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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习老的三次嘱托和教诲

郝廷藻

习老曾三次接见我，每次接见都是那样亲切热情，每次都对民族地区和民族干部的情况问长问短，寄予殷切希望，那些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习老第一次接见我，是在1985年的10月。当时正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之际，党中央、国务院组成了以王震同志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庆祝活动。是年，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担任常务副书记，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这次，书记处书记习老代表中央前往首都机场为代表团送行。习老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走到我跟前时，习老满面笑容、十分亲切。我简单作了一下自我介绍后，习老高兴地说：“年轻人，我知道你。你代表宁夏回汉人民前去祝贺，各族人民一家亲，这很好。”习老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党、为国家和人民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威望，也让我由衷地敬仰。而面前的习老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天以后，当中央代表团返回北京时，还是习老代表中央到机场迎接。见面后，我表达了在回宁夏之前想去拜望习老的愿望，他欣然应允，当即嘱咐秘书尽快安排。仅仅过了三天，我就接到通知，让我下午4点到中南海。那是我生平第二次走进中南海。记得1981年秋天，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怀仁堂接见我们全班143名学员，与我们合影留念并作了重要讲话。那次走进中南海，听了中央领导的讲话，我感到觉悟更高了、党性更强了。这次又能走进中南海，当面聆听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心情自然十分激动。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室一个很朴素的小会客厅里，习老单独接见了我。习老首先询问了宁夏的情况。他说，宁夏是革命老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对这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干部群众很厚道、很朴实，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回族是一个爱国的民族，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如马本斋、马和福、左宝贵、郭隆真、马骏，等等。接着习老询问了我们新疆之行的情况，我讲了自己对所见所闻的感受，认为新疆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值得我们民族地区很好学习。习老说，新疆民族政策贯彻得好，建设搞得好，这次大庆活动很成功，进一步团结鼓舞了各族人民，中央很满意。习老还说：“新疆有不少好经验，特别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要好好学习。”接着习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变化很大，但由于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原因，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还是慢，还是比较落后，比如你们宁夏南部山区，特别是西海固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穿不暖，要帮助这里的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你们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民族干部，熟悉当地情况，要很好地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向发达地区学习，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尽快搞上去，使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习老对民族地区发展高屋建瓴的概括总结，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殷切嘱托和要求，对我们认识和做好民族地区的工作有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回到宁夏后，根据习老谈话精神，我作了认真的思考，撰写了一篇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观感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的《宁夏日报》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宣传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也是按照习老的教导，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那次谈话中，习老还问到了我本人的工作情况，我都一一作了汇报。他很高兴地说：“你工作得很好，现在你的担子很重，今后要进一步向老同志学习，向大家学习，向先进地区学习，把工作搞得更好。”之后，习老着重谈了统一战线工作。谈话之中，习老特别关心宁夏的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就处理1983年西吉县伊斯兰教内部发生的纠纷问题，他对宁夏做好宗教上层人士工作、做好干部群众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的经验和做法表示满意。他说，宁夏的稳定，搞好民族团结，做好西海固地区的民族宗教工作至关重要。他强调，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和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只有心贴心，才能掌握真实情况，关键时刻你说话他们才听，这是我们党做好民族统战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习老还强调，做好民族地区的工作要培养一批有影响的民族干部，包括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很好地发挥作用。 　　讲到这里，习老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持西北局工作时的一些往事。1952年春，国民党极少数反动残余分子反对和破坏土地改革，在当时隶属甘肃省的西海固地区策动了“四·二叛乱”，波及16个区、66个乡，煽动裹挟回族和一些汉族群众5800多人，形势十分严峻。