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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

徐向前

(一九九〇年三月)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正式谈判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无理拒绝。这就将面临土崩瓦解厄运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玩弄“和谈”伎俩，欺骗人民大众，妄图借机取得喘息时间，巩固江南半壁江山，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的险恶居心，暴露无遗。为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和军事顽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四月二十一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百万雄师立即遵令出动，一举突破敌人的千里长江防线，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全面大进军之日起，疾若狂飚，势若雷霆，所向披靡，仅至一九四九年底的八个多月内，即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整个战略防御体系。敌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胡宗南五个重兵集团(1)，以及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和阎锡山集团残部(2)，悉遭歼灭。不久，我军又相继攻克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三百零八万余人，解放十六个省份，完成了除西藏之外的全部中国大陆的解放，也为日后向西藏和平进军铺平了道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标志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人民革命政权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大进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伟大成功，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也有力证明了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决策、方针、部署及战役战术指导原则，是正确的。由于这是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后出现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战略阶段，是各大野战军首次进行的、全国规模的跨战区整体联合作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略大进军、大追击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因而它所提供的经验，尤为珍贵。重温这段历史，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在现今与未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我军指挥员特别是高中级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和指挥艺术，不断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无疑会大有裨益。 　　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驾驭战争全局的发展进程中，确定不同战略阶段的军事政治目的，规定战略任务，实施战略指导，必须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作根本出发点。一九四九年元旦，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以夺取全国胜利为目的的“将革命进行到底”(3)的战略任务，并据此指导我军取得战略大进军的伟大胜利，就是全面而科学地观察、分析、判断当时的整个形势，抓住革命链条中的主要环节的结果。 　　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有利于人民力量的根本变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蒋介石统治集团及国民党军队，则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形势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向，正如毛泽东所论断的：“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4)。 　　战争形势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向，是由已经形成的一些根本条件规定的。 　　国民党的政治威信丧失殆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则有了极大增长。制造内战、屠杀人民的罪魁祸首蒋介石，可以说是达到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初期和中期，从未达到过的极端孤立的程度。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于分崩离析、四面楚歌、无力自拔的政治旋涡中。例如，桂系头目之一白崇禧突然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鼓动伪湖北省参议会通电蒋介石“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寻取途径，恢复和谈”，逼蒋表态；蒋介石被迫抛出“和谈”声明，施放“和平”烟幕，旋又匆忙“引退”下野，幕后指挥，并暗地组织力量经营其战略退路(一为西南，二为台湾)，李宗仁出台“代理总统”，收拾残局，要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但起死回生乏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蒋介石的嫡系军政要员，根本不买他的账；孙科公然与李宗仁南京政府唱对台戏，亲率行政院人马迁政府于广州，致使“立法院的CC系分子步其后尘，南京城空了一半”(5)；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互相指责、倾扎、弹劾，犹如乱麻一团，弄得李宗仁“深感为难，以至不知所措”(6)等等。与国民党政府这种四分五裂、日暮途穷的状况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却如日东升，光芒四射，成了中国人民的最大希望。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革命的统一战线。大批大批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正纷纷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线方面来。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八年“五一”节发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7)，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或正在成批地进入解放区，与共产党合作共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人心向背的深度和广度，是决定战略进程和战争结局的一个根本因素。敌我双方在人心向背上形成的巨大反差，不是偶然的。“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8)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蒋介石集团即将灭亡的命运。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两年半的战争中被严重削弱，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均远远超过敌军。一九四八年七月，当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党的总兵力仍保持在三百六十五万人左右(头两年的作战，已被歼二百六十四万人，内有近二百个正规旅)，其中正规军二百八十五个旅(师)一百九十八万人。我军的总兵力则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一百四十九万人。当时，敌分布于第一线的正规军为二百四十九个旅(师)一百七十四万余人，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被动挨打，捉襟见肘，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同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据此，中央军委确定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度内，歼敌正规军一百一十五个旅(师)左右。而事实上，形势比人强，一年计划，半年超过。至一九四八年底，我军即歼敌一百四十八个师(旅)，并解放了东北全境。这样，就使我党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9)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结束，我军又歼敌八十个整师、和平改编二十六个整师，合计一百零七万人。经过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决战，国民党的总兵力急剧下降到二百零四万人。其正规军虽保持二百二十七个师的番号计一百一十五万人，但大部为新编成或是被歼后新补充起来的，士气沮丧，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我军的总兵力则增至三百五十八万人，其中野战军共有一百八十八个师(旅)二百一十八万人，士气高昂，武器装备获得很大改善，炮兵、工兵的数量也超过了敌军，我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强大精锐兵团，争取整师整军整集团的敌军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这正是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敌军的明显标志。军队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柱。国民党主力在长江以北的各战场上被我军大部歼灭，所剩一百多万正规军又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绵长战线和广阔地域内，蒋介石集团要想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遏阻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保住他们的半壁河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支持战争的稳固战略后方和经济实力，而我军的战略后方却日趋巩固，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总崩溃的局面业已到来。战争的不断失败，江北经济战略要地的丧失，庞大军事费用的开支，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财富聚敛，各级官员中饱私囊的腐败风气，使国民党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累计高达九百万亿元(法币)之多。