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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习仲勋同志

王全国 杨应彬 张汉青

习仲勋同志于5月24日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们不胜悲痛。虽然病魔夺去了仲勋同志的生命，但他在广东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时的身影，清晰地闪现脑际；我们对这位可敬的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念之情，越发变得强烈。 　　仲勋同志是1978年4月奉调来广东工作的。他长期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打击，从1962年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达16年之久。在他调来广东工作的一个月前，才刚刚恢复过党的组织生活。但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来到祖国的南大门，投入紧张又崭新的工作。他十分热爱广东，要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他一到广东，就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话语不多，但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 　　仲勋同志在广东担任省的主要领导虽然前后只有两年零八个月，但当时正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正亟待医治创伤，寻求前进的路子。局面纷繁复杂，主持省委全面工作的担子十分繁重。重新恢复工作的仲勋同志，思想解放，敢于直言，工作大刀阔斧，很有魄力，同时又注意听取长期在广东工作的同志们的意见，集思广益。以他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 　　仲勋同志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他坚持我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来到广东后就深入全省各地，调查了解情况，足迹遍于南粤大地。边境地区、珠江三角洲、东西两翼、粤北山区、海南岛，他都到过。在此期间，中央、省委的会议很多，但他主动争取时间下去调查研究。他到广东工作时已是65岁高龄，广东夏天的酷热，蚊虫的叮咬，都没有令他丝毫减弱旺盛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特别是从深入接触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中，他切身感受到像广东这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有着悠久对外交往历史，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省份，经济的发展却受到旧体制的严重束缚，人民生活改善很慢。这些都使他深感不安。1978年7月，他到宝安县城深圳，并到沙头角镇“中英街”考察。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去不回来，仲勋同志心里感到很难受。他对当时宝安县委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的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后来，有一次仲勋同志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冲击了边防线。风波停息后，他感触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关键是政策问题。仲勋同志几次亲自对边境地区进行的调查，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 　　仲勋同志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深切感受到广东干部群众存在的对当时现实状况的困惑和蕴藏着的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的强烈愿望。在出席于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省委准备了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引进设备，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搞拆船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处理来料加工等经济事务上给广东必要的权力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属于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却是很难办到的。省委当时提出的建议，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接着又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省委召开包括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三中全会精神像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吹拂南粤大地，使广东的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民主空气大发扬，决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以及社会上的冤假错案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有关的错误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平反了一批重大案件。会后，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接着省委又听取了大家的汇报，进一步统一了思想。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所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激励了省委的领导同志。仲勋同志、尚昆同志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仲勋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操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后来，仲勋同志和吴南生同志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初，仲勋同志和省委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工作。他们在会上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先是在中南组会议上，仲勋同志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仲勋同志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仅要求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得到许多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支持。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广东省委的意见，他对仲勋同志说，广东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要广东省委“杀出一条血路来”。会后不久，谷牧同志按中央的决定，率领工作组到了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后又到了福建。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仲勋同志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时，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始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新的征程。省委决定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仲勋同志一直十分关注干部的思想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问题。各级干部的思想如果还处于封闭状态，是无法执行改革开放方针的。这里只讲一件事，1980年夏，省委和仲勋同志决定让各地委书记前往香港、澳门参观访问，并指定由省委秘书长和一位副省长带队，出发时他还亲自布置任务，重申纪律，指导此次参观活动。此行对开拓大家的视野，打破闭关锁国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顾往事，我们深深地感到，在广东向中央“要权”，争得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仲勋同志表现了一个老共产主义战士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气魄和胆略。此举和同一时期进行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交企业利润包干提成制及副食品市场放开价格等一起，为广东后来的全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开了先河，奠定了前进的基础。以仲勋同志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团结全省党的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积极地争取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率先进行试验、开拓，使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现在仲勋同志已离开我们了，但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对同志、对人民的亲切关怀，他的坦荡胸襟和民主作风，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2002年5月30日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