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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迎接长征红军到陕甘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7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部队，兵力达15万余人。1935年11月1目，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敌军的“围剿”兵力部署是：在东线，阎锡山的晋军主力沿黄河一线从陕甘革命根据地东线进攻；在西线，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部队外，又投人东北军8个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邻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在北线，敌八十六师和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府等地驻防；在南线，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进攻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一举摧毁陕甘根据地。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到达杨家园，刘志丹召集团以上干部召开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会议决定，集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乘敌之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以前，首先打击伸人我东线一带根据地的晋军先头部队，挫败晋军西渡黄河的企图，然后挥师南下，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深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粉碎敌人的“围巢旷”。 　　为了保证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习仲勋仍然在陕甘边区负责统一领导红军主力在洛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军的行动。同时负责发动陕甘边各路游击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西线敌军的行动。8月1日，在习仲勋主持下，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史家河滩召开赤卫军检阅大会。洛河川、安塞、保安等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约4000余人参加了大会。①在这次大会上，习仲勋对于陕甘边区的反“围剿”斗争作了动员和部署。 　　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游击队、根据地群众迅速作好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乘敌人整个“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先发制敌，迎头痛击西渡黄河的晋军先头部队。8月11日，刘志丹率领红军 主力突然挥师吴堡，向慕家塬晋军据点发动进攻，经过苦战，歼灭慕家塬据点敌军及增援部队，歼敌600余人。敌军误以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要北上神府，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根据敌情特点，刘志丹用声东击西战术，声言北上打通佳(县)、吴(堡)、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造成敌军部署上的失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则秘密南下，寻机再战。 　　8月中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延家畔打垮敌军一个营后，转进到绥德东南部的新庄一带待机。这时，阎锡山的晋军孙楚、李生达率2500余人，由宋家川渡过黄河，到达吴堡寻找主力部队决战。当敌进剿部队到达定仙墕时，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机，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消灭敌人。8月2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定仙墕歼晋军李生达部20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80余支，轻机枪69挺，“八二”迫击炮2门，骡马80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定仙墕战斗打垮了东线之敌的攻势，东线战场形势得到扭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南线敌军。 　　8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迅速向南运动，准备寻机歼灭南线的敌东北军。8月25日，红军抵达延川县文安驿一带。这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人来到文安驿。8月27日，在文安驿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会议执行“左”倾方针，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在红军的作战形式上，要求红军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在红军的行动方向上，要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要以洛川作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泾阳发展。要主力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 敌军的中心据点。② 　　文安驿会议之后，前敌总指挥部被迫进行攻击瓦窑堡的准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永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运动。同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到南线侦察敌情，了解东北军的作战规律和装备情况，以保证尔后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胜利。8月30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团长黄罗斌、政委马佩勋的率领下，南下鄜县地区。9月10日，红三团与鄜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密切配合，诱出驻中部龙坊镇的敌东北军一一O师两个营，并采用伏击战术，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此时，从俘虏口中得知东北军进驻延安后，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红三团上报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命令红三团转移至洛河川的下寺湾一带集结待命，习仲勋动员群众，加紧为红军准备粮食和必要的物资。 　　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抵瓦窑堡郊外集结。在勘察敌人城防工事后，刘志月·认为在敌人这样防御体系下，依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必遭失败。经过研究，刘志丹决定放弃强攻瓦窑堡，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此后，刘志丹又对清涧县城守敌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清涧县城的敌人兵力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更不能硬攻。刘志丹决定奔袭北线的横山县城，乘敌不备，歼灭敌人。得手后，石湾镇守敌二五八旅高双城部可能不战自退，根据地能进一步巩固，还可以牵制敌八十六师对神府苏区的行动，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东北军。     　　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向横山县城发动偷袭行动，虽攻城未克，但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苏区的战略目的。敌八十六师为了加强横山地区的防御，被迫撤回“围剿”神府苏区的部分兵力，减轻了红军独立三团和神府各游击队的压力，使神府苏区的危急局面得到扭转。 　　二、喜迎红二十五军 　　就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人民紧张进行反“围剿”斗争时，红二十五军长征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 　　习仲勋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粮食和物资方面的准备。对于这个方面的工作，过去研究的比较少，但是，从一些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习仲勋为迎接长征红军，未雨绸缪，及早动手，细心地筹划着、安排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据当时任甘洛县第一区赤卫军大队长的李世俊回忆：1935年7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下寺湾的河滩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红二十六军的部分部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及政治保卫队，甘洛县各区赤卫队，及延安、富县几个临近区的赤卫队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大会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很快、很好。最近，我们的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苏区来，我们要积极做好迎接他们的一切准备工作。