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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与彭大将军共创奇迹

何载

1945年10月，西北局书记高岗调往东北，需要另选书记时，毛泽东说：“要选一位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时年32岁的习仲勋上任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转战陕北，抗击十倍之敌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的大好河山，日本投降后，又获得美国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飞扬跋扈，妄图消灭革命根据地及人民军队。1947年3月2日，蒋介石纠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延安，妄图“三个月解决‘共匪’问题”。 　　3月1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 　　“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彭德怀和习仲勋临危受命，深感责任重大。敌人25万大军大兵压境，而西北野战兵团仅有2.6万人马，另三个地方旅和一个骑兵师1.6万余人，敌我兵力悬殊，要负责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三大任务。他们勇挑重担，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先利用陕北地势地貌和坚强的群众关系，发扬解放军的勇敢战斗精神，先后于撤出延安的45天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采取“蘑菇战术”(群众和战士分别叫“老鹰抓鸡”、“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干净、彻底、利落地消灭了胡宗南的三个精锐旅，活捉李纪云、麦宗禹、李昆岗三个旅长，歼敌1.4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和枪炮，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振奋了志气，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 　　新华社记者曾写过一首打油诗： 　　胡蛮胡蛮不中用， 　　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 　　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 　　九个半旅像狗熊。 　　害得榆林A司令， 　　不上不下半空中。 　　西北野战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了5万多人的庆祝大会，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勋参加大会并讲了话，欢呼和口号声响彻山谷。最重要、最鼓舞人心的内容是： 　　“毛泽东还在陕北”。 　　策动国民党榆林保安部队起义 　　1946年冬天，蒋介石曾妄图突袭延安，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边区，以便实现占领。在这关键的时候，国民党榆林保安部队指挥官胡景铎，率领5000多人在横山起义，给蒋介石当头一棒。当着胡宗南算尽心机、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前夕，在他的北边防线上爆发了最大的起义，不但使其妄想破灭而且对全国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起义部队改编为骑兵第6师，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热情讲话，隆重宴请，十分重视。这部分起义部队后来编入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部队起义是习仲勋长期耐心、细致、亲自做工作的结果。指挥官胡景铎和习仲勋是立诚中学的同学，受习仲勋多年影响，要求进步。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时，他们之间联系更为密切，习仲勋经常给胡景铎传话带信，启发其爱国爱民思想，帮助他认清形势，走光明正确的道路。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后，随着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他们交往更多了，除秘密通信外，习仲勋还派地下党刘文蔚就近进行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滴水能穿石，在习仲勋精心策动下，胡景铎终于适时率军在横山起义，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 　　从陕北出发征战大西北 　　撤出延安第六天后，习仲勋和彭德怀竭力配合，先后成功地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役的胜利，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接着，他们乘胜挥师西进，风驰电掣，击败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收复陇东(庆阳、合水、曲子、环县、镇原)和三边(靖边、安边、定边)，然后率师北上，攻打榆林。榆林是胡宗南在边区背后设置的“定时炸弹”，攻打榆林，既可消除西北野战部队身后的隐患，也能安全保卫毛主席。果然，攻克榆林后，改变了陕北战局，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 　　1947年7月，西北野战兵团更名为西北野战军，部队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先攻入关中东府，全歼了胡宗南最精锐的29军，击毙了军长刘勘。后移兵西府，使胡宗南完全陷入了被动。此后，西北野战军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随着西北野战军胜利转入外线，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在陕甘宁边区斗争的历史任务圆满完成，1948年3月22日，将要离开战斗了13年的陕北。习仲勋和林伯渠等领导与群众都赶来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恋恋不舍。 　　习仲勋回忆当时的情景：当天上午，晴空万里，惠风和畅，在黄河边宋家川的欢送会上，人山人海，激情满怀，毛泽东深情地说： 　　“陕北小米我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毛泽东和党中央离开陕北一年后，在1949年5月，中央军委将华北第18、19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行列。在彭德怀领导下，一野兵强马壮，所向披靡，经过充分准备，组织了声势浩大、威震敌胆的兰州大会战，有力地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北的有生力量和盘踞西北多年的马家军。随即巧取西宁，顺利占领银川。对于国民党来说，兵败如山倒，对解放军而言，是秋风扫落叶，从此，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基本上被彻底打垮和肃清。 　　1949年秋，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以昂扬的军风、同仇敌忾的士气向新疆进军。毛泽东先派邓力群带电台进入伊犁地区，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后在全国的大好形势下，策划和动员张治中等民主人士，推动了陶峙岳、包尔汉的通电起义。由于大兵压境，内外夹攻，终于和平解放了新疆，使西北五省全部解放，为祖国在西北树立了坚固屏障。 　　