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度重视，平叛工作就是在习老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为了不伤及无辜，当时采取了政治争取、分化瓦解、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方针。习老特别指示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组织慰问团、工作组、医疗队和武工队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揭露反动分子的阴谋，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进行正常的生产；另一方面，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动员宗教界的老朋友积极协助政府一同开展工作。 　　伊斯兰教上层人士马震武，当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是重要的统战工作对象，习老与马震武有过来往，比较熟悉，视为朋友。在平息“四·二叛乱”中，由于马震武在回族群众中的影响、做好他的工作很重要。习老亲自找马震武谈话，要求池向政府和回族群众表明态度，并敦促策动叛乱的为首分子投降。马震武按照习老的要求，发表了文字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政策，呼吁被裹挟的回族群众迅速赶回家乡安心生产，并敦促首恶者立即投降。当时甘肃省平凉地委把这个声明印发各地进行宣传。在习老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在各方面的积极配合下，这次事件很快得到了平息。事后，习老对有功人员给予公正评价，并对马震武等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 　　习老还讲到一件也是发生在1952年春天的事。原宁夏省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对王含章枉判死刑一案，习老坚决予以纠正，此事竟然成为他本人受诬陷的一大罪状。案件的平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王含章是宁夏中宁县人，1935年留学日本，获法学博士学位，被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推荐任宁夏省特派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去台湾，1949年他联合国民党西北籍立、监委十余人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声明，敦促蒋介石接受和谈。1950年是我们党做了工作，王含章偕夫人回到北京，董必武同志亲自接待了他。当时，宁夏省委统战部请示中央统战部，说王含章人才难得，宁夏非常需要，要求批准回宁夏工作，王含章就是这样回到宁夏来的。1950年冬，宁夏省委派人接王含章回宁夏途经西安(习老在西北局)时，受到习老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款待。习老说，王含章是我们党的一位重要统战人士，我当时嘱咐宁夏要重视安排好他的工作。后来宁夏省委未经中央和西北局批准，擅自以反革命特务罪将王含章逮捕处决。西北局得知此事下令追究，并通报批评了宁夏省委违反政策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人受到了纪律处分。1979年7月，王含章一案在习老的关心下终于得到平反。事隔30多年了，习老和我谈话时还能清楚地记起当时西北局和宁夏省委对王含章一案电报往来的内容，习老对此事深感遗憾。他说：“王含章是我们党做工作从台湾召回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我们党的政策是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历史既往不咎，何况王含章是拥护我们党的主张的，曾敦促蒋介石接受和谈。他的爱国行为在动摇国民党内部方面起到了影响作用，应当说是一个有功的人。宁夏过去在王含章问题上铸成的大错，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使我们党对逃亡台湾国民党人士的统战工作受到一定损失。如果王含章活着，我们一定按民主人士对他作出妥善安排。” 　　谈话中，习老一再教育我们要深刻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要敢于拨乱反正。1958年，宁夏又翻出历史旧账，对“四·二叛乱”中一些受到宽大的有功人员作了重新处理，将马震武定为右派分子，撤销其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长等职务，并停止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职务。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习老非常气愤地说，过去违背历史、违背事实、违背政策、违背民意、违背信义，发生伤害统一战线中一些老朋友的错误做法，是和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格格不入的，尤其是把为宁夏做过有益工作的宗教上层人士打成右派，更是十分荒唐的。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牢汲取。 　　历史是一块试金石。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总是善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高瞻远瞩，奋不顾身，创造性地开展和实现党和人民的神圣事业，团结和带领群众，推动历史的发展。习老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走过来的一个英明的领导者。他在西北局主持工作时赢得上上下下的赞扬，深受各族干部群众的信赖和拥戴，他善于广交朋友，团结各族各界和各个方面，为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习老高超的政策水平、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求真的务实精神，在宁夏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遭到康生诬陷时，习老坚持党的统战工作的正确主张和为维护党的利益所做的那些深得民心的工作，比如正确对待马震武和王含章的问题等，都成了“罪状”向下传达。但事实证明，习老是完全正确的，那些谬误永远战胜不了真理，被颠倒的历史终究又颠倒过来，过去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和事都得到了平反。 　　这次接见，习老谈话涉及的内容广泛，还谈到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问到了宁夏一些上层统战人士和有关干部的情况。听了我汇报的这些方面的情况以后，他很高兴。 　　习老那次谈话十分关心王含章受牵连的亲属和子女，谈到的情景使我难以忘怀。王含章的夫人原来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妇科主任，以后也以反革命破坏罪判了十年刑，女儿一直为父亲鸣冤申诉，多次遭到拘捕和劳教。