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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敌占区与游击区的工作*(节录)

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

(一九四五年一月) 　　一 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建立时期我党在敌占区与游击区工作的检讨(略) 　　二 正确的政策首先是对于两面派分子的争取(略) 　　三 正确的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斗争 　　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组织群众，必须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群众要求，绝不应将根据地工、农、青、妇的组织和一套办法，搬去机械运用。这在过去，已经使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在组织形式方面，应尽量多种多样，不应要求有统一甚至固定的形式，也不要反对利用落后的灰色的以至反动的组织形式，而应该实事求是的，看用什么形式可以把群众组织起来，就用那种形式。一般说，可以广泛利用民间旧有的、社会化了的、为群众习惯的各种形式，如拜把子，姊妹会，开小铺，合作社，读书会，办学校，保家民团，青苗会，联庄会，甚至同善社等。并可以创造各种灰色组织，如忠义连环保，十人团，忠心保国组，十义会等。对于敌人所成立的反动组织，如新民会，维持会，自卫团，青少年队等，也应该打入，不放弃利用。只有如此，才能广泛的接近各色各样群众，将他们团结组织起来。 　　至于发动群众的方法，虽因情况不同，可以有很多；但一个基本原则，是从群众日常的切身利益出发，一切替群众着想，解决他们的困难，减轻其痛苦。由于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群众的困难及痛苦，主要是敌人所造成，所以主要的应从设法欺骗敌人、开展对敌斗争方面来着手组织，发动群众。尤其是减轻对敌各种负担(款、粮、劳役、差伕等)，是关系到各个阶层的利害，为群众所最痛苦、最关心，构成今天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群众对敌斗争经常而主要的内容。此外，组织群众互助生产(发展手工业，有很大可能)，贩卖运销(如向根据地贩盐、贩布、棉花等)，既可以打破敌人掠夺封锁，又能使群众有利可图，解决其生活问题。就已有的少数地区经验证明，这是完全行得通，而且是发动与组织群众很好的办法。不过，各地对这一点，一般做的不够。 　　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在于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同时，还应切实照顾到基本群众的利益，但主要的，应从团结各阶层对敌取得共同利益中来照顾。如负担问题，首先应着眼于设法减轻全村对敌负担总额，同时注意如何合理公平的分配在各个阶层，并适当的照顾基本群众。当然，照顾基本群众，决不是要依照根据地的统一累进税税则。再如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就不能一定非“二五”、“分半”不可(有些地方，在一定情形下，甚至可以不做)。且其做法，也以调解协商方式为宜。开大会斗争办法，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很多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某些地主富农，往往将对敌负担转嫁一部分给基本群众，甚至乘机勒索敲榨。特别是由我占优势地区改变为敌占优势后，基本群众已得利益，时常被推翻，所以更需要我们注意这一问题。在处理时，必须十分慎重，切实掌握民族矛盾第一原则，务使不损伤团结，共同对敌的基本目标。而主要是从对敌斗争中，做到既维护了各个阶层共同利益，又能照顾到基本群众利益。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不少地区反因此而部分的发动了群众，更增强和巩固了统一战线。 　　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不去领导群众斗争，害怕群众斗争，是不对的。毫不斗争，就无法减轻群众负担和痛苦，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其抗日的积极性。但是，因为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一般群众，往往因畏惧敌人力量，或蒙受其欺骗麻醉，不敢或不会很好的进行斗争。这时，我们就必须从小处着手，引导群众为其日常微小的利益而进行斗争，并力求取得胜利，逐渐提高其情绪，丰富其斗争经验。但当群众已经发动，就必须密切注意敌我力量客观情势的变化，适可而止，否则会遭到损失。当客观不利，但群众情绪高涨，坚持进行斗争，我无法说服群众暂时退守、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则仍须积极参加，目的是设法领导群众及时转变，避免过分损失，这是非常重要的。