大新区准备政策，准备干部。
2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作《关于一年来政府工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为更好地适应和促进西北革命大好形势，提高解放区政权工作效率，习仲勋、杨明轩、安文钦等以林伯渠的名义领衔，联合向联席会议提出《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边区行政管理，加强边府组织机构及人事配备案》。晋绥行政公署和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也共同提出请求，要求将晋绥边区正式并人陕甘宁边区内，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实施统一领导。联席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决定：(1)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其绥远部分划归绥蒙解放区)实行合并，两区的行政管理事宜统一于陕甘宁边区政府；(2)撤销晋绥行政公署，将其辖域划分为晋西北与晋南两行政区，分别设置晋西北行政公署和晋南行政公署，直接归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后者为陕甘宁、晋西北、晋南的最高行政机关；(3)扩大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4)加强边区政府组织机构。
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是西北解放区政权机构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行政管理完全实现了统一，为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后方保证。以这次会议为标志，西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开始实行战略转变，即逐步由老区移向新区，由乡村移向城市。
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在西柏坡筹备七届二中全会。早在1月中旬，毛泽东来电告知：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均能到会。2月中旬，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等离开西北，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趣的是，在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所有七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习仲勋当时年龄最小，只有35岁。
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在彻底摧毁国民
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应从农村移向城市，实现政治战略的重大转变。党和军队的工作必须兼顾城市和乡村，但重心应放在城市，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接收、管理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斗争，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人民解放军不但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今后将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全体军队干部都应当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4月19日至23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以北的平城召开扩大会议。由于彭德怀到山西参加太原战役指挥，由王震同志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全军抓紧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弄清敌情，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会议决定组织全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报告，为进军关中，解放西北积极做准备，不但要掀起新的练兵高潮，而且要深入领会并牢牢掌握党的城市政策。会议以后，野战军掀起练兵热潮，加强攻坚、巷战的训练；并学习《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素质和政策水平。
三、西安解放，创造榆林方式
西安解放，西北局进驻西安
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
部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南京；
华北野战军也于4月24日解放了太原。中央军委为缩短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命令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作
战，归第一野战军指挥。这时，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正在准备发起陕中战役，准备夺取西安。
西安是历史名城，是西北第一大城市，人口约60万。解放西安，对于整个西北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为准备解放西安和关中地区，习仲勋和西北局进一步加强关中地区，特别是西安的地下党组织的工作。1948年12月，经习仲勋和西北局批准，中共西安工作委员会在西安正式成立，其任务是统一指挥西安地区各地方党组织的活动，迎接西安解放。西安工委与西安情报处、西安通讯工作组等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西安工委有计划地发展新党员，在铁路系统、大华纱厂、西安汽车修配厂、电信局、邮局、电厂等企事业单位，在陇海铁路沿线的一些工厂，甚至在国民党党政军要害部门里，秘密扩建或新建党的组织。仅西安地区，地下党组织就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先后吸收了近百名得到锻炼和考验的积极分子入党、入团。
1949年4月下旬，胡宗南开始将其所部7个军从同官、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在三原、泾阳、咸阳、高陵、临潼构
筑工事抗御我军，形成了一个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胡宗南还命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出面，筹备一批资金、枪械，组织一支地方保安队，由十七军军长兼西安竟警备司令杨德亮统一指挥，在西安四周，挖城壕、修碉堡，构筑城区工事，想保住他苦心经营10多年的西安。
西安工委从国民党党政军等高级机关内部搜集绝密情报，通过地下电台和秘密交通线及时转送到边区，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依据。地下党组织详细调查了西安地区敌人机关、单位、厂矿的具体情况，了解国民党驻军的人员编制与武器装备，收集敌方高级军政部门的动态、计划和行动方案，掌握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的活动，测绘西安城防设施地图等。每当国民党上层重要人物有所动作，或召开机密会议，地下党组织都能很快获得有关情报。西安情报处等布设的多部秘密电台，始终与解放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红色电波一直持续到西安解放的前夜。
5月中旬，胡宗南发现我华北两个兵团有人陕作战的动向，慌忙改变防守西安的作战计划，打算放弃西安，全部撤退
到汉中。为此，胡宗南亲自召开紧急疏散会议，部署撤退事宜。会议一结束，西安的地下党组织的同志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西北局和习仲勋，使第一野战军及时地掌握了敌人的动向，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不等华北兵团入陕，即刻发起解放西安的行动。
5月10日，在第一野战军即将发起解放西安战斗的前夜，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局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接管西安等大中城市的总方针，就是保护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其成为工农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城市。他要求每一名入城干部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军管会领导，密切联系广大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学习管理与建没城市的本领。这次大会后，西北局组织的接管西安的干部队伍随军向西安进发。