接着，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长马锡五同志讲话。马锡五在讲了形势问题后，重点讲了粮食工作。他说：“现在我们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习仲勋同志讲了，我们的兄弟部队要来。这样，粮食就更显得重要。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兄弟部队一到，我们就需要比现在还多的粮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向农民要更多的粮食，咋办呢?我的意见，今后打下地主、土豪劣绅的粮食，都要节约使用，要保管好这些粮食，防止霉烂，使兄弟部队来我们这里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我们粮食的主要来源还只是打土豪、打地主，所以，大家要十分注意节约粮食；同时，还要争取多种、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马锡五同志讲完后，甘洛县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李世俊接着回忆说，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个兄弟部队要来。过了不久，到这年八月，红二十五军果然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的带领下，转战陕南、陇东来到陕北苏区，有好多部队还在我们甘洛县一区的永宁山附近宿了营。这时，我已担任甘洛县一区区主席，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仅我们一区就送了十多头猪、一百多只羊等许多慰劳品。③ 　　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踏上了征途。1935年4月，红二个五军在鄂豫陕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为适应新的形势，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5月初，敌军集中41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红二十五军奋力抗击，经两个月战斗，歼灭敌军7个团，牵制了敌军37个团的兵力，主力红军也发展到3700余人，7月，红二十五军翻越秦岭，跨过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南面的王曲、杜曲、引驾回、子午镇一带，直接威胁敌人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在这期间，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由上海来到红二十五军军部，报告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西北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这个消息，与红军拣到的一张《大公报》上的报道内容基本一致。红军并从侦察中得知敌毛炳文、于学忠所部已从西安西调，妄图在四川北部进行堵截。根据这—重要情报，鄂豫陕省委在子午镇附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会议一致认为，配合主力行动，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与红二十六军配合，首先争取陕甘根据地的巩固，牵制和消灭敌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北进。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子午镇出发，向甘肃挺进，部队连续行军十几天，经陕南各地，于8月1日占领了陕甘交界的双石铺，消灭了胡宗南部4个连，俘获一名少将参谋。从这个少将参谋的口中了解到，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正向北挺进。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西调去阻击北上的红军，其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8月2日，红二十五军向天水发动进攻，刚打下北关，援敌一个旅赶到，红二十五军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强渡渭水，攻占秦安，挺进通渭，截断西兰公路，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在这里部队休整3天时间，仍然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的消息。8月17日，红二十五军向陕甘根据地转移，部队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打下了隆德，连夜翻越六盘山。20日，红二十五军进至平凉、泾川、镇原、含水一带时，敌人步步进逼。红二十五军在平凉的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打虎山高地，打垮了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五旅，歼灭其一个营，在泾川城西南的四坡村，冒雨消灭了前来突袭的敌一○四旅二○八团，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在这次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英勇牺牲。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进入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南梁大风川、豹子川、平定川、白豹川、瓦子川一带。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在到达豹子川后，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鉴于吴焕先政委在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牺牲，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此后，红二十五军开始进入根据地，但因为说话口音不同，有些群众不知道红二十五军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可是，当群众知道是红军时，就相继归来，分外亲切。徐海东后来回忆道：“消息传得很快，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先后找来了，并且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来到陕甘根据地，我们好像到了家一样。”④ 　　陕甘边区特委代理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立即将这一重大喜讯报告了中共西北工委，并与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等一起立即前往永宁山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们。9月9日，习仲勋终于见到了想念已久的徐海东，他和徐海东同时伸出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徐海东也紧紧拉着习仲勋的手，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说：“可找到你们了!” 　　习仲勋沉静地望着徐海东，内心深处也翻卷着激动的浪花，他使劲握着徐海东的手，告诉他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向陕甘边区开来。” 　　徐海东是个急性子，一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要上来了，立即说：那我们赶快和刘志丹会合，商量一下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事。” 　　习仲勋说：“那我们马上走，志丹同志也正带着部队往永坪镇开进，准备在永坪镇迎接你们。”⑤习仲勋还向徐海东等同志详细介绍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 　　随之，陕甘边区党政军各界在屈家沟召开大会，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边根据地。会后设宴招待了二十五军连以上干部。⑥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甘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积极支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也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⑦到处洋溢喜迎亲人的欢乐景象。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立即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前往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接着，习仲勋主持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徐海东、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会后，还演出了眉户剧，款待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徐海东看后连声称赞道：“好戏!好戏!”⑧ 　　在习仲勋领导的根据地军民的热心照料下，红二十五军将士很快恢复了体力。尔后，红二十五军又经4天行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闻讯赶来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永坪镇胜利会师。9月17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除代表团全面负责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外，还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同时，改组军事领导机构，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为了统一指挥两支兄弟红军部队，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分别由原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改编，全军团共7000余人，随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永坪镇的整编，使相隔几千里地的两支红军部队，在会师后的短短几天时间内，整编成一支部队，充分显示了红军的高度纪律性和组织观念。 　　