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纪念文集

忆习仲勋对党史工作的关心

谢筱迺

1980年11月，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上，奉中共中央调令到中央工作。198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他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我和他接触并向他请示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自1980年成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简称中征委)时担任常务副主任(冯文彬为主任)后，曾多次亲自聆听他对党史问题的宝贵意见。他对我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彻底纠正‘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混乱和冤假错案，中央付出了很大的力量进行拨乱反正，将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颠倒的党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同时，趁许多老同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健在的时候，把他们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记录下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他在中央书记处西楼会议室一次讨论党史工作的会议上，对与会的中组部、中征委、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负责同志说：“总结、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既可供后人借鉴，又可教育后人。”他说：“我们要贯彻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就是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对党的历史问题、历史经验的大量精辟论述，并运用到党史工作中去。我们党历史上两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是80年代初由邓小平亲自指导下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胜利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说明。”他的这种鲜明的指导思想，对于我们开展党史工作，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积极支持编纂十七路军中共党史 　　1983年10月，经冯文彬和杨拯民酝酿倡议编写原十七路军中共党史之事，就得到了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当时，由我主持召开的编写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亲临讲话。他说，编纂十七路军中共党史，既是介绍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这支部队，也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同十七路军长期合作、经过各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并使这支爱国武装发展成为人民革命武装的战斗历程。毛泽东曾称赞以十七路军为前身的第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因此，认真总结十七路军党的历史经验，是很有意义的。由于习仲勋和十七路军历史上的交往以及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和编写组成员，如阎揆要等人都很熟悉，他还积极为编写组提供历史资料和撰稿人的线索。同年11月间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由汪锋、阎揆要、常黎夫、吕剑人、孙作宾、蒙定军、孔从洲、杨拯民等组成“原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又聘请刘威诚、王汝昭、李慕愚等8人担任顾问。经过5年多努力，在各有关单位、地区、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搜集到1300多份史料，编辑出版《丹心素裹》丛书4卷，近100万字。它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和这支部队长期交往中，多次秘密谈判，建立红色交通线、秘密电台，“穿黄马褂掌兵权”，反迫害、反分化、组织起义等具体活动，以及许多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为革命斗争需要，受组织派遣，隐姓更名，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丹心赤胆、默默无闻地贡献青春年华乃至宝贵生命的事迹。应当说，这部著作是在习仲勋的亲切关怀、具体指导下，众多同志共同努力所结出的一颗党史硕果。 　　二、大力推动编纂中共组织史的浩大工程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开始以后，立即得到各地党组织和许多老同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搜集资料很多、整理研究不力，一些不准确甚至失实的资料也混杂其间的现象。根据习仲勋关于党史资料必须保证准确的重要指示，我们中征委起草了《加强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的意见》和《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都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批准。从此，中征委即正式开始了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1986年3月，习仲勋接见了参加这一编纂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并讲了话。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支持。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为了办好这件大事，要搞准确，切不要把一些不真实的材料也收进去；要管理，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党史工作机构要分工合作；要依靠老同志，机构编制要精简，不能任意增加；要抢救史料，但不要急躁，不要一哄而起。他祝贺大家在参与党的组织史编纂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他的这次接见和讲话，使来自全国的党史工作代表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规划实施的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完成了几百个党史专题资料编纂工作，公开出版了一系列党史资料丛书，为国内外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全国省、地、县三级中共组织史已陆续编辑出版。全国直接参与其事者一万多人，协助参与者共达十多万人。 　　三、严肃认真地澄清中共组织史中的问题 　　经过全国党史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去伪存真，中共组织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以澄清。习仲勋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对陕北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由于部分老同志的看法有分歧，习仲勋责成冯文彬负责，经过查阅有关历史文件，多次座谈，最后澄清了事实，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团结了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党员王超北，于1962年受康生陷害，被关押达17年之久，1979年平反后撰写的回忆录，受到习仲勋的热情关怀，专门请人协助审阅处理。 　　四、重视党史工作的思想根源 　　习仲勋之所以如此重视党史工作，和他长期从事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以及他对自己坎坷经历的深刻体会分不开。他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在1930年他被党派往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发动两当兵变，建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1933年后他历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和刘志丹等一起参与领导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左”倾错误的迫害下，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200多名主要干部被捕关押在瓦窑堡。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以后，才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政策，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全国解放以后，习仲勋奉中央令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又调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为党和国家做了大最的工作。但在1962年习仲勋出席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被康生诬陷“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受到无情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监护审查16年，直到1979年才经党中央复查后彻底平反。面对这些历史上的磨难，他不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造成错误的历史原因；而且还劝导其他历史上受过委屈的同志，要放开眼界、顾全大局，正确对待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错误。他认为对历史上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一定要作出公正的评价，尊重历史事实。在党史工作中，既要澄清历史事实，去伪存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又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是我和习仲勋接触过程中理解的他重视党史工作的思想根源。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