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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齐桥桥

今年，是我最敬爱的父亲习仲勋诞辰百年。百年世事，百年沧桑，我对父亲的思念历久弥深，感恩愈浓。是父亲的关爱伴随我成长，是父亲的培育引导我进步，是父亲的呵护庇佑我走过人生的艰难困苦，更是父亲的言传身教规范我做人处世。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谆谆教导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革命战火锤炼出的身板和意志” 　　父亲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未满15岁在国民党监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发动两当兵变后，参与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块根据地以后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父亲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他常向我们讲起那些年代的往事，我们从小最爱听的就是他讲的惊险的战斗故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们长大后，父亲的革命经历，成为激励我们在艰难中不畏惧，在困苦里不沮丧，坚强前行的精神动力。 　　父亲对我们讲过，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岁月里，时时刻刻都处在高度警惕的状态中，不但是枪不离身，就连睡觉时绑腿也从不解开，而且是头朝墙，脚冲着门躺在炕上，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这还真救过父亲的命。有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在老乡家休息，突然敌人摸进村来，父亲听到响动时，睁眼一看，两个敌兵端着刺刀已经堵在窑门口。父亲猛地起身，从炕上直接扑向窑门。他大喝一声，敌兵被他如雷般地吼声一时吓懵了，不知所措。他乘机从刺刀下冲了出去，一头钻进梢林。等敌兵醒过神儿，胡乱打枪，父亲早已脱险了。父亲说，他如果像老乡那样头朝外躺着，动作就没那么快，稍有迟缓，那次就危险了。 　　有一个大雪天，他在野外同敌人突然遭遇。父亲边打边撤，敌人穷追不舍。他穿的鞋早就不结实了，没跑多远就掉了，光着脚在雪地里奔跑几十里地，终于甩掉敌人。到了一户老乡家里，他双脚又红又肿，早已没有了知觉，急着上热炕暖脚。老乡急忙拦挡，说你不想要命了，冻伤一见热，肉就烂得掉下来。于是老乡忙用雪给他搓脚，直到脚有了知觉，又揣在怀里慢慢焐暖。父亲躲过了一难，又保住了双脚，他一直对这位好心的老乡念念不忘。 　　还有一次，父亲带部队外出打游击，被敌军包围。他和几个战士掩护部队撤退，身负重伤被俘，敌人押着他们和抓来的群众回驻地。敌军中一个军官走到他身边，悄悄说，我看你是个大官，大官，大官！连说几遍。父亲镇定地回答，我不是。想不到那军官掏出一块银元，压低嗓音，干脆地说，兄弟你跑！父亲将信将疑，但又想，反动军队极其残忍，抓回去必死无疑，不如冒险逃生。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钱就朝山崖边奔去，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滚落到沟底，昏死过去。敌人追到崖边，乱打了一阵枪，以为是摔死了，就撤了。父亲遍体鳞伤，被群众发现后背到家。父亲给我们讲，以后他才了解到，放他的那个军官名叫周致祥，曾给红军写过信，要求投诚过来，咱们这边因为一时摸不清底细，便没有答复他。周致祥这一次冒险救了我父亲，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投奔革命队伍是真心实意的。父亲这次的伤势很重，是腹部中枪，伤口外翻有一拃长。他苏醒后，干渴难忍，虽然知道大出血后喝水会有生命危险，但遇见一个雨水坑，还是捧起泥糊糊水就喝，反倒没事。老乡白天把他藏在山洞，夜里接他回家疗伤。父亲伤口剧烈疼痛，老乡就用自家后院种的大烟，让他抽上几口止痛。大烟把疼痛缓解了，但伤口却变得煞白煞白，难以愈合。他为了早日归队，咬紧牙关，不再用大烟止痛，不久伤口就长出石榴粒般的红肉芽来。 　　还有一次是在南梁苏区，他和司务长外出筹集粮草。他骑着一匹白马，司务长骑着骡子，半途遭遇了宁夏军阀的骑兵。敌人的马疯了似的，跑得飞快。父亲说，敌人给马鼻子里塞上根大葱，大葱的强烈气味，刺激得马见人就扑，异常凶悍。这样做迫使马张大嘴呼吸，跑得又快，又保护马肺不受损伤。当时，父亲意识到形势危急，顺手折断道边的一根酸枣刺，向马身上猛抽。父亲在前边飞奔，敌军在后面狂追，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梁，终于进入根据地，敌骑兵这才不敢追了。父亲一回到营地，刘志丹闻声迎了出来，看到血水染红了的白马，抚摸着马头感叹道：“这真是救主的白龙马啊！”华池县民间有许多关于白龙马的古老传说，不少地方都以白马命名，我父亲的这个故事正好和历史传说巧合了，被群众传得神乎其神。父亲说，那次遇险过后，他一连几个夜晚，都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耳畔总是震响着“嘚嘚嘚”的马蹄声…… 　　父亲有过两次遇见豹子的经历，最终死里逃生。一次是他得了伤寒，部队出发了，他一个人留在营地，躺在外面的石板上晒太阳取暖。突然过来一只豹子，他没敢挪动，紧张地观察着豹子的动静。还好，豹子见他一动不动，就摇着尾巴离开了。第二次最危险，父亲躲避敌人的追击，刚钻进梢林，就与一只豹子迎面相遇。要是开枪，必将引来敌人，双方相距十来步僵持住了。他不眨眼地盯住豹子的眼睛，心想只要身子稍微一动，甚至眼神的一个慌乱，都会引起豹子的攻击。时间仿佛在死亡的空气中凝固了，一分一秒都是那么得漫长。父亲说，当时他的头发根都立起来了，浑身的冷汗已经湿透了衣衫。狭路相逢，较量的就是勇气和意志，镇定的父亲最终逼走了豹子。故事讲到这里，我们都为父亲的勇敢叫好，他风趣地说：“我遇上的这两只豹子，大概都是吃饱了的，或许是我眼睛瞪得比它们还大。” 　　父亲不仅经历了战火的生死考验，也经受了各种艰难险阻和荣辱起落的砥砺磨炼。他平生曾经三次入狱，笫一次是国民党的监牢，第二次是陕北错误肃反，第三次则是因《刘志丹》小说蒙冤。不论是敌人的囚禁，还是“左”的错误形式下莫须有罪名的关押，不仅未能磨灭他的革命意志，反倒愈挫愈坚。