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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见习官到特务长

《习仲勋传》编委会

长武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缘，南、北、西三面与甘肃省的泾川、宁县、正宁、灵台相邻，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山区小县。时序已进入早春季节，这里仍寒风料峭，山风卷起尘沙，天地间飘洒着昏蒙蒙的黄雾。 　　驻扎在这里的王德修支队，因为是地方杂牌武装，所以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短缺，生活待遇低下。枪支大多数是陕西当地产品，只有连长背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弹药更是极为缺乏。被服不能按时发放，甚至个别士兵没有鞋穿，赤脚操课训练的现象也常有所见，军官克扣军饷、伙食费更是司空见惯。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 　　习仲勋在支队部停留月余时间，没有正式职务，只是帮助办理些日常琐事。其实王德修心中有数。他看到习仲勋年龄小，机警干练，加之又是同乡故旧，便有意让习仲勋担任支队通讯排长，留在自己身边听用。这时，省委对开展兵运工作已有具体指示，要求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习仲勋比王德修小不了几岁，又是同乡朋友，说话比较随便，就说：“我不能一天跟着别人的尻子转，通讯排长我干不了，你还是让我下连去。”①于是王德修亲自写了个条子，命令习仲勋任二连见习官。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的采买和给养供应。该连连长唐万寿，又名唐福亭，富平县唐家河人，行伍出身，不问政治，能打仗。他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见习官还是颇为欢迎的。 　　长武县西门外有一座古庙，叫药王洞。这里除了逢年过节上香祭祀的人外，平时人员来往不多，是一处不引人注意、较为清静的地方。三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相约，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三人党小组会，并推定党小组由李秉荣负责。他们根据省委指示议定，党员一律不担任连以上职务，已担任的设法下连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发动和领导士兵斗争，并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注意稳定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嗣后，已任少校团副的李秉荣即辞去该职，改任三连副连长。② 　　不久，党小组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在队伍中发展组织问题，并决定派在支队部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四月，刘书林到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见到了陕西临时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刘汇报了王德修支队党的工作情况，省委同意在该队建立党的组织，并让刘书林带去一些党内文件。③习仲勋、李秉荣等根据省委指示和眼前士兵生活异常困苦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兵运工作的方针是：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利用同乡故旧关系，联络感情，也可以采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进而进行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七月，习仲勋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亭口镇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勋为了便于联系，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由开始生活中的交往，发展到结拜成异姓兄弟，甚至把连长唐万寿也拉了进来。唐年龄最大为大哥，亭口镇的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和王子轩、习仲勋依年龄排列顺序，长者为兄，小者为弟。他们还效仿古人做法，对天起誓：“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庞涓挂双靴。”以这种重私情、讲义气的方法结交各方朋友，以掩护党的活动。他们在发展个人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党员。王子轩在习仲勋的影响教育下，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曾冒着风险，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据点，并时常管吃管住，给予生活物质上的资助。两当兵暴失败后，一批革命同志还在这里养伤和躲藏。王子轩本人也投入了革命阵营，解放后还担任县乡基层领导职务。 　　一九三〇年秋冬之交，陕西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杨虎城参加蒋军一方作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四月，杨虎城率部入关，赶走了冯(玉祥)军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陕西由于长期处于外省籍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战祸连年，匪乱不休。特别是“十八年年馑”，更使得三秦大地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而，能有一个陕籍人士主政陕西，企苏民生，成为当时士绅阶层乃至一般民众的共同愿望。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又有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经历而较孚众望。因而他的返陕，顺应了民心和时代潮流。杨虎城坚持了较为开明的政治态度，他以“大西北主义”相号召，不仅接纳贤明士绅，大胆任用青年进步人士，而且注重经济发展，以工代赈，兴修水利，颇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各种地方武装，凡不归顺者，则坚决剿灭。这样，就很快把陕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统归到第十七路军的统领之下，之后，又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势力。 　　杨虎城在收编地方杂牌武装中，以召集讨逆军各将领开会为名，将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时已被南京政府军政部编为陕西讨逆军，甄为第一路总指挥)拘押枪杀，又命孙蔚如师剿办甄部，迫使西北民军大部西逃甘肃、宁夏一带。以王德修为司令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长孙策轩。