1935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4周年国耻纪念日，红十五军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万人大会，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同志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会场红旗飘扬，刀枪如林，歌声嘹亮，到处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 　　参加大会的除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7000余名指战员外，还有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的干部及附近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周围几十里的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赶着毛驴，带着慰劳品，来参加大会。会场上洋溢着两支兄弟红军亲如手足的战斗友谊和西北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热感情。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刘志丹和徐海东密切配合，率领红十五军团南下。这时，东北军7个师分两路由洛川、鄜县疯狂地向陕甘根据地进犯。敌一一○师、一二九师已进抵延安，一○七师和六十七军军部也到达洛川一带。红十五军团为了挫伤敌人的锐气，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少量部队围困甘泉县城之敌一一○师一个营，诱延安之敌来援，将主力红军布置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一带，设伏歼敌。甘泉守敌被红军围困后第三天，东北军一一○师急忙从延安出发增援，途经劳山进入红军预伏阵地时，红十五军团指挥部—声令下，机枪、手榴弹劈头盖脑地向敌猛烈开火，接着，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冲，杀入敌阵。顿时，敌人乱作一团，无处逃奔。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敌一一○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被红军全部歼灭，敌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均被击毙，俘虏敌官兵3700余人，缴获武器装备堆积如山。在劳山战斗过程中，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人民大力支前，保障了部队的后勤供应。 　　劳山战斗结束后，红十五军团乘胜扩大战果，挥师南下，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部队去羊泉塬侦察敌情，消灭敌一○七师一个营。10月，强攻甘泉榆林桥，又消灭东北军一○七师四个营，团长高福元被红军俘获。 　　10月上旬，在习仲勋主持下，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史家河滩召开劳山战役祝捷大会，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都讲了话。⑨ 　　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和榆林桥作战的胜利，驻瓦窑堡的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惧怕被红军消灭，不战而逃，红军乘势解放了瓦窑堡。此后，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移驻瓦窑堡，此后瓦窑堡成为陕甘根据地的首府，安定境内的敌人据点全部被拔除。但此时，南线东北军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组织进攻，东北军军长董英斌率6个师分两路向陕甘根据地猛扑过来；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大举北上，西面五个师，即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一○九师、一一一师、一○八师、一二○师、一○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进，妄图在鄜县地区夹击红军。反“围剿”的严重战斗还在后面，陕甘根据地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敌情。 　　三、错误“肃反”的阴云，刘志丹、习仲勋等蒙冤 　　正当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激烈进行的关键时刻，“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却在陕甘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取得了统治地位，使“左”倾错误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一场严重的灾难。这一次，习仲勋又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只不过，上一次他坐的是国民党的监狱，这一次却要在自己人的监狱中遭受折磨。从习仲勋的心里来说，这一次的坐牢比上一次在敌人监狱中坐牢更加心痛不已。 　　早在1935年6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就派出了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根据地，执行“左”倾方针。7月15日，在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决定要在陕甘根据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进行“肃反”。9月间，“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制定了错误的“肃反”方针，任命戴季英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负责“肃反”事宜。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提名要被捕的同志承认刘志丹是“右倾反革命的首领”。后来，他们根据从被捕人员口中刑讯逼供出来的材料，硬说刘志丹、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刘景范、高岗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都是反革命右派，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为了逮捕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他们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以主持军委工作之名，把刘志丹骗到瓦窑堡后加以逮捕。当时，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送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到逮捕自己的命令后，镇定自若，立即赶往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不要逮捕前线其他红军指挥员。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打入监狱。 　　随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又以“党棍”的罪名开除了习仲勋的党籍，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并在下寺湾附近的王家坪将他逮捕，后来又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将他押往瓦窑堡关押起来。 　　在此前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还在前线和后方逮捕了高岗、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郭宝珊等一大批陕甘边苏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干部，陕甘边区地方县以上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几平全部关押。他们刘被捕的同志进行严刑逼供，有的关押在狱，有的被惨杀，陕甘边区第一任特委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文、陕甘边南区党委组织部长杜宛、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优秀的党政军干部遭到杀害。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肃反”惨杀陕甘边党和红军干部达200多人。错误的“肃反”制造了一场大冤案，给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对于这次错误“肃反”，习仲勋回忆道：“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是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改革’；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是‘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⑩ 　　习仲勋等被捕后，在监狱受尽折磨。习仲勋回忆道：“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了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11)刘志丹、习仲勋等蒙受不白之冤，面对随时都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体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和情操。 　　