且举两个实例加以说明：冀中高阳县八果庄，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后，周围村庄均已“维持”敌人，只有他们依恃自己民兵武装强，有地道，而且村内团结很好，不肯应付敌人。敌虽加以胁迫，群众坚决不“维持”。后来敌调集几十人去打，又被打败，敌小队长并因此受处分。群众情绪更为高涨，斗争亦趋尖锐。敌人已决心报复，再坚持下去，必然吃亏。于是，经过干部说服，领导群众转变斗争方式，与敌人讲条件，向群众解释，讲的好就“维持”，不成再打。敌人因为这个村庄非常顽强，最后答应，只联络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粮食。八果庄亦接受这一条件，组织“维持会”来应付敌人，并继续进行其他方式的合法、非法斗争。结果，旁的村庄负担极重，而八果庄敌人征粮，每次仅出几斤，要伕只派一两个，支应一下就过去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冀中大城县小晋州村，有五十户左右。当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该村附近均已被“蚕食”，只有他们还未“维持”，支部书记曾向上级请求，允许对敌应付一下。但分区委以为只有这一个好村了，坚决不许，只得继续对抗。结果，敌集中兵力来打，把所有房屋烧毁，再用石滚反复碾过，竟将全村荡平，群众流落外村。而所有本村土地，又为敌一一插上标帜，根本禁种，受到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这两个例子，很值得我们对照研究。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爱护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是极为可贵的，可惜过去不少同志对此了解不够深刻，往往有不加重视、甚至泼冷水损伤群众热情的缺点。但另方面，也必须适当掌握这种斗争热情，予以恰当的领导，引导到正确的斗争方向，不能作了群众热情的尾巴，放任不管，使群众受害，最后还是会埋怨我们。 　　最后，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进行群众斗争，必须注意不要过分突出，要统一配合才好。首先必须全村一致。进而扩大到各村联合，建立“反资敌联防线”或“哄鬼大同盟”等。比如，向敌送假情报，各村如果内容不同，就容易为敌识破。再如，某个地方，群众已经斗争起来了，但估计客观形势不好，难免吃亏，就应及时在其他邻区，发动一些必要的斗争配合，改变敌伪注意力，吸引其到另外方面去，以掩护这一地区争取时间，转变斗争方法、组织形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类此有计划的统一领导，各地过去做的还不够。今后，应切实注意。 　　只有正确的开展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的群众工作，巩固统一战线，我们对敌斗争才有力量，才有依托。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对敌斗争，三者密切结合，必须很好掌握。经验证明，群众发动得好，而统一战线又很巩固，对敌斗争就最有办法。如果群众虽然发动了，但阶级关系太过于紧张；或者上层分子表面很好，但群众没有发动；对敌斗争就都不会很有力量。而最糟糕的，是群众既未发动，统一战线也未形成，那样，在对敌斗争上就最无力量。所以，必须认真进行群众工作，特别是要不限制于鼓动宣传范围，把着重点放在组织工作，以求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对敌斗争。 　　四 争取知识分子是开展敌占区游击区工作的桥梁 　　一般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中间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与社会各阶层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虽然有某些上层知识分子间或叛变民族投入汪精卫国民党、新民会内，或依附蒋介石的国民党，勾通敌人，进行反抗日、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究竟不占多数。且这些失足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于中层阶级，受欺骗，被胁迫的，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有利抗日，和看到我们力量强大时，他们亦会动摇，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种分化，今天已经看得极为明显，我们应该抓紧进行争取。 　　至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和受过科学陶冶的知识分子，更富于爱国热情。