市场混乱，金融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业经济凋敝不堪。蒋介石的经济支撑点是美援，离开美援便无法生存，但在这个时候，美国眼见国民党已“无力应付”倒台的危机，出钱就不那么起劲了。一九四九年三月，美五十名国会议员要求参院外委会将增拨十五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提案付诸实施，未获通过，就是例证。这对靠美元急救的蒋介石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国民党滥印滥发“金圆券”和强令人民用美钞、银元、黄金兑换的结果，不仅未能解决经济上的“倒悬”之危，反而更加剧了通货膨涨的恶性发展，进一步把大批人民群众推向饥饿、失业、破产的深渊。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使各大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向国民党政权猛烈冲击。广大农民纷纷起来抗征兵，抗征粮，抗捐税；许多人加入我党领导的南方游击武装，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钳制了大量敌人，构成对国民党腹地的严重威胁。足够的经济力和稳固的战略后方，是支持战争的基础。基础崩溃在即，国民党政府言战言“和”都失去了资本，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而已！而在解放区，则是另一种情形。我党坚决地领导了老区和半老区的农村土地改革，使一亿四千万农民翻身，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生产、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为保证战争需要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地区还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的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组织经过改造，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兵队伍大发展，成为一支保卫后方、支援前线的伟大战略后备力量。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党派出了大批干部去加强领导，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接收沈阳的经验》、《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等文件，并制定了一系列城市工作政策，在贯彻落实中取得明显成效，城市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特别应当指出，我党巩固战略后方，增加财政经济力量，完全是建筑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坚实可靠得多。当然，我们也有不少困难，但这与国民党的困难性质不同，是能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克服的。 　　上述各方面的条件，反映了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和形势发展的总趋向，规定了我党我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党中央在制定战略决策和实施战略指导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困难的一面，阻力的一面，即可能导致形势发生逆转和曲折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去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它们，就难以保证党的战略决策、战略指导的稳妥可靠性，就不可能统一革命阵线内部的意见，粉碎敌人的种种阴谋，中国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第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有顾虑，尤其害怕爆发世界大战。蒋介石和国民党更是寄希望于此，拼命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想靠世界大战的爆发来救他们的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解放战争开始就不断地分析世界形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虽然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与必能克服战争的危险。从战争危险到发生战争，是有个过程的。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分布在世界各地，还设有造成打世界大战的成熟条件。敌人宣传大战就要爆发，是恫吓人民的，我们决不能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上他们的当。至于美国出兵干涉问题，党中央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毛泽东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帝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因此，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份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10) 　　第二，国民党是真和谈还是假和谈?国民党反动派在处境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求和”，是党中央早就预见到的。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的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又进一步分析了出现“和谈”问题的两种情形，指出：不论我党拒绝和谈或进行和谈，目的都在于揭露敌人，教育和引导群众。一九四九年春，美国官方人士和国民党果然急不可待地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某些“自由主义人士”也起劲地随声附合，劝告共产党和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全面和平”。说穿了，他们就是要划江而治，搞个南北朝，以便“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11)。为挫败敌人的“和谈”阴谋，党中央一面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并决定组成中共代表团，在北京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一面连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等文章。这就擦亮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使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缓兵之计无法得逞。 　　第三，“中间路线”有没有出路?我军节节胜利，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迫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作战转变为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进行顽抗；另一手是在革命阵线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色彩，以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这种“反对派”，就是那些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走“中间路线”的人士。他们既同美蒋反动派有联系，又同革命阵线有联系，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颇有影响力。李宗仁上台后就看中了他们，想借此“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12)。”同时，国民党军政系统中，也分化出相当一部分俳徊动摇的人。他们虽然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又不愿“降共”，不愿向人民低头，而是希图摇身一变，“体面”地走第三条道路。美帝国主义这时改变策略，与这些社会力量的存在密切相关，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断送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人民决不容许走这样的道路，党中央在通过党内外、海内外各种渠道，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明确宣布：一切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力量，或是尚在动摇俳徊的人们，只能选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路，选择与敌人决裂、向人民靠拢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3)。在中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第四，如何解决人民负担与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军队的持续作战，影响战略后方的稳固，影响整个战局的胜利发展。由于连年的战争破坏和严重灾情，由于我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付烂摊子，又由于人民解放军即将向全国大进军，急需兵员和物资的补充，这就使人民负担与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为此，党中央发出了“生产长一寸”的号召，要求不论老区或新区、城市或乡村，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争取工农业生产水平有若干增长。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一切缴获要归公，机关开支要紧缩。解决军队兵员和物资不足这个主要困难，既要着眼于保障战争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不致造成人民的过重负担，引起城乡民生的混乱和生产力的破坏。鉴于有的大区参军、脱产人数已超过全区人口百分之三以上，毛泽东尖锐指出：这种状况是具有严重危险性的，是和持久方针不相适应的，必然引起新的矛盾。限定各地区的脱产人数，决不能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二点五左右；军队兵员的扩充，着重靠留用俘虏。事实上，淮海战役结束后，二野、三野各部队中的俘虏成份，已普遍达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左右，证明大量留用俘虏是可行的。