5月中旬，胡宗南主力开始西撤后，第一野战军发起解放西安的军事行动，以第四军向礼泉、乾县方向追击前进，负责右翼警戒任务，准备打击马步芳援军；第一军向临平、歧山方向；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前进；第六军担任解放西安的任务；第三军担任总预备队。18日，第二军追歼了敌五十三师一个团和骑第二旅四团一部，乘胜解放咸阳，第四军攻克礼泉，第—军进到咸阳西北，第三军进到武功以北的临平，第六军配合二军攻占咸阳以后转向西安前进。随后，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等各部队迅速进占麟游、岐山、虢镇，逼近凤翔、宝鸡。
20日拂晓，担任解放西安任务的第六军用炮火压制敌人火力，全线强渡渭河，黎明时分全歼河防守敌整编第二旅第六团和四十八旅一个营。六军渡过渭河以后，迅速逼近西安西关和南门，占领了飞机场、发电厂，敌十七军大部被歼，军长兼警备司令带着残部逃向终南山。这时，在西安工委的领导下，西安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全力维护城内治安，守卫重要部门。许多企业的工人公开站岗放哨，保护国家财产，护厂队更是与搞破坏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三桥铁路工人还开着火车将解放军部队快速地送入城内，占领了火车站。在西安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六军各部队进入西安，并派两个团接应蓝田县自卫队起义。21日，人民解放军隆重举行了入城仪式。数十万西安人民涌向大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欢庆古城西安的新生。解放军进入西安后，严格执行政策，自觉遵守纪律，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许多部队宁可露宿街头，也不占用民房。对缴获的敌人大量物品均严加保护，决不随便取用。部队文工团、宣传队到处演出宣传，书写张贴标语。各界群众自动慰问解放军。城内新秩序迅速建立起来。
22日，第一野战军之一、二、四军在凤翔以北姚家沟地区将由永寿经麟游逃往凤翔的敌五十七军截住。在我军的打击下，敌五十七军除少数溃散外全部被歼，我军生俘敌官兵8000余人，并占领凤翔。在此前后，我地方武装也南渡渭河，解放了临潼、渭南、华县、华阴、潼关等重镇。这样，宝鸡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全部为我军解放。
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25日，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命令，西安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贾拓夫任市长，罗元发任城防警备司令。西安人民翻身解放，从此过上了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习仲勋等率领西北局机关、西北军区机关进入西安，随即在止园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处办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6月1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也进入西安新城内办公。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延安迁驻西安，标志着西北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从城市到农村并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
央西北局委员会，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
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9人为常委，彭德怀任第一
书记，贺龙任第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马明方任副书
记，由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解放区党政军民群等各方面的
工作。
榆林和平解放，榆林方式的创造
1947年，遭到西北野战军两次榆林战役打击的国民党榆林守军伤亡惨重，士气不振。从此以后，陕北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开始对榆林的国民党军实行长期围困。敌人军心动摇，官兵深知前景黯淡，情绪沮丧低落，无心打仗。在此期间，习仲勋与赵寿山等先后致函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和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说明国内大势，劝告他们及早脱离反共内战的旋涡，率部起义。但是，由于榆林的国民党守军将领对国民党尚抱有幻想和内部意见分歧而未有结果。
1948年夏，邓宝珊率领二二八师移驻包头，马鸿逵也将协防榆林的宁夏保安第二纵队两个团调回宁夏。此后，榆林城内只有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二十二军军部及下属的第八十六师，共5000余人，陷于战之无力，走之无路，孤悬塞上，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多次派人去榆林，争取该部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949年1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对榆林的国民党广大官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邓宝珊将军曾与中共领导人面商榆林问题，并数次致电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要他看清形势，下定决心投向人民阵营。此后，在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的争取下，2月12日，榆林守敌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并与解放军西北军区代表达成了初步协议。此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共分子的阻挠和国民党二十二军领导者对蒋介石认识不清，又推翻了协议，企图苟延残喘，甚至一度准备开往宁夏，然后转往陕南。
为了彻底粉碎榆林守敌的幻想，使其及早下定决心，脱离国民党的反动阵营，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决定对榆林继续采取力争和平解决的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争取其上层开明人物，孤立打击少数的死心塌地的反共分于，影响教育下层官兵，同时由陕北地方部队继续围困该城。3月，陕北地方部队解放了伊克昭盟东、西乌审旗，从而切断了驻榆林的国民党军可能退往宁夏的去路。西北局、西北军区加紧开展政治攻势。在中共的影响下，城内各界进步人士公开成立“和平促进会”，强烈呼吁当局立即同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我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开展活动，争取和联络更多的国民党军官赞同起义。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城内的工人、学生和职员秘密组织起护厂队、护校队等，勇敢进行反破坏斗争。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与大力争取下，在榆林各界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迫切要求和平解放的强大压力下，左协中等人开始认真考虑和平起义问题。和平解放榆林的条件日臻成熟。
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榆林的国民党守军的幻想彻底破灭。邓宝珊将军继续向榆林守敌积极工作，习仲勋也派出西北局、西北军区的代表前往榆林。在此形势下，5月初，驻守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派出军参谋长张之因等4名代表前往延安与西北军区代表张经武等举行谈判。习仲勋亲自接见了榆林方面的代表，表达了热诚的期望，张之因等表示，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愿意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和平解决榆林问题，愿意根据解放军西北军区的命令，将所部改编为解放军。双方代表在延安谈判过程中，由于左协中等人态度犹豫不定，故未能迅速达成协议。5月20日，西安的解放，更加坚定了国民党二十二军中爱国官兵的起义决心。22日，习仲勋派出以曹力如为全权代表，朱侠夫、罗明为代表的西北军区谈判代表团进入榆林城内，直接与左协叶，等举行第二轮谈判。为配合谈判斗争，25日，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又调动警备二旅从河东经吴堡、绥德进至榆林城郊，与围困榆林城的我榆林军分区部队、伊克昭盟军分区骑兵团胜利会师，榆林城外我军兵力达到8000余人。在中共和我军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下，29日上午，曹力如与左协中等在《榆林局部和谈协议》上签字。6月1日，榆林守敌正式起义，榆林获得和平解放。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受到榆林城内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6月2日，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西北军区任命曹力如为军管会主任，吴岱峰、朱侠夫、张博学(原国民党第八