还有许多有正义感的老年知识分子，也同样不肯屈膝事敌，他们不仅比青年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也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为人景仰。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在敌占区、游击区，运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配合的斗争中，作用更大。他们在本乡本土，可以想出许多办法去欺骗敌人。 　　事实上，今天在敌占区、游击区的知识分子，是苦闷的。很多表面洁身自好，不问世事，暗地，却帮助抗日工作，如进行反日宣传，送情报给我，利用自己合法地位，掩护我秘密活动，以及自动以各种名义组织起来，从事学术研究，不作激烈的反日活动，以待时势。如某地，用同善社团结了近六百新老知识分子。 　　我们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应不问其为青年、老年，一概坚决争取为抗日服务。固然，在敌人种种威胁利诱下，不可免的有少数落后知识分子为敌收买。但应确信，大多数，是不甘心屈服的。因此，绝不应为部分的坏现象所迷惑，动摇我们既定方针。假如不去坚决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则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必会增加无数困难，也就是我们很大的失策。 　　同时，还要了解，对这些有上进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进行争取，一定要有十分耐心。因为，他们常以此知识自傲，自命清高，具有较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在敌人威胁下，常时成为他们维护自身气节的支持因素。因此，我们也应尊重其身份、人格与自尊心。当与之接交往还时，要讲究礼貌，说话入情入理，关心其困难，谅解其苦衷。一切采取征询、商讨的方式，细心倾听他们的意见，逐渐提高其民族意识。由对敌不合作，而逐渐进到共同商讨对敌斗争。切忌锋芒毕露，自以为是，给他们以难堪态度。 　　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进步，适时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形，特别是三三制政策的理论和实际。亦可介绍一些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书籍杂志与代表我党主张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并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批评。书报杂志和宣传品的供给和推荐，应视不同对象而定，对于那些有相当识见的高级中级知识分子，不宜给以太过肤浅的纯宣传性的东西，以免引起反感。至于团结他们的方式，亦不必拘泥一格。可以交朋友，可以成立读书组，研究会，诗社，以及其他形式。 　　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今天抗战阶段。我们根据地内，知识分子非常缺乏。敌占大城市，则文化较发达，知识分子较多。而敌人和国民党，又极力在欺骗笼络他们，跟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所以，更使我们必须认真去进行这一工作。但是，今天党内还不是每个干部都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还存在着某些排挤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党内，许多劳动阶层出身的干部，与党外知识分子生活习惯隔离，行动上不免天真，有时失之于粗鲁，不能耐心去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另方面，一些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又常看不起敌占区、游击区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落后、无聊，不肯耐心去争取他们。甚至将党内一套开会、讲话的方式和习惯，用在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以至格格不入，使他们感到我们盛气凌人，不懂人情。这些，都是应该纠正的。只有从思想上认清这一工作的意义，并且学会团结知识分子的各种办法，才能顺利地达到我们争取的目的。 　　五 武装工作队的组织与政治攻势的进行 　　有了武装工作队和政治攻势，使我们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活动可以深达敌伪心脏，收到很大成绩。现在分别予以叙述。 　　首先，关于武装工作队及隐蔽游击根据地。 　　武装工作队的组织，是在实际斗争中逐渐发展成功的。当敌封锁分割加紧时，我各地区曾有便衣队、便衣侦察组的组织，活跃于敌我边沿地区，主要是刺探情报，破坏交通。