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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关山
韦绍坤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情景。但使我常常忆起的,却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跟随贺龙同志的日日夜夜。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象一阵春风吹遍了延安的村村镇镇,人们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毛主席居住的枣园也呈现着一派节日气氛,白天人来车往,晚上灯火彻夜通明。这天晚上,我兴奋地守在枣园门口的一辆大卡车上,等候着正在参加会议的贺老总。当时,贺老总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我是他的警卫员。三天前,我跟随他来到了延安。
  夜深了。我望着会议室那通明的灯光,不禁浮想联翩。那灯光,多象一颗永不熄灭的明星,照耀着深夜的枣园啊!这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亲眼看到毛主席和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同志,很少休息,甚至连饭都在会场里吃。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不知战斗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熬尽了多少心血!如今日寇投降了,但他们仍然不肯休息片刻,又开始了新的工作。想到这里,突然一阵热烈的掌声从会议室传出来,我猜想,大概是又通过一项什么重大的决策。
  十六日早晨,火红的太阳把枣园照得一片金黄、明亮。紧张的会议结束了。首长们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走出了会场。贺老总一看到我,就老远地问我:“韦绍坤,我们胜利了,八年抗战结束了,你高兴不高兴?”我挺起胸脯说:“老总,咋不高兴!几天来人们庆祝胜利我都看到了。要不是跟您来开会,我早就去参加游行庆祝了。”贺老总笑了笑说:“是啊,这里的人民庆祝胜利了,可是还有更多的人民在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日伪军不向人民缴械投降,蒋介石又在准备发动内战,咱们还得准备打仗啊。走,现在就出发!”贺老总说完,一步跨上了大卡车。我看到贺老总那急切的神情,问:“老总,到哪去?”“过黄河!”贺老总语调十分坚定。说完,朝司机一挥手,大卡车就开动了。
  在赶回联防司令部的路上,我才知道贺老总说的过黄河,是要到晋绥去。原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这次会,作了好几项重要决定,其中一项是决定贺龙同志领导的晋绥武装部队向内蒙进军,强迫那里的日伪军缴械投降。贺老总这样急急忙忙往晋绥赶,是为了尽快地做好出发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到驻地,贺老总就仔细地交待我要做好安排车辆、携带东西的计划,并叫我打电话通知部队准备好骡马,为东渡黄河做好准备工作。
  当时,贺老总的爱人薛明同志,就住在离联防军司令部十几里路的柳树店。但贺老总怕影响出发的时间,连家也没回,只在驻地给薛明同志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有紧急任务,不能回家了。第二天,因为开会和紧张的准备工作,贺老总连早饭都没有顾得上吃,出发前从伙房里拿了两个馒头,就带着我们七八个随行人员乘着大卡车上路了。
  卡车路过柳树店时,没想到薛明同志抱着还不满一岁的孩子正等在路口。车只好停了下来。贺老总走到薛明同志跟前笑笑说:“好啊,连你们娘俩都来为我们送行了!”接着,贺老总逗着孩子说:“喂!小家伙,我们要到前方去打仗了。”说着,贺老总好象想起了什么事,一边看着孩子,一边摸衣兜,摸了半天,最后掏出了一把带有铜链的小刀,在孩子的眼前晃了晃说:“好吧,这把小刀留给你玩好了。”说完,跳上车,我们又继续赶路。
  第三天一早,我们在绥德换乘骡马。东渡黄河以后,便急向山西汾阳、文水进发。途中,在晋绥军区的所在地兴县,贺老总召集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研究了向内蒙进军的作战方案和部署。几天以后,我们接近汾阳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枪声。贺老总立在马背上问:“韦绍坤,你听见没有?”我说:“枪声。”贺老总说:“对,是枪声。出发前我不是跟你讲过,还要打仗吗?汾阳和文水城都还是日伪军占领着,敌人抗拒向人民缴械投降,那我们就按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消灭它!”当汾阳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八分区的几个领导同志正在路旁等着迎接贺老总。原来独一旅根据贺老总的部署已在八月十七日由绥德、米脂出发,进抵汾阳以北与八分区的部队会合,并重重地包围了汾阳和文水。这时,八分区的领导也不等贺老总休息一下,便纷纷请战,要求立刻包打汾阳。贺老总笑着说:“好哇,相信你们能够完成任务!”
