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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喜饶嘉措大师

蔡列周

习仲勋在解放初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局第三、第二书记，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期间，由于工作关系，与青海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广泛联系，接触很多，有些还成为要好的朋友。他身为领导，从大局出发，以党的事业为重，正确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党外民主人士以诚相待，争取、团结了一大批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使青海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靠拢政府，站在人民一边，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青海解放初期的剿灭匪乱、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后来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仲勋与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大师过去交往中的一些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习仲勋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是我们广大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榜样。 　　喜饶嘉措大师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他终生从事宗教职业。年轻时在青海循化县古雷寺、甘肃拉卜楞寺、西藏哲蚌寺等寺院学经。由于他不怕吃苦，潜心钻研，对藏族语言文化艺术、佛教经论造诣很深。1917年，在拉萨受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邀请到罗布林卡(达赖夏宫)校勘《布顿大师全集》，同时担任重刻《甘珠尔》大藏经总纂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院经师。三大寺院学者及前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多出其门下，他的声望在整个藏区影响很大。后受聘到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担任藏文讲座，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监察委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解放后，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及青海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当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常来常往，亲密无间。当他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去找习仲勋请教、商量。习仲勋平易近人的作风，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对党外人士更是如此，以同志、朋友的身份与他们平等亲切地交谈，循循善诱，宣传党的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1950年3月，喜饶嘉措大师去西安开会，习仲勋亲切接见。后来，习仲勋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去电：喜饶此次来西安，言论行动有很大进步，似与他的秘书陈天木不无关系。因此，请你们对陈多了解，应采取积极争取、教育的方针。改造这个人，对团结喜饶嘉措是有重要作用的。从1950年起，喜饶嘉措就把习仲勋看作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1956年前后，为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宣传中国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驳斥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寺院都被搞光了”的无耻谰言，政府安排喜饶嘉措大师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因受名额限制，其秘书陈天木未能随行，产生了一些想法。习仲勋得知后即对喜饶解释说：我们既然能相信你，也就相信陈天木，要不然也不会让他跟你的。后又对陈讲：这次你没有出国没关系，下次许可你出国，我在政治上担保你。我们既然相信喜饶，又不相信你陈天木是不对的。寥寥数语，使喜饶嘉措大师和陈天木解除了思想疑虑。 　　1958年夏，喜饶嘉措大师回青海参加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值青海牧区进行民主改革、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之际。因他原籍是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在青海民族宗教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当他与宗教界同仁和人民代表交谈中得知牧区在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工作中有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回京后即向担任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习仲勋同志反映：青海发动群众破除封建迷信带有强迫命令，平叛有过火行为，一些地方的寺院被打坏了，经文被焚，佛像、法器也拿去炼了铜，还杀了一些无辜的人，寺院也关闭了，弄得群众人心惶惶，对共产党不满，担心将消灭宗教。请求政府宽大处理，恢复一些寺院。习仲勋听后称赞地说：“你反映得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政府相信你是爱国的，寺庙应当保护。平叛是消灭反革命，不是消灭宗教。政策在执行中可能是过火了，将来会纠正的，你可以给藏族群众解释。我给统战部和青海讲讲……” 　　在谈到牧区民主改革时，习仲勋说：群众想恢复念经，有压力不敢讲真心话，虽然口说破除迷信，不说怕被说成思想落后，因而言不由衷。我说政策没有变，是干部在执行政策中做错了……宗教改革，只改革那些封建迷信中的不良制度和习惯。不良的习惯和制度还是应该改革的。运动也难免不出点问题，我们也发现有问题。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始终不变的。我们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恢复一些寺院，照顾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生活。你才是口心如一，真正拥护共产党的人，你有三爱：爱党、爱国、爱佛教。请你给群众解释，让他们消除顾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变。1958年，喜饶嘉措大师对国民党政府给他的“册文印玺”如何处理，一时拿不定主意，即请示习仲勋：“册文印玺”交给谁好?这是个佛教尊号，可否留作纪念，不加使用。习仲勋说：这是历史性的东西，你认为是种荣誉，可以留作纪念，交给民委也可以。将来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给新的封号或别的什么东西…… 　　1962年5月，习仲勋为喜饶嘉措老人摆酒宴祝寿。席间习仲勋说：您是我党的忠实朋友，是爱国老人。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称誉的，是一位真正爱国的佛教徒。 　　习仲勋在1982年全国民族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党的三个主要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尽管时代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在讲到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中所发挥的作用时，他举了解放初期甘肃、青海爱国宗教上层人士协助政府平息叛乱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全国著名的青海昂拉地区千户项谦叛乱。当时他充分运用党的民族统战政策，指示青海省委：绝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大师偕政府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曾三次前去劝降，起了很大作用)。喜饶嘉措是青海的副省长，是宗教界爱国人士，确实爱国，先跟国民党，后信共产党。蒋介石还给他一个银印，一个封号，我们没有给他封号，但他对我们比对国民党好得多。 　　习仲勋曾担任过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他结识了喜饶嘉措大师，且交为挚友。大师对习仲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在谈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和进步时常说：“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我的思想认识才有所提高”，“共产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对我的恩惠一样大”，“我个人深受党和政府的知遇，只有‘将此身心率尘刹’，以报洪恩”。事实也正是如此，喜饶嘉措大师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积极献计献策。他是共产党与青海、西藏等藏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宗教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是替代不了的。习仲勋曾说：喜饶嘉措老人是爱国的，我们有些人就是不了解他这样的人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