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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枪声——扮成资本家，到汉口去

刘树发，王小平

(编者按：《洪湖枪声》，系杨秀山根据贺龙1961年2月2日同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我们的部队到了广东，三河坝战役使我军遭受很大损失。我和朱德①同志、叶挺同志都分散了。我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的。到上海以后，党中央本来决定要让我和刘伯承、林伯渠②同志一起去苏联，并决定1927年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走。但是，11月16日机关被蒋介石匪帮破坏，敌人知道我已经到了上海，我一时不能活动，结果伯承、林老他们先走了。过了十几天，我想，我文化程度较低，到外国喝洋墨水也来不及了，搞了半辈子枪杆子，还是搞暴动，组织红军，接着和蒋介石干吧!要干，就要回湘鄂西才合适。但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湘鄂西的党组织和工作情况以及暴动、组织武装斗争的情况，只知道贺锦斋已经在南昌失败后入了党，并要求党派他到长江中游搞游击战争。后来他带了一批南昌失败后留下来的同志又到武汉弄了几条枪，就搞起来了。贺锦斋是我的堂弟，又是南昌起义时我指挥的二十军的师长(即第一师师长)，打仗很行，可当时思想并不是有多少马列主义的，是旧军阀主义，对过去的失败不服气，以为总会搞起来的。 　　其实，我要搞武装斗争，除了革命因素外，也有对国民党蒋介石，对何键这帮东西从心里不服气的思想，总想再搞武装来和他们斗一斗看!我很清楚，当时沿长江到湘西一带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全是我过去的部属。国民党四十三军老五师，除了师长以外，其他旅、团长也都是我熟悉的人。同时，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是可以收编改造的。只是两湖党(即共产党)在敌人破坏之后，还有多少力量?却不清楚。 　　我想应当抓枪杆子，应当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我就把想法和周逸群同志谈了。逸群是我入党介绍人之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是二十军的师党代表[第三师师长]。南昌失败以后，又是和我一起到上海的。所以，我要他向周恩来同志谈谈。我说：“在上海，党负责安全，上了船，我负责安全。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谈了四五次，中央批准了。我们就准备走了。走前准备搞两打驳壳枪，但没搞成。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同志交代给逸群，我在一旁听见了，记住了一个“谢弄北里十七号”。我们带了两个同志由上海坐船到汉口。我是资本家打扮，短胡子也剃掉了。逸群打扮得像个管账的先生。谁也没有注意我们，就上了船。 　　1928年1月15日到汉口后，去东方旅馆，我们的两个接头关系都被破坏了，我记起了“谢弄北里十七号”，但没有介绍信，就硬闯进去了，见到郭亮同志的爱人，他们还以为我是侦探呢!由刘鸣先来与我接头，他是叶挺同志的副官长，我们当然认识，他看到是我，真是吓了一跳，可也很高兴。就这样，与武汉党接好头了。 　　当时，组织上叫我搞根据地、苏维埃、游击战争。但是，怎么搞?没有指示。怎么搞红军，发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怎样组织?都不清楚。只知道农民协会。搞军队的方法是北伐军式的。到了汉口后，与郭亮同志接好头，准备走，又没有钱。第二天两个地下党员来了，一个管军械，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子弹和重机关枪；一个管军需，把五万块钱带到党里来。同时，武汉三镇又要组织暴动。我原来的一个团长蔡申熙在招兵，想组织三个军，武昌、汉口、汉阳各一个军，要我当总指挥。我就准备参加暴动。省委开了会，有郭亮、周逸群和我，研究并接受了南昌暴动的经验，成功则好，若失败则快走，去沔阳会师。江南的拉入湘东，我主要搞鄂西。又开省委书记会，书记是郭亮，讨论如何发展游击队，发展党。省委的经费由游击队供给。 　　①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 　　②林伯渠(1886—1960)：原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湖南临澧人。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