这些侦察队员三五人一组，常深入敌交通要道和据点附近，隐蔽活动，可达数日之久。因此，引起我领导机关的开始注意，认为这些经验很可宝贵。一九四一年，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以后，不少根据地变为游击区，不少游击区变为敌占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且遭受严密封锁，经济物资之来源更深感困难。为打破此退缩与封锁，晋察冀于一九四一年夏，曾有“武装宣传队”的组织，在武装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地区工作，但侧重在争取人心。至一九四一年冬，北方局始正式提出武装工作队的建立，并大体规定其任务、组织、活动方式等。对其要求，不同于侦察队及武装宣传队，较二者为繁重。除一般宣传、调查工作外，兼负锄奸、发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打击敌“配给制度”、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之责。但当时，对于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认识，还非常模糊；仅估计到在敌寇分割封锁的格子网内，有建立小型秘密武装的可能。事实上，隐蔽根据地建立的可能，至一九四二年春天，始为我们了解。当时，冀南部分根据地为敌摧毁和控制；但同时却发现有某些村庄抗日政权虽对敌秘密，但在村内仍可公开存在，部分抗日工作照旧进行，依然具有根据地作用。以后，敌对冀中平原大“扫荡”及对其他根据地边沿区的严重“蚕食”，使不少根据地变质。但随之，隐蔽根据地也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一九四二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为什么武装工作队能够深入敌伪统治区内部活动呢?为什么在敌封锁分割的格子网内可以建立隐蔽根据地呢?这实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是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以后，人民负担普遍的加重(特别是劳役负担)；加以敌大量捕捉壮丁充当伪军或输送出关；种种暴行虐施，不一而足。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引起人民极端普遍的愤恨，打破多数落后群众苟且偷安思想：“只要完粮纳税，不问谁来当官”。即上层阶级，除去极少数为敌作伥的汉奸外，大多数也感到：“活不下去了”。当时，各个阶层共同叫出：“敌人是喂不饱的狼”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呼声。敌寇为了巩固内部，对伪军伪组织中所谓“动摇分子”(即同情抗日分子)，又实行清洗与镇压，使许多分子感到“当汉奸也不是好当的”，因此更促成两面派分子的产生。所有这些，均给我们武工队活动及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准备下客观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另方面，我各根据地为敌严密封锁。一九四○年百团大战以后，曾为我一时打破的“囚笼政策”，不仅逐渐恢复，而且碉堡公路，更为增加，“扫荡”与反“扫荡”战争，于一九四二年亦特别频繁；敌又疯狂实施“蚕食”政策，三光政策，使我遭遇严重困难。如此敌步步进逼，我步步退缩，长此下去，不是道理。部分战略区，乃在军事指导上提出“敌进我进”口号，注意到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武工队及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就是在这样主观要求下，应运而生的。 　　再，关于政治攻势。 　　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是针对敌一九四一年春强调对共产党思想战而提出的。但有意识的比较普遍的进行，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时和以后。不过，那时多半是临时性，主要由军队去做。一九四二年冬以后，才逐渐发展为带有经常性群众性的运动。 　　其一般发展过程，首先是抓紧某些国际上不利日寇的大事变(如太平洋战争爆发，二十六国宣言等)，针对敌寇军事上的失利与阴谋活动(如珊瑚岛战败，山本大将被打死，“治安强化运动”，“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等)，以及我们重要主张、口号颁布的时机(如两年胜利，一九四二年七七两大文献等)，在一定时间，选定一个中心口号，组织攻势。一般偏重政治上，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宣传，与中国尤其是华北敌后抗战的具体事迹，当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联系得十分不够。 　　