十六师参谋长)为副主任。同日，榆林市人民政府成立。14日，左协中等联名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宣告同
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共各项政治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西北军区的领导，按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永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而战。7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亲切复电左协中及全体起义官兵：接读通电，极为欣慰，尚望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为参加西北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榆林和平解放后不久，根据和平协议的精神，西北军区派张达志等，与榆林的二十二军代表高凌云(原左部团长)等
组成了整编委员会，将国民党二十二军改编为中国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高凌云任师长，黄罗斌任政委。
左协中的和平起义和榆林的和平解放，是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运用北平方式在西北创造的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一种独特方式。习仲勋指出：“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一个榆林方式(这与北平、绥远方式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在这种和平解决方式中，每一协议，都有斗争，麻烦很多。因此保卫工作的任务也就更重大，工作也就更多。这种情况，也就要求我们加强保卫工作，而非减弱。”(15)榆林方式对于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也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加速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
四、横扫大西北
华北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到达西安地区以后，为了适应向大西北进军的需要，6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一野战军
组建了第一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第二兵团，由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委，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到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我军已占相对优势，加之我军士气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粉碎了胡宗南和二马反扑西安失败以后，彭德怀依照“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方针，发起扶郿战役，歼敌胡宗南部第十八兵团部和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一九军等三个军部以及第二十四师、第五十五师、第一六O师、第一七七师、第一八七师、第一九一师、第二四四师、第二四七师、第十二师师部和一个团、第六十一师2个团，共计4．4万余人，解放了8座县城和八百里秦川西部广大地区。这是西北战场的空前胜利，根本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扶郿战役以后，胡宗南集团残部退入秦岭山区，马步芳、马鸿逵部撤至陇东平凉地区，第一野战军决定转向陇东，追歼二马。7月8日，野司在虢镇北三里的文广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确定“打马阻胡”的策略，以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在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企图进攻秦岭；第一兵团附六十二军为左路，第二兵团为中路，第十九兵团附陇东地方部队为右路，挥师向甘肃进军，进攻马步芳、马鸿逵部。
7月24日，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向陇东挺进。右路十九兵团收复郿县、栒邑，25日占灵台，26日
克长武，27日占泾川、正宁、宁县。25日，左路一兵团攻占陇县。青宁二马节节后退，宁马向平凉以西退走，青马除骑兵十四旅在固关掩护外，主力也撤到静宁地区。这样，敌人的“平凉决战”宣告破产。
随后，我军展开了陇东追击作战。
右路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前进，解放镇原后，进入平凉，以一部出六盘山钳制宁马，陇东地方部队5月20日解放庆阳，7月27日解放西峰镇。8月1日，十九兵团继续推进，第六十四军和一八八师、骑兵第二旅，击溃了任山河地区守敌，歼敌5000多人。2日，解放固原，11日，抵达黑城镇、海原、豫旺堡地区。第六十五军占领了瓦亭、三关口，控制了六盘山。援部队西进。支前大军由西安向兰州延伸，上千里的供应线上，动员了15万民工，他们不顾艰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野营露宿，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保证作用，对西北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8月10日，集结在秦安地区的中路二兵团经通渭、内官营、新营镇向兰州南面进军，出敌不意地抵达兰州城郊。
右路十九兵团之六十三军、六十五军沿西兰公路进攻，于8月14日解放定西。19日，攻占兰州阿干镇。20日，到达兰州东南定远镇、乔家营一线，控制了兰州城东地区。
8月11日，左路第一兵团出甘谷、武山，接连解放陇西、漳县、渭源、会川数县。16日，攻克临洮，修复了敌人破坏的大桥，过洮河。20日，解放康乐向临夏进攻。敌右翼的新编骑兵军一触即溃，一部被歼，大部逃散，解放军切断了青马向川北的退路。第一兵团攻占临夏以后，矛头直指西宁，青马的老窝处于困境。围攻青马的主动权便操在我军手中。
8月11日，我驻守天水的第七军向敌一一九军发起进攻，连续夺取礼县、西和，歼敌第二四四师一部，使胡宗南误以为我军要进攻两当、成县，因而不敢轻易北进。扼守宝鸡的第十八兵团也制定迂回围歼胡宗南集团的秦岭战役计划，并进行隘路、栈道侦察，开展爬山演练，积极配合兰州战役的行动。 8月24日，攻击兰州的各部队完成攻击准备，部队情绪高涨。8月25日拂晓，总攻开始，百炮齐鸣。第四军的十师和十一师首先进攻沈家岭的狗娃山，战士们踏着泥泞，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山上的敌人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十一师三十一团首先夺取山上阵地，接连打退敌人的集团反扑，激战到中午，三十一团只剩170多人，三十团及时增援，投入战斗。下午六时，四军部队经过与敌恶战，终于将敌人彻底打垮，拿下了沈家岭。沈家岭战斗中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等许多同志英勇牺牲。
负责攻击南山要点营盘岭的是第六军。营盘岭是皋兰山主峰，工事最强，山顶有一组用钢筋水泥构成的环形集团工事，山崖被削成三道峭壁，每层约三丈高，设了三道防线，两翼也有较强的火力配置。六军集中了全军17门野炮，15门山炮，还有重迫击炮，团的迫击炮，组成两个火力队。25日拂晓，首先集中炮火向敌人工事轰击，敌人的工事大部被摧毁，敌人从正面和侧翼迂回，组织了几次反扑，都被我军炮火准确地轰了回去。接着，步兵发起冲击，直扑山下的下庄，敌人依托残存的掩体和水泥暗堡顽抗。下午2时，六军突破了敌人3道削壁，接着以炮火轰击敌人山头环形工事，步兵前仆后继，经过8次冲击，到下午5时，终于攻克了营盘岭敌主阵地。
向马家山进攻的第六十五军，在炮火准备一结束，五七七团和五七八团很快就突破了敌人三道外壕，攻占几个地堡。敌人连续组织小群多路的反冲击，五七七团三连二排4个同志坚守了三号碉堡，六连连长和七个战士坚守了七号碉堡，以机枪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三十多次反扑。下午5时，六十五军经过激战，将红旗插上马家山顶。
与此同时，六十三军一八九师经过一场艰苦激烈的山地攻坚战，打垮了敌人6次大集团反冲击和无数次小的反扑，占领了马家山东南的窦家山敌人阵地。
