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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兵不血刃克长春 三、不放一粒粮食、一根草进城

《萧劲光传》编写组

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非常明确，长围久困的目的是“使其粮弹俱尽，人心动摇时再攻”。所以，在完成包围任务使敌人无从突围后，最直接的长期的斗争形式是经济斗争，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部署围城工作动员会上，萧劲光斩钉截铁地提了一个口号；从部队按部署到位那一刻开始，长春城的大门就算关上了。在这以后，再不准放一粒粮食、一根草进城! 　　围城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各单位都立即在通往长春市区的每个路口，设立了检查站、检查哨。严格行人检查，禁止粮食、蔬菜、柴草，以及牲畜等一切可供敌军所用的生活资料进城，断绝了城内外一切人员商贸往来。为了做到封锁严密，万无一失，真正卡住敌人的脖子，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亲自出面与地方协商，成立了“军地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以此名义把驻地贫苦群众组织起来，参加经济封锁斗争。 　　长春市市长尚传道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对经济封锁，似乎有所预料。3月份上任甫始，他就不讲价钱地买下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储存的全部10万斤大豆。接着，又对全市存粮进行了普查。调查结果是，全市各方面存粮，包括私人自存的，加在一起，可以维持到7月底。当时这结论并没有公布。5月下旬，解放军部队包围长春城，特别是对长春实行经济封锁后，这一信息不翼而飞。国民党在长春的党政各部门很快就都知道了，长春市民也知道了。一无基础二无靠山，立足未稳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更感到心里没底。长春城内有点慌神了! 　　困守孤城，自古为兵家大忌。不错，兵书上确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一说，但首先必须有饭吃、能活命，然后才能待援解困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金汤之固，非粟不守”是军家常识。粮草，要命的粮草!围城开始，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第一个反映就是搞粮搞草。一时间，第六十军、新七军等各部官兵像蝗虫一样涌出城，自顾自四下抢粮、抢柴、抢草、抢地里半生不熟的庄稼。城郊许多村屯老百姓房顶上的草也被拆下来拉进城当了马草，房梁、家具则被运进城当烧柴储存起来。一次次洗劫，弄得老百姓哭天抢地，家家鸡犬不宁。解放军围城部队一发现这种情况，立即出兵打击，并把前线阵地逐步向里推进，压缩包围圈。同时专门抽出一部分官兵帮助前线老百姓收庄稼——先是蔬菜，而后是小麦等。从接近城区的最前沿开始，由前而后，熟一块收一块。军民一起动手，不分昼夜，快收、快装、快运。收的粮食留下当时吃的，都运到后方储存起来，不让一粒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不久，从解放军围城部队前线到城郊中间几十里范围内，已无粮草可抢，国民党军就很少出城了! 　　出城不能，突围无期，粮食供应一天天减少，城内国民党军惶惶不可终日。新七军军长李鸿故作镇静地安慰部下：“没有柴烧拆房子，没有粮吃有空投。共产党能封地，还能封天吗?”乍一听这话似乎不错。但围城指挥所既然在地上设了三道防线，炸了机场，当然不会忘了阻敌“空投”。围城命令下达不久，参谋长解沛然就主持召开阻敌空运、扰敌空投的军事会议，根据国民党军飞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部署了防空火力：机场所在的西部地区是防御重点，部署野榴炮连三个、高射炮连两个、机炮连一个；东部地区，部署野榴炮、高射炮、机关炮各一个连。萧劲光在会上作指示：“目前地面封锁做得不错。防空，我们力量有限，主要靠大家协同。要告诉各炮连官兵，希望大家明确责任，严守岗位，努力提高战斗能力，要做到使敌人不敢来，来了不敢投，投了无效用。” 　　人多，打起仗来固然力量可观，但吃起饭来数字也相当惊人。城内国民党守军10万人，即使每人每天1斤，1天也要10万斤。按美联社的“行家”计算，如全靠飞机运送，至少需有30到40架次。以国民党的空军实力，在全国战火遍地、四处告急的形势下，要达到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后来统计了一下，在这期间，最多时一天也没有超过20架次。一般都在10架次左右。有时天气不好，阴雨连绵，雾气浓重，能见度低，七八天一架也来不了。纵然来了，城外解放军防空炮、高射机枪严密监视，国民党的飞机也不敢低飞，不敢到预定地点投掷。有时甚至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往回逃。有时远在3000米高空就匆匆忙忙投下来，结果落在了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或封锁区内。他们从数千里外辛苦辗转运来的南方大米、四川榨菜、牛肉罐头，统统为围城解放军官兵改善了生活。