“左”倾的执行者制造错误“肃反”的灾祸，给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在反“围剿”作战的关键时刻，把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干部抓起来，严重地挫伤了部队的士气。此外，“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还在前线部队中，就地惨杀了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造成了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左”倾错误在陕甘根据地造成的恶果是很大的，它使许多忠实于党的革命事业的红军干部蒙受冤屈，并引起了红军内部很大的恐慌，使红军力量受到削弱。更严重的是在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部队之间，在红二十五军与陕甘根据地人民之间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根据地基层干部和群众，只要听到南方战土来了，就慌忙地上山逃跑，使苏区一天天缩小。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进行挑拨煽动，根据地的一些县、区发生反水现象。这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了对根据地“围剿”的新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下，本来形势大好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一下子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四、迎接中央红军到陕甘苏区，刘志丹、习仲勋等获解救 　　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后，陕甘边区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刘志丹、习仲勋等多次派人与中央联系，但都没有结果。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身处陕甘边区的习仲勋时刻关心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他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多种渠道了解中央的最新消息。据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回亿：“我们收到甘泉、延安、鄜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7月下旬，陕甘特委代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大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12)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也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在8月5日通过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的汇合，且更顺利的向北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陕甘边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甘肃的工作，因为“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重大意义”，“虽然合水、曲子以至宁(县)、正(宁)是人烟稀少的千百荒山，但为了与中央红军的呼应，必须争取陇东的发展，而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是争取陇东的必要阵地。”(13) 　　在这次会议后，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甘肃敌占区的工作。在甘肃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这就为中央红军在甘肃顺利长征准备了群众基础。后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后，当地群众因早风闻了红军的英名，所以一听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14)《杨尚昆回忆录》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时，杨尚昆见到习仲勋后，高兴地对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看见了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这个传单上印着“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仔细看了内容后才知道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习仲勋：“瓦窑堡就那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也笑着答道：“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见了这些材料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甘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15)哈达铺位于甘肃南部，在岷县和西固县(今宕昌县)之间，距离陇东根据地很远，但从杨尚昆在哈达铺能看到红军宣传材料这件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当时甚至派人将西北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在陇东，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各级组织，积极开展根据地恢复工作，摧毁敌人的政权，为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扫清道路。9月，在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在南梁李沟门。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白马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二、三、四区的部分地区合并组成，机关驻南梁阎洼子，辖玉皇庙、白马庙、刘坪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李兴高；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林镇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一、四区部分地区组成，机关驻林镇梁沟门，辖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安仲成。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陇东根据地的恢复对于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起到了重大作用。 　　但在当时，党中央进入了雪山草地，处于被敌割锁、信息隔绝状态，并不能全面了解到西北红军和陕甘命根据地的发展情况。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点名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的同时，着手研究和讨了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报告中说：“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的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这时，党中央因为不知道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存在，作出了以游击战争方式打到苏联边界区的决策。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急切地需要了解西北的情况，他告诉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打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各种都给搞几份来”。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和发现的陕甘红军宣传材料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终于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 　　会后，中央军委将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等部队共6000余人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陕甘支队组建后，以佯攻天水的动作，把敌军主力吸引于天水方向，然后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迅速通过了渭水。9月26日，陕甘支队进抵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贾拓夫同志介绍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方针。 　　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连续突破两道敌封锁线，翻越六盘山高峰，进入陇东地区。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密闻》一书中记叙了刘志丹派人在陇东根据地迎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动人情景：“10月14日或15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5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据陈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16)毛泽东接到的这封信其实是刘志丹在入狱前写的，当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领导干部被“左”倾冒险主义逮捕的消息。 　　