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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见忠心

廖汉生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十二月。 　　风雪严寒袭击着湘鄂西连绵起伏的群山。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湘鄂西的革命斗争受到了惨痛的挫折，丧失了红军和广大群众多年来用鲜血和生命创建的根据地，把红三军带进了一个空前困难的境地——他们周旋于十几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天天行军打仗，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伤员无处安插，弹药无法补充，人越打越少。四顾茫茫大地，处处烈火浓烟，苏区人民正经历着空前的大灾难。这一切都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血泪控诉!对于错误路线，贺龙等同志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但是，在错误路线的高压下，正确的意见不仅得不到采纳，而且遭到残酷的打击，无情的斗争。面对着这种情景，贺龙同志是多么愤慨而又痛心啊! 　　但是，贺龙同志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错误路线一定会被纠正，相信革命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一定会被克服。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当前极端困难的处境，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红三军为了重建新的根据地，贺龙同志带着部队从鄂西的利川出发，经湘西，向黔东开进! 　　贺龙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迎着风雪，行进在部队中间。他身穿青灰色的单薄的军装，扎着绑腿皮带，脚穿草鞋，背着斗笠。就是在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严格地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威严的气质和仪容。他一边走，一边爽朗地笑着，他那风尘仆仆饱经风霜的宽大的脸上，流露出刚毅的气概。他从容不迫地抽着烟斗，自信而又兴奋地和身边的战士们交谈着，他说： 　　“现在的艰苦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们只剩下几个人的时候还坚决干呢，一九二八年春，我们来了七个人，不几年的时间，湘鄂西根据地不是开辟出来了吗?……”说到这里他有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同志们，困难是暂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山鸡要有个山头，白鹤要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不行，现在敌人太多，我们可靠的根据地还是在脚板上，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苏区的经验，去创建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到黔东，我们一定会很快打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贺龙同志的话就象一团团烈火，驱散了红军指战员们心上的寒冷，燃烧起战斗的热情，在大家面前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的前景。 　　就在这样紧急的关头，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派来了反动政客熊贡卿，妄图对贺龙同志进行“游说”和“策反”。贺龙同志在红军和革命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影响，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以为，能把贺龙同志拉过去，对共产党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以为贺龙正处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迫之以重兵压境，诱之以高官厚禄，“劝降”的阴谋是可以得逞的。即使不成，也可以摸摸红军的底细。 　　熊贡卿为了探听虚实和贺龙同志的态度，先派了梁素佛来联络。他带着熊贡卿以昔年好友的名义写给贺龙同志的信，说是要来和贺龙同志叙旧，并愿意竭诚帮助贺龙同志解脱困境。 　　贺龙同志和熊贡卿并非知友。远在一九二四年，贺龙同志任澧州镇守使时，熊贡卿来找贺龙，仅仅是相识而已。十年之后有什么旧好叙呢?没有。贺龙同志立即猜中了熊贡卿的险恶用心——他是替蒋介石做“说客”来了。一股愤怒的火焰烧红了贺龙同志的脸颊，嘴上的浓髭在气愤中抖动起来，两眼闪射出令人生畏的光芒。“劝降”，这对贺龙同志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极大的污辱!依着他的脾气，立即从卫兵身上抽出马刀，把这个取联络的坏蛋一劈两半。但是，他是共产党员，他用极大的忍耐克制了冲动的感情，当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 　　湘鄂西中央分局研究了这个情况，并做了一个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军。 　　敌人是狡猾的，也是愚蠢的。他们不能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贵的品格。他们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南昌起义之后，敬爱的周总理就介绍贺龙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潮州汕头失败后，贺龙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了上海。当时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贺龙同志说：“中国字我都认不了几个，恐怕学不了俄文，党相信我，还是让我回湘西搞武装斗争去!” 　　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他和周逸群等七个同志到湘西去开辟根据地。 　　贺龙同志回到湘西桑植后，他的家族和亲友中，就有人惋惜而又埋怨地说：“现在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共产党)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你是有前程的，你当共产党落了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脱下皮靴穿草鞋，你图的是什么?” 　　