  贺老总在汾阳、文水一带住了几天。他每到一个村庄,都要找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谈话,深入群众中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汾河两岸的老百姓由于长期受着日伪军的残害,又加上连年灾荒,生活十分贫苦,日夜盼望着毛主席派队伍来解放他们。所以,当他们一听说我们的部队要收复敌占区,无不饱含着热泪,高喊“毛主席万岁!”他们还纷纷把蔬菜和粮食送给部队吃。这时贺老总往往是一面教育部队要爱护老百姓,一面又用人民群众的疾苦来激发干部和战士的斗志。
  在贺老总的亲自指挥和部署下,八月三十一日夜,部队在太汾公路上开始了攻取文水城的战斗。进攻的前夕,王尚荣旅长向贺老总汇报说: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已经把大炮拉到离城只有二、三百米的地方,直接从炮筒瞄准。贺老总听到这里,高兴地说:“这是个发明创造,好!”战斗打响以后,天下起了大雨,道路十分泥泞难走。但战士们的斗志却十分昂扬,在运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很快登上了城墙,经过一夜的激战,全歼了守城的日伪军,解放了文水城。
  相继,我三五八旅部队主力,星夜兼程开赴晋绥前线,收复了柳林镇、离石等处日伪盘踞的据点,为部队向内蒙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部队收复文水、离石等处之后,贺老总又带领我们一路北进,直奔卓资山。
  这次行军,贺老总的情绪和往常有些不一样,时常沉默不语,住下来也很少说笑,总是踱步沉思。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了解到他是为毛主席的安全在担心。原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调动了大批部队向我解放区进攻。但为了欺骗人民和做好内战的准备,他假惺惺地一连三次电邀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当时,在延安的很多党内外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爱戴,都劝毛主席不要去,以防蒋介石的暗害。但为了争取和平,揭穿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阴谋,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亲赴重庆。为此,党中央还发了一项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贺老总接到这一通知后,既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所采取的步骤,又深深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现在,毛主席已经亲赴重庆了,因此贺老总的心情越发不安。一向睡眠很好的贺老总,这几天竟失起眠来,甚至在同李井泉等领导同志一起散步时,也谈论着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事情。
  但贺老总并来忘记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在赴重庆时说:各解放区打的胜仗越多,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回延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为了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及其胜利果实,贺老总率领三五八旅、独一旅和独三旅日夜兼程,向卓资山挺进。沿途十分艰难,不是高山陡岭,就是尺把宽的小径,别说骑马,就是人走,也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贺老总早就患有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炎等病症,现在连日鞍马劳顿,我们真替他的身体担心。但贺老总无论步履多么艰难,从来不哼一声。路上饿了,就同我们一起啃上个干馒头,渴了,就和我们同饮山泉水,精神一直很好。在路过岚县、岢岚、五寨一带时,他还给我们讲述一九三八年在这里粉碎日寇扫荡的情景,鼓舞我们前进。到了卓资山附近以后,贺老总不顾路上的疲劳,跳下马背,拿起望远镜,就到前沿去观察地形,了解敌情。
  卓资山地处大同和归绥之间,是内蒙的门户,也是晋绥和张家口地区我军互相联系的必经之路。这里紧依山势,地形险要,碉堡林立,敌人以重兵把守,易守难攻。原来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官傅作义,集结五万多人,分别占领了集宁、丰镇、卓资山、陶林、凉城等地。由聂荣臻同志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收复了凉城、新堂之后,驻集宁的敌六十七军及其主力新编二十六师也撤到了卓资山。为了不给敌人准备之隙,十月二十三日当天下午,贺老总和有关部队领导研究之后,决定黄昏就向卓资山敌人发起进攻。战斗一打响,贺老总亲自在指挥部坐镇。他每隔十几分钟,就询问一次前边的战斗情况。战斗进行到深夜时,突然刮起了狂风。一时间风声、枪炮声浑为一体,难以分辨。贺老总为了准确地掌握战斗情况,立即决定到前沿部队指挥所去。当时前沿部队指挥所设在离卓资山不到一里路的一个村子里,从指挥部的驻地到前沿部队指挥所的道路又完全在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危险是很大的。但贺老总丝毫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我们几个警卫员,冒着呼啸的子弹,大踏步地向前奔去。