“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监禁近八年，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狭小的禁闭室里坚持锻炼身体，每天两次转着圈走，正走一万步，再倒走一万步，不屈不挠地坚持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父亲过去一天要吸一两包烟。监护期间他把烟控制在每天只吸一根半，每顿饭后半根儿，以减少对身体的损害。1975年父亲解除监护后，第二次去洛阳，虽已年过花甲，身板依然硬朗，保持着旺盛精力和革命乐观主义，风雨无阻地坚持每天早上散步。我们去探望他时，有一天风很大，他同往常一样去散步，我们就陪他出去。可他放着平路不走，竟像年轻人一样跳上路边的水泥管子，非要在上边走，还说就是要逆风而上，不能顺风而下。结果不小心摔了下来，还没等我们上前搀扶，他已经利索地站起来，又跳上管子。我们问他伤着没有，他毫不在乎地说，这算什么呀！1978年2月，中央指派河南省委的王辉同志接我父亲回京，他见到我父亲精神矍铄，闭口不谈个人的遭遇和坎坷，只说对共产党有充分信心，随时准备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无论身体和精神都根本不像一个长期蒙难的人。王辉惊讶“出乎想象”，说：“我被习老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深深打动了。”父亲到广东后，正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他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从不知疲倦。我钦佩地问他，你比别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还多受了六年的罪，为什么精力还这么旺盛？父亲说：“我这是革命战火锤炼出的身板和意志！” 　　“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 　　1952年父亲进京后，工作异常繁忙，往往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办公。从我记事起，他常把我背到书房，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两脚悬空够不着地，安静地坐着看他伏案工作或与人谈话，从不打扰他。日子久了，我曾好奇地问：“爸爸，革命是干什么呀，是不是老找人说话呀？”父亲尽量用我听得懂的话说：“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谈话也是工作嘛。”当时我似懂非懂，想不到这句话竟影响了我的一生。自上小学当班干部起，我就学着父亲主动找同学谈话，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这让班主任很惊奇，家访时对父母表扬了我。父亲意识到我是在模仿他，摸着我的头哈哈大笑。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担任年级团支部书记。当时要求入团的同学很多，几乎每天晚自习我都要和他们谈心，后来班主任想知道哪个学生的情况，也会向我来了解。因为谈话，我的作业只能在晚自习以后再做，常常熬夜到很晚才睡觉，结果累病了住进医院，父亲怜爱地说：“难道你比我的工作还忙吗？” 　　长大后，通过学习党史和父亲的革命实践活动，我才进一步懂得了“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的深刻道理。我父亲和刘志丹等陕甘边的同志，哪怕个人承受错误肃反的巨大冤屈，也要全力维护革命队伍团结的大局，把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他们坚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常对同志们讲：“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1935年胜利到达陕甘后，党中央十分赞赏陕甘边同志的这一做法，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不仅和刘志丹联名发布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还发布了致东北军及哥老会的公开信，宣传我党统一战线等各项政策。 　　父亲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广泛团结党内外同志，推进民主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同样与党外众多民主人士肝胆相照，团结他们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作贡献。被毛泽东称为“文伯兄”的张治中，与我父亲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三年，友情深厚。我父亲让他对分管的政法工作负全责、掌实权，使他亲身感受到我党对民主人士的真诚与尊重，心情十分舒畅。进京后，两人仍交往不断，张治中遇到什么问题都愿跟我父亲谈，事先不用打招呼，径直就找到我家里来。张治中是一位敢犯颜直谏的人，我父亲在20世纪90年代曾动情地对邓宝珊的后代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真正能为我说话的就属你们的父亲和张治中了！” 　　我父亲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51年。班禅那时还是个13岁的英俊少年。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班禅等藏族上层人士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协商。父亲根据中央指示，在西安举行了欢迎班禅的隆重仪式，还向他介绍了新中国成立的情况，宣讲党的民族政策，教给他在各种场合以及见毛主席时需要注意的礼节，关怀无微不至。班禅非常感动，视我父亲为师长和忘年交。我至今还记得父亲与班禅的父母坐在一起拉家常，班禅在一旁给大家削水果皮的温馨情景。父亲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后，被中央指定为与班禅的联系人，两人在工作上的接触就更多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因班禅报送《七万言书》，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我父亲找班禅谈话。