这些貌似关怀的规劝，把贺龙同志激怒了，他红涨着脸，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那些大清皇朝的遗老遗少和缙绅名流，激忿地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我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我要的不是个人的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蒋介石一定会垮台!……” 　　此后，贺龙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为榜样，在湘鄂西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气势磅礴的武装斗争，按照中央苏区的经验，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壮大革命武装，到一九二九年夏就创建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到一九三〇年七月，革命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二军和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当时湘鄂西有十七个县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这样的大好形势，被后来的错误路线破坏了。贺龙同志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无论在对强大敌人的斗争中，或是在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日夜操劳，奋不顾身，历尽了艰堆困苦，为夺取革命胜利，立下了卓越的功绩! 　　………… 　　熊贡卿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怀着痴心妄想，带着二十多名扈从，坐着轿子来到了红三军。 　　贺龙同志遵照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接待了熊贡卿。部队在湘西龙山县茨岩塘休息三天。 　　在这个期间贺龙同志跟熊贡卿进行了接触。熊贡卿虽然老奸巨猾，但是，在贺龙同志的机智的交谈中，终于透露了蒋介石的秘密。得知敌人已经派了四个人(其中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敌人在中央苏区也建立多年工作。这些人都是作上层收买工作的，妄图打进我军领导机关中，用种种卑鄙、毒辣手段，破坏红军。 　　贺龙同志获得了重要情报，任务完成了。翌日凌晨，部队从茨岩塘出发。贺龙同志命令警卫班的同志去逮捕熊贡卿。 　　当时熊贡卿带来的二十多名扈从，早已置于军部警卫营和特务队的控制之下，熊贡卿就睡在军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 　　警卫班的同志进去后，他还在打呼噜，做着他的“马到成功”之后升官受奖的黄粱美梦。 　　警卫班的同志一把扯开他的被子，厉声喊道：“起来!” 　　这个反动政客猛然惊醒，睡眼惺忪地问：“你们干什么?” 　　警卫班同志严厉地说：“逮捕你!” 　　熊贡卿穿着白棉毛衫，从床上坐了起来，疑惑而又惊慌地问：“你们误会了吧?我是贺军长的客人!” 　　“快起来，少废话!”警卫班的同志们，用枪指着他，命令着。 　　“你们抓人，贺军长知道不知道?”熊贡卿还是赖在床上不动。 　　“我们就是奉贺军长的命令来的!”警卫班的同志告诉他说。 　　“啊!”熊贡卿绝望地叫了一声，预感到他的末日的来临，筛糠似地发起抖来。 　　警卫班的同志们给熊贡卿戴上手铐，提着他的小皮箱子，把他押到特务队去了。 　　这时部队已经出发，在从茨岩塘去桑植的路上，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山垭口。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同志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愤而又洪亮的声音，压倒了山风的呼啸，在群山中扩散开去，他说：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个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贺龙同志的声音更大了，有着撼天动地的气势，他把手臂猛力一挥，使人感到斩风劈浪的力量。 　　部队沸腾起来了，大家高呼着口号： 　　“不怕一切困难!坚决革命到底!”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气壮山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群山间回荡，使人感到世上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这支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 　　接着，贺龙同志命令二十五团团长刘开绪同志负责执法。 　　一声枪响，宣告了敌人阴谋的破产，宣告了革命者的胜利! 　　兔死狐悲。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蒋介石亲自给他的走狗熊贡卿签发了一项优恤的训令，恰象是他阴谋失败后的几声哀鸣! 　　………… 　　熊贡卿被处决了，蒋介石的阴谋被粉碎了，射向熊贡卿的这颗子弹，既凝聚了贺龙同志对于敌人的强烈憎恨，也包含了贺龙同志对于党，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三军(后又改为红二军团)在四川酉阳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开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五年一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军委的领导。消息传到二、六军团的时候，贺龙同志是何等地喜悦和振奋啊!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终于得到了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真诚而又恳切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是，我拥护他，因为他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红二、六军团在中央军委电令下，由湘西桑植出发，英勇地突破敌人的澧水沅江封锁线，胜利地进入湘中广大地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长征。从此，贺龙同志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南征北战，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战斗了一生。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实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的。” 　　周总理的悼词，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说出了亿万人民对于贺龙同志的崇高的敬意和深沉的怀念! 　　 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