至此，敌人南山主阵地全部被攻占，兰州的屏障全部垮掉。敌人全线溃退，企图利用黑夜过黄河铁桥西逃青海。我第三军发觉敌人要逃，迅速发起追击，沿公路直捣兰州西关。七师十九团八连最先向黄河铁桥进攻，封住了敌军的退路。三军其他部队也分别在七里河、小西湖、西固一带展开。26日凌晨，我军完全控制了黄河大铁桥。第六军、四军和十九兵团的部队也先后进入城里，各军互相取得联络以后，继续搜索残敌。26日中午，兰州城里的残敌全部肃清，至此兰州守敌4万余人，除部分逃走外，全部被歼。兰州获得了解放。
8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人城式。这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兰州市里挂着彩旗，贴满标语，东稍门
上有一条标语“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解放了!”反映了兰州20多万各族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兰州市的工人、
商人、学生、市民都手持红绿小旗，早早涌上街头，几十个秧歌队活跃在街头，整个兰州市就像过年一样热闹。8时30分，隆重的入城式开始，先是步兵，然后是各种炮兵、摩托化步兵、高射炮部队。正当兰州军民欢欣鼓舞庆祝的时候，两架国民党飞机窜入兰州上空。正在行进的高射炮突然开火，一架敌机被击中坠落，另一架赶快逃走，这成了入城式的一点花絮。
兰州解放后，第一兵团第二军和第二兵团向河西走廊进军，追歼敌军。第二军由西宁出发，越过祁连山，在张掖歼敌一二O军二四五师，敌九十一军的几个团先后投降。第一、二兵团部队在张掖会师。9月24日，逃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敌九十一军、一二O军残部，在我军争取下，在酒泉宣布起义。1950年1月8日，甘肃省
人民政府在兰州成立。
9月5日，第一军解放了西宁，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青海马步芳集团全军覆没，青海全境解放。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推翻了马步芳家族在青海长达数十年的封建统治，为我军向宁夏、新疆挺进，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成立。
9月25日，十九兵团进入银川，宁夏马鸿逵集团也宣告覆灭。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在银川成立。
9月25至26日，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2
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在迪化成立。鉴于新疆社会情况复杂，局势很不稳定，为尽快接管新疆，制止骚乱，稳定社会秩序，10月中旬开始，王震率第1兵团部及第2、第6军，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进军新疆。部队在开进途中，战胜戈壁沙漠、气候严寒、地广人稀、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至1950年3月全部进驻新疆。
11月26日至12月中旬，第18兵团及第7、第19军向秦岭以南追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相继解放武都、汉中、安康
等地。为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由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第18兵团等部入川作战，后归西南军区建制。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
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
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韩练成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1、第2、第19兵团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军区。12月下旬，新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辖第9军及骑兵第7、第8师。1950年1月，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1949年9月起义的国民党军甘肃省保安副司
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所部、国民党军第81军和12月起义的第119军分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1、第2、第3
军，均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195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改称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
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五十六名委员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一个伟大的日子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习仲勋和陕甘边区的无数革命前辈和
先烈为之奋斗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五、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西北五省相继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习仲勋领导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时着手筹备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事宜。
11月17日至22日，在彭德怀的主持下，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习仲勋专程从西安赶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
研究讨论了西北的形势和任务，分别就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季整训、地方(包括城市与农村)工作、民族政策执
行情况、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西北财经建设和干部教育等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会议一致通过《关于若干问题的决
议》，号召西北党政军民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团结一致，顽强努力，克服困难，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用实际行动迎接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基础，立即开始筹组西北军政委员会。
这次会议后，彭德怀、习仲勋相继由兰州返回西安，从事筹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正式决定设置西北等大区一级的军政委员会，并任命彭德怀为西北
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
1950年1月19日上午11时，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主席、副主席就职典礼在西安群众礼堂隆重举行。彭德怀正
式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就任副主席。委员为：王子宜、王世泰、王震、水梓、甘泗淇、白如冰、白海风(蒙古族)、任谦、成柏仁、刑肇棠、吴鸿宾(回族)、屈武、马文瑞、马明方、马鸿宾(回族)、马辅臣(回族)、茹欲立、孙殿才、许光达、张子芳(女)、张仲良、张邦英、张宗逊、张德生、张凤彗、张稼夫、陶峙岳、喜饶嘉措(藏族)、杨子廉、杨明轩、杨得志、杨慎之、杨静仁(回族)、贾拓夫、赵寿山、邓宝珊、闫揆要、包尔汉(维吾尔族)、赛福鼎(维吾
尔族)、韩兆鹗、韩练成等41人。彭德怀在就职词中说，西北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
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一市(西安)的政权工作，其组成包括西北地区
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联合政府，也是西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也发表了就职讲话，他说：
“诸位委员先生们，诸位来宾先生们：今天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全西北人民历史上空前的一件大事。我们热烈庆祝西北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热烈庆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热烈庆祝西北人民革命大团结的成功!