中央红军在陇东经镇原、环县、华池境内的12个区，48个行政村，113个自然村，176个村庄，行程510华里。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当时属于华池县，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吴旗县时，将华池县所辖的吴起、水泛划归吴旗县)，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此时，敌东北军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率四个骑兵团尾追中央红军，紧紧跟了上来。毛泽东在吴起镇集合陕甘支队的干部讲话，动员大家要坚决打退敌人，割掉“尾巴”，进人陕甘根据地。10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向敌展开英勇反击。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敌阵，顷刻间将敌截为数股。敌军指挥系统顿时失灵，敌军乱作一团，仓皇上马，妄图夺路逃窜。红军猛攻猛打。敌人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东奔西窜，无路可逃，伤亡甚大。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700余名，缴获战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痛快淋漓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对于中央红军在陇东的顺利长征情形以及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的胜利原因，当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进出了其中的奥秘：“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实据之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17)才华横溢的范长江在当时就能直接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陇东地区时顺利行军直至取得吴起镇战斗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刘志丹、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有效的群众发动和组织工作，这种认识是很中肯的，颇有见地的。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给根据地干部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也给习仲勋带来了喜讯。 　　吴起镇的人民用鸡毛信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各个村庄。习仲勋回忆说：“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8)赤源县委派了一个赤卫军大队长，抬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赶制棉衣、棉鞋。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等详细了解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情况，听取了保安县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关于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郭宝珊同志以及高岗等逮捕的情况作了汇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决定派刘向三、贾拓夫、王首道等3人，带一个排、一部电台，先行前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制止错误“肃反”的发展。毛泽东明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吴起镇“切尾巴”战斗之后，毛泽东立即挥师沿洛河川南下。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后，召开工作会议，吸收地方党支部书记以上同志参加。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西北军委，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和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承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同时决定：张闻天、李维汉、驻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新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董必武等先行瓦窑堡，解决错误“肃反”问题。11月初，中央组成了秦邦宪领导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问题。11月7日，经过认真审查，中央五人小组彻底推翻了强加于刘志丹等同志的罪名，首批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受诬陷被逮捕的18人。11月11日，在第二高小礼堂召开平反昭雪大会，王首道代表党中央向受害同志道歉，向冤死的烈士致哀。(18)12月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立即听取了王首道等同志的汇报。他严肃地指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应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直接执行这次错误肃反的聂洪钧、戴季英以纪律处分，并在中共中央党校批判戴季英的严重错误。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都好办了。”随后不久，毛泽东、党中央给习仲勋也安排了工作。毛泽东知道习仲勋的名字还是因为在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后，他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12月，他在瓦窑堡结识了刚出狱不久的年仅23岁的习仲勋后，感到十分惊讶：“这么年轻!”为了培养习仲勋，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回忆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于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20) 　　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东征抗日。那时，习仲勋在中央党校任三班主任。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途中，习仲勋遇到了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政委宋任穷。刘志丹、宋任穷见到习仲勋，跳下马来，同习仲勋紧紧握手。刘志丹对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不要都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21)在刘志丹的影响下，习仲勋和许多受害同志不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勤恳为党工作。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 　　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制止了“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保护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从内部消除了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危机局面。习仲勋后来说：“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22)可以这样说，正是党中央的到来以及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消除了根据地内部严重隐患，才能使陕甘根据地得以巩固，从而使全国红军长征有了巩固的落脚点。 　　五、直罗镇战役——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 　　1935年11月3日，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甘泉以南的象鼻子湾，与刚刚结束张村驿战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为了统一陕甘根据地红军部队的指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张云逸任副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 　　红一方面军编制序列及领导人是： 　　第一军团(由红军陕甘支队编成)：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治委员肖华)、第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及直属第一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黄振堂)。 　　第十五军团(由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红二十五军组成)：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冯文彬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 　　在整编中，原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部队被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的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及西北抗日义勇军被整编为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和骑兵团。红一团仍留在陕甘边南区坚持游击战争，因而未能参加整编行动。 　　这时，敌东北军又调6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根据地大举进犯。