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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老的指引下研究我国的综合运输问题

王德荣

1945年初，我的家乡——河北省吴桥县解放，当时归属于山东省渤海行署乐陵专区。当时和八路军同志接触中，除了经常听他们谈论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同志外，我还经常听说曾任山东局书记的郭洪涛同志，从那时起，郭老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记忆。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以后我会在郭老的领导和指引下工作。 　　1958年，我在北京铁道学院(现为北京交通大学)车务系(后与商务系合并为运输系)毕业，被分配到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到委里报到后才知道，我要参加综合运输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张国坚同志负责综合运输研究所的筹备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综合运输研究所于1959年初成立，张国坚同志任所长，行政上隶属原中国科学院，业务上由国家经委领导，办公地点在国家经委大楼。张国坚同志去世后，尹子家同志任所长，郭老分管综合运输研究所的业务工作。所领导经常传达郭老的指示，使我深深知道郭老非常重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各种运输方式要优势互补、综合发展、协调发展。在这一期间，我先后在综合运输网规划室、联合运输室工作，按经委的要求先后参加了“全国运输网规划”、“青海省运输网规划”、“开阳、昆阳磷矿石外运利用长江水运的研究”、“海南省铁矿石外运通道选择”、“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配置问题的研究”、“淮(南)——裕(溪门)——申(上海)线煤炭联运方案研究”等多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家经委被撤销，1973年综合运输研究所划归由交通、铁道两部合并后的交通部领导。1974年交通、铁道两部分开，综合运输研究所多数学公路、水运的同志调往交通部系统，铁道部以余下的同志为基础组建了铁道部规划院。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原综合运输研究所的同志致信中央有关部门，建议恢复综合运输研究所，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与此同时，国家决定恢复国家经济委员会，并决定将综合运输研究所划归国家经济委员会领导。郭老及时召集了原综合运输研究所的老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勉励大家认真做好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听到了郭老的声音，1978年8月筹备工作就绪，综合运输研究所恢复，并宣布李清同志担任综合运输研究所恢复后的第一任所长。从此之后我有幸能根据郭老的建议直接研究一些国家的综合运输问题。以下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综合运输研究所恢复之初，由于郭老十分重视各种运输方式的综合发展，根据郭老的指示，在各交通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第一次综合运输网规划的调研工作。当时我任中国北部调查组组长，和同志们一起去东北、河北、山东等地进行调研，了解各地交通运输发展情况、存在问题以及急需建设的项目，并于1979年提交了综合运输网发展规划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上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科学技术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综合运输研究所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运输经济的研讨会，会上倡议成立中国运输经济研究会，由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清同志任会长，我被提名为秘书长，该会挂靠在综合运输研究所。之后，我向郭老汇报，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建议改为中国运输学会。郭老非常支持，并亲自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裴丽生同志写信，要我亲自送给裴丽生书记。过了一段时间，裴书记的秘书告诉我，成立中国运输学会有困难。在这一背景下，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袁宝华向郭老建议，可由国家经委批准，成立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我根据郭老的指示，着手起草了成立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建议，报送国家经委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很快得到国家经委党组批准。经过紧张筹备，于1982年5月召开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一届理事会，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了协会领导人。郭老担任协会会长，雷汀同志(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任秘书长，我担任常务副秘书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成立，为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五种运输方式分四个部门管理的条件下搭建了一个平台，为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为加强信息交流，为企业和政府间的衔接，为中国运输业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1980年初，郭老去美国考察，回国后在国家经委内各交通部门的联系会议上讲了考察的收获，并向中央提出了中国铁路应开行长大运煤列车，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建议。之后我于1981年参加了大同至天津(秦皇岛)是运煤还是输电、是管道运煤还是铁路长大列车运煤的方案研究。研究的结论是输电损耗过大，加之山西缺水，用管道输煤同样需要山西较多的水资源，成本也高于铁路。而铁路长大列车运煤方案不仅成本低，损耗也少，因此建议大同煤炭外运使用铁路长大列车运输为宜，这一建议很快就被国务院采纳。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了加快多个行业的技术进步，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参加，研究制定13个领域的技术政策。郭老对交通运输领域技术政策的制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综合运输研究所作为直接承担单位派出科研人员，承担任务。我参加了项目的组织和作为起草人直接承担了研究工作。关于调整运输结构在继续发挥铁路的同时，加快公路、水运、民航的发展，在铁路领域明确提出了加快铁路牵引动力电气化、内燃化的发展，加快长大列车的发展等；在公路领域首次把高速公路建设纳入政策，等等。主要研究成果于2005年由国务院批准实施，对推动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5年，鉴于铁路运输能力不足，一些铁路线路承担的短途客运量较大，而公路优势未能充分发挥的现实，郭老倡导“公铁分流”，并召开了铁路客运分流座谈会。在这一时期，综合运输研究所根据郭老的指示，进行了“公铁分流”的调研。我带领一个调研组去河南、江苏，对郑州——徐州铁路、公路客运分流进行了调研。调研中发现由于公路状况不好，如从商丘至徐州需绕行永城，沿途主要汽车站的站房状况不佳，徐州的汽车站不仅停车能力不够，甚至远离火车站，公路分流铁路客运非常困难。为达到分流的目的，建议改造既有公路，建设好沿线汽车站，这一建议被国家采纳，投资改造了公路，加强了沿线汽车站建设，实现了公路分流铁路客运，缓解了陇海铁路郑州——徐州段能力紧张状况。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1988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安排我调离综合运输研究所，给我建议的单位是新成立交通投资公司或去大学作党委书记，我都不太满意。在这一背景下，由于郭老知道我希望研究我国的综合运输问题，他建议我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作秘书长，我同意了郭老的建议，也使我有幸继续在郭老指导下进行我国综合运输问题的研究工作。 　　来到协会后，在郭老的支持下，除承担国家计委委托的国家计委和世界银行合作的、各部委专家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综合运输网规划研究”、中国科协委托的“1991—200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研究工作之外，我记忆犹新的是，郭老根据我国铁路长大干线能力紧张、沿线大中城市多和人口密度大的特征，在1992年秋就提出了“发展高速铁路势在必行”的建议，并将这一建议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根据郭老的建议，于1993年初由国家科委牵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和铁道部参加组织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前期重大技术经济问题研究”，协会派出众多专家参加了此项工作。我作为课题总体组副组长和建设必要性研究组组长，对京沪铁路建设前期的一些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如建设的必要性、主要技术标准、建设运管体制等问题进行研究。研究中郭老多次听取了我的汇报，并给予及时指示。该课题研究的主要结论上报国务院，并得到了时任副总理邹家华的首肯。铁道部也根据上述研究的成果，推动了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前期工作的进行。 　　我的一生是从事我国综合运输问题研究的一生，我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追随郭老解决我国综合运输问题的一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综合运输研究所的成立与恢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成立与发展，无不凝聚着郭老的心血和行动。这两个单位的存在与发展也为我的一生提供了工作的平台。 　　郭老的一生、郭老的言行，时刻铭记在我心中。认真学习郭老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惧波折、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将竭尽全力为中国富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运输与物流的发展贡献微薄的力量! 　　郭老，安息吧! 　　 光辉的印记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本书编委会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