父亲肯定了班禅提出的一些意见，也诚恳指出存在的偏差，说得班禅心服口服。班禅诚恳地表示：“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我们又是朋友，你看着我从小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为我好，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在父亲政治上蒙难后，班禅的《七万言书》也成了批斗父亲的一条罪状。“文化大革命”后，班禅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专程到广州看望，一见面就激动地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交谈中，班禅说道：“真对不起，是我连累了您啊！”我父亲劝慰他：“都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提高。现在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很多，要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父亲团结民主人士的事迹在党内外有口皆碑，被称为“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 　　父亲对干部在政治上爱护、工作上信任、生活上关心，遇事敢于承担责任，从不揽功诿过，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同志都深有感触。在“反右倾”斗争中，他不顾自己被扣上帽子的危险，站出来为国务院的信访干部讲公道话，保护了在那里工作的干部们。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及“文化大革命”的审查中，父亲抱着少牵扯别人的态度，能揽的责任就自己揽过来，从不考虑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对此，我曾问父亲这是为什么，父亲说：“因为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所以我能承担的就尽量担起来。”这句朴实的话语，表达了父亲做人的崇高境界。曾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过的秦川叔叔曾对我说，父亲有一次同他在中南海散步时亲口对他讲：“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整过人，从来没有犯过‘左’的路线错误。” 　　父亲对做过错事伤害了自己的人，宽宏大度，耐心教育，从不记私仇，从而赢得同志们的广泛敬重。毛泽东曾对知名民主人士、甘肃省原省长邓宝珊赞扬我父亲：“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周总理对我父亲更是十分信任。父亲对我们说：“我给周总理当了十年秘书长，周总理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对我一直都是十分信任的。”即便在父亲蒙冤后，周总理和陈老总仍然当面表示：“我们还是好朋友！”父亲在国务院不仅要给周总理当好助手，安排妥当政务方面的工作，还要管好全机关人员的生活事务。每次机关开会，父亲总是到得最早的领导，向筹备会的同志及服务人员问个好，道声辛苦；同事有病住院，他再忙也要抽空去慰问；他有时步行上班，见了敬礼的警卫战士，一定会还一个正规的军礼，就是坐在车里也不例外。父亲殚精竭虑，以身作则，被国务院干部亲切地称为“大管家”。 　　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父亲总是报以宽容。父亲曾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后他刚复出时，一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遇见一位熟人，那人因在运动中针对他说过一些违背事实的话，想躲避，他主动上前握手问候，使那人十分尴尬。我就说：“她当年那样对待您，干嘛还理她？”父亲说：“她一个妇道人家，有家有孩子，当初那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可以理解。”对于一些曾在政治压力下做过违心之事的人，父亲不仅不计较，还主动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听说其中一位住房有困难，就请有关部门给解决了房子；有一位因病住院，他主动去看望，感动得那人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我父亲安慰道：“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某大学一青年教师的殴打，父亲怕我们为他难过，更是为了不让我们记恨别人，从没讲过他挨打的事，直到学校的外调人员前来取证，我们才知道。当时，他平静地对外调人员说：“算了吧。”外调人员出于好心要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父亲断然拒绝：“我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人！”这是多么宽厚仁慈的包容心啊！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曾走错路的人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走好今后的道路。父亲不想记住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但把每一个在革命工作中作出过贡献的人，每一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都铭记在心上。就是因为父亲心太善，还曾给我们带来过“麻烦”。家里有个炊事员，体检时查出患有肺结核，保健办多次提出调换，但他却不想走，只要组织找他谈话，他就晕倒。父亲出于同情留下他，还出钱给他治病，直到年老去世。我初中时患病住院，应该与此有一定关联，但我至今不怨父亲，因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只知关照别人，从不会考虑自己的人。 　　