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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敌深入，飘忽制敌*

徐向前

(一九八四年四月) 　　双桥镇大捷(1)大壮了红军声威，宣告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这次反“围剿”，在鄂豫皖特委领导下，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二百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 　　三个多月反“围剿”的经验证明：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形势下，蒋介石已经有力量组织全国性的统一“围剿”，对付日益发展着的红军和根据地。敌人的“围剿”，指挥统一，兵力众多，规模大，时间久，不同于以往一省或几省军阀势力的联合“会剿”。我们粉碎敌人的“围剿”，明显具有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包含着一些敌攻我防或敌防我攻的重要战斗。根据地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从战略全局着眼，通观反“围剿”的全过程，来制定计划，部署力量，组织战斗，就会陷于盲目和被动的地位。严格地说，这次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我们的自觉程度是不够的。红军主力离开鄂豫边区去豫皖边区作战，不能算作有预见的战略性行动，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2)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3)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反“围剿”的第二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则不同，特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估量了敌情，抓住了战机，计划性、主动性明显加强。这种反攻，是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推进，把拔除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因而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同时也为下次反“围剿”准备了条件。经过反“围剿”的实践，使我们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应当说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经验又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不是“运动战”吗?不过是一种初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上下一心，不怕牺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越是艰难越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这一条白军就不行，没法和红军比。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站在红军一边，敌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置敌于死地。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与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相适应，战术也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已发展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 　　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整编红一军(4)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以后的几次反“围剿”，基本上是这些经验的继续和发展。 　　* 本文是徐向前对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经验的回顾与总结，选自《历史的回顾》，见第一三五至一三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双桥镇大捷，一九三一年三月，“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在连遭打击后，重新调整部署，进击红军。红军鉴于敌第三十四师已冒进至孝感路东侧的孝感双桥镇地区，遂于九日拂晓向其发起攻击。经七小时激战，将其全歼，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迫击炮十门，山炮四门。 　　(2)曾中生，湖南省资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过坚决斗争，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川西北的卓克基遇害。 　　(3)红十五军，一九三〇年十月由鄂东南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组成，全军共二千余人。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周吉可，后转移至鄂豫皖根据地与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 　　(4)红一军，一九三〇年四月，鄂豫皖红军整编为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 　　 徐向前军事文选/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