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就是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要解决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胜利完成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任务，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第五，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后，能不能巩固政权?对此，有些人没有信心。他们虽然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能够胜利，但不相信我们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巩固政权，振兴经济，建设新中国。有人甚至预言，共产党将象李自成一样，胜利了也会很快腐化，落一个惨败的下场。其实，这个事关革命成果会不会得而复失的重大问题，正是党中央在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策略时，通盘考虑过的。对此，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作了系统的阐述。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4)。”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同敌人作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报告分析了胜利之后国内外的主要矛盾，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根据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和党内的思想倾向，毛主席特别强调要防止居功骄傲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5)。”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党中央的回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历史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十之六七规定战局发展的方向和命运，是加速或延缓战争进程的决定性环节。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形成，一是要有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预见性；一是要有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气魄，二者缺一不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拨开层层迷雾，排除重重阻力，作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断，就是二者相统一的鲜明体现。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成为统一全党全军和人民意志的锐利武器，成为加速战争进程的强大动力和夺取全国胜利的明确指针。 　　大进军的战略指挥艺术 　　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更重要的是主观能力的竞赛。“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6)。”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进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全面胜利，是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超战略指挥艺术分不开的。 　　渡江战役前夜，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处于战略优势和主动地位的我军，决心发展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敌军。则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和残存兵力，组织防御，挽救危局。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和兵力部署是：敌汤恩伯集团十九个军四十五万人，布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白崇禧集团十六个军二十五万人，布于武汉、长沙、赣州、桂林地区；宋希濂集团六个军十万人，布于宜昌、沙市及鄂西地区；余汉谋集团七个军十一万人，大部布于粤北及广州地区；胡宗南集团十三个军二十万人，布于陕中、陇东地区；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八个军十七万人，扼守甘、青、宁三省；陶峙岳部三个整编师七万人，驻守新疆；阎锡山集团残部六个军七万人，死守太原孤城，西南地区以及绥西、榆林、大同、新乡、青岛等据点，尚有十个军约二十四万人。总计敌配置的防御兵力，共有八十五个军另三个整编师一百六十六万人。国民党还在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设置了十四个编练司令部，企图把军队再扩充到三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同时，大力加强对华南、西南、台湾等地的控制，准备作为战略退路，必要时“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梦想熬到世界大战爆发，待机反攻。人民解放军经过整编，总兵力达四百万人，其中正规军四个野战军十六个兵团五十一个军二百一十五万四千人。第一野战军二个兵团六个军十五万五千人，位于陕甘宁地区；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九个军二十八万人，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十五个军五十八万一千人，位于长江北岸的宿松至南通一线；第四野战军四个兵团十二个军九十万人，除已抽出二个军组成先遣兵团(十二万人)南下豫鄂地区外，均于平津地区；军委直属三个兵团九个军二十四万八千人，围攻太原、大同。另有正在改编的傅作义部二十四万人，驻北京外围；尚待接受和平改编的董其武部六万人，驻归绥、包头地区。上述敌我兵力的对比和部署情况说明，只要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集中兵力消灭长江南岸的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等重兵集团，以及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集团，国民党政权就会彻底灭亡。 　　任何一个大的战略阶段，都是由若干战略步骤和战役进程构成的。总揽全局，掌握关节，精心筹划，全面部署，引导战局一环扣一环地向着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是保证顺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这也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大进军的战略指挥上，首先注重把握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淮海战役尚在进行时；党中央和军委就开始研究向全国大进军的部署问题，划分了各大野战军的任务和进军步骤。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分析了总的形势和我军去江南作战的利弊条件，规定当年我军的作战任务是：“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17)。”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作了充分估计，提出了应付的对策。嗣后，又对进军时机、战略步骤、打击方向、兵力组成、战役顺序、战场选择、后勤保障、争取瓦解敌军的策略、对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准备、战略大后方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问题，进一步通盘谋划和部署，并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其主要轮廓为：第一野战军解放并经营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适时以一部兵力入川，第二野战军协同三野占领华东南各省后，解放并经营西南云、贵、川、康、藏五省(原定二野、三野共同经营华东南地区，后作了调整)；第三野战军解放并经营苏、浙、皖、闽四省；第四野战军待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就绪后，南下解放并经营华中、华南的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军委直属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解放太原、大同后，以两个兵团去西北协同一野作战，一个兵团留守华北。战略步骤的实施，大体是按照先取华东，次取华中、西北，再取华南、西南的顺序进行的。 　　第一步，首战华东，围歼汤恩伯集团(四月至六月)。 　　首战华东的原因在于：一是位于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反共反人民的死硬派，我军的主要打击对象；二是该集团兵力最多，是防守华东的主力，消灭了它，华东各省我垂手可得；三是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能起到极大震撼、瓦解敌人营垒，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四是华东的海岸线和重要港口被我军控制后，可以防止敌军从海上逃跑，也可以有力打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增援或入侵；五是敌人江防弱点十分明显，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的上海地区，南京上下游兵力空虚，便于我军突破；六是防守武汉的白崇禧集团正派人与我“挂钩”，是战是和，尚待观察。从四月二十一日我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跨江而进起，至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上海止，敌汤恩伯集团基本就歼。此后，三野则长趋直入，向浙江、福建进军，并解放了山东的孤立据点青岛；二野布于浙赣线上，作战略预备队。军委三个直属兵团于四月下旬一举攻克太原，和平解放大同，已可抽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去西北参战。一野进行了陕中战役，解放西安，并和平解放榆林，四野先遣兵团趁白崇禧集团南撤之际，渡江解放了武汉三镇，位于平津地区的四野主力也陆续南下，完成了在武汉、宜昌地区渡江的准备工作。 　　五月下旬，军委鉴于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对我进行军事干涉的危险，指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袭击和扰乱(18)。”具体部署为：以二野全部位于现地整训，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同时，箝制华中的白崇禧集团，准备以一部兵力适时渡赣江配合四野作战。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消失后，再向西南进军。三野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二个军；以三个军布于南京、镇江、苏州地区，七个军布于上海，三个军布于浙江；另以一个军开往青岛，夺取并守卫该地(后由山东军区部队担任)。四野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准备必要时增援华北。