父亲很会团结人，还表现在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943年父亲的组织鉴定中就有过这样生动的表述：“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有许多很感人的生动事例，反映了父亲这种人格魅力。“文化大革命”中，某大学看守我父亲的红卫兵是造反派严格挑选的，但是经我父亲耐心教育，转变了过来，非但不再敌对，甚至对我父亲产生了好感，使父亲减轻了许多关押之苦，还帮助起草了一些信件和材料。1975年父亲解除监禁护，第二次被送到洛阳，在耐火材料厂。我去看望他时，见到造反派出身的厂革委会头头傲慢地披着件军大衣，说起话来很严厉。这让我对父亲所处的境遇感到担忧。我私下对父亲说：“爸爸您看，他咋那样?”父亲轻松地说：“你不要急嘛，等些日子再看。”果然，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头头态度有很大转变，主动登门来看望我父亲，临走还进厨房悄悄放下一瓶香油。父亲是怎样改变那人的我不得而知，但对父亲团结人的能力我深信不疑。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我和周围的人也都能坦诚相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年月里，还有那么多同志关心帮助我，就连那个把我收进“学习班”的学校军代表也被我说服，转变了对我的看法。特别是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最艰难的时期，父亲是我心中的支柱，始终在激励着我。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者的后代而不是什么“黑帮子女”，我曾抱着“干死了算了”的决心，在战天斗地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死考验，没打退堂鼓。在大多数人返城后，我又去通辽农村插队。“文化大革命”后，我在广州军区，以后又在武警总部司令部亦公室工作。那时尽管年轻，但领导和战友们都能够支持我的工作，这一切都得益于父亲的教育。父亲对我们姐妹兄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们健康成长。 　　“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不是小事” 　　父亲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看得最为重要。他经常说的那句古语“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不仅发自他的内心深处，也体现了他对和平年代中党的建设、干部作风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现状充满着深厚的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 　　父亲在陕甘边区担任苏维埃主席时，有位大娘为家事到政府告状，一见我父亲就跪下了，哭诉道：“我娃不孝……”我父亲急忙搀起来安慰她：“我就是你儿子，有啥给我讲。”父亲平生都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忠实的儿子，常对我们谈起战争年代在群众家里疗伤和养病的感人情景，他切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拥护和对我党干部的保护。父亲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全心全意维护人民利益贯穿了他革命的一生。 　　按照父亲生前遗愿，受母亲嘱托，我曾两次到过刘志丹、谢予长和我父亲等创建根据地的南梁山区。老区的干部群众至今还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解放战争开始，毛泽东发布命令：陕甘晋绥“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老总和我父亲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和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转战陕北，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于1947年5月挥师出击陇东，打击作恶多端的青、宁反动军阀。我军隐蔽集结华池一带，为了保密，事先没有向地方下达支前任务，直到战斗打响的前几天，才通知各县送军粮及担架队的集合地点。当任务一级一级传达到各村，时间紧急得已经来不及挨门逐户地通知，村长只是站在峁墚上喊了一遍，各家便连夜推磨备军粮。第二天一大早，米面和干粮一袋袋摆放在大路边。人民群众无私地支援着前线的战斗，许多口袋上用木炭写着“杀死胡宗南”、“杀死马匪帮”，可就是没有一户人家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向解放军要收条。担架队仓促地卸下自家的门板，带上军粮就出发了。彭老总和我父亲在前线见到这种情景，非常感动，但是不赞同他们卸门板的做法。我父亲对地方干部说：“家里没门板了，叫婆娘娃娃咋过？眼下天还冷，再说山区可是有狼的呀！”他让各县设法把门板送回去，以后严禁再卸老百姓的门板。彭老总还掂起一块门板试了试，说：“这么重，抬上伤员不好跑，在火线上也不安全。”于是，他俩就亲手教支前群众用绳索绑软担架。首长的关心感动了群众，群众支前鼓舞了士气，军民同仇敌忾，一举歼敌两个团，生擒少将副旅长和两个上校团长。彭老总回忆，那时在战斗的间歇时间，我父亲总是要认真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只要一驻扎下来，他就找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座谈，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了解他们的意愿，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不管我军走到哪里，都有群众踊跃支前。彭老总感慨地对我父亲说：“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边区人民是我们的铁桶江山！” 　　到了和平年代，父亲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刚到国务院时，国家正面临过渡时期的困难，中央对粮、棉、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一些基层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一度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父亲决定把这些情况如实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但一些同志顾虑反映阴暗面是否合适，怕担责任。