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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黄罗斌

革命征途上的首次接触 　　1932年冬，渭北苏区党组织派我去三原向县委汇报工作，并交待了具体接头地点、方法和接头人的相貌特征及注意事项等，并将一份关于渭北苏区的情况报告交给我，叫我交给县委。 　　我接受任务后，将区委文件裹藏在裤腰带里，手提着鸡蛋篮子，装作走亲戚的小孩(当时我只有16岁)，便上了路。渭北苏区离三原县城20多里路，我到了县城门口，敌人盘查很严，见我个头不高，又很瘦小，穿得破烂，问了几句，就让我进了城。 　　进城后，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接头地点)，看见有位中等个头、身穿蓝布长袍、头戴礼帽、20来岁的人，像是一位教书先生。我便上前搭话：请问先生贵姓?他说姓白。接着他问我姓啥，我说姓罗。他又说，你是从北原上(指渭北苏区)下来的?我说是。他说，你还没吃饭吧。我说没有。他说，咱们先吃些饭。说罢就把我带到一个卖荞面饸饹的馆子里，吃完了饸饹，又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住户家里。我进了住户家房子里，才知道他就是习仲勋，时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就将东西交给他。他看完后又问了问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最后，习仲勋说，渭北苏区以武字区为中心，东邻富平，西连淳化，北接耀县，南临三原，东西长不过40里，南北宽不过20里，地方太小；游击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周围民团经常进行骚扰，既没地方躲藏又没回旋余地；地方小了，群众就少，兵源也就缺乏。所以，苏区一定要发展要扩大。苏区发展壮大了，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充足的兵源，反击敌人才有了力量，革命根据地才能不断巩固壮大。习仲勋同我谈完话，将一封信交给我，我接过信藏好后，就同习仲勋告别了。 　　我离开三原县城的住户家来到街上，将鸡蛋卖掉，又买了几斤花生装在篮子里提着，就顺利地出了城门。当走到瓦窑头附近时，远远看见从北边冲来了十几个骑兵，我赶忙躲到路旁佯装解大手，把篮子放在离我几丈远的地方，敌人在马上斜看了几眼，就扬鞭去了。敌人走后，我即赶路，顺利返回了渭北苏区。 　　回到苏区后，我将习仲勋的信交给党组织，并详细汇报了习仲勋对发展苏区的意见。区委决定派赵宝森、王安民和我去开辟心字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武装，抗粮抗税，打土豪分田地，组建苏维埃政府，使渭北苏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到照金，同刘志丹、谢子长、金理科、李妙斋等同志一道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消灭了照金民团后，转战北上，刘志丹同习仲勋谈：“要跟农民打成一片，就能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到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意见，深入到一村一户地作调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先后在荔园、秀房沟、高山槐一带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和农民游击队。为了解决群众疾苦，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分粮斗争。照金山山川川的分粮热潮，影响到耀县、正宁、富平、旬邑、淳化等县的部分群众，他们也参加了分粮斗争。群众感激地称这粮食是“救命粮”，红军是“救命恩人”。接着，习仲勋趁热打铁，又组织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热潮，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为了保卫斗争取得的果实，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群众自愿报名参军，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 　　1933年4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在各村建立了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游击队，制定了土地法，建起了亭子沟集市，利用薛家寨险要地势，设立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医院、兵工厂(修械所)、被服厂、仓库等，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敌人组织反动民团和正规军联合向照金苏区发动了“围剿”。正当照金苏区全体军民英勇进行反“围剿”斗争时，“左”倾错误的代表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创建渭华新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渡过渭河，即陷入敌人重围，经过苦战，弹尽粮绝，失败于终南山。 　　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恢复红军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红军主力的迅速恢复，使照金苏区进一步巩固发展。敌人数次“围剿”的失败，极大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严令西安调集重兵围攻。国民党刘文伯部兵分数路向照金苏区发动了疯狂进攻，我军经过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利。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军决定分路突围，撤出薛家寨北上，转入南梁地区。 　　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包家寨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明确任务。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新根据地，创建连接陕北、关中等地的三个军事游击区。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莲花寺正式成立，同时将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三支队、红四团少先队合编为红三团，红四团改编为红二十六军骑兵团，隶属四十二师。 　　在红四十二师与地方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南梁地区群众工作开展顺利，发展较快，从小河沟开始，相继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豹子川、柔远、武家河、杜家川、小川沟、城壕村等建立了农会，在南梁、玉皇庙、白马庙、葫芦河、二将川建起5个赤卫队。发展党员50多名，成立村党支部4个。在此基础上，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告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 　　陕甘边区革命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调集正规部队和地方民团向边区发动了“围剿”。