军委直属第二十兵团及四野炮兵纵队，调往秦皇岛、塘沽海口布防；第十九兵团协同一野歼灭胡宗南及“两马”主力后，留在宝鸡、凤翔地区，作机动力量。有了上述部署和准备，帝国主义不论从南方或北方进行军事干涉，我军均可应付裕如，不致陷于被动失措的境地。 　　第二步，夺取华中和华南一部地区，解放西北，重点围歼和打击白崇禧、余汉谋、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五个集团(七月至十月)。 　　在中南方向：五月下旬，四野主力部队陆续到达襄阳、樊城、孝感、浠水一线，准备略加休整后，按军委要求渡江南进。为配合四野作战，军委决定将二野之第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六月二日，军委指示：四野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后，即分两路或三路同时动作，齐头并进，务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象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19)。”九月间，军委判断白崇禧集团极大可能不在湖南而在广西境内与我作战，以及我军及早占领广州，打通粤汉铁路，“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要求四野先以陈赓第四兵团、邓华第十五兵团与两广纵队等武装配合，南取广东，而后消灭缩至广西的白崇禧集团。从七月上旬至十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兵分东、西、中三路，连续发起宜沙、湘赣、赣西南、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了江西、广东全省(海南岛除外)和湖北、湖南大部，并争取了程潜、陈明仁部于长沙起义。因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力避与我决战，逃脱迅速，致使四野未能实现在湘境和鄂境围歼该两集团主力的战役企图。 　　在西北方向：七月初，军委直属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归一野指挥。一野兵力由原来的十五万余人增至三十四万余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的三十三万多兵力旗鼓相当，但质量上占优势。军委对西北方向的歼敌部署是：力争先后于宝鸡、扶风、郿县地区歼灭胡宗南兵力之半(五至六个军)，但暂不占领汉中；于乾县、永寿、邠县地区或泾县、凉州地区，歼灭“两马”主力。尔后兵分两路，一路西取甘、宁、青、新，年底占领甘、凉、肃三州，翌年开春或夏季占领新疆；一路入川占领川北和成都。这一部署要点，也是从全局着眼的。争取在陕中歼灭胡宗南一部而又暂不占领汉中，是因为军委估计，国民党广州政府迁都重庆，当在九月至十月间，我刘邓大军入川当在十二月间，“为使伪政府放心迁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故我军暂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20)而争取歼灭“两马”主力后，年底占领甘、凉、肃三州，继而占领新疆，系为了取得更大石油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21)。”从七月中旬至九月下旬，第一野战军经扶郿、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重创胡宗南集团，全歼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并和平解放新疆。至此，西北五省除陇南、陕南一隅外全部解放，一野遂于十月间开始了向新疆的和平进军。 　　这一时期，三野猛打穷追逃敌，经福州、漳厦等战役，解放了浙江、福建全省，并攻占了舟山群岛的部分岛屿和闽南东山岛、渤海湾长山列岛等岛屿。绥远董其武部亦宣布起义，接受改编。党中央和军委鉴于上海、福州、青岛等地均告解放，帝国主义的舰队夹着尾巴溜掉，对我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遂解除二野的战略预备队任务，令其准备于九月间出动，向西南地区进军。十月间，三野第十兵团的三个多团渡海攻打金门岛失利，遭敌歼灭，令人痛心。军委通报全军：“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在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22)。” 　　第三步，解放广西、西南，围歼白崇禧、宋希濂、胡宗南三个重兵集团(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底)。 　　广东战役结束后，白崇禧集团的十五万余人，会合逃往广西境内的余汉谋残部五万余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确保左右两江，不支时再向云贵方向逃跑。正如军委九月间判断和部署的：“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23)。”“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我军应预作准备，适时切断其退路(24)。”十一月上旬，军委又指出：“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25)。”这样，就布下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天罗地网。广西战役从十一月六日开始，至十二月十四日结束，敌除两万人逃往越南境内外，余均被歼，广西全境遂告解放。 　　关于进军大西南的部署，早在五月间，军委即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6)。”解除二野战略预备队的任务后，针对蒋介石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固守“西南防线”，与我“持久作战”的部署，军委又多次指示：二野主力应待广州解放和四野发起广西战役后，实施战略大迂回，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宜宾、泸州、重庆之线，断敌退往云南、西康的道路，再以吸引胡宗南部于秦岭地区的一野一部进军川北，与二野合力围歼胡宗南集团等敌。据此，二野主力与四野一部，从十一月一日开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五百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发起多路突击。首先重创屏障川东门户的宋希濂集团于鄂西地区，并解放贵阳，拦腰切断敌西南防线；继而占领重庆，争取了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郭汝瑰等部起义；最后在成都地区与一野入川部队合力完成了聚歼胡宗南集团四十余万人的任务。至此，我军基本上完成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的解放，剩下来的仅是战略扫尾方面的某些战役战斗了。 　　人民解放军在八个多月的时间内，以急风暴雨、雷霆万钧之势，解放十六个省，大大超过原定一九四九年内争取解放九个省的计划，为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石。其所以如此，首要的因素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确、英明而果断，全局在胸，调度有方，着着先机制敌，自始至终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剥夺了敌人的行动自由权。渡江之前，我军就已经在政治上、军事上形成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迫使其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和被动状态中。利用这种有利态势，我军正确区分战略步骤，恰当配置战略打击力量，从大进军的开脚一步起，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先声夺人气势，对准国民党的战略防线和重兵集团，实施连续不断的突破、分割、追击、围歼，决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27)。”我军决水千仞的强大攻势，愈加造成敌军在心理上、行动上的绝望、崩溃状态，兵败如山倒，完全丧失其行动自由权和抵抗力，特别是当我军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性时，没有被这种现象所迷惑，所吓倒，而是一面做好应变的部署和准备，一面加速进军步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这不仅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出兵干涉，也使国民党靠美国武力援助或世界大战爆发来救命的梦想完全破灭。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人民的力量才是伟大的。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实施战略指挥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28)。我军的战略追击，虽然是根本区别于战略防御的战略进攻的继续，但与战略决战阶段比较，也有其明显特点。这就是我军以绝对优势和主动的地位，实施全面大进军、大追击；而敌军则以绝对劣势和被动地位，实行全线大退却、大溃逃。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战略追击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作战原则，指导我军歼敌制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 　　第一，集中优势兵力，首歼敌人重兵集团。经过战略决战，敌精锐兵团大部被歼，所剩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集团，士气不振，战斗力大为削弱，又分布在广阔领域内，已难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我打掉敌人一个重兵集团，敌就会失去一个战略支撑点，防御大厦顷刻坍塌一大片，根本无力修补。而且，我四大野战军在每个作战方向上，均能形成压倒敌人的优势，具有歼敌重兵集团的强大战斗力。这与解放战争初期或中期那种先打孤立和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解决敌人的重兵集团，仍然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但集中兵力的程度，则视敌情、我力的变化而定，不必拘泥于每战以三倍或四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临敌。因为这时敌人已经是溃败之师，士无斗志；而我军受经济、供给、兵源、分布留守等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拿出那么众多的兵力来。渡江战役是关系大进军战略全局的关键一役，围歼敌汤恩伯集团四十五万人。我集中二野、三野两支大军，仅形成一倍于敌的相对优势兵力，就突破长江防线，机动于苏南、皖南、浙北、赣东地区，打破汤恩伯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战线的企图，“瓮中捉鳖”，使汤集团基本就歼。在西北方向，一野加上第十八、十九兵团的兵力，合共三十四万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兵力相等。由于采取了“箝马打胡”、“箝胡打马”的作战方针，每战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因而取得了全歼“两马”、重创胡敌、和平解放新疆的重大胜利。二野进军大西南，与协同作战的四野、一野各一部，总兵力不过五十万人左右，但却取得了歼灭包括胡宗南、宋希濂两个重兵集团在内的九十余万敌军的辉煌战绩。由此可见，在战略追击阶段，我军集中一定优势兵力先打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只要兵力使用得当，战术灵活机动，便能收避害趋利，事半功倍之效，大大加速战争的进程。 　　