我父亲就教育他们说，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不是小事，中央最需要知道实情，我们要敢于讲真话。报告照实递了上去，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要求各地认真解决好有关问题。父亲在国务院时，再繁忙也要亲自办理群众一些来信来访。三年困难时期，信访室收到群众反映生活困难的信件，其中一封还装着一块充饥的食物。父亲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大家仔细端量那块黑黢黢的代食品，不知何物。父亲就干脆掰下一点儿放到嘴里，费力地咀嚼着，说：“这哪里是人吃的！”群众的困境使父亲非常难过，他把情况汇报给周总理。后来派出工作组查实后，立即组织调运了粮食。 　　父亲在1978年复出工作时，我有幸经中央领导批准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去广东，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许多往事记忆犹新。记得当时省委办公厅给父亲临时安排的秘书对一些言辞激烈的信件拿不准是否呈送，便来和我商量。我告诉他，父亲早就讲过“要保护上访人的民主权利，我们有责任对持不同意见的人给予充分地尊重，甚至包括骂我们的。”于是，这位秘书打消了顾虑，把提意见的信摆到我父亲的案头。父亲一一作了批示，其中一位检察干部意见很尖锐的信，父亲不仅作了回复，还批转全省。这种虚怀若谷的坦诚作风，在全省干部中产生极大反响，促进了民主、和谐的政治空气的形成。 　　父亲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仍然坚持直接倾听群众意见。父亲教育我们和工作人员要耐心接待来访的人，“要尊重他们，千万烦不得啊！‘文化大革命’中想让人来都没人来”。父亲关心群众，平易近人，但也发生过令人深思的事。一天早晨父亲乘车去上班，刚出门就遇一位群众拦车上访。父亲让司机停下来，打开车门探出身子，微笑地向那人招手说：“来，上车，跟我去办公室谈。”那人先是怔住了，不知所措，突然转身就跑，而且越叫跑得越快，显然是对我父亲的亲切态度产生了误解。父亲是抱着极大的同情对我们讲这件事的，他没有笑话那个群众，而是感慨干群关系的今昔变化，强调说，特别在今天，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啊！ 　　父亲反感对上级领导搞迎送仪式、警车开道、大摆宴席、提前安排好参观点等形式主义，反对一切群众反感的恶劣作风。有的地方领导还为此挨过他的批评。1958年，父亲去西北检查工作，在西安郊区进餐时，基层干部把两个桌子并起来，一下子端上来几十盘菜，还说“共产主义不是很遥远的事了……”父亲反驳说：“哪能这样快呀？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嘛！”让他们立即把多余的菜撤了下去，坚持吃工作餐。在广东33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南粤山山水水，除经常性的下乡外，大型的基层调研活动就安排过四次，都是轻车简从，和随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每到一处，当地领导就上车边走边汇报，既不张扬又能高效工作。 　　20世纪80年代，父亲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一次去江西检查工作。父亲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就一直向往学习井冈山的中央苏区建设，半个世纪后他第一次上了井冈山，我也有幸陪同他作了这次红色圣地之行。一路走来，我不仅学习了井冈山革命精神，也受到了父亲群众观点的教育。我们下乡时，当地安排了警车开道，一路上摇旗鸣笛，父亲很是看不惯，他生气地说：这条路不是为我一个人开的，凭什么把别人挤到边上！万一有车翻到沟里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啊！到农村，我们看了几家贫困户，有个五口之家只有一张铺着稻草的单人床；有一家母子俩相依为命，儿子40多岁了没钱娶妻，家中床上堆着一团破棉絮，锅台上挂着几条干巴巴的猪皮，做菜时用来擦擦锅便算是用油了……这一幕幕贫困的情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实在无法继续看下去，跑回车里独自落泪。父亲跟干部和老乡攀谈了许久，提出山区脱贫要走因地制宜开发资源的路子。他举例说：“这里满山的竹林，可你们自己却用木筷子，为什么不用竹子做筷子呢？竹子还可以制作许多生活用品，形成一个产业，竹产业大有前途！”视察过程中，父亲走进了一个家境较好的农户，父亲一只脚刚迈过门槛，看见桌上已摆好茶具和花生，扭头就走，说：“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父亲又何尝不想看望生活好的群众呢，只是心忧那些贫困群众的沉重心情一时挥之不去。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革命英勇牺牲、无私奉献，但他们至今还生活在贫困线上。父亲深深地陷于自责之中，对省委负责人说：“江西是主席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又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不抓紧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我们对不起老区百姓啊！” 　　父亲总是深情地回忆革命战争年代里，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助党员和干部的情景，赞扬老区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贡献，从而不时地提醒自己，也在教育着我们姐妹兄弟，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失掉人民群众的本色。父亲喜欢到群众中间去，体察民意，了解社情。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晚上去街上散步。