落在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走、藏起来。所以，城内国民党军盼空投望眼欲穿，只要一有空投，听到飞机声响，官兵们就冲出营房，各个单位就自己抢自己的。为此，国民党军专门成立了空投指挥所，由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亲任总指挥，指挥空投，主持统一分配空投的粮食、物品，并且制定了明确的分配规定(大部分要供给主力部队新七军)。但他们这样规定也无济于事，一次空投数量有限，今天来了还不知哪天再来，饥肠辘辘的官兵哪管得了那么多!特别是后期国民党飞机飞来架次越来越少，东西分配不均，部队之间为争夺空投食品的火并时有发生。郑洞国又气又火，不得不亲自签名发出告示，凛然声明：“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矛盾尖锐程度，可见一斑。 　　城外抢不来，空投无济于事，怎么办?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招，就是在各界群众身上做文章，加倍搜刮城内的居民。 　　7月初，眼见军粮告罄，郑洞国“十万火急”向蒋介石求救。蒋回电说：“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郑以为有了尚方宝剑，将电报转市长尚传道，“请照准执行”。尚回答：“民间的存粮已快吃光了。政府也收不到多少粮食、物资；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我无法保证市属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人民，毫无裨益，我办不了。您要遵命办理，请您另选市长。” 　　在此形势下，粮食、糠菜，一切可吃的东西，都成了宝贝，价格一路飞涨。萧劲光在日记中准确地记下了当时长春每斤高粱米的价格： 　　6月2日，4万元 　　6月23日，22万元 　　7月14日，80万元 　　7月28日，330万元 　　8月11日，720万元 　　8月18日，2300万元 　　9月10日，2800万元(为东北流通券) 　　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馏子换一个馒头。短短三个多月。粮价上涨了700倍。两年前，杜聿明刚踏上东北大地时曾明令宣布：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奖励东北流通券100万元。这一令人咋舌的赏格，于今只够买一口高梁米(不足三钱)。有人说，后来粮价继续涨。其实涨不涨无所谓，已有价无市了。 　　“民无粮要反，兵无粮要散。”9月初，包括向来以“军纪严明”自诩的新七军，也全没了章法。为了稳定部队，缓和矛盾，兼任警备司令的新七军军长李鸿在郑洞国的默许下，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政策：出动部队抢走一些市民仅有的食品、家具，甚至扒了房子，把他们成批成批地赶出城来。 　　9月11日，我东北野战军要求一兵团对阻于长春市内的难民，在10天内分批放完，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多日没吃顿饱饭，家又被毁，衣衫褴横的老人、孩子被赶出城，步履飘摇、凄凄惨惨。在第一线执行封锁任务的解放军官兵，非常同情被赶出城来的群众。远远地就把他们接过来，把自己的饭拿给他们吃，竭尽全力照顾他们。被赶出城的难民越来越多，单靠一线部队接待不过来。兵团机关遵照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周(桓)联名发出《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的指示，专门成立了“难民处置委员会”，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负责。各部队前线阵地，分别设立了难民临时接待站；部队后方由“难民处置委员会”组织成立了几十个难民收容所，有计划地收容、疏散、安置难民。虽然经过土地改革，当地群众生活有了改善，但由于兵荒马乱，土地歉收，国共双方大量部队涌入，长春、吉林一带粮食相当紧张，解放军粮食供应也不宽裕。为了救济、安置难民，围城官兵们自觉提出，每顿少吃一口，省下粮食救济群众。因缺乏工作经验，难民救济工作开始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群众饿了多日，身体很虚弱，一次吃得太多，有的胀死了。后来接受了教训，出城后先让他们吃稀饭，逐步增加进食，此后再没有类似问题发生。 　　据有关资料记载，围城期间，解放军难民委员会发放救济粮4000吨，救济款6亿元，食盐500斤。解放军热情接待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使出城的难民很受感动。经过一段休养，多数人陆续疏散到后方，有一部分自觉要求返回城里，协助侦察敌情或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难民被赶出城，仍然解决不了缺粮的问题，却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城里的难民，成了解放军瓦解敌军的得力帮手。李鸿、郑洞国“杀民养兵”的阴谋失败了。在饥饿和绝望中，前沿碉堡、工事中的国民党官兵不时有人悄悄跑到对面围城解放军阵地上，那里有饭吃…… 　　飞机空投无靠，地面突围不能，部队接应没音信。“坚冠全国”的长春成了一座死城。面对一片混乱，郑洞国哀叹：“长春是一支断了线的风筝!” 　　 萧劲光传/《萧劲光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