第二，先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后取广大乡村。国民党兵力有限，只能以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为基点布防，已无法顾及广大乡村；当我军打击来临时，则靠退守城市苟延残喘，靠铁路、公路、水路增援或逃命。我军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速战速决，就必须全力摧毁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战役防线，夺取这些城市，控制交通要道，使敌人无穴可钻，无路可遁。同时，我军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也更利于增强物资供应力和作战机动力，进一步加速歼敌的进程。“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29)。”这与以往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尔后夺取大城市的情形，也是不同的。渡江战役中，我军兵分三路进击合围，以消灭汤集团和占领南京、上海为主要目标。第一作战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控制江阴炮台，封锁江面，并切断宁沪铁路，第二作战阶段长驱直入，切断沪杭铁路、宁杭公路和浙赣大动脉，合围南逃之敌，占领杭州。第三作战阶段解放上海，并相继占领武汉、南昌。渡江之前，军委即电示四野组成先遣兵团南下，要求“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等命，箝制白崇禧部，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30)。”攻占上海前，军委又电示三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海上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从海上大批运走”，如上海有和平解放可能，力争和平解放，“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31)。”渡江战役结束后，三野进军福建，径取福州、厦门，控制了从上海至福建的重要海口；四野进军中南、华南，直下长沙、衡阳、广州、桂林、柳州、南宁，打通并控制粤汉铁路；一野进军西北，相继占领西安、兰州，打通并控制西兰铁路；二野进军西南，先取重庆，抢占并封锁长江上游，继取成都；等等，无不都是在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同时，注重大城市和交通命脉的夺取，然后再腾出手来，收拾溃散在乡野僻地的残敌、土匪。贯彻这一作战原则，主要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迅猛强大的军事压力，或迫敌来不及破坏城市设施便弃城而逃，在追击合围中予以歼灭；或争取城市敌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只有在非攻坚城池不可的情况下，才以攻坚手段夺取之(如上海、太原、兰州)。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的破坏，有利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 　　第三，以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形式兜住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敌人的防御体系支离破碎，后方空虚，薄弱环节甚多，各防御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只图自保；慑于我军强大声威，力避与我决战，以西南诸省和海南岛、台湾等地作战略退路，见机不妙即大踏步地后撤和逃跑。这些情况，决定了乍到敌占区作战的我军，在贯彻以歼灭战为核心的作战指导思想时，必须敢于打破常规，实行远距离的无后方的运动作战，用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的形式，歼敌制胜。渡江战役中，二野、三野总前委针对敌江防被突破后的混乱态势，机断决定放弃由两个野战军主力交叉运动进击南京地区的原定作战方案，改为以三野主力追歼南京逃敌，围攻上海；二野主力则猛插猛进，千里迂回，直下浙赣路的贵溪、横峰、上饶、衢县、金华、义乌一线，断敌退路，拊敌侧背；割断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防御集团的联系，从而扩大了战役范围，不仅为围歼汤集团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也迫使白集团不战而撤，放弃武汉三镇，向后龟缩。这是一个创举，提供了战略战役大迂回的新鲜经验。因此，军委要求四野渡江后，亦应象二野一鼓作气打到浙赣线那样，各路“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32)使白崇禧各部处于猝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的境地。此后军委根据白崇禧集团极力避战的特点，进一步指出：和白部作战，不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33)。”“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34)。”这样，敌人缓撤也好，速撤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均难逃脱被我军包围歼灭的命运。在这一作战原则指导下，我军车步并举，大胆分路穿插，不顾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克服后勤供应不足和气侯不适的困难，对广东余汉谋集团、广西白崇禧集团、四川宋希濂和胡宗南两集团，实施战略纵深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仅三个月的时间，即分别予以兜歼。这就使蒋介石集团退守西南、待机反攻的美梦，彻底破灭。有作战经验的人都知道，敌我双方交战，最忌对方两翼迂回，拊己侧背，兜抄后路，大兵团作战更是如此。尤其象我军这种靠两条腿实行千里以上大迂回的战法，国民党将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因而一旦出现，我军也最容易获得出敌不意、乱敌军心、一举歼敌的极大效果。 　　第四，在高度统一集中指挥下，实施各大野战军的战略战役协同。向全国大进军，我四大野战军全面出动，战线广阔深远，情势复杂多变，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这就要求全军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和军委的集中统一指挥，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部署、作战方针和军事政策，密切协同配合。事实证明，各大野战军和兵团在这方面是自觉的，坚决的，没有发生过干扰、影响党中央和军委既定战略部署、方针的现象，并积极发挥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机断性，这是保证战略追击迅速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战略大进军，实行全国规模的、跨战区的各大野战军之间的协同作战，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党中央和军委除明确划分各野战军的解放经营地区，协调各野战军的进军步骤、战役顺序外，为加强前线协同作战的指挥，还及时组织或调整战区领导机构和兵力组成。例如，由二野、三野领导组成的总前委，负责指挥该两部兵力及四野先遣兵团渡江南进；四野主力渡江前，由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华中局，负责领导中南区的党政军工作，并将二野四兵团划归四野指挥；两广战役前，成立华南分局(隶属于中南局)，统一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协调野战军部队、地方游击武装之间的关系，组织指挥了广东战役和海南岛战役；在太原前线，由军委三个直属兵团的领导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部队作战，战后将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往西北，划归一野指挥；进军大西南，由二野领导和率第十八兵团入川的一野领导组成西南局，统一西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一野第十八兵团和四野第五十军、四十七军、四十二军暂归二野指挥，我们的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宗旨一致，目标一致，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具有积极协同作战的强固政治基础。这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我军在战略大进军的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五，保持强大军事压力，充分发挥政策威力，争取大规模瓦解敌军。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过去在敌优我劣的情势下，争取敌军整师整军的起义、投诚，并不多见，整个集团军的起义、投诚，则从来没有过。解放战争中，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变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条件变化了，敌整师整军甚至整集团叛敌归我的现象，才逐渐增多起来。我军渡江前，毛主席针对敌仅剩下一百多万军队的状况预计：“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35)。”并且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准备的，但按照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和平解决敌人的可能性增加了。战略追击开始后，为加速战争进程，减少部队伤亡，避免大城市遭受破坏，我军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一面不断加强军事压力，坚决消灭敢于顽抗之敌；一面利用敌人营垒的慌乱心理和各派系之间的矛盾，通过各种渠道，展开政治攻势，注意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大力瓦解敌军。例如，当四野主力渡江南进时，军委认为湖南的程潜、陈明仁部有起义的可能，如该部起义，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有极大政治作用。特电告四野：“现令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36)。”在四野派人与程潜、陈明仁谈判过程中，军委又指示：该部起义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37)。”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很快推动谈判成功，使长沙等地获得和平解放，有力震撼了国民党营垒，西南地区我军争取云南卢汉、西康刘文辉两部起义，打破国民党残部退守边远地区的企图，也是一个重大成功。这一阶段，我军用和平方式先后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全省及四川西部等大片区域，加上其他城市起义、投诚的人数，共达一百零二万余人，占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事实证明，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大量争取敌军起义、投诚，进行和平改编，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 　　第六，形成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大兵团远距离进军作战的需要。