总愿意到广场看看，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去。他当即十分认真地说：“哪有共产党的干部怕群众的道理？你们要知道，只有在群众中才是最安全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50年代，国务院机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开办了农场。父亲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就一定和大家一起乘卡车去参加劳动。父亲出身农民家庭，样样农活都会干。修建十三陵水库时，我父亲和周总理都去参加了劳动，总理背着绳子在前边拉车，他在后边把住辕推车。当时记者拍摄了这张照片，父亲特别珍爱，说是象征了他作为总理助手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理，我至今也没找到那张照片的底片。父亲在家中的院落里还开了一处菜园子，下班后一有空闲，就换上打补丁的旧衣衫到园子里劳动。在他精心培植下，西红柿、豆角、丝瓜、辣椒、茄子等都果实累累。一次，父亲还让我装了一篮菜给姥姥和姨妈送过去。我提着菜篮上了无轨电车，这一篮水灵灵的蔬菜特别是那些宽大肥嫩的豆角吸引了一车人羡慕的目光。我心里美滋滋的，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国务院副总理亲手种的呢！ 　　父亲遭到康生等人的诬陷后，被隔离在中央党校一个叫西公所的院子里。读书学习之余，他也在后院开出一块两分大的地，施了肥，种上玉米、蔬菜、花生、蓖麻和向日葵等，收获的蓖麻全部交公，剩下的其他作物自食自用。每逢周末，我们都到父亲那里，他就带着我们一起下地劳动。一次风雨过后，父亲和我们到地里把倒伏的茎秆一棵棵扶起来，再培上土。他身上沾满了露水和破碎的叶子，衣服全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头上豆大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淌。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宠辱不惊、万难不屈的精神风貌。记得是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天真的妹妹弟弟问道：“爸爸，您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呀？我们想去天安门。”父亲微笑着说：“今天咱们过一个真正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在父亲的指导下除草、松土、施肥，衣服和鞋上沾着泥土，我们互相打量着汗水和着泥画出的小花脸，开心极了。劳动间隙，父亲在园子里挖个小土坑，点着干树枝烧烤红薯和花生。自食其力的体验，让我们吃起来格外的香。 　　父亲在党校封闭学习了近三年，渴望着继续为人民做事。他对当不当官看得很平淡，曾对我讲，战争年代多少人流血牺牲，当初想都不敢想能活到今天，只要是为人民服务，无所谓什么职位高低。我父亲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了要投身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的愿望，明确提出要回乡当一个普通农民。毛主席让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转达意见：“农村太苦，到工厂去。”1965年12月，父亲以副厂长身份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他对这种巨大的落差处之坦然，反而有了一种如鱼得水般的轻松愉悦感。厂党委让父亲分管安全技术，父亲向厂方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坚持要下到车间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厂党委只好以“联系点”的名义，安排他在第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劳动。父亲每天坚持半天工作，半天劳动。他对电工班的小组长诚恳地说：“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识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父亲每天上午早来晚走，虚心请教，不久就跟工人师傅学会了电工、钳工技术，后来还能组装产品了。1966年初，我和小弟去洛阳和父亲一起过春节。刚到的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就被父亲叫醒，顶着满天的星斗跟他去车间劳动。我亲眼看到他认真娴熟地操作，和工人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完全像个地道的工人师傅。我们难得的这一次探亲，就是这样和父亲一起在劳动中度过的。 　　“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变” 　　父亲常向我们讲起苦难的家史，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永远保持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父亲小时候上学时，穷得连铅笔都买不起，以后到县城和三原住校，从家里带的干粮和盐末，一吃就是十几天，馍干得咬不动了就用盐水泡着吃。我爷爷和奶奶因患肺结核，没钱医治，30多岁就相继去世。奶奶是后走的，家中已备不起棺木，只能裹条棉被下葬。15岁的父亲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推着独轮车往返几百里贩运锅巴盐。饥肠辘辘的他，常在泥泞中滑倒……我初中毕业时的作文试题是《为革命而学》，我就记述了这段苦难的历史，并进行了新旧社会对比——我初三时得的也是肺病，治疗三个月就痊愈了，只补了几天的课便按时参加了升高中考试。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是吃人的魔窟，新社会是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健康茁壮地成长。这篇联系实际的作文得到老师的表扬。今天回忆父亲，重温他关于艰苦朴素的教导，仍然觉得具有现实意义。 　　父亲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斗争十分残酷，生活极为艰难，常常因饥饿晕倒。