20世纪60年代初她到国务院上访，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老，反映了家庭处境不好和生活困难等情况。习老亲自致函宁夏党委负责同志在生活上予以关照，习老的夫人还给了她一些粮票、钱和衣物。习老谈了这些往事后，对我说：“你回去对现在王含章家里的情况了解一下，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要很好地帮助解决。”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习老仍意犹未尽，直到秘书进来提醒他晚上还有公务会见活动，谈话才结束。这些让我深切感到，他老人家对西北地区情况是那样熟悉，对西北发展十分关心，对西北干部群众感情深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无比关切。习老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政治胸怀，那种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高度原则性，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回到宁夏后，我按照习老的指示，了解到王含章的女儿王权华平反后被安排在宁夏农学院图书馆工作，我给有关方面讲了，对王含章的家属更要很好地给予关心和照顾。 　　习老第二次接见我是1988年冬天。那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前去看望了习老。当时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见面，老人家还是热情地称呼我“年轻人”。他那样慈祥和蔼，见了我就热情地交谈起来。 　　习老一直关心着宁夏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统战工作和民族干部的成长。谈话中，他详细询问了这些方面的情况，他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大家好好努力，宁夏会比西北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快。”习老还明确地说：“你们好好研究一下，民族地区的政策应该放得更宽一些，搞得更活一些，这样才能发展得更快一些。”习老知道我在中央党校学习，谈话自然转到学习上。习老说，我们党在历史上非常重视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优势和作用。党校就是我们培养干部的重要地方，作为少数民族干部，要充分利用在中央党校难得的学习机会，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努力学习，很好地提高自己，认真思考如何把民族地区的事业发展好。 　　那年我56岁，已经不年轻了，可习老还是称我为“年轻人”，听了习老的鼓励，我真的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下决心当好一名学生。当时全党正在讨论生产力标准问题，学习期间，我按照习老的要求，认真钻研，深入思考，密切联系工作实际，撰写了《生产力标准与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毕业论文，主要谈了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更宽松、更开放的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小组交流讨论中获得一致好评，后来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这也是对习老关心我成长进步的一个学习汇报。 　　习老第三次接见我是1993年夏天。那年我到广东考察学习，得知习老在深圳休养，特地转道到深圳看望他。这时习老刚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依旧精神矍铄，耳聪国明，思维敏捷，谈吐一如往昔般风趣乐观，仍然关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关心着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一见面，和过去一样，习老问道：“年轻人，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说，在宁夏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分管常务工作。他听了很高兴，关切地对我说：“这很好，政协工作很重要，政协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要广交朋友，把大家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齐心协力把宁夏建设好。你要利用当地民族干部的优势，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好，把政协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好。”习老依旧关切地询问宁夏的很多情况，特别是西海固回族聚居地区的情况。“现在那里的老百姓日子是不是比过去好了?民族团结怎么样?”习老语重心长地嘱咐：“民族地区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回汉各族人民要加强团结，宗教内部也要加强教育、搞好团结。”为了不打扰习老休息，这次谈话进行得很简短，但他那样长期关心宁夏的事业、关心宁夏的干部、关心宁夏的稳定和发展，使我又一次深受感动。 　　历史是一个大课堂，伟人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习老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对人民、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他经历充满考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锻炼，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代英才，他的那种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光耀千秋。每当回忆起习老接见我时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回忆起他爱护干部和关心群众的高尚品格，回忆起他牵挂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深厚情感，尤其是他那不避艰险、坚决维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各族各界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的政治远见，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激励着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生。 　　(作者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原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