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38)。”我军过去的后勤保障，是以各大战区为单位自行组织、自行解决的，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已不完全适应战略追击阶段的需要。战略大进军，出动兵力众多，占四百万人民解放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需要的粮食和作战物资的数量之巨，是空前的；要求部队猛打猛进，神速运动，实施远距离的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迅速包围和歼灭敌人；行军作战区域是群众尚未发动的新区，又面临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包括南方的崇山峻岭、水网交错地带，西北的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地带，以及隔海峙立的若干沿海岛屿等。这就大大增加了后勤保障的艰巨性、急迫性、复杂性。只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积极发挥各战区的能动性，真正形成强大的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才能确保大进军战略任务的完成。为此，军委决定，将后勤工作由各战区独立自主、分散经营的方针。转变为全军统一领导、分区负责的方针。在统一集中方面，属于全军的后勤工作，由军委后勤部统一组织，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领导；划一全军供给标准；健全和充实全军后勤系统的编制，各野战军统一编设后勤分部、兵站、医院、辎重部队、汽车部队等专业部队；战略后方的军火生产和供应前线的重要物资，由军委后勤部统一安排和调拨；经军委后勤部申请，中央财经委员会拨出银元二千三百五十五万元，供各野战军在新区使用等。在分区负责方面，由各大战略区和野战军组成各自的兵站运输线；自筹大部粮食、被装，医药和作战物资；动员和组织民工、民兵支前；自行组织战勤支援和随军保障等。例如，在军委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四野从京津地区南下和进军中南，以华北、华中地区作依托，采用前方以汽车为主、后方以火车为主的运输方式，建立了北起京津、南至长沙的补给运输线；二野进军大西南，以华东地区为依托，建立了自南京、上海经武汉至岳阳、宜昌，以及经樟树、南昌至长沙、衡阳的兵站运输线。党政军民齐动员，前方后方同努力，战胜敌机的轰炸和土匪的袭扰、破坏，保证了这些运输线的畅通，在我军后勤机械化程度很低，各种保障手段相当简陋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后勤保障的最大优势。渡江战役中，地方党组织与部队配合，共动用民工三百余万人，运送粮食数亿斤，筹集各型木船近万只，参战船工亦达万余名；山东、苏北还建立了十六个民工团，随军服务，有力保障了渡江战役的作战需要。海南岛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渡海进攻战役，毛主席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渡海部队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筹集了充足的粮食、船只和作战物资，弄清了海情、敌情，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大力配合下，一举摧毁敌人的现代化立体防御，渡海成功，战争伟力的深厚根源在民众之中，我军后勤保障的前后方一体化，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踊跃参战、支前分不开的。 　　上述作战指导原则，在我军战略大进军的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新的战略发展阶段的产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作战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战略指挥是把握战争全局的高难度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攸关战局胜负的核心问题所在。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针对战略全局的指挥而言。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39)。”大量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面大进军阶段的战略指挥，无疑是娴熟驾驭战争全局，照顾好“最吃力的地方”的一个典范。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来就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的。它不仅是一支消灭敌人武装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一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改造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阶段，全党面临着从夺取政权向巩固政权的过渡，从长年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过渡，从以乡村工作为重心向以城市工作为重心的过渡，要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要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要把各阶层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任务是极其复杂艰巨的。既肩负起战斗队的任务，又肩负起工作队的任务，是党中央和军委赋予我军的光荣历史使命。 　　一九四九年二月，毛泽东鉴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今后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接收和管理大城市及经营广大新区的重要性、艰巨性，将不亚于作战任务，因而在《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付资产阶级，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动员和组织青年，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管理工业和商业，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40)。三月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里，又进一步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只要国内还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这支军队就仍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41)。”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是党中央和军委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实保证。 　　向全国大进军的中后期，随着战局的胜利发展，战役战斗的逐步减少，接管和经营新区便成为我军的主要任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打击敌人、团结群众、建立政权、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的有力武器。树立全盘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军胜利完成工作队任务的关键一环。不论在渡江之前的准备工作中，或是在战略追击阶段的工作进程中，政策教育始终是部队各级领导注重抓紧的主要课题。 　　这一时期，我军执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项，接收和管理城市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战役开始，至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为止，江南和西北的一百多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福州、南昌、武汉、长沙、广州、桂林、贵阳、成都、昆明、西安、兰州、银川以及山西的太原、山东的青岛等国民党长期盘踞的政治经济中心，均落入人民手中。接收和管理这些城市，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对于重要城市，我军入城后一律采取军事管制的形式，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宣告的约法八章(42)行事。约法八章是党的城市和新区基本政策的一个缩影，简明易懂，威力甚大。事实证明，只要广为宣传，付诸实施，便能很快起到安定秩序、稳定人心的作用。属于原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各系统、各部门及官僚资本，一律由军管会派人接收和管理。大区、省、市政权机构的建立，采取先成立军政委员会或委任临时政府的办法，逐步向正式机构过渡。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市委、市临时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了上海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效果很好。毛泽东认为代表会议对于加强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克服困难，进行各项建设工作有重要作用，应予推广。并且指出：“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43)。”接着，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请各地报告城市和农村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中央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等文电，推动了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在此基础上，全国于一九五〇年就建立了华北、东北两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二十九个省及二千一百多个市、县的人民政府，使全国的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在镇压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的和平建设，支援大进军的最后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军接管大城市后，遇到的突出困难是金融和物价问题。一方面，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就是一付烂摊子；另一方面，战争尚在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加上天灾匪祸等原因，使我们的财政收支入不敷出，赤字严重，资产阶级和社会投机势力趁机捣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破坏民生，严重威胁经济的运转和人心的安定。上海市闹得最厉害，不法资本家要在经济上同共产党较量。