但每当发放布料、衣物等生活用品时，父亲却总是让给其他同志，自己的衣服和被褥补丁摞着补丁。解放后生活条件好了，父亲的衣着依旧比较简朴，特别是内衣补了又补。我妈妈要给他换新的，他风趣地说：“衣服穿到这份儿上，那才叫舒服呢！”父亲为了说服我弟弟们继续穿旧鞋，曾开玩笑地说过把我和妹妹的鞋用墨汁染染让他们穿，其实他心里清楚那是没法儿染的。我们姐妹兄弟常常是小的捡大的旧衣服穿，谁也不会在意。记得我上初中时就穿着母亲炼钢时的一件大襟罩衫，上面有不少钢花烫的洞眼，肩和背上还打着补丁，我不怕别人笑话老气，大大方方地穿着它去上学。久而久之我穿新衣服倒觉得浑身不自在。有一次，妈妈做了新衣服，我不愿穿，父亲反而劝我：“女孩子还是要穿得好一点，你穿旧了，妹妹、弟弟还可以穿嘛。”我们参加国务院机关可以带家属的活动时，有人就说：“看哪个孩子穿得最朴素，肯定就是习副总理家的。”“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我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穿的就是父亲打着补丁的制服式棉袄，心里感觉挺美，觉得自己蛮像个奔赴战场的革命者。尽管我们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各一方，十分艰难，但我们在父亲的影响下都能够乐观向上，克服和战胜困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再没见过父亲，直到1972年底，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我们才终于见到了父亲。分别七年多，子女都长大了，父亲已分不清我和妹妹谁是桥桥谁是安安。两个男孩子也都长成小伙子，完全认不出了。父亲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我为了安慰父亲，对他说：“爸爸，你们的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补上了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的这一课，我们锻炼了意志，磨炼了毅力。爸爸，您放心吧！” 　　父亲为了教育我们养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好习惯，教我们从小就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吃饭时，他把我们掉在桌上的饭粒、馍渣都捡起来吃掉，最后还用一块馍把菜碟里的汤汁蘸净。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汤碗碰翻，父亲没说什么，俯身将洒在桌上的菜汤吸吮干净，有意识地做给我们看。这种无声的教育，让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至今对粮食格外珍惜。父亲从我们记事起就经常讲，我国的水资源和能源很紧缺，要求我们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做起。对于浪费行为，他批评起来是十分严厉的，即使自己受着审查也没有放松过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有个晚上，我从学校回家已经9点多，实在饿极了，就用电炉子热了剩饭来吃，住在党校的父亲知道后两次写信批评我，指出“浪费就是犯罪，不允许你这样耗电，浪费国家资源”。我这才知道电炉子属高耗电，从此再不敢使用它。父亲的言传身教不仅影响了我们，而且潜移默化地扎根在第三代心中，使他们从小养成节俭的习惯。我女儿三四岁时，一次路过餐厅，听见有水的滴答声，她挣脱我的手，跑到洗手池边拧紧了水龙头。临离开时，还踮起脚尖去拉灯绳关灯，并对我说：“爷爷讲的，要人走灯灭！”这让我既惊讶又高兴。女儿长大后在国外留学，我去看望，她得意地让我看屋内的陈设——电视机的泡沫塑料架用来放鞋，砖块和木板搭成书架，纸箱当床头柜、茶几，再铺上花塑料布，既俭朴又不失文雅。没想到父亲的影响竟这么深远啊！ 　　父亲当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以后，曾协助周总理负责北京市的十大建筑。当时有人主张盖国务院办公大楼，父亲考虑国家还不是很富裕，另外拆除府右街要影响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表示反对：“段祺瑞都能在这里办公，我们为什么不行！”有人在国务院办公会上提出火车上吃饭也要收粮票，父亲又反对说：“现在群众生活很艰苦，我们的票已经够多了，如果坐火车吃饭收粮票，会闹得更紧张。我们不能收！”父亲对国家和群众的事总是考虑得很细致，但对家中的事却关心得很少。我们的住房已经很旧了，有一次地震，屋顶的土渣都掉到我们脸上了，他还不同意维修。窗帘破了，家具旧了，后勤的同志要更换，他也拒绝了。父亲晚年在深圳休养时，得到当地组织很好的照顾，但他节俭的作风一直没有变。有关部门派人来维修住房，他以为是要装修，挡住不让搞，直到领导亲自来说明是计划内的定期维护，他才勉强同意动工。为了节约用电，住处的大厅和走廊晚上轻易不开灯。我们对屋里的环境熟悉，倒无所谓，可是有一天晚上秦川叔叔来，因为没有开灯，竟摔倒在楼梯上，好在他毫发无损，有惊无险。父亲每天散步时，走一路捡一路的烟头，扔进垃圾箱，还说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身边的事做起，环境就会慢慢好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父亲的这些做法，特别是节俭到这种程度不大理解，说“现在条件好了，时代不同了……”父亲高声打断道：“什么时代不同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变！” 　　父亲崇尚节俭，对亲属的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是对于老区的劳模、农村的亲戚、帮过他的工人、理发员，甚至陪他散步的农民等，凡来寻求帮助的，我父母不仅慷慨解囊，还管吃管住、买车票。据跟随我父亲多年的张志功秘书讲，用在这方面的开支占去父母工资的相当一部分。父亲曾经把战争年代救助过自己的群众接到家中加以关照；母亲在延安时期的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事，因孤身无助，也被叫到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让她感受到了亲情和友情；父亲把牺牲了的战友许权中的儿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哺育成人；还有一位父亲认识的党外人士在镇反时被地方错杀了，父亲不仅严肃处理了责任人，还对他的女儿给予资助，培养上了大学，后来她被错划成右派，父亲仍然不嫌弃，常叫到家中，从思想上进行开导和帮助。