在进行的过程中才逐渐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如一九四二年冬的政治攻势，本确定以敌军工作及锄奸为中心。但在太行、太岳，却针对当时敌抢粮阴谋，将政治攻势与反敌伪勒索灌仓斗争相结合，帮助群众收藏粮食，想法应付敌人，并用自己的武装活动摧毁维持会等办法，配合群众斗争，收到很大成绩。又如晋察冀，为反对敌庆祝“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举行规模巨大的政治攻势，结合群众反“蚕食”、反抢粮、缴纳统累税等斗争。仅北岳区，在敌占区、游击区，开辟与恢复一千四百个村庄的工作，将伪组织人员弄到根据地受训或参观的，将近六千名，使敌占区顿呈恐慌状态，大大振奋民心。所有这些，均说明政治攻势，只有与群众当时具体利益和斗争相结合，把广大群众的力量发动和组织起来，一同跟敌人作斗争，把攻势真正变成带群众性的广大运动，才能发挥强大威力。这就是政治攻势中的群众路线。 　　在政治攻势中，各地创造了许多新的办法。特别是在宣传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里虽无可能逐项列举，但可以着重指出，主要是在以下两方面的进步：首先，是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适合具体对象。如一般宣传内容，转到通俗、具体，更出版了许多专供敌占区的人民与日军士兵阅读的报纸，组织演出专为敌伪人员及敌占区群众看的戏，唱的歌等。对敌军，特别利用樱花节、新年等，分发慰问袋，士兵大会的要求书，以及“井关师团长故事”(描写敌酋井关荒淫残暴，苛待部下，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等。抓紧具体事实，揭发其内部矛盾，收效都很大。又如对两面派分子，适合其动摇性的特点，以召开伪属座谈会，与伪属自愿订协约书，发“回心抗日证”，“红黑点登记”，写“善恶录”等等办法，争取其少做些坏事，推动其进步。所提要求，恰如其分。又如，对敌占区知识分子，最初只寄简单函件联络。接着作普遍拜访。然后，设法长谈，解答其疑虑。可能时，介绍到根据地参观，付托一定的抗日工作，但并不勉强作主观要求，因此，工作逐渐深入。其次是更多的照顾到敌伪统治下人民的困难，防止敌伪对他们的报复。如在敌据点附近，采取分散的隐蔽宣传方式，黑夜开会，以及召开“无人大会”等(即我选定村内中心地点，登在最高处宣传，群众不必出来，在院内即可听到)。再如，我与某些同情分子联络，为防暴露，同时也拜访村内其他坏分子，固然可以对他们进行教育，亦不会使人怀疑等。这些，还多是在方法上的例子。至于结合群众斗争，使政治攻势内容照顾到群众利益的实例，无须多说了。 　　因为我们政治攻势的进行，使敌内部矛盾加深。敌军下级军官士兵，厌战情绪增长，相信我方宣传。少数且哀求“支那人”保护，找我联络。至于伪军伪组织，震动更甚于敌军，多半从消极动摇，转到积极设法找出路，感到八路军力量强大，两面派增加，找我联络，表示悔过，态度变好，“互不侵犯”。如伪军说：你们的活动不要叫鬼子知道，替我留个转弯地方，大家谁也不要说谁。以及秘密帮助我做事，个别反正等。使广大敌占区人民胜利信心提高，斗争情绪增强，很多地区工作因此开辟，恢复，深入。 　　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政治攻势有很大作用，主要是使党政军民在组织方面配合更为密切，政治攻势与其他各方面的斗争结合得更好，打破了过去各自为政、你动我不动的现象。把政治攻势，发展成为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带群众性的经常工作。各地经验证明，在敌“总力战”的进攻之下，我们唯有运用一元化的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并充分发挥我在政治上的优势，才能制胜敌人。 　　虽然武装工作队，政治攻势，都有极大成绩，但仍存在着某些相当严重的缺点。主要是： 　　甲、不善于根据工作的发展形势，改变自己斗争方式，使武装工作队逐渐地方化，坚持领导当地已经初步发动的群众，深入工作，变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为隐蔽根据地或游击根据地。这主要是在思想上还没有了解我们在敌伪统治区活动，是有破坏和建设的两方面：一方面，必须破坏敌伪的各种组织，及其所树立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必须发展我们的组织，进行工作，来建设自己的力量。现在，一般同志，对积极培养我们力量，逐渐创造根据地这一任务，有意识自觉的去进行，还不够。因此，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实际工作方面，还较少长期着眼“生下根去”的具体做法。 　　乙、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活动的同志，特别是武装工作队，还有不少违反群众利益、破坏革命纪律的行动，这是必须严格纠正的。工作中，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作风，和违反敌占区、游击区具体政策的现象。如宣传中的党八股还很多，不问对象，向乡村人民大讲苏德战场、太平洋的地名。甚至宣传者自己也闹不清楚，把伏罗希洛夫当作地名，说日美在哈尔科夫打仗等，这就已经变成笑话了。