  我们一出指挥部,只见城内城外,山上山下,火光冲天;枪弹、炮弹、手榴弹,在硝烟中轰轰作响,震得耳鼓吱吱直叫。走了一段以后,贺老总突然回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听,从这枪炮声看,敌人的装备不错啊!”说完,他飞快地跳上路旁的高坎,越发起劲地向前奔走起来。本来我们走的路是一条低于两旁高坎有半人多深的小道,又隐蔽又安全。这时贺老总偏偏要走在高坎上,我们怕他出危险,便急忙上前拦住他说:“还是走下边安全。”贺老总却大声喊着:“怎么搞的,我走在那里怎么能观察到战况!”说完仍然走在高坎上。离前沿越来越近了,密集的子弹打得我们身前身后的尘土直冒烟。我们几个警卫员冲上前去,又拦住贺老总,使劲喊着:“老总,危险!你不能再往前走了。”贺老总亮着嗓子生气地说:“你们怎么搞的?战况瞬息万变,不能因为危险失掉战机,让我走!”听了贺老总的话,我们激动万分,便不约而同地冲到他的面前,横排着保卫他前进。但贺老总却把我们一个个地推开,然后温和地指着半空说:“你们听听,这子弹尖声怪气地‘呜呜’叫,证明离咱远着哩;要是听到‘噗噗’声,那才是离得近呢。现在咱们跟前的子弹不都是尖声地乱叫吗?我们这些人,就是从枪林弹雨里边钻过来的,今天怎么害怕了?快走吧!”说完,贺老总又向前走去了。
  当我们走进前沿部队指挥所的村子时,瓦片、树枝四处横飞,子弹开始在我们的脚前脚后“噗噗”地乱叫了。这时正好有一副担架抬了下来,贺老总急忙上前大声地问:“伤势怎么样?在什么地方负的伤?”当听说是在城里巷战受的伤时,贺老总关切地说:“快把伤员往后送。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把敌人全部消灭净!”冲过了密集的枪林弹雨,我们跟随贺老总来到了三五八旅前沿指挥所。一进门,旅长黄新廷同志惊讶地大声问:“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啦?这有多危险!”贺老总好象根本没听见黄新廷同志说什么,只是急切地追问着前边的战斗情况。当听到黄昏前有一股胡宗南部队撤退到卓资山时,贺老总立刻大声命令:“拂晓前,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这股敌人!”黄新廷同志坚定地说:“老总,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战斗整整打了一夜,贺老总一夜没有合眼。天快亮了的时候,贺老总向部队发出向卓资山发起最后攻击的命令。之后,他走出指挥部,站在高处,望着淡淡的晨光,微微地笑了笑,然后把我们叫到他的跟前,让我们和他一起等待着胜利的喜讯。
  大约十点钟左右,枪炮声渐渐地稀疏下来,卓资山战斗胜利结束了。这一仗全歼了何文鼎的精编二十六师,毙伤敌副团长以下官兵二千多人,俘虏少将副师长以下官兵一千八百多人。
  第二天,贺老总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聂荣臻司令员和由他率领的晋察冀部队。不久,两军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三
  一九四七年三月,独夫民贼蒋介石全面进攻我解放区的计划,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遭到了破产。蒋介石为了挽救它行将灭亡的命运,竟然又调动二十多万重兵,对我革命中心延安地区进行疯狂的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毛主席英明地作出了暂时放弃延安和自己留在陕北指挥作战的决定。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老总,坚决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决定,他说:毛主席不离开陕甘宁,我们也不能离开陕甘宁;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们更不能过黄河。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保卫好毛主席,保卫好党中央。
  为了有力地支援陕北战场,贺老总和西北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不仅积极发展后备兵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抓好生产和财经工作,加强后方的建设;而且还在物资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及时、妥善地安排了转移到临县一带的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工厂、学校、医院以及幼儿园等机构的生活问题。这期间,贺老总的工作比过去更加繁忙,经常彻夜不眠。有时贺老总工作到深夜,为了提提精神,想吸支烟,可是因为患有高血压病,医生又不准他吸烟,他便叼着个空烟斗坚持工作下去。每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便劝他早点休息,但他却说:“我们做这点具体工作,比起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要轻快多了。现在正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关键时候,少休息点,死不了人。”
  敌人占领延安不久,我陕北主力部队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相继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取得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了取得陕北战场和其他战场的全面胜利,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七月间在靖边县的小河村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贺老总一听说要见到毛主席非常高兴,临行前,他把我叫到跟前问:“韦绍坤,我记得还有几斤水果糖吧?”经贺老总提醒,我才想起来一年前确实有人送来几斤水果糖,让贺老总补养身体的。可是他一块也舍不得吃,一直保存到现在。于是,我急忙把它找出来,交给了贺老总。他接过来掂了掂,自言自语地说:“主席离开了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把这几斤水果糖给主席带上!”