西北人民已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了自己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深深感谢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感谢各族、各界人民的团结和努力!感谢各友邻地区兄弟般的援助!特别要感谢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英明而亲切的领导!
西北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汉、回、维、藏、蒙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有广大的农、牧业和一定的工矿业基础，有丰富的地下蕴藏，这些都是建设新西北的极好条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困难也很大，但依靠我们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团结，依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各项政策，依靠我们艰苦奋斗，我们就完全能够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入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西北。
在一切工作中，我们必须完全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切决议。特别是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政策法令的模范。要善于坚持真理和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和党外人士共事。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本会彭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共同努力，我们深信建设新西北的光荣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
西北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西北人民大团结万岁!”(16)
附：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活动大事记
(1913——1950)
1913年
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中合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2年
习仲勋在富平县都村小学上学。
1925年
受驱吴运动等政治斗争的影响，习仲勋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开始参加学生运动。
1926年
春，习仲勋以优异成绩考入富平立成学校小部上学。
3月，刚入学不久的习仲勋参加了进步青年学生组织——渭北青年设立成分社，参加了学生运动。
5月，习仲勋由宋文梅、武之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夏，习仲勋受党、团组织的派遣，参加革命活动，散发革命传单，上街宣传演讲，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带领其他学生清算出庄里镇大恶霸张积德贪污400块大洋的赃款，砸碎其宅第悬挂的“名重梓里”的金匾牌，掀起了富平农民运动的风暴。
冬，习仲勋参加由学生党员组织发动的清算学校账目、驱逐校长的学潮。
1927年
春节后，习仲勋转入位于富平县城的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28年
1月，习仲勋考入三原第三师范学校。
3月，中共三原县委决定以“非常手段”对付第三师范学校反动教育主任魏海。宋文梅、习仲勋等共青团员参与制定方案，并决定由程建文执行毒杀魏海的行动，行动未果，计划暴露。三原反动政府和军警在事发后的第三日晨，包围三原第三师范学校，习仲勋、李彦仓等14名党团骨干、进步学生以及第三师范学校党组织负责人、三原中心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和另一名负责人李少华被敌人逮捕，并带上镣铐关押于三原县看守所，两个月后转入西安军事裁判所。
4月，在狱中，武廷俊单独与习仲勋谈话，郑重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6月，习仲勋等人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
1930年
1月，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驻扎在长武县的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苏雨生部二团二营从事兵运二作。
同年，习仲勋在长武县城北药王洞庙宇，与李秉荣等第一次召开党的会议，按照陕西省委的要求，发动党员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开展游击活动。
同年，习仲勋与王世泰会面，商讨营救刘志丹以及补充团等问题。
习仲勋任二连见习官，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
7月，经过兵运斗争，在二营各连建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0多人，成立中共营党委，选举习仲勋为营党委书记。
1931年
夏末，苏雨生背叛杨虎城。习仲勋从事兵运斗争的第二团二营继续留在杨虎城部。二营番号改为十七路军补充二团二营，部队驻防风翔。习仲勋继续在该部从事兵运斗争
冬，川军邓锡侯等部由甘南进占陇南数县，杨虎城派陕西警卫第一师马青苑部到天水攻打川军，补充二团奉命进驻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进攻川军。战后，补充二团在凤县、两当一带驻扎整训。
1932年
4月2日零点，习仲勋、刘林圃在甘肃两当县发动两当起义。起义后，将起义官兵200余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支队政委，吕剑人任第一连连长，高瑞岳任第二连连长，许天洁兼任第三连连长。
4月，起义部队为与刘志丹领导的中国红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转战千里，与国民党军和民团连续作战5次，终因众寡悬殊，部队在麟游境内被敌打散。
两当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悬赏捉拿习仲勋，习仲勋被迫秘密潜回家乡富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秘密组织力量，开展群众工作。
7月间，习仲勋在富平县城遇见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干事程建文，接上组织关系。程建文指示习仲勋到耀县一带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习仲勋离开富平，辗转来到耀县杨柳坪，找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9月上旬，国民党军分三路“围剿”红军陕甘游击队。
11日，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到达照金附近的杨柳坪时，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在副总指挥党谢芳带领下，逼近照金。陕甘游击队撤出杨柳坪，诱敌进驻照金。当夜，红军回戈照金，激战1个多小时，全歼3县民团300多人。
15日，敌何高侯一个团向照金进发，刘志丹、谢子长将红军部队埋伏在照金西南安子洼，利用有利地形，指挥游击队出其不意向敌人发动突袭，击溃敌军1000余人。
16日，国民党集结重兵反扑。红军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锋芒，决定撤离照金。为了便于开展照金工作，刘志丹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留下，交由习仲勋领导，就地开展游击活动。
中旬，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奔袭保安的战斗中失利，部队伤亡严重。
中旬，习仲勋率领特务队在照金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被叛徒杀害。习仲勋整顿了特务队，由程国玺继任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特务队在耀县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活动。
中旬，习仲勋带领三支队特务队来到渭北三原武字区，特务队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活动在原富、耀边地区，后改编为渭北第二游击队，驻甘涝池。
10月，陕甘游击队退往子午岭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地区。谢子长在合水莲花寺主持召开队委会会议，决定分散活动。会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到陕西耀县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带领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山，掩护高鹏飞等60余名伤病员。
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庆祝十月革命大会。会后，参加大会的1400余名群众向武字后区的马额民团示威。
7日，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大会的群众达到2000余人。会后，2000余名群众整队游行，习仲勋率领渭北第二游击队武
装护卫，荷枪实弹做前导，从武字区下原出发，在距离三原县城仅五六公里的西阳镇穿街而过，经富平的瓦窑头、淡村，返回武字区。
9日，敌人纠集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6个县的民团和三原、耀县小丘驻军一个营兵力，刘武字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捕人、杀人。
武字区遭劫后，习仲勋带领渭北第二游击队转移到心字区。后来，心字区也遭到敌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
动，第五伯昌、程国玺带游击队去栒邑活动，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又在照金到处捕人、杀人。习仲勋又回到心字区，在这里亦难立足，李杰夫遂回省委。
中旬，习仲勋来到富平县都村，发展了乐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在富平西区搞了几次分粮斗争。不到半个月时间，参加分粮的贫苦农民就由十几个人，发展到一两千人。习仲勋还将富平县庄里镇大地主贾成芳家的粮食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民，在当地影响很大。
12月上旬，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
中旬，陕甘游击队再出桥山，迎接创建照金根据地的新任务。