如机械的将根据地内军民誓约，搬到敌占区，强迫群众执行。对敌占区、游击区知识分子提出“团结在文化界救国会的组织”，坚持对敌文化斗争，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的要求等。又如，把宣传品贴在老百姓门墙上，使有些群众为敌杀害，以及不问环境，召开大会等。再如，不顾及内线和打入分子安全，把宣传品放到敌皮袋内，或在澡堂、厕所、厨房到处散放，以至暴露。也有把宣传品贴到敌司令部门口，以致全市戒严，捕人数百等。又如，对两面派，不问其处境如何，坚持必须做到某些事情，否则即以死相威胁。或对已经争取回头的汉奸，一方面要他为我做事，一方面又布置暗杀等等。类似以上所说，这些主观主义、不照顾群众利益、违反隐蔽埋伏方针、违反正确的争取两面派锄奸政策的例子，还很多。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检查，认真纠正。 　　丙、政治攻势的基本缺点，是还不能完全做到从群众切身利害出发。因此，对群众的煽动力量，还不很大。比如，有许多偏重政治形势的宣传，讲一些抽象的抗日大道理，喊一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空洞口号，还没有能抓住敌伪每一个残暴事实，与当地当时群众生活上的痛苦情形，进行及时的鼓动宣传，使群众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和我们一般的宣传教育相联系起来。而且我们许多人过分强调国际形势有利，忽视对我党我军力量的宣传，特别是他们很少介绍根据地民主、民生等的光明生活，以致使许多群众至今对根据地还是不很了解，不会深刻的认识到：“跟共产党走就是出路”，倒发生一种盲目的乐观等待心理。或者以为国际形势虽好，但自己目前又怎样度过呢?许多人向他们空口高喊斗争，但却没有从当地具体情形出发，和他们共同商议对敌斗争办法，或介绍其他地方的斗争经验，以资鼓励与启发，真正将政治攻势与群众斗争密切结合。 　　以上这些缺点，如果能够纠正，则无论武装工作队或政治攻势，均将更向前一步，收获更多的成绩。 　　最后，关于武装工作队，再提出几点： 　　甲、为了适应今天对敌斗争的需要，应确定武装工作队的工作目标是组织敌占区、游击区群众，变敌占区、游击区为隐蔽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所有武装工作队的具体活动及任务，均应围绕这一基本目标，求得在各该地区生根。而若果隐蔽游击根据地一旦形成，依据具体情形，必要时，该武装工作队即可成为当地的基干武装，继续发展为我占区，而与我基本根据地互相打通，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即使不能如此，也应留置部分人员在那里长期坚持。因此就应更好地注意活动的方式方法，巧妙利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配合，绝对避免突出暴露，以防敌寇摧残，弄到功败垂成。 　　乙、武装工作队的组织，是一种综合性的组织形式。所有队员，均须有较高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目前，尤须适当增加地方工作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每队必须配备有一两个相当地委、县委的坚强干部，掌握政策，成为领导核心。应成立党委会(三人到五人)负责领导一切工作。行政上应设队长、政委。一般受地委会领导。关于军事政治工作及行动，在地委会决定后，分由军分区负责指挥。各级县委会，或县级对敌斗争委员会，有必要时，应吸收武工队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一定会议。领导机关，必须定期检查其经常工作，特别是总结经验，与纠正分散独立活动时所发生的不良倾向。应采取轮番整训，抽人报告，到工作区域实地检查等方法。 　　丙、必需加强政策教育，特别是敌占区、游击区各项具体政策与实际工作的教育。尤应学会如何争取两面派及叛变动摇分子与打击死心塌地汉奸及坚决反共的叛徒。掌握斗争与争取(即中央所说镇压与宽大)联系运用的策略。学会争取知识分子，进行社会统一战线工作的本领，也要学会运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的艺术，以及用各种办法减轻群众负担，适时恰当的领导群众斗争，以适合当地环境的多种多样的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当进行讨论研究时，要将一般原则和实际经验相结合，更要着重于实地工作中不断研究改进。 　　丁、要有机警的游击战术训练。因为是深入敌格子网内活动，便要格外的防止敌人袭击及“清剿”。一般的应由近及远，避免久住一地。应采取三五人一组，彻底分散活动方式，飘忽不定，神出鬼没。同时，必须严格群众纪律。只有如此，才能使群众感到我们言行一致，得到拥护。否则，存身都不可能，更不要说进行工作。这一点，应深刻认识。 　　关于武装工作队活动与政治攻势，各地都有许多创造。但不少领导机关，对于经验的总结，却十分不够，不能及时交流介绍。这是一个损失，今后应注意补救才好。 　　* 本文为彭德怀同志所写。根据馆藏品刊印。 　　 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