六月间，该市军管会派出部队和公安人员，一举包抄了搞金银外币投机活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一批捣乱金融市场的主要投机倒把分子，给破坏人民经济生活的资产阶级势力以沉重打击。为稳定市场物价，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军与地方党组织相配合，从各地调运大批粮食、物资，于十一月间在各大城市统一投放市场，按国营牌价出售。使物价下降率迅即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投机行业纷纷破产。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四月，由于各大城市的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密切配合，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有关财政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因而有力打击了资本主义投机势力，平息了三次大的物价上涨风波，制止了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人民生活趋于安定的好局面。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我军从接管城市起，就注意面向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保证其他一切工作，均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国营工业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畅通，是各地军管会的工作重点所在；同时，注意发挥私营工商企业的积极作用。至一九四九年底，我们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已占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点三，控制了全国的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棉纱、交通运输业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奠定了国营经济的主体领导地位。为保障战争的需要和经济的交流，我军的工程兵和新建立的铁道兵部队，在各地军管会、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抢修铁路、桥梁，保证了全国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各地军管会派出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到工矿企业担任领导职务或军代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排解各种矛盾、纠纷(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工厂开工问题、工人失业问题、工人工资问题、劳资之间的关系问题、煤荒问题等)，并在实践中逐步学会领导生产，掌握生产。这样，我们就迈出了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第一步。那时从军队输送到工矿企业和其他部门的许多干部，后来大都成了经济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保证。我军渡江之前，曾普遍而深入地进行过加强纪律性和城市政策的教育，因而入城之后，各部队均能严格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行事，在群众中树立了纪律严明之师的光辉形象，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这是我军能够在城市中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也有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如有的部队擅自派兵进入外国使馆人员的住宅；有的擅自命令地方电影院、戏院、澡堂免费向部队开放；有的蛮横无理，违反铁路规章，乘坐火车；有的不经请示报告，随意处理军管物资等等。这些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影响很坏。发现后，各部队均作了严肃处理，教育各级干部引以为戒，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第二项，改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及被俘人员 　　大进军阶段，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的数量猛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起义、投诚达一百零二万余人，其中成建制的有八个兵团部、二十八个军部、七个军零一百三十个师；俘虏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合计共二百一十五万余人，尤其在西南地区，数量最大，情况最复杂，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达九十万人，其中有地方实力派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某些头面人物乘混乱新网罗扩编的部队，以及地方团队和游杂武装等。对于这些人员进行改编、溶化、安置、处理，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时间紧迫，弄得不好，就会造成破坏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我各大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包下来”的方针及有关政策，对起义、投诚、被俘人员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改造和处理。第一，对起义有功的高级将领，由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安排适当职务。第二，属于成建制起义、投诚的部队，原则上一律调离海边防及重要城市，指定驻地，进行改编。改编时我军派军事代表团或工作队参加，宣布政策，调整组织，举办军官集训，在士兵中开展诉苦教育运动，务求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的全面改造。尔后，一部分成建制地编入我军(如陈明仁部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陶峙岳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董其武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三兵团，张轸部改编为第五十一军等)，或与我建制部队合编，大部分分散补入我建制部队溶化。第三，军官经教育改造后，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凡起义有功人员，可在部队留用或去地方安排适当职务；青年知识分子类型的下级军官，有培养前途者，部队继续留用，或送专门学校深造；确有军事学识或专业技术(如各军兵种、通讯、医务人员等)为我军必需者，只要政治上愿意向人民靠拢，分配到军事院校或有关部队，从事教育工作、专业技术工作；要求回乡的一般军官及老弱残疾人员，原则上遣返回乡，由地方给予生活出路；作恶多端而又无立功赎罪表现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有些送司法公安机关处理，有些交地方由群众监督改造。第四，对于被俘士兵，一部溶入我军；一部遣送回乡，从事生产劳动。 　　改编国民党部队，特别是改造中上层军官，是一场严重斗争，必须坚持孤立和打击少数、争取和改造多数的原则，稳妥慎重，逐步处理，既不能和平麻痹，掉以轻心，又不能操之过急，蛮干胡来。对于有些反动军官阴谋组织叛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应采取果断手段，及时予以揭露和粉碎；叛变发生后，则应坚决、迅速、彻底消灭之，否则就要吃亏。例如，程潜、陈明仁于长沙率部起义后，白崇禧趁起义部队情绪未稳之机策反成功，致使四万人叛变南逃；我军一部在追击中轻敌麻痹，遭敌伏击，损失八万余人。傅作义部在改编中有一万七千人逃往绥远，给争取董其武部早日接受改编，增加了阻力。原云南暂十三军一个团叛变，杀我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八十余人。贵州起义部队的叛变人数达五分之二以上，与当地土匪合流，形成严重匪患。四川原十六兵团一个师叛变，经十天战斗方被我消灭。这些血的经验教育，说明和平改编并非完全和平。毛泽东说：“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44)。”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项，剿灭土匪 　　我军进行战略大追击的过程中，以首先占领城市和控制交通要道为主要目标，不可能完全顾及广大乡村。大批国民党残兵败将，趁机转入乡野山林，垂死挣扎。他们与地主武装、会道门组织、土匪队伍合流，象滚雪球似地发展起来。建立基地，组织暴动，武装游击，烧杀抢掠，妄图待机配合国民党残存兵力卷土重来。例如，仅贵州省就有二十一个边陲县城被土匪队伍控制，公然建立“政府”，发行匪币，与台湾国民党建立电讯联系，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举行反攻；大别山区的十四个县，亦基本上被土匪控制；溃散在青海地区的马步芳反动军官，网罗散兵游勇，在大通、门源、湟中等十余县内组织暴动，企图消灭我驻守青海的部队；一九五〇年的头一个月内，华东的土匪袭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一百二十名干部惨遭杀害。当时，我们的征粮任务极重。部队要吃饭，城市人民要吃饭，粮食来源只能是农村。但是，由于土匪活动猖獗，威胁农民抗拒征粮，大肆抢劫、焚烧公粮公盐，不断破坏铁路公路，致使我征粮任务的完成受很大影响，也严重阻碍了城乡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至一九五〇年初，全国土匪武装已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并有继续蜂起蔓延的趋势。其中华东地区五万九千余人，中南地区二十八万八千余人，西南地区六十五万五千余人，西北地区四万二千余人。不彻底消灭土匪，便无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保障社会的安宁。 　　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起，我军按照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抽调了四十一个军部一百四十个师共一百五十余万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剿匪过程中，各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制定剿匪方案，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清霸镇反，深入发动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地区情况不同，进度也不一样，但一般均经过以下步骤：第一步，集中兵力，重点进剿。所谓重点，即土匪势众，为患极烈。严重威胁我交通命脉、腹地安全和粮食来源的地区。我首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以各大区为单位统一指挥，全力施剿。对某些小股土匪聚集的偏远贫瘠地区，留待以后解决，以免分散兵力。第二步，点面结合，分区驻剿。重点地区的大股土匪被消灭后，我军即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按部队驻地划分清剿区域，加强面上的控制，在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进剿偏远山林地区的小股匪徒。