同月，康尚武带领游击队来到富平县都村。习中勋对游击队进行补充和整顿，康尚武担任游击队队长，习仲勋任政委。后来，习仲勋带领游击队到达殷家堡，成立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农民总会。
19日，红军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栒邑)集结。
20日，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召集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
12月22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
24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栒邑)召开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诞生后，按照党中央关于在泾渭三水之问的栒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
12月27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首战焦家坪。红军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占焦家坪，全歼敌民团60余人，然后进军香
山寺一带。
1933年
1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数万农民分粮，帮助群众度过年荒，歼灭照金和栒邑民团各一部，奔袭淳化，攻占铁王镇，横扫照金腹地和外围的反动势力。在此基础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香山寺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此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
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先后任共青团富平西区区委委员、共青团武字区委书记和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学运和武装斗争。习仲勋在三原三中以及驻军王泰吉部中开展工作，发展一批党员。
3月，中共陕西省委调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杨声任书记，赵伯平任副书记，习仲勋等任委员。
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习仲勋回到红二十六军，任红二团先锋连指导员，参与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史克泰任团委书记。
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
4月5日，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粮食、经济等组织机构。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老六任粮食委员，杨宇霆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杨载泉任秘书长。
同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沮河，西抵淳化塬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
6月初，敌人突然来袭，习仲勋让黄子文带领队伍立即转移，自己带1个班负责殿后掩护。黄子文等突围后，习仲勋等被敌人围困，力战受伤被抓。走到半路，习仲勋乘机逃脱，到柳林郑四哥家中休息四五天后到薛家寨养伤。
6月17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领导干部在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计划。
杜衡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遭到刘志丹反对。杜衡对刘志丹横加指责，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当时，习仲勋也认为红军不能离边区，远离边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但习仲勋因伤未参加这次会议，他的意见由金理科带到会上。在杜衡的个人专断下，联席会议作出了红二团南下的错误决定。
21日，在杜衡的专断命令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
7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后，在终南山失败。习仲勋率地方武装苦撑陕甘边根据地的危局。
同月，陕西省委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在三原县武字区将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正式扩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王伯栋任参谋长，杨玉亭任经理处长，共120余人。
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1700多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来，耀县起义失败，余部100余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王泰吉率部队退到照金根据地。
8月14日，在陕甘边区军委书记习仲勋主持下，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
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
谋长。
15日，国民党调集4个团兵力，并纠集周围几个县的民团约6000余人，携带大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又向照金根据
地发动“围剿”。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主力红军主动北上陇东，转战敌后。习仲勋等领导地方武装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
习仲勋出席会议。会议制定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并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四十二师。
8日，参与莲花寺整编，恢复红二十六军。
11月中旬至12月，习仲勋患严重伤寒病，被刘志丹安排在莲花寺豹子沟治疗休养，开展群众工作。后组建庆阳游击
队，任政委。
春节前，习仲勋来到南梁附近的二将川，从事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
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会议选举习仲勋
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
同月，国民党发动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5月，红军经过苦战，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等任
委员。
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洼子村召开联席会议。阎洼
子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应陕北特委要求，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问题。习仲勋出席会议。
下旬，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制定并发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七月决议》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土地革命、群众工作、游击战争、抗日工作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任务。习仲勋出席会议。
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即“南梁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
边区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提出并施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
2月，蒋介石精心部署对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
记，习仲勋当选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占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习仲勋
率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和保卫队、赤卫军100余人安全转移。
16日，敌军在豹子川、白沙川交汇处张岔岭将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包围。习仲勋在赤卫军掩护下，奋力拼杀，冲出重围。
6月，习仲勋率领陕甘边区党政机关转移到洛河川下寺湾。
6月底，国民党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接淳耀、东临黄河的陕甘根据地。
7月间，国民党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
9月9日，习仲勋前往永宁山迎接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
10月初，“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进行错误“肃反”，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一大批党和红军领导干部，杀害200余人，给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带来严重危机。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11月初，中央组成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
反”问题。
7日，经过认真审查，中央五人小组推翻了强加于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的罪名，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18人。
11月20至23日，毛泽东亲自指挥直罗镇战斗，获得胜利，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
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策略》的报告。
1936年
