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贺晋年 > 其他资料

回忆子长同志

贺晋年

一九三三年冬，正当陕北地区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原红一支队的负责人相继牺牲，革命形势十分困难的时候，子长同志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陕北，任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子长同志回到陕北，在陕北特委支持下，积极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重整革命队伍，很快恢复了红一支队，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郭洪涛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由于子长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为革命做出了宝贵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只要老谢在，人们就有胜利的信心。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以后，人们很快编出了“信天游”，顺口唱了起来：“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一九三四年夏，陕北军阀井岳秀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了打破敌人围剿，子长同志决定带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军到陕甘边苏区和红廿六军会师。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廿六军的两封指示信已经转到陕北特委，恰值谢子长同志要带领游击队南下，陕北特委即委托他们将两封指示信亲自带给红廿六军。子长同志率队南下，七月廿五日到达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与红廿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老战友重逢，非常高兴。陕甘边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热情慰问陕北来的战友。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黎园堡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在陕甘边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还给陕北游击队赠送了三十多支步枪。这些活动充分表现了刘志丹、谢子长这两位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和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和亲密的战斗友谊。 　　后来，子长同志统一率领红四十二师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北上，八月十五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安定县西区。中共安定县委召开了欢迎大会，群众热情地为战士们洗衣、做饭、杀猪宰羊，慰问红军指战员。 　　八月十七日，驻石湾镇的敌人派出一个连向我根据地进犯，窜入景武家塌，妄图对我进行“清剿”。子长同志根据井冈山游击战的经验，决定抓住这个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深入我根据地内部的孤立之敌。子长同志召集红三团和一、二、五支队的领导同志研究战斗部署，决定由王世泰同志带领红三团担任主攻，我带一、二、五支队助攻。景武家塌只有十几户人家，座落在群山之中。十八日清晨，红三团首先从景武家塌东北面山头上冲下来，占领了景武家塌的脑畔山。敌人负隅顽抗，红三团的同志居高临下用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同时，我带一、二、五支队也从东南方向攻进村子。这一仗敌人大部被歼，有十几个漏网的敌人向南逃窜。跑到一块苧麻地里，被游击队发现后，追上去消灭了。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连，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俘虏敌人七、八十名。战后，在榆树峁召开了祝捷大会。 　　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陕北人民的胜利信心，小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许多村庄都成片成片地“红”了起来。有的村庄，贫苦农民自动组织起赤卫军，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他们高兴地跑去告诉子长：“老谢，我们那里也红了!”这时，党的组织也公开了，赤卫军、妇女会、儿童团，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安定县的八个区，除几个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大部分都成了我们的根据地，在陕北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 　　这次战斗后，子长同志率领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玉家湾稍加休整后，又连夜向清涧前进，寻机歼敌。八月廿三日在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廿六日，夜袭清涧河口镇，偷袭未成，变成攻坚。按当时红军的装备和训练程度，攻打敌人设防的城镇是相当困难的。子长同志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于是决定撤出战斗。河口战斗，虽未全歼敌人，但是重创了守敌一个连，吓得敌人第二天就放弃了河口，逃回了清涧县城，河口镇亦被解放。 　　由安定到河口，中途经过一些我党未开辟工作的地区，群众对我党和红军不了解，许多人逃到山中去躲避。子长同志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沿途不许动老百姓一草一木；部队宿营做饭，用了群众的粮食、柴草，都要照价留下银元和字条。一路上写标语、散传单，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我军过后，群众奔走相告，说红军是“天兵天将”，是“古来少有”的好军队。 　　