  由绥德到小河村,要沿着大理河行进。河道时宽时窄,依山回转,一路上总要来回地膛水过河;天上,敌机还不时地跟踪轰炸。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贺老总总是再三提醒我,千万要把水果糖保护好。我们一到小河,贺老总就把这包水果糖送给了毛主席。
  会议一结束,贺老总便立即离开了小河村。途经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独一旅的驻地时,贺老总多次兴高采烈地向部队讲述着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和陕北战场的大好形势。他说:毛主席的身体很好,并亲自在陕北指挥我们作战哩!毛主席说,要亲眼看看胡宗南是怎么来的,还要看看胡宗南是怎么滚出延安的。我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一定能够很快地把胡宗南打败!贺老总的讲话,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添了胜利的信心和力量。
  贺老总回到绥德的时候,我陕北部队根据毛主席的部署正向榆林方向运动,诱敌北上,为沙家店战役作好准备,为了使这一战役顺利进行,贺老总一到驻地,片刻也未休息,便立即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组织后备兵团,发动地方部队同敌人展开斗争,动员民工运送粮食、弹药、抬担架等工作。
  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以后,陕北战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敌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正当我军乘胜追击敌人的时候,贺老总看到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吃粮发生了困难,急得坐立不安。当他了解到太行地区要支援陕北十万石小米、因为运输困难不能及时运到时,便立即带领我们随行人员,火速赶到了山西的吕梁地区。他象指挥作战一样,一到目的地连一会儿也不休息,马上召开军政人员会议,研究组织运粮问题。
  从山西的太行到陕北的绥德,相隔千里,一路都是高山峻岭,道路崎岖难走,又没有交通工具,要把十万石小米很快运完,困难确实不小。怎么办?贺老总在干部会上坚定地说:广大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热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只要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并依靠他们,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困难。果然,经过几天的发动工作,一支上万人的运粮大军就组织起来了。群众的积极性很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出动,驴驮人背,顶风冒雪地向陕北进发。贺老总对运粮队的群众十分关心。他自己四处奔走,亲自检查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晚上又常常带着我们举着灯笼站在山坡上给运粮队照路。有时还跑到途中休息站,亲自端热开水给老乡喝。如果遇上老乡结队休息,他便坐下来和大家唠家常,询问休息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发现谁病了,便立即找医生治疗。由于贺老总和党组织的关怀,群众的劲头一直很足。有的人脚上打了血泡,就拄着拐棍走;有的人汗水湿透了棉衣,脊背上冒着腾腾的热气,也不肯休息。一次,贺老总指着那浩浩荡荡的运粮队伍对我们说:“看见了吧?人民群众就是了不起!咱们党,咱们军队能壮大,能胜利,就是有群众支持。国民党就不行了,它没有群众,不垮台那才见鬼!”
