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徐向前 > 全文图书 > 徐向前军事文选

红军不怕远征难*

徐向前

(一九八六年十月)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 　　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天，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永远铭刻在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心中。历时两年多的长征，是近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五十年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灾难深重、革命力量倍受摧残的黑暗年代。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露骨侵略，内有蒋介石对红军的反复“围剿”。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使“苏维埃运动”屡遭挫折，几乎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在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力量的严重形势下，从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起，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相继被迫脱离原有根据地，开始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征。 　　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险阻、曲折，异乎寻常，简直超过了正常人的忍受力、负荷力。各支红军力量，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条件下，孤军转战，寻找新的立脚点，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红军走到哪里，敌人便追堵到哪里，根本不容你有立脚之地、喘息之机。红军走了打，打了走，边打边走，几乎无日不走，无日不战。部队在敌占区转战，人生地不熟，物资供应毫无保障，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药品没药品；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雪山草地，原始森林，无不留下红军的足迹，也吞噬掉不少同志的生命。内部的错误，更加剧了转战中的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指挥，曾使红一方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兵力损失过半，险些陷全军于覆灭的境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碰壁，损耗了一半兵力。但是，不论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也好，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好，党内的错误和分裂也好，都吓不倒红军指战员。红军不愧是英雄汉。所有的危难，都被党和红军的集体奋斗一一战胜了，克服了。蒋介石的短期内必将消灭红军的梦想，彻底破灭。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奠基西北，揭开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曲凯歌，在人类军事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那末，取得这种胜利的根本因素何在呢? 　　第一，红军有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锻炼、考验、成长起来的，始终是领导和团结红军的核心。党不仅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而且有着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中，造就了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智勇兼备、百折不挠、密切联系群众、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和干才。事实证明，驾驭长征这样的复杂事变进程，靠外力扶上台的、仅有书本知识的教条主义者，是绝对不行的。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在革命的急风暴雨面前，晕头转向，束手无策，没有任何的应变能力。遵义会议，党依靠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骨干，断然结束了教条主义者的统治，确立了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核心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集团。这样，才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才团结了全党全军，才使革命化险为夷，也才有后来的四渡赤水的胜利，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合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北上陕北的胜利，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胜利。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是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的，处境尤其艰难。但是，有了任弼时、贺龙、吴焕先(1)、徐海东等优秀同志和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部队就打不垮、拖不烂，胜利就有了确实保证。 　　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火车头。没有这个火车头，一切便无从谈起，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红军战略方向正确，战术机动灵活。 　　战略方向是否正确，对红军的生死存亡具有根本的意义。红军被迫离开原有的根据地，流动转战，先西后北，战略转移的总方向对头，符合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当时，西南各省地势险要，交通闭塞，军阀林立，割地自雄，这利于红军与敌周旋，保存自己。各支红军都是向西转移，决不是偶然的。但是，西南地区也有局限性。一是蒋介石企图攫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诸省，变成其战略大本营。二是土著军阀视地盘如生命，既怕红军危及他们的统治，更怕蒋介石以“剿匪不分畛域”为名吞并他们，所以开始联合起来，加紧了消灭和驱逐红军的步伐。三是那带偏远地区，多系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物资短缺，语言不通，基本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因此，当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合后，党中央首次确定了北上大西北地区立脚、生存、发展的战略方针。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中国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在北方掀起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西北远离蒋介石的军事政治中心，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驻守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部，有我党的工作基础，抗日反蒋情绪相当强烈；西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这些，就为红军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重任，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没有红军的向北转移，就不会有后来的西安事变，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不论向西或向北，红军在转战中灵活机动，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反对消极防御和消极退却。红一方面军的四渡赤水之战，红二方面军十万坪之战，红四方面军的强渡嘉陵江和包座之战，红二十五军的鄂豫陕两次反“围剿”之战，均系灵活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对实现既定战略转移方向，起了重大作用。 　　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发展规律的战略和战术，无疑是红军以劣胜优，以弱胜强，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任务的重要关键所在。 　　第三，红军有坚强的内部团结。 　　红军指战员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是红军团结的思想基础。红军的团结，是在长期的战斗生活和集体生活中形成的。上下之间，军政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这一部分红军和那一部分红军之间，充满着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气氛。这个优良传统，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对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巩固自己，起了重要的作用。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胜利，团结就会无敌于天下。红军的团结互助精神，表现在历次战斗中，爬雪山、过草地中，救死扶伤中，军民关系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中，二、四方面军会合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中。动人的事例，不胜枚举。 　　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统治全党，搞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严重危害革命队伍的团结。遵义会议结束了他们的统治，为实现党、红军的坚强团结奠定了基础。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党中央遂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维护红军的团结，决不诉诸武力，红军不能打红军。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错误战略方针，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是要破产的。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依靠着党中央的团结方针，依靠着朱德、刘伯承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依靠着党和红军珍视团结、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依靠着瓦窑堡会议的正确战略策略路线，终于克服和纠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了第二次北上。事实说明，原则的斗争不能退让，不能回避，要靠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和红军的坚强团结。 　　第四，红军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长征精神”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来源于党的经常教育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说过：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红军有了坚强的精神支柱，就能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就永远拖不垮，打不烂，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到底。“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这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面前，一切敌人、饥寒、疲劳、伤痛、风雪、泥沼、死亡，统统不在话下。 　　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回顾红军走过的道路，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要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预言：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三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的曲折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个预言的正确性。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正在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正在开拓前人从未开拓过的道路。在党和人民面前，有许多困难有待战胜，有不少腐朽、陈旧的东西有待克服，有无数高山险峰有待攀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更加伟大、更加艰难的新长征。继承红军长征的优良传统，发扬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胜利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 　　* 这是徐向前撰写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文章，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十期。 　　注释 　　(1)吴焕先，湖北省黄安县人。一九二七年秋参加黄麻起义，曾任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鄂豫皖区特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并担任鄂豫皖省委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后，留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政治委员。同年十一月率部长征。一九三五年五月到达陕南，任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同年八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庄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徐向前军事文选/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