1月，习仲勋受党中央和周恩来派遣，到关中特区，任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党团书记。
三四月间，国民党趁红军主力东征之际，调集东北军6个师的兵力，纠集地方保安队、反动地主民团，对关中特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根据中央指示，习仲勋、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留在关中，率领关中各地方游击队，依靠群众坚持对敌斗争。
5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习仲勋参加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作战。
6月初，红军西方野战军取得曲子、阜城战斗胜利后，解放了曲子、环县一带。习仲勋任曲环工委书记。
6月上旬，建立中共环县县委，习仲勋任县委书记。
9月，按照中央指示，习仲勋参加了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间，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关中特委书记。
10月间，习仲勋到关中特区开展恢复工作。
1937年
5月1日，习仲勋在延安出席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日至14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5日，习仲勋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
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全面领导关中分区的工作。
10月，在习仲勋主持下，关中分区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
1938年
9月，习仲勋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主持召开关中分区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
12月，土桥事件发生。
1939年
4月，国民党在镇原、宁县挑起第一次陇东磨擦事件。
5月28日夜，国民党保安队分路向栒邑县城发起7次猛烈攻击，栒邑事件发生。
12月，第二次陇东事件从宁县开始，扩大到陇东各县。
12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命令，任命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主持关中分区专署工作。
1940年
1月21日，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摆在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
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然事变。
3月，蒋介石下达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命令。
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在马家堡正式成立，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首任校长。
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24师突然向八路军独立二营淳化县城守城部队发动大规模围攻，独立二营沉着应战，连续击退国民党顽军的猛烈进攻，战斗持续两天。为顾全抗战大局，八路军独立二营撤出淳化县城，退守马家堡。淳化事件发生。
3月31日，驻职田镇的国民党顽军预备第三师第一营突然用大炮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四区看花宫一带发动猛烈
进攻。在习仲勋领导下，关中分区部队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给予有力回击，击溃来犯之敌，阻止了顽军的进犯行动。
6月，国民党顽军陕西保安四支队两个中队向赤水县井村进犯，关中分区部队将其全部、干净地消灭。
下旬，国民党顽军保安二旅从马栏向刘家店进犯，国民党甘肃保安部队也向新正一区进攻，正面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向关中分区部队进攻。
7月，关中分区部队奋起还击，击溃来犯之敌。
8月，关中分区部队消灭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堡的国民党陕西保安四支队一部。在此期间，关中分区部队进行大小战斗
90余次，警备八团和分区保安独立三营等部队先后进行了马栏、庙湾、井村、转角镇等较大战斗，拔除敌据点10多处，
消灭顽军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给顽军以有力痛击。在反磨擦斗争中，关中分区部队收复马栏、照金两个区，
新建瑶曲、庙湾、柳林等3个区，成立同宜耀县，扩大了关中分区。
同月，习仲勋率关中分区机关进驻边区新正县马栏镇。
1941年
春，中央军委令警备一旅开赴关中分区。
5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习仲勋为关中食盐督运司令员。
8月，警备一旅与关中保安司令部合并，正式成立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习仲勋任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兼警备一旅政治委员。关中分区部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备一旅三团、八团和各县保安大队，在邠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进攻关中分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地方保安部队激战3昼夜，将其赶回夙王山以南地区。接着，我军向正宁榆林子发起进攻，收复榆林子。后又转兵土桥镇和正宁县，均将进犯顽军赶回原地，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1942年
7月，习仲勋兼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
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习仲勋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研究了边区的工作。
12月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免去习仲勋关中分区专员职务。
1943年
2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关中分委书记、专员兼旅政委习仲勋被评为劳动英雄，受到了隆重奖励。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同月，习仲勋任绥德分委书记兼独立一旅政委
1945年
4月23日至6月11日，习仲勋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不久，被中共
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8月初，习仲勋指挥爷台山反击战。中央军委调集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火速增援关中分区，
会同关中分区部队，准备发起反击行动，挫败顽军新攻势。为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10日，爷台山反击战斗胜利结束，八路军收复了爷台山地区及关中分区的全部失地，全歼入犯的国民党军5个连及一
个营部。
10月，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
冬，中央军委调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领导组成人员，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下辖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新编第四旅，三八五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总兵力3．2万余人。
1946年
8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组织边区力量，全力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
10月，发起榆(林)横(山)战役，并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等部5000余起义。
12月16日，习仲勋与彭德怀、贺龙等一起赶赴山西离石以西的高家沟村召开军事会议，参与组织吕梁战役。
1947年
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
合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共6个旅，2．8万余人。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洗恒汉为政治部副主任。
18日，胡宗南调集7个整编旅约5万兵力，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关中分区发动进攻。
28日，胡宗南命令廖昂指挥其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和一一四旅、新一旅、骑兵第一旅等共5个整编旅
的兵力，向陇东分区发动进攻。
3月3日至4日，张宗逊、习仲勋率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发起西华池战斗，重创敌四十八旅，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
以下1500余人。
16日，中央军委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决定将所有陕甘宁边区境内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并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部司令员，下辖教导旅、新四旅及第一纵队所属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第二纵队所属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共6个旅2．6万人；另以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新十一旅、骑兵第六师等4个地方旅，共1．6万人，组编成陕甘宁边区地方兵团；以上部队统由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
18日，习仲勋参加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19日上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24日，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歼灭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官兵2900余人。
