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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

徐向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首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说粉碎敌人的新“扫荡”(1)?这是在说明敌人曾经“扫荡”过我们，将来还要“扫荡”我们，过去是旧的，将来的便是新的。敌人是要一次、二次、三次的连续“扫荡”下去的。我们必须接受过去敌人“扫荡”中的经验教训，以准备粉碎敌人的新的“扫荡”。同时更要了解，敌人的新的“扫荡”，将有其新的特点。我们要估计到这些特点，使我们在进行反“扫荡”工作中，能获得最大的胜利。 　　(一)新“扫荡”是必然会来到的 　　为能有效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必须知道“扫荡”的必然性，就是说敌人的“扫荡”是必然要来到的。只有肯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会敌人“扫荡”的严重性，才能切实地去进行反“扫荡”工作，我们一切粉碎敌人“扫荡”的工作才能有根据、有计划与有效果的确实准备起来。 　　第一，对中国进行侵略，要灭亡中国，是日寇早已确定好了的既定国策。无论田中义一的计划(2)也好，广田三原则(3)也好，共同防共维持东亚新秩序(4)、中日经济提携共存共荣(5)也好，以及“九一八”(6)、“一二八”(7)等一直到卢沟桥事件(8)也好，都是为了要实行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而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手段。因为日本早在梦想成为东亚大陆帝国，成为独霸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其既定目的，敌寇就要征服中国，灭亡中国。今天日寇的侵华战争，并不是偶然的，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必然步骤。但日寇灭亡中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很明显的未能达到。我们不仅有大量的正规军在同敌人作战，而且在敌后方到处发动了成千成万的游击队，来打击、消耗、消灭敌人，所以敌人为了贯彻其既定目的，也就必然要进行“扫荡”，以肃清敌后的游击战争。这并非象一些顽固分子所说的“八路军希望敌人‘扫荡’”。我们比谁都不希望敌人“扫荡”，但敌人的“扫荡”却并不因谁的希望与否来决定，而是按着中日战争的持久性的逻辑发展的。它曾经来了多次，将来还要来。那么，敌人的“扫荡”既然是一定要来的，我们就得粉碎它！ 　　第二，中国抗战，现在正进入到相持阶段。敌人在正面对我大规模的战略上的进攻，可能减少了，但在敌后方的进攻，对游击队的“扫荡”，却要相对的增加，而且日益严重起来。敌人过去在其占领区内，主要的只是点线的占领，现在敌人却正要求得全面的占领，确保其占领地。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内，大量的成立伪政权，大量的组织伪军，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以达其“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其所占领地区内，尽量地抢掠中国的资源，尽量地搜刮民财，以达其“以战养战”(9)的目的。但敌人要达此目的，确有其严重的困难，即敌寇的兵力不够分配，不能以少数兵力完成其统治的企图，甚至敌人已经占领的交通线及据点，有时都要被游击队破坏。因此，敌人为确保其后方的占领地，巩固敌后方的统治，对于“扫荡”敌后方的游击队是下了极大决心的。我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到，敌人的“扫荡”与我们的反“扫荡”，在今天已成了敌我战争的主要形式，而有着极重大的战略意义了。 　　第三，日寇的政治进攻日益激化，以防共统一战线来代替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敌寇因进攻中国的困难与日俱增，军事上无法速决，而战争愈延长对其愈加不利，所以必然要加紧对中国的政治进攻。敌人现在利用中国的旧政权的代表者、落后分子及国际顽固势力，来制造中国内部分裂，进行妥协投降活动，以求政治上的速决，变相地灭亡中国。敌人对中国的进攻既已变成了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为求其政治进攻的胜利，就必然要加强对敌后方的“扫荡”。敌人企图在确保其占领地，树立强化的伪组织与伪军，来构成对中国的政治进攻的有利条件。敌人加强其对后方的“扫荡”，是随着其政治阴谋的推进日益严重起来的。我们愈能坚持抗战到底，敌人的“扫荡”也愈会加紧。未到我之反攻时期，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停止的。 　　(二)新“扫荡”的特点 　　第一，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此阶段中，敌后方的“扫荡”更加严重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相持阶段中，正面相持的可能性增加，敌后方相持的可能性，反而减少了。在事实上已表现出敌人对敌后方的“扫荡”，日见严重与残酷。敌后方已变成了前线。过去在敌后方敌我的战斗还不是全面性的，在某些地区内，还存有太平现象，甚至连日寇都没有看到过。最近，敌我到处都在战斗中，敌人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差不多已成了正面的战斗。 　　第二，敌人的“扫荡”是连续性的，不平衡性的，间断性的，残酷性的。在反攻阶段未来到以前，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是要一次、二次、三次的连续“扫荡”下去的。不管我们能否粉碎敌人的某次“扫荡”，敌人的“扫荡”是要一再进行的。但因为我们地区之广大，敌人兵力之不够分配，故敌人只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集中较大的兵力，实行分区“扫荡”。敌人的“扫荡”：是不平衡的，对于各个地区来说，同时又是有间断性的。敌人力求达到确保敌占区的目的，今后的“扫荡”也一定是更加残酷的。 　　第三，许多主要的城市交通要道及大的村镇，都被敌占领，将来还会日益增多。尤其是政治、经济、人口、物产、文化的中心地区多为敌占，敌人可用碉堡政策形成较巩固的据点与封锁线。但据点多，敌人兵力相对分散，也是于我们有利的，可择其弱点打击之。 　　第四，我们的游击区逐渐缩小了，被分割了。过去我们可以有相当大的整块活动区域，现在却被分割成许多的小块。