从莽莽的长白山到郁郁葱葱的南粤，从流水潺潺的锦绣江南到雄伟壮丽的云贵高原，都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延安光复了，人们不禁尽情高歌：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你在这里 　　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延安失守、大军进犯的情况下，毛泽东“留在陕北不走”的决定是英明的战略决策。这个伟大决定，是建立在三个坚实的基础上的：(一)对陕甘宁边区群众基础有极大的信心；(二)对彭德怀及其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充满高度信任；(三)对习仲勋和西北局充分信赖。没有这些条件，他不可能也不会作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亲密友爱的指挥部 　　习仲勋和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形成了一个坚强而亲密的战斗指挥部。彭德怀善于用兵打仗，习仲勋熟悉陕甘宁情况、和群众联系密切，两者结合，相辅相成，传为佳话。 　　陕甘宁边区经济比较落后，地广人稀，当年只有150万人。但人民有强烈的爱党爱边区的热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配合部队作战，组织了游击队3.7万人，组织支前民兵8.4万人，确保了10多万人的生活用粮，有力地支援主力部队的前进，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当年担任西北局组织部长的马文瑞说：大力培养大批干部，满足西北及全国的需要，是西北局当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为此，我们狠抓了干部教育，努力办好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党校)，仲勋同志和我都先后任校长。我们办了“行政学院”、“民族学院”、“职业学校”、“医药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行政干部和民族干部。我们还在各个分区办了师范和中学，初步形成了革命教育网络。西北党校和它的前身边区党校，从1937年到1945年为西北培养了干部4200多人。边区的7所中学都设有地方干部班，先后共有53个，到1945年累计调出3000多人，充实了边区干部队伍，这是支援西北战争取得胜利的一项保证。 　　据统计，先后从边区抽调约1万名干部，从晋绥地区和晋南地区抽调约2000名干部(当时晋绥分局归西北局领导)。陕西、甘肃地下党出了一批干部。他们中大多数人艰苦奋斗，不辞劳苦，很快同新区人民结合，开创了新局面。 　　全力支援战争，是习仲勋当年发出的响亮口号，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一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注视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正指挥10万大军向新疆挺进。那是秋风料峭、“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日子，部队进到嘉峪关后，即遇上了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 　　彭老总十万火急致电习仲勋，要求尽快提供数百辆卡车，运送进新疆的部队。习仲勋急彭总之急，想彭总之难，但他尚在西安，远水解不了近渴，立即想起他熟悉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艾黎，在离嘉峪关不远的山丹县办了一所学校，其中也培养了汽车方面的人才，为此，还专门组建了一个汽车队。习仲勋向路易·艾黎请求支持，艾黎连夜把因怕国民党征用而拆解埋进荒野的10余辆汽车挖出重装，无偿提供给西进的大军。 　　这一方面反映了习仲勋对彭德怀的大力支持，同时展现了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赤诚帮助。 　　彭德怀的年龄比习仲勋大，历史地位比习仲勋高，但两人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在渭河两岸，兰州城下，青海高原，嘉峪关外，长驱万里，亲如手足，共创了历史奇迹。 　　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回忆： 　　彭总制定的作战计划，在交付军事会议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同志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电台发报之前，总要先送仲勋同志推敲修改；收到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文，彭总看后马上就去找仲勋同志，一块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案。① 　　习仲勋多次说，彭总经验丰富，指挥有方，能征善战，和彭总在一起学习了很多宝贵经验，特别是指挥打大仗的经验。 　　“二打榆林”时，攻城未克，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部队缺粮，造成士兵饿肚子，失掉战机，部队士兵多有怨言。彭德怀听后说：沙漠地区人民太穷，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这次失掉战机不大要紧，今后仗还是有打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消灭敌人的。这充分展示了对地方支前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彭德怀有一次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 　　“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景范同志(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为野后勤司令)熟悉边区情况，使我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王政柱还回忆道： 　　仲勋同志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负责作战指挥外，不顾疲劳，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住房还没找好就到群众中去了。不是找基层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坚持生产，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围着一大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争着向他们反映情况。……“习书记担任着那么高的职务，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光这一点，也够我们好好学习的喽!”② 　　彭德怀说：“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与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赞誉习仲勋：“他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值得大家学习!”③ 　　1948年6月，西北野战军前委在黄龙山麓叫土基的地方召开扩大会议，总结西府战役经验教训。西北局常委、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说：“彭德怀同志有德可怀，习仲勋同志年轻有为啊!” 　　1948年毛泽东同薄一波谈到习仲勋时，毛泽东说：他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 　　1983年，中央关于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五人小组向胡耀邦汇报时，耀邦说：习仲勋“处理问题很周全，留有余地，使我们的工作很主动”。 　　①《习仲勋革命生涯》，第252页。 　　②《习仲勋革命生涯》，第252页。 　　③《习仲勋革命生涯》，第253页。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