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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关怀我的成长

井 梅

1939年，我七岁时，父亲病逝，因家贫，次年随姐姐井秀珍参加了民众剧社(后改为绥德分区文工团)，成为团里年龄最小的一名演员。 　　1943年，文工团正式成立后，像传统的戏班子一样“赶庙会”。“一天三上台，三天一搬家”，我们走遍了陕北绥、米、佳、吴、清、子洲等县的沟沟峁峁。艰辛的农村巡回演出活动，锻炼了我们，满足了群众的要求，做到了群众想看什么，我们就演什么。有时，遇到了像佳县白云山那样的盛大庙会，我们两队就联合起来演出。白天、黑夜，连续演出剧目不重样，深受群众欢迎，也很好地完成了经济上缴任务。 　　文工团在地委和习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发展壮大起来，我也在习书记的眼皮下由一个不懂事的毛丫头，逐渐成长为团里的主要演员之一。 　　习书记没有一丁点的官架子，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不仅能叫得出全团每一个人的名字，而且还知道大多数人的家庭情况。不论是公事还是家事，只要找到他，总能得到令你满意的解决。记得我的母亲和艾友同志的母亲，都找他开过救济粮。为了使我们姐妹和艾友兄弟俩能安心在剧团工作，他曾给县上批条，要求对我们这两家特困户给予长期的照顾。 　　一次，习书记打发警卫员把我领到他那办公室兼宿舍的窑洞里，从抽屉里拿出一摞“洋片”送给我，令我惊喜万分!他指着“洋片”上的人物告诉我：这个白脸是曹操，那个红脸是关羽，还有什么周瑜、吕布、张飞……使我增长了知识。他关怀地问我下乡苦不苦，累不累。我说，不苦也不累。他还教导我要好好学文化，长大了要做一个好演员。 　　1951年后，我由歌剧演员转为专业舞蹈骨干，又多次得到习书记的支持和鼓励。1954年，苏联莫伊谢耶夫舞蹈团来京演出，陕西省歌舞剧院派我和歌舞队副队长贺鸿训同志赴京观摩，住在文化部招待所。因全国各地来观摩的人太多，票非常紧张。得知剧场每天要给国务院送去一些票，我就不知高低地给当时已成为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打电话，希望他能每天给我们弄两张票。他在电话里痛快地说：“没问题，只要给我送来票，我就让给你们去观摩。”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去取票时，他在百忙中还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亲切地询问团里的情况和同志们的变化。最后，他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他的时间很紧张，以后来取票，可直接找他的秘书。我的心里既感激又觉不安，自己为了两张观摩票，竟不知高低地打扰日理万机的国务院秘书长，真有些不好意思。但不找他，来京观摩学习的任务又怎能完成呢?这也是他对我们文艺事业发展的关怀和支持。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告诉我说，莫依谢耶夫舞蹈团要在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约我到他家，一起坐车到怀仁堂观看。这真是天降的喜事!我兴奋得心都快蹦出来了。下午，我准时到他家。但他抱歉地说，因为有外事活动，他不能去了，就把我介绍给赵伯平和赵寿山，托他们把我带进怀仁堂，使我有幸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记得那天晚上，当毛主席出现在礼堂时，全场掌声雷动，我激动得真想高呼：“毛主席万岁!”大概由于在座的多数是中央首长的缘故吧，剧场里只有掌声，没有喊声。我只好理智地强压住冲向喉头的喊声，拼命地拍手，眼泪刷刷地直流。 　　之后，习书记还带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但是，当我和他跳完一场舞后，他忙于和周围的人们应酬交谈，我觉得自己坐在旁边怪碍事的，便悄悄告辞，回姐姐家去了。此后，我又多次进京，却不敢再去打扰他，因他实在太忙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三名三高”、“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造反派中有人说我是“黑帮”习仲勋的“干女儿”。面对这一切不实之词，我不予理睬。一天，当习书记被“揪回”西安游斗时，东大街挤满了人，我从小寨专程跑到城里，站在人群偷偷地窥望，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然而，我又不能不看，因为我太想再见见曾经多次关心和爱护过我的习书记了! 　　我感激习书记对我们姐妹和我的家庭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他对我事业上的支持与鼓励；更感谢他给我创造了去怀仁堂观摩的机会，使我那么近距离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舞蹈家协会原主席)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