东路六十七军之—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北上，西路5个师，即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九师、一一一师、一○八师、一二○师、一○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进，企图在腕县地区夹击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反“围剿”的形势，决定由甘泉向南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西路沿葫芦河进攻的一至两个师，继之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尔后向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扩大根据地和红军。作战计划是：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红军兵力，采取侧击、包围、突然攻击等战法，歼灭突人之敌；得手后再歼灭敌后续部队。为保证直罗镇歼敌行动的顺利，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之二四一团继续围攻甘泉城，以调动敌人东进，以第二四三团在鄜县西羊泉镇，牵制鄜县、中部之敌西援，保证直罗镇歼灭战的胜利。 　　直罗镇位于鄜县西南，距鄜县约120华里，三面环山，一条从西到东的大道穿镇而过。镇子的东头，有一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成的寨墙基本完好。镇子的北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河川南北两侧是高山，山顶多灌木，山坡多乔木森林，便于屯兵隐蔽。这样的地理条件，对红军作战十分有利。 　　为了保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和彭德怀亲临直罗镇观察地形。决定以红十五军团主力隐蔽埋伏在直罗镇的南山，并以一部分兵力隐蔽在直罗镇与黑水之间的张家湾南山，当敌进入包围圈后，即截断敌人的前后联系；以红一军团主力隐蔽埋伏在直罗镇北山，并以部分兵力隐蔽在张家湾北山，准备抗击敌军增援部队，追击溃逃之敌，红一方面军指挥所设在直罗镇北山的宝塔一带。按照统一部署，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隐蔽集结，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决心打好会师后的这一仗。11月20日下午，敌一○九师牛元峰部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果然到达直罗镇，落入红军的“口袋阵”之中。当天傍晚，毛泽东一声令下，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向敌人展开包围行动，在拂晓前，红军将敌一○九师紧紧合围在直罗镇。天刚亮，两路红军就像两只铁拳，砸向敌军，顿时冲锋号响起，红军奋勇冲入敌人的阵地，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汇合成轰轰隆隆的巨大声响，震动着大地。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晕头转向，指挥失灵，建制混乱，被紧紧夹在两山之间的川道里，失去了抵抗力。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攻占了敌一○九师师部所在地直罗镇，大部分敌军被歼灭，只剩下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逃到镇东头那个小寨里，率领残部负隅顽抗，等待援兵。这时，毛泽东下令，以部分红军围困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迎击敌援军一○六师。在追击战中，敌一○六师一个团被红军歼灭于黑水寺，一○六师被击溃。23日傍晚，主力红军回师直罗镇，再次攻击寨子中的残敌。敌师长牛元峰见固守待援成了泡影，慌忙弃寨逃跑，又被红军追击部队歼灭，牛元峰也被红军俘获。至此，直罗镇战斗胜利结束。此战红军歼灭一个整师及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直罗镇战役给进攻之敌以沉重的打击，此后敌六十七军退回了甘肃合水一带，敌一一七师退出了鄜县。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保卫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安全，改善了红军的装备，极大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热情。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举行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总结。他指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23)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胜利与敌人失败。12月1日，《红色中华》报以《陕甘苏区的空前胜利》为题，向陕甘根据地军民报导了这一喜讯。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直罗镇战役作出高度评价，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24) 　　刚刚走出牢狱的习仲勋，虽然没有能够直接参加直罗镇战役，但直罗镇一带是陕甘边区的中心区域，他在那里长期战斗过，对于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他时刻关注着直罗镇战役的进展情况。当得知直罗镇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后，习仲勋由衷地感到高兴。后来，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他还欣喜地说：“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25)使习仲勋感到欣慰的是，直罗镇战役不但消除了外患，使陕甘边区得到了巩固，而且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提高了陕甘边区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从此，自己和陕甘根据地的人民就可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更加伟大的事业。作为一名亲手创建这块根据地的领导人，习仲勋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决心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迎接新的斗争的考验。 　　①“王华等7人1984年7月24日至27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72页。 　　②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82页。     　　③李世俊：“回忆马锡五同志”，革命回忆录：《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一版，第146页，147页。 　　④徐海东：“会师陕北和刘志丹”，《刘志丹纪念义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386页。 　　⑤杨正发：《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232页。 　　⑥“王华等7人1984年7月24日至27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年3月第一版，第472页。 　　⑦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⑧张文华：“陕甘边领导机关在洛河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38页。 　　⑨“壬华等7人1984年7月24日至27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72页。  　　⑩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8--289页。 　　(11)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9页。 　　(12)“张文华1983年11月谈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481页。 　　(13)“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1935年8月5日)，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第91页。 　　(14)秦生：《西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95页。 　　(15)《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6)「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人民的英雄——刘志丹”，《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杜2003年9月版，第812页。     　　(17)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背向”，《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94页。 　　(18)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9页。 　　(19)林浓，赵振军，温瑞茂：“中共中央在陕北住址变迁和工作初探”，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军史资料》，1985年第10期，第36--37页。 　　(20)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21)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22)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25)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1995年12月第一版，第289--290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