  在运粮的紧张日子里,贺老总还动员群众参军支援陕北前线。为此,他亲自到晋西北召开县、区干部大会,号召党团员、基层干部带头参军,并亲手给参军的基层干部戴上光荣花。不仅如此,他每逢深入到村子里,都要了解检查保护军婚和拥军优属的情况。发现谁家的男人或子弟因为参军而影响了生活,他马上就和村干部研究解决“代耕”的问题。这对稳定部队情绪,巩固部队,扩充兵源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前线。
  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迅速向盘踞在祖国大陆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展开了全面进攻。
  十一月初,贺老总和李井泉等领导同志,率领屯兵于秦岭北麓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分兵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向大西南的进军。
  一天的早晨,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一会儿功夫,满山遍野一片银白。秦岭的北侧,本来就山高岭险,一场大雪飞降,更是路陡坡滑。车辆不能行驶,贺老总就和部队一块徒步翻山爬坡。由于行军人多,踏过的积雪很快变成了一层又硬又滑的冰凌,走在后面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还要撞倒一大串。但战士们毫无畏难情绪,还开玩笑把这叫做“坐电梯”。越是接近秦岭的岭巅,道路越是难走了。因为车和马都没有防滑设备,走起来比人还慢,常常得人拉人推。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贺老总就和战士们一起推车拉车。战士们看到贺老总和大家一起战斗,更加增添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到了秦岭以南,漫天的大雪变成了濛濛的细雨,道路更加难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也没有一个叫苦的。
  当天我们住在凤县。休息的时候,贺老总说,一九三六年他就在凤县两边的徽县、两当、成县一带和胡宗南较量过。新战士好奇地问:“老总,这里离红军当年长征的道路不远了吧?”贺老总意味深长地说:“说远也远,说近也近,咱们今天走的也是一条长征路。不过现在不同了,那时候咱们打下一个县城不容易,打下来也站不住。现在还没等咱们怎么打,敌人却抱着脑袋跑了。”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随后,贺老总望了望远方,接着问我:“韦绍坤,你过去参加过长征,现在你还愿意不愿意再走上个新的长征?”我没有细想,便回答说:“愿意!”贺老总笑了笑说:“可不那么容易,也没那么轻快。毛主席叫我们革命到底,我理解就是全国都解放了,也不能松劲,也不能停止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路上,还要走几个两万五。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作好准备了,甘愿再走它几个!”我仔细品味着贺老总的话,感到今后的革命任务还不轻呢!
  部队翻过秦岭,沿着留坝、汉中一线,直驱四川。一路上,贺老总谈笑风生,给我们讲这讲那。在留坝时,贺老总边吃饭边给我们讲起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他风趣地说:今天我们追的可不是韩信,而是国民党,也不是请它回来,而是要把它消灭掉。过去我们也请过国民党,让它积极抗战,一致对外,可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坚决与人民为敌,那我们就只好横下一条心彻底消灭它。部队行进到古战场的汉中时,贺老总又有声有色地给大家讲述三国时的争战故事。一路上,我们一直被贺老总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从不感到疲劳。
  几天后,部队越秦岭、跨巴山、攀摩天岭,胜利进入四川境界。这时战士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不怕疲劳艰险,日夜兼程,紧紧咬住敌人不放。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古代诗人李白的著名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条路。原想依托秦岭、大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的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天险隘路,却都成了他自己南逃的障碍。进川的部队打下剑门关之后,迅速接近了成都、新都、广汉一带。不久,将南逃之敌后尾的八万余人,尽歼于川北。接着,我们追击部队便向南向西压过去,占领了绵阳及其东西一线,与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汇合,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敌数十万人,全部困在成都盆地。这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同志,除命令部队充分做好进攻成都的准备外,还加强了对敌政治攻势,向敌军各级指挥官发出劝告、警告,号召他们认清形势,率部起义。于是,继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诸将领在十二月九日起义之后,又有“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等人先后率部起义。
  但是,敌五兵团司令李文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并妄图突围逃跑。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文亲自出马督战,向驻守在邛崃、大邑一带的我军大举进攻。早已严阵以待的我军战士,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奋勇反击。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将敌五兵团全线击溃,俘虏五万多人,生擒了李文。至此,胡宗南集团三十万人和退集到成都地区的其他残敌,除起义者外,全部被我军歼灭。十二月三十一日,胜利地解放了成都。
  贺龙同志与我们长辞了,但是他那为革命、为人民戎马关山,冲锋陷阵的勃勃英姿,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贺龙同志对我的教诲和关怀,将永远激励着我前进。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向前!
  

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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