由于子长同志坚定地走井冈山道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抵制了左倾路线的干扰，正确地制定和执行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方针和作战计划，因此，军阀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经几次胜利的战斗，至八月底，基本上被粉碎了。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九月十八日，以红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廿七军第一团，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这一天，在安定县崖窑沟召开了庆祝大会，子长同志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红一团成立，任命我为红一团团长，马佩勋同志为团政委，并给红一团授了旗。以后不久，又相继成立了红二团、红三团。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子长对群众关怀备至，却从来不考虑自己。十月间，我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子长同志听说后，不顾自己受伤后的疼痛，第二天就骑马到玉家渠来看望我。我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炕上，身边放一碗用来洗伤口的白开水。当时条件艰苦，没有药品，白开水加点盐就是全部医药。我见子长同志进来，使劲用胳膊支起身子坐起来。子长同志见了我又惊又喜，高兴地说：“老贺，你怎么坐起来了，快躺下休息!人家告诉我，说你伤很重，子弹打进肚子里，昏迷不醒，把我吓得很紧张!”我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子长同志负了伤，骑马走这么一段路来看我，要忍受多大的伤痛折磨啊!我说：“老谢，不怕，子弹没有伤着肠子，你放心吧!”他又问寒问暖，又问我伤口疼不疼。他看见我用白开水洗伤口，感慨地说：“现在条件太艰苦了，没有药，你受苦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点灰蒙氧(即PP粉)。”我知道，子长同志负了伤，也没有弄点药来治疗，却为别人想得那样周到。房东老乡见老谢来了，更是亲热的不得了，一定要给他做顿面条吃。老乡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白面掺豆面，做了两碗面条，端给老谢和我。在当时，这可是最高级的招待了。子长一面吃一面说：“面条硬了点。”我知道子长同志有胃病，就劝他说：“吃着不舒服就不要吃了。”子长同志感情真挚地说：“老乡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不吃，老乡会难过的。他们会说老谢连面条都嫌不好吃。这就不好了。”他用筷子指了指面条，又说：“它就是铁条我也要把它吃下去。” 　　大约到十月底，我的伤逐渐好了，可以骑马了。一天，子长同志和我骑马到村外散心，边走边谈。这一天，子长同志的兴致很高，话说得很多。谈到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在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围剿的情况。他说：“据可靠情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要调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来陕西。这样敌人的力量增强了。但是高桂滋和井岳秀是冤家对头，貌合神离，必然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高桂滋。”还谈到陕北根据地近两个月来的大发展，谈到他的伤养好后要如何带领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等等。子长说：“人们都说陕北是个穷地方，我看不然。历史上陕北出了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象李自成、张献忠，把偌大的一个明朝都推翻了。我看陕北倒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陕北现在是穷，将来革命胜利了，把这些反动势力都打倒了，人民当家作主，一定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促进这个变化，缩短这个过程，让人民早点过上好日子。”子长同志对革命充满希望，对未来充满着憧憬。 　　我的伤口痊愈后，到灯盏湾向谢子长同志告别，准备归队。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我除安慰他好好养病外，还问他对我们有什么指示。他躺在炕上，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要我到安塞县吊儿沟找团总薛应昌(那时他还是共产党员，以后反革命了)，要他把民团带出来参加革命。子长同志让我给薛应昌讲清楚：“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我们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岗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渐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建立起红军崭新的制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招兵买马式的武装，摆不脱旧军队那一套。群众反对，一打就垮。”我回到部队后，带领红一团到离吊儿沟民团驻地廿里的一个村庄里，派人把薛应昌找来，把子长交待的话全部告诉了他(我和他在上中学时就很熟悉)。当时，薛应昌答应春节时一定把队伍拉出来，但是他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后来违背了子长的指示，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井冈山道路在子长心中深深扎了根。 　　子长同志的病越来越重了，一天天消瘦下去，身体越来越弱，马不能骑了，渐渐地走路也困难了。多少共产党员、红军指战员，多少革命群众惦念着子长同志的健康。一个老贫农说：“老谢的身体牵动着千万人的心哪!”一天，同志们抬着子长向柳沟转移，路过小集墕，子长同志要喝口水，同志们便把他抬到一个老乡家里。子长见这个老乡家很穷，什么东西也没有，孩子在炕上光着身子，子长同志心一酸，几乎流下泪来，他小声告诉身边的同志说：“把我那床棉被给老乡留下!”身边的同志知道子长就这一床棉被，身体又这样弱，大冬天，没有棉被怎么行?便对子长说：“你就这一条棉被，留给了老乡，到柳沟就没盖的了。”子长同志坚定地说：“我好办。到柳沟你们给我找一件羊皮就行了!”同志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照他的话办，把棉被留给了老乡。老乡坚持不收，子长和同志们又一再劝说，老乡激动地流着热泪，收下了棉被，子长同志也露出了笑容。 　　子长同志就是这样把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