父亲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安慰一个内心受到创伤的孩子，更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挽回因他人的过错给党的形象造成的损失。父亲对我讲：“死刑要谨慎，不能随随便便就人头落地，审查清楚了该杀再杀也不迟。如果落实下来是冤枉的，人头落地了，还能安得回来吗？” 　　“你们不能脱离群众搞特殊”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要求一向十分严格，从小培养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从上幼儿园到中学，父亲一直坚持让我们住校。考中学时，我先报的是101中学，结果成绩只差零点五分。父亲的秘书说打个招呼也能上。父亲征求我个人意见，我知道他是在试探我，就表示不要照顾，靠自己本事去考，得到父亲的赞许。后来我被河北北京中学录取，这所学校成立于1902年，不仅教学质量高，外语课开设的是英语，而且具有革命传统，是北京唯一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学。我还特别满意的是，学校离家只有七八分钟的步行路程。当时我心中窃喜，以为这回总算可以走读了。想不到入学前父亲让秘书和哥哥找我谈了一次话，气氛十分严肃，提出三个问题：跟着母亲改姓齐；把家庭成分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第三还是那个老问题——住校！这三条当时对我来说郡是比较难接受的，但以后感觉到按照父亲的意见去做，过集体生活使我受益匪浅。河北北京中学专为郊区学生设了农村班，这使我和农村孩子有了接触和沟通。学校为照顾农村孩子的经济条件，伙食实行每月七元八角的低标准，每天两顿粗粮一顿细粮。我和大家一样一起排队打那份漂着腻虫的水煮白菜和玉米面发糕，一样睡板缝中钻着圆溜溜臭虫的硬板床，每天晚上都是在灭臭虫药粉的浓烈气味中进入梦乡。 　　父亲从不允许我们利用他的地位享用特权。我们上八一学校时远在海淀，周末不用父亲派车接，我领着弟妹乘公交车回家。弟妹要想吃零食，我就和他们达成协议，多走几站路再上车，省出这笔零花钱。父亲在洛阳时，我和小弟到工厂小卖部买苹果。售货员出于对我父亲的敬重，从柜台后边拿出大个儿的好苹果给我们。父亲执意让我们立即退了回去，还批评说：“你们不能脱离群众搞特殊！”在广州，有一次来了一批知名画家为珠岛宾馆作画。父亲历来对文化人很尊重，热情地招待了他们，春节前还让我们代他去宾馆看望，但特别叮嘱只准慰问，不许要画，说画一幅画是他们的心血，不要给人家增加负担。父亲从没有利用职权为我们开过方便之门，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事情也受到限制。我在广东时期，经朋友帮助，办好了出国留学的全部手续。当我高兴地告诉父亲时，他沉思片刻，说：“现在对出国留学，社会上有些议论，我刚复出，你就出去，你认为合适吗？……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我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意见。 　　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感受的不仅是父亲严格要求的一面，还有他那深情的父爱。我们姐妹兄弟都有同父母亲密相处的幸福童年回忆。父亲在家只要有空，总会陪我们玩一会儿。我和妹妹跳橡皮筋，一头拴在树上，另一头就由父亲或母亲牵着。父亲总是笑眯眯地望着我们，听我们边唱边跳，我们不跳完他决不会撒手，让我至今想起来心中还是暖融融、甜蜜蜜的。弟弟们和父亲玩“骑马”的游戏，父亲驮着他们从办公桌底下的空当钻过去，他们伏在父亲背上乐不可支。有时父亲还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向他“进攻”，他就把我们掀翻在地毯上，大的放在下面，小的放上面，以年龄顺序将我们摞在一起，次次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每逢洗澡，开头总是一场“追击战”，我们躲避不想洗，他就拿着撑门帘的竹竿子满院追。院里撒满笑声和惊叫声，热闹极了。直到把我们一个个“摁”进洗澡盆，他才“善罢甘休”。父亲一直保持着陕西人的习惯，每天必吃一顿面条。吃面的时候，父亲经常露一手，他不让家里厨师拌面，自己亲自拌。拌面是他的绝活，各种调料经他一拌，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我们几个孩子端着碗，排队站在父亲跟前，等着他亲手拌面。他耐心地将面一碗碗调拌好，看着我们吃得很美的样子，得意极了。严肃的父亲其实还常有怜悯之心。妹妹送给父母一对虎皮鹦鹉，有一天，不小心让猫扑掉了。父亲下班回来听说笼碎鸟亡，难过得吃不下饭。还记得在我女儿小时候，有一次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父亲看到家中的老猫因喂养小猫变得很瘦弱，就给老猫扔了一块食儿，结果老猫不吃，却让给了小猫。他感慨道：“看，老猫是怎样对待它的小猫啊？！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人了。”过后不久的一天，忘了是为什么事他批评我女儿，想不到四岁的她仰着脸对爷爷说：“难道老猫就是这样对待它的小猫吗？”她那幼稚而又认真的表情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父亲在连天炮火中是铮铮铁汉，在教育子女上是严父，却又有着慈母般地绵绵柔情，深爱着我们每一个孩子。 　　敬爱的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但他权重而不谋私利，位高而不忘根本，逆境而不气馁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像父亲一样，一辈子都堂堂正正为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处世，让父亲能够含笑九泉。父亲一生忠诚于共产党，热爱国家和民族，甘愿做人民群众忠实公仆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系习仲勋同志之女)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