我们的活动区域缩小了，困难也增加了，相反的敌人的活动区域在扩大。 　　第五，汉奸政权、伪军及敌人的特务机关更加活跃。现在到处可看到汉奸维持会的存在与活动，伪军虽有局部的反正，但伪军的数目，比较说是日为增加。敌人现正在积极扩大伪军，强化汉奸政权，及加紧敌寇特务机关的活动，这对于我们是一个严重的困难。 　　第六，一般地说来，敌人在分区“扫荡”下“扫荡”次数加多，时间短促，规模较小。敌人将多利用各据点的兵力，实行分路合击与袭击。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再有大规模的“扫荡”了。因为小规模的“扫荡”时常得不到好结果，所以大规模的“扫荡”在相当的时间内还是要来的。 　　第七，敌人在将来的“扫荡”中，将多采取以游击战对我游击战的袭击战术。过去的“扫荡”因我活动区大，敌人合击距离长，不易达其目的。此后，敌人将在各重要据点上屯集兵力，进行短距离的袭击；同时敌人会更加强化交通联络工具，组织特种部队。这些都是敌人的新战术，须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八，我们估计，今后敌人将更多采取经济破坏、封锁、掠夺及毒攻政策。当敌人无法实现其“扫荡”、肃清我之目的时，就会把最毒辣的手段拿出来，实行大烧大杀的烧杀政策与封锁政策，在经济上困住我们。敌人更能收买大批汉奸，放送毒品、病菌，放射毒瓦斯等。这些办法，在各地区都在实行，以后还会加烈。 　　第九，我们的力量无论是正规军与游击队、地方武装，在质量上及其他条件上，同敌人对比起来，还处于劣势。在敌人“扫荡”时，尤其是在相持阶段的初期，不可能顺利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只能予敌人一些打击、消灭；而战役上的“扫荡”，大部分或全过程是敌人自行结束，而不是我们粉碎了的。所以我们要积极动员准备粉碎新“扫荡”的工作，只靠军队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把政权、人民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才行。 　　第十，鲁南并不是巩固的或较好的抗日根据地，严格地说，目前还只是一个游击区。所谓抗日根据地，必须具备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在相持阶段中，敌后的相持可能减少，创造根据地的困难将日渐增多，但根据地依然是可创造的。目前在我们这边的游击区中，所有的游击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够，正规军只能起核心作用；政权还没有民主化，不能配合军队迎击敌人的进攻；民运也只是有一些发展，根本还是死气沉沉的(如好多村庄都不肯拆去围子墙)，民众的生活还没有改善，不能实行合理负担；在顽固分子的镇压摧残屠杀之下，民众还未大量的组织起来，普遍化更谈不上。一切有生力量，还未动员起来，这是粉碎敌寇新“扫荡”的基本困难因素。 　　第十一，现在鲁南的磨擦，不仅严重，且日趋全面化。不是下降的，而是上升的。秦启荣(10)打我们的三支队、四支队；共产党与共产党员非但不能享受应有的合法权利，而且被杀害者时有所闻；我们的交通站、盘查站，被其破坏，并且造谣污蔑我们。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磨擦事件，未能合理解决，还在上升发展。这些磨擦阻止了民主政权的开展、民众的动员、游击战争的发展，对于应付敌人的新“扫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克服困难，准备力量，粉碎敌人的新“扫荡”，迎接新的胜利。 　　第十二，汉奸托匪(11)到处活动，敌人特务机关更加活跃。敌人在用大量的侦探、奸细，混入我们军队中或地方上，从事刺探军情、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分化收买等活动。这种十分阴险毒辣的手段，敌人是会更加多多运用的。 　　(三)粉碎敌人新“扫荡”我们作些什么工作 　　(1)在动员上 　　第一，要首先肯定敌人的“扫荡”是必定会来的，没有一点含混，也不必打问号。现在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毛病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动员不普遍，不深入。我们一定要做到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晓得我们的具体口号。如：“动员一切力量迎击敌人新‘扫荡’”，“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只有粉碎敌人的‘扫荡’，才能巩固抗日根据地”等。 　　第二，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和平妥协。山东在一次“扫荡”中，有人说：“等三个月就有办法。”这不是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克服太平观念，以粉碎敌人“扫荡”的办法，而是助长太平观念，不晓得“扫荡”必然会来到，也不晓得怎样克服，以至放弃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至于妥协投降的人，根本就准备着做日本天皇的顺民了，还谈什么积极准备粉碎“扫荡”的工作呢?即有时谈一下，也不过是把它作为掩护投降的旗帜罢了。 　　第三，反对失败主义、逃跑主义。在敌后相持性可能减少的形势下，失败主义、逃跑主义一定会增加，这实际上是“恐日病”的另一表现。事先不作积极的具体的准备工作，一旦“扫荡”临头，那便只有失败逃跑一途，甚至可能有少数人还会向敌人投降。同时我们更要指出，在前一次的“扫荡”中，太平观念最会阻碍工作，那么，在新“扫荡”中，失败逃跑主义恐怕要变成最大的危险了。 　　第四，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反八路，不仅在全国范围来说是这样，并且在苏鲁地区更为严重。我们要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因为这是出卖国家民族的叛贼行为，是毛延寿(12)、秦桧、汪精卫(13)的化身。我们坚决反对反共反八路的罪恶行径，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最坚决的，这是日寇也不否认的。反共反八路与妥协投降是不能分开的，反共反八路的行动就是企图实现妥协投降的准备。 　　