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羊马河全部歼灭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敌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被俘。
5月2日黄昏，西北野战兵团向蟠龙发起攻坚战，战至4日，全歼敌精锐一七六旅旅部及四九九团，歼灭敌军6700余
人，活捉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粮食、军衣等军用物资。
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边区军民5万余人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热烈祝贺，并宣布中共中央和毛
主席仍在陕北。彭德怀和习仲勋均在大会上讲话。
5月底至6月中旬，西北野战兵团发起陇东战役。
6月下旬至7月初，西北野战兵团收复三边。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中共中央小河会议。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
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书记、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彭德怀，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后勤司令员刘景范。
中央军委决定统一晋绥与陕甘宁边区两个解放区的领导，将晋绥军区再次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的领导机关，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副政委张仲良，参谋长张经武。
8月，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发起第一次榆林战斗。
20日，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斗，歼灭敌整编三十六师6000余人。从此开始了内线反攻。
10月下旬，在绥德义合镇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部署整党和土改工作。
10月下旬至11月初，西北野战军发起第二次榆林战斗。
12月，习仲勋参加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著名的十二月会议。
1948年
1月4日，习仲勋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如实报告边区各地在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问题及其造成的危害。
19日，习仲勋再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去电，陈述土改中发生“左”的错误的原因。
2月底，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共5个旅2．9万余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中将旅长张汉初等将级军官11名。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吴堡县川口村，渡过黄河。
4月21日，习仲勋指挥人民解放军一部收复革命圣地延安。
6月26日，中共中央电示，由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马文瑞、李井泉(以上为常委)、王世泰、刘景范、李卓然、张德生、周兴、张邦英等14人组成新一届西北局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马明方人副书记，统一领导西北解放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各项工作。
1949年
1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人政委，
2月8日，习仲勋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会议。会上，选举习仲勋担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代理议长。
9日，习仲勋主持陕甘边去和晋绥边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陕甘边区和晋绥边区合作，两边区行政管理事宜统一归陕甘边区领导。
中旬，习仲勋等离开西北，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习仲勋出席会议。
5月20日，解放西安。
25日，习仲勋率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
6月1日，经过习仲勋和西北局的不懈努力，驻守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率部起义，榆林和平解放。
6月8日，中共中央电令：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
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9人为常委，彭德怀任第一书记，贺龙任第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马明方任副书
记，由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解放区党政军民群等各方面的工作。
8月26日，解放兰州。
9月5日，解放西宁。
9月25日，解放银川。
9月25至26日，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9月30日，习仲勋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正式决定设置西北等大区一级的军政委员会，并任命彭德怀为西北
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
1950年
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主席、副主席就职典礼在西安群众礼堂隆重举行。彭德怀正式就任军政委员会
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就任副主席。
参考文献
一、文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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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版。
[6] 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西省委历史简介》第一辑(1927—1937年)，内部资料。
[7]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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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内部资料。
[16]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
二、文集、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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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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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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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5] 《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富平丰碑》，内部资料，2006年9月第一版。
三、专著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
[4]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5] 雷云峰编著：《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
[6] 闫树声、胡民新、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
[7] 朱凯、郭林、吴璋主编：《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
[8]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
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9] 康民、秦生著：《西北五四运动与大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0] 秦生著：《西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1] 陈永恭、秦生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2] 王晋林、秦生著：《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3] 秦生著：《西北解放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4] 王晋林、秦生著：《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5] 曲涛、李仲立著：《陇东老区红军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6] 李仲立、曲涛著：《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17] 曲涛著：《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8] 郑文杰、刘敏卓编著：《红色马栏》，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四、报纸、刊物
[1] 《人民日报》、《党史通讯》、《党史研究》、《军史资料》、《新中华报》、《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近代史研究》、《百年潮》、《纵横》、《炎黄春秋》、《甘肃党史工作》、《陇东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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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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