王德修再任二营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仍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改编后，二营营地东移，驻防彬县。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及时地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布指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形成有力的反蒋势力，省委拟组织起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全营已有党员三十余人，一、二、三连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李秉荣被推选为营委书记。不久，营委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 　　一九三一年春，第三骑兵旅参加与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作战。战前，习仲勋和其他党员分析认为，这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只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使众多的士兵遭受无谓的流血牺牲。党组织决定，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并向上司提议坚决不主张打仗。开战后，党组织又提出了“力求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在士兵中发生了较大影响。尽管这时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是秘密的，但这些决定和党员的言行，在队伍中已显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担任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勋，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把党组织的意图灵活地灌输给士兵群众，因而尤受士兵拥戴。 　　同年四月，习仲勋所在二营的去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该营的中共组织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事情起因于骑兵第三旅旅长苏雨生对杨虎城的叛变。 　　苏雨生属宁夏地方军阀，出身土匪，原为冯玉祥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长期盘踞于陕北三边一带。杨虎城主政陕西后，苏雨生接受改编为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奉命进驻彬县。一九三〇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曾一度进入该部，分别以旅长、副团长身份开展兵运工作。翌年春，刘志丹再次进入苏雨生部，担任该部补充团团长，因被当地豪绅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遭苏雨生拘捕，时关押于彬县。后经南汉宸、杜斌丞等多方营救，苏在叛冯逃跑前，才将刘志丹予以释放。 　　在刘志丹被关押后，习仲勋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后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秘密会见，商量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去向问题。王世泰提出：这支队伍中还有近二十名党员。大家对苏雨生缴我们的枪和关押刘志丹异常气愤，提出设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干。习仲勋沉思后分析说：苏雨生被杨虎城收编，是被迫而为之，实际上同杨貌合神离，甚为戒备，因而对部队武器装备控制很严，夺枪不易得手，且这里地处西兰④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这样保存我们的力量，也就困难了。王世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习仲勋会面。他讲的话很有说服力，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显得比较成熟。⑤ 　　杨虎城得知苏雨生叛变后，即派其四十九旅杨子恒部，开至彬县境内，向苏旅发起进攻。苏雨生率部仓皇出逃，彬县城内仅留该旅第一团协同王德修营守护城防。苏雨生逃跑时，王德修也有随苏逃跑之意。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急召党员骨干商议对策。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应放弃彬县防守，随苏雨生逃跑；二是考虑到队伍地位的巩固和党组织进一步的活动，如果跑来跑去，势必削弱部队实力和党的力量，不利于兵运工作的开展，主张二营脱离苏旅，继续留在杨虎城部。习仲勋力主后一种意见。营委最后决定，通过党员向广大士兵宣传：坚决不跟苏雨生外逃，走到哪里都是给军阀卖命。并提出了“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营长王德修赞同。二营官兵在中共组织的发动下，乘一团毫无准备之机，迅速发起猛袭，将一团全部缴械。待杨子恒进入彬县城内，二营已结束战斗。 　　此后，王德修营又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唐嗣桐，又名唐子封，黄埔军校学生，政治上反动，后被红军杀于陕西户县。二团团长曹润华，曾任过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是一个贪婪残暴、作恶多端的老牌政客，曾连续三个月扣发士兵军饷，不给士兵买鞋，强迫赤脚操课。他还以整饬军纪为名，当众枪毙违纪的排长，以杀一儆百。士兵对其极为不满。改编后的二团一营营长仍为王德修。 　　队伍接受改编后，中共营委认为，队伍归属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党的组织和任务并未变化，应当根据当前现状，变换策略，进一步加深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达到利用矛盾、发展组织、扩大宣传的目的，造成有利于举行兵暴的局面。他们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很快在队伍中出现了反对歧视受编部队，要求与基本部队物质条件一样对待的情绪，甚至要求官兵经济平等。习仲勋回忆说：“这时我们的工作也是有错误的，坚持士兵路线，对官长就一概反对。如对已任机枪连连长的中共党员李秉荣，士兵也提出要算伙食账，要求经济公开。”⑥但是，由此事不难看出，当时党在该营中的组织和活动还是注意策略、严守秘密的。 　　①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②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28日。 　　③ 刘书林：《警三旅二团一营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与活动》，《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第354页。 　　④ 西兰，西，指西安，兰，指兰州。 　　⑤ 王世泰写的一份材料，1999年3月。 　　⑥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