(2)在军事上 　　第一，要在战略战术上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因为确定战略战术的正确指导原则，对坚持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是有决定的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指导原则，基本上是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在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只有巧妙的把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 　　第二，正规军和游击兵团，要灵活的适时的集中力量寻求运动战。在敌人的数路围攻下，单用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集中机动的主力击灭敌人一路，或机动的来打击敌人。这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争取胜利的基本方针。 　　第三，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暗算，但要反对逃跑避战。敌人的据点加多，我们的活动地域便相对缩小了。因此，我们要善于避免敌人大的合击，乘机打击敌人，保存力量，发展力量。避免敌人的合击并不是逃跑，倘若敌人一来便跑，就成了逃跑路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打击消灭敌人也不是硬拼，把自己拼完就算。我们要辩证地了解这个问题，要灵活地应用。利用有利时机与创造有利时机来打击敌人，不利时必须转移。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消极防御。只有机动地把握了这一原则，才能战胜敌人。在战略上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是进攻的。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寻战机，也是争取主动。象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自处防御地位，是不了解争取主动权的原则的。 　　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作战等准备工作。要充实旧的力量，扩充新的力量，加强整训工作，否则，便粉碎不了敌人的“扫荡”。如果这些工作有保证，便有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有利条件。这些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对游击队的整理、训练与发展，主力兵团须要经常的有计划的去帮助，并使他们的干部得以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游击队，我们也要尽力帮助其走上抗日的道路，否则他们便要扰民害民，破坏抗日力量，甚至被敌人汉奸利用，走上汉奸的道路。 　　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用政治保障军事的胜利，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无论主力兵团或地方游击队，都要加强政治工作制度，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准，加强其政治上的坚决性与积极性，使其在与敌人血战中，成为击不破冲不散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力量。 　　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要注意到供给制的健全，以便在平日或战时都能应付有余，不至因供给上的困难，而妨害了战事的顺利进行。其他关于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也须有充分的准备。 　　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所到之处应有计划地帮助与指导地方游击队。游击队要帮助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抗日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因此，便要大家密切合作，集中力量，打击敌寇，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相互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摩擦，消减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这样，粉碎敌人的“扫荡”，才能确有把握。 　　(3)在政治上 　　甲、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政权。鲁南地区，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主要表现在政权还没有民主化，是落后的不合于抗战要求的，所以形成民众运动不能开展，军政工作不能一致。因此： 　　第一，我们应当动员民众来帮助政府，恢复、建立与巩固抗日的民主政权，帮助实行进步的法令与方针。只有巩固民主政权，才能动员人民的力量，保卫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不仅要在口号上、决议案上、大会演讲上帮助民主政权，而且要在具体工作上帮助民主政权。拥护三民主义与建国纲领，不应该只是在口头上空喊，应该在具体工作上来拥护。 　　第二，要进行团结各阶层的工作。抗日政权只有得到广大民众拥护，才会有力量。要有力地发挥民主政权的作用，必须进行团结各阶层的工作。 　　第三，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一般工作制度。发扬民主作风，倾听人民的意见，调剂各阶层的利益，替人民作些善政，联系人民群众，反对高高在上的衙门制度。要反对贪污，实行减薪，建立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合乎抗战需要并在人民中有威信的政府。 　　第四，抗日政权的活动与工作，不仅应从山内扩大到山外，不仅在我游击区，而且应扩大到敌之占领区及敌之巩固区和敌占中心城市中去，以秘密方式来领导人民抗战工作。实行公平负担，免除苛捐杂税，调剂各阶层利益，制定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抗日教育文化运动等等，都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工作。 　　乙、动员民众参战。 　　第一，各种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应普遍地组织起来。军队、政府不应摧残它，只要它是抗日的，应尽一切可能给以帮助。