红四十二师留一支游击队牵制正面之敌，大部队伍跳到外线打击敌人，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后在蔺家砭歼敌一个营、张廷芝团一个骑兵连，在元城子活捉庆阳县区长高明山、全歼地方民团，在西华池歼灭“围剿”边区敌主力部队王子义团团部及所辖2个营、1个机炮连，歼敌700余人，缴枪300余支、迫击炮2门、战马50余匹，在和尚原、瓦子川给高玉亭等部以沉重打击，迫使进入南梁地区的谭世麟敌部退出南梁，粉碎了敌人向陕甘边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南寨子湾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的问题，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会后，组建了四十二师红一团，恢复了红二团，收编了弃暗投明的郭宝珊部和宁县半坡村、正宁县西堡村40多名暴动的青年农民，使四十二师拥有5个团建制，兵力达1000多人，游击队1500多人，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11月，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接着华池县、庆北县、合水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令，促进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如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民；开辟贸易市场，发行边区货币，活跃了边区经济；实行志愿兵役制，严明纪律；建立了红军干部学校，设立了兵工厂、服装厂、医院；在荔园堡创办了第一所列宁小学，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革命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 　　陕北、陕甘边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使蒋介石集团大为不安，调集重兵向陕北和陕甘边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习仲勋指挥陕甘边游击队配合陕北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在刘志丹指挥下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协同作战，经过5个多月数十次战斗，俘敌2000多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使敌军撤退，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苏维埃政府在20多个县建立，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整个苏区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北到长城，南连淳耀的广大地区。 　　党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秋，正当粉碎蒋介石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紧急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西北的执行者，大肆诬陷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政是“右倾取消主义”、“梢林主义”、“逃跑主义”，诬蔑陕甘边的革命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等，进行了“肃反”，大搞假材料，大搞“逼、供、信”，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创建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抓捕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在洛河川杀害营以下干部群众数百名。 　　刘志丹在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后，被调到北线指挥作战，途中遇到通信员，通信员将送往红十五军团的信送给刘志丹。他看了后，仍把信交给通信员，让送往军团部。这封信就是“左”倾错误执行者逮捕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干部的名单。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仍到瓦窑堡向省委陈述意见，挽救同志，挽救革命。可到了瓦窑堡还未开口就被逮捕了。当时身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已被捕入狱。杨森和我打完劳山战役后，分别被以调往北线作战和调任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的名义，诓骗到瓦窑堡后逮捕入狱。杨森和我被推进监狱后，习仲勋见了我们点了点头，笑了笑，意思是你们也来了。这一举动被看管人员看到了，当即朝习仲勋头上抽了两鞭子。 　　陕北党内的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地方干部和群众听到省委来人了，吓得都跑了，有的上山打游击，部队里干部战士也纷纷开小差逃回家，各处谣言四起，人心不安，陕北革命根据地处于危难之中。就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毛主席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并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同志赶到瓦窑堡接管了十五军团二十五军的看管工作。由中央红军接管后，监狱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可以互称同志，给吃米饭，不打不骂，大小便自由，晚上翻身也不用喊报告了，等等，接着又登记了被关押时带来的东西有无丢失。第四天，集合点名，习仲勋、杨森、杨琪、高锦纯、张策、朱奎、宝山和我等被带到王首道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了刘志丹，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然后砸开了脚镣手铐。王首道说：“中央知道你们都是好同志，受委屈了。”当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晚上我们七八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兴奋得睡不着，互相开着玩笑，喊着报告翻身。刘志丹劝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咱们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习仲勋也说，刘志丹说得对，我们快要分配工作了，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形势发展很快，成立了西北办事处，划分成陕北、陕甘、关中、神府四个行政区。1936年9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关中特委书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渭北、照金、南梁、陕北苏区组成的，它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我党在西北唯一的苏区。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习仲勋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作风扎实，才思敏捷，胸怀大志，意志坚定，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危难关头发挥了决策性作用，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原主席、原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