由于土匪边剿边起，不断零星发展，且大都聚散无常，利用险恶地势与我周旋，因而这一阶段需反复进剿，象梳头一样，梳了又梳，进剿中利用大股土匪被消灭和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有利形势，加强政治攻势，瓦解土匪队伍，对省与省、县与县之间的接合部地区，相关的部队组成剿匪指挥部，统一行动，密切配合，以免使土匪漏网。第三步，结合减租、土改、镇反等斗争，深挖潜匿的匪首和骨干。在战略追击阶段中，我军主要是完成了第一步的任务，集中兵力进剿匪患严重的浙江、福建、苏南、皖北地区；鄂豫皖边、湘赣边、粤桂边、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的腹心地区；陕甘宁边、青海、宁夏地区。共消灭和瓦解土匪百万人，使大股土匪基本就歼。同时，部队还结合剿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乡村政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第二步、第三步的剿匪任务，直至一九五三年底才告完成。我军先后共消灭土匪二百六十余万人，创造了在中国大地上使土匪消失的历史奇迹。 　　第四项，向新疆和平进军 　　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我党积极争取下，宣布接受八项和平条件，通电起义。十月，我第一野战军一部(一兵团部及二军全部、六军两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开始向新疆进军，至一九五〇年三月，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向我国最大的省份新疆地区和平进军，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 　　向新疆进军，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多变，要穿过大片大片的戈壁荒原和沙漠瀚海，后勤物资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党中央与苏联联系，双方商定由苏联民航局派出三十架伊尔运输机(后派出四十架)，帮助我们空运部分军队和物资进疆。中央军委又从华东军区抽调四百余辆汽车，从华北军区抽调一百余辆汽车，担任支援部队进疆及转运物资的任务。一兵团及二、六军的后勤部门自筹部分汽车，加上部队的原有车辆，进疆的汽车达七百余辆。在河西走廊及各地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疆部队共筹集骡马、骆驼四千四百余匹，棉衣、皮衣、皮帽、帐篷和其他军用物资二十八万一千余件，粮食三万三千吨，基本上能够保证进疆部队的需要。进军过程中，经苏联民航运输机运送部队近二万人(从酒泉至哈密四千余人，从哈密至迪化一万五千人)，军用物资十二万七千公斤，对我军争取时间进疆起了重要支援作用。车运、步行极为艰难困苦，是人与大自然的拼力搏斗，广大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戈壁、沙漠、暴风雪、缺水少粮、腿脚浮肿、敌人破坏、伤病号增加等各种困难，行程最长达四千余公里，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接管了南疆、北疆、东疆的防务。 　　新疆的主要民族是维吾尔族，当时人口约三百余万。他们拥有一支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在过去的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45)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及其他各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46)据此，部队于入疆之前，普遍进行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团结维吾尔民族军的教育；入疆之后，严格执行“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维吾尔民族军一道，紧紧依靠当地的各民族人民，及时平息了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发动的叛乱，团结教育了广大国民党起义官兵，稳定了新疆局势，逐步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从此，新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人民当家作主和积极从事和平建设的新天地。 　　人民解放军执行工作队的战略任务，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的自身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在革命大发展而地方工作力量奇缺的情势下，军队派出大量人员执行工作队的任务，确实起到了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干部，稳定全国局势，巩固革命成果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军队在直接面向社会、深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接触大量新事物，处理许多新问题，从而不断提高着自身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有力改善着部队的素质。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既能担负战斗队的任务，又能担负工作队的任务，正是这支军队的主要特点和优点之一。 　　全国解放战争后期的伟大战略进军，以敌人的彻底失败和我们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正确进行战略决策、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我军广大指战员连续作战、不怕牺牲、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节衣缩食、大力支援的结果。战略大进军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 这是徐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卷所写的回忆文章。 　　注释 　　(1)汤恩伯，浙江武义县人，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白崇禧，广西省临桂县人，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余汉谋，广东省高要县人，时任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宋希濂，湖南省湘乡县人，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第十四兵团司令、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浙江孝丰县(今属安吉)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总长官和参谋长。 　　(2)阎锡山集团残部，当时被困守太原，共有六个军七万余人。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二七页。 　　(5)《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九三七页。 　　(6)《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九三七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八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二八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2)《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九三一页。 　　(1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三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九〇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17)《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二九页。 　　(18)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19)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20)参见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21)参见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22)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电。 　　(23)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电。 　　(24)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电。 　　(25)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电。 　　(26)《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三八页。 　　(27)《孙子兵法》军争篇。 　　(2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30)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电。 　　(31)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32)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33)《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三九——三四〇页。 　　(34)《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四二页。 　　(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36)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电。 　　(37)参见军委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电。 　　(38)《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三〇页。 　　(3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五七——一四五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3)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4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二五——一四二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 　　(45)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电。 　　(46)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电。 　　 徐向前军事文选/徐向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