在敌寇的经常军事“扫荡”与政治欺骗下，动员我国过去素无训练组织、一盘散沙的人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各抗日党派、军队以及热心爱国人士合衷共济，破除成见，一致努力才行。 　　第二，须积极动员民众参战，破坏一切铁路、汽车路、大车路，围寨碉堡要彻底拆除。这些围寨碉堡，敌据之我不能攻，我据之又不能守，在反“扫荡”运动战中，会成为我们的很大障碍。这些东西对敌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我们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说民众怕匪的问题，只要各地都组织自卫团起来站岗放哨，政权巩固地建立，民主民生不断改善，土匪自易绝迹。不过这种工作，因民众旧习尚未除尽，必须经过说服教育，万勿强迫。 　　第三，进行空舍清野(14)、藏粮，加紧耕种收割，增加生产。将敌寇据点、铁路、公路附近多种高苗，敌寇据点附近粮食运藏远方，不卖粮食、棉花及一切资财给日寇，以打破日寇“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政策。 　　第四，加强民众的抗日民族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不当汉奸，不当伪军，不给日寇作侦探。加强民众除奸教育，不让一个汉奸敌探混进我们的区域，也不准随便把汉奸帽子给人戴。 　　第五，调剂各阶层利益，改善民生，实行公平负担，发动优待抗属，反对对抗日家属的危害行为，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正规军与游击队。 　　第六，普遍成立自卫团，盘查汉奸，帮助与配合军队。 　　(4)统战工作 　　第一，要与各友党友军密切联络，共同工作，共同作战。 　　第二，要与友党友军积极协调，做好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三，要在困难中帮助友军，学习友军的长处，反对自高自大。 　　第四，加强对社会的统战工作，须以教育、说服、劝导的方式取得人民的帮助。 　　第五，对那些抗日第二、反共第一，违犯国策，专门制造磨擦，捣乱、破坏、杀戮八路军人员的顽固分子，必须向广大人民揭露其阴谋，使大家来认识其罪恶，在抗战洪流中把这一股逆流卷没下去。 　　* 这是徐向前在鲁南一次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纲要，刊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四日的山东《大众日报》上，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注释 　　(1)“扫荡”，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集中主要兵力进犯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所到之处，极其野蛮地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敌人把这种疯狂的军事进犯叫做“扫荡”。 　　(2)田中义一的计划，田中义一(一八六三——一九二九)，于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两次出任日本国首相。“田中义一的计划”，指田中义一第二次担任首相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提出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纲领》提出灭亡满蒙之后，“征服全中国领土”。 　　(3)广田三原则，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一九三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4)共同防共维持东亚新秩序，指在日本侵略军培植下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施政方针中的“防共方针”，即“绝对排除容共政策，进一步与防共各国相协力，确保东亚的固有和平”。 　　(5)中日经济提携共存共荣，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事变处理大纲”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针”的内容，即“华北经济建设的目标，在于加强与日满经济的综合关系，以确立日满华协作共荣的基础。” 　　(6)“九一八”，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的事件。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7)“一二八”，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事件的简称。 　　(8)卢沟桥事件，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9)以战养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以保障其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阀把这种政策叫做“以战养战”。 　　(10)秦启荣，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共顽固派，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1)汉奸托匪，汉奸，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托匪，亦称托派，原指苏联的托洛茨基派。这里是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2)毛延寿，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 　　(13)秦桧、汪精卫，秦桧(一〇九〇——一一五五)我国南宋时期投降派代表人物。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14)空舍清野，亦称坚壁清野。指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作战中，在敌人来犯之前把粮食等重要物资转移或收藏起来，使敌人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兵员疲惫，士气低落，为我军打击消灭敌人创造条件。 　　 徐向前军事文选/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