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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北伐战争——讨好帝国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

刘树发，王小平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常德、桃源师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走上街头抵制日货，追查奸商，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贺龙受到很大鼓舞。 　　1921年下半年，贺龙驻防湖南桃源时，从上海来了两个学生，一个是他的老相识陈图南，一个是陈图南的朋友花汉如。他们带来很多书籍，贺龙常同他们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并听他俩辩论。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主义，漏洞百出；花汉如介绍的社会主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深深吸引了贺龙。而且贺龙经过前段亲身体验，这时已觉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设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问花汉如：“有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花汉如告诉他：“在外国有，就是共产党。” 　　这是贺龙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思想。这次接触，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曾经回忆说：“我知道共产党以后，就注意这个党了。”他在50岁生日讲家史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提到民主革命时期同他在一起的人，其中特别讲了陈图南和花汉如，并说：“这些人对我是有帮助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贺龙逐渐成熟起来，更加积极自觉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3年，贺龙在四川同投靠吴佩孚的袁祖铭①、杨森②、刘湘③等军阀作战④。吴佩孚用日本轮船“宜阳丸”给杨森运送军火，被贺龙的参谋瞿伯魁等发现，密报贺龙，当“宜阳丸”开到涪陵时，贺龙和汤子模⑤下令扣留了这艘日轮。经过检查，没收了全部军火并扣押了船上的日本浪人宫崎和高桥。日本领事馆官员在吴佩孚的代表陪同下，气势汹汹地质问贺龙：“宫崎和高桥犯了什么罪?”贺龙挺着胸脯，双手叉腰，义正词严地答道：“你们听着，偷运军火，助长内乱，犯的是杀头之罪!”吴佩孚的代表在旁威胁说：“这是吴大帅的意思。”贺龙一听，愤怒地答道：“什么大帅不大帅，我贺龙管不着，你回去告诉曹锟、吴佩孚，他们讨好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是没有好下场的!” 　　1924年贺龙在沅陵驻防时，看到一块大石碑。这块石碑是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为镇压当地群众而立的。碑文上刻着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惩办辰州文武官员的“上谕”。贺龙看后说：“这太可恶了，太欺侮中国人了，打死一个为非作歹的洋人，赔了几十万两银子，杀了两个正将和两个游击，都要一五一十写上，立他妈的这么大一块石碑，好像生怕中国人的脸丢不完似的，太可恶了!”于是，他命令部下把这块耻辱碑砸掉了。 　　①袁祖铭(1889—1927)：字鼎卿，贵州安龙人。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后历任黔军第二师师长、贵州督军署中将总参议、定黔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后在直系军阀支持下，任总司令，率旧部进入贵州。1923年唐继尧滇军攻入贵州，被迫率旧部离黔入川。7月任援川五省联军总司令。1924年任川黔边防督办。次年被任命为川黔联军总司令，操纵四川内战。1925年12月，败退贵州。后归靠广州革命政府，被委以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前敌总指挥，屯兵湘西，但暗中仍与直系相联系。1927年在湖南常德被杀。 　　②杨森(1884—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高等军事部。同盟会会员。1915年任护国第一军总部参谋。后投川军，任川军第九师师长。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川鄂边防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前敌总指挥、川康绥靖第三路总指挥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39年，制造了平江惨案。1944年任贵州省主席。1947年任重庆市市长。1949年兼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重庆卫戍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及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7年病逝于台湾。 　　③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人，字甫澄。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从1912年起历任川军营长、师长、军长、总司令等职。1922年至1925年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四川善后督办、川滇边防督办、川康军务督办。1927年起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并历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守卫南京城。1938年卒。 　　④1922年夏，贺龙随孙中山大本营参议石青阳入川组织讨贼军(即讨伐曹锟、吴佩孚及其走狗)，先后任旅长、师长。 　　⑤汤子模(1889—1925)：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时任四川讨贼军师长。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