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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返渭北苏区

《习仲勋传》编委会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的交界地段，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石桥、觅子等地，西到淳化县的夕阳、固贤、石桥一带，南接三原白鹿塬、孟侯塬南畔，北连耀县的华里坊、东牛、让牛、小丘等村镇，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总面积约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约四万多人口。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陕西农民运动活跃地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中共党员乔国祯，就开始在武字区宣传组织群众，普遍建立起区、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武装组织，广泛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赋粮款、解散民团等锋芒直指反动政权的斗争。习仲勋参加的一九二八年三月省立第三师范的学潮、一九二九年抗粮抗捐打击土豪的斗争，就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准备时期的重要活动。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几经曲折。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后，随着中共武字区委的恢复和周围地方农民委员会、穷人会的广泛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建立和发展时期。翌年三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决议建立中共渭北特委，并决定由省委书记杜衡兼渭北特委书记。这一决议当时未能完全实施，渭北特委也没有建立起来，然而，一支有四十余人、武器装备较好的武字区游击队却应运而生。其先后活动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的石川河及耀县西原、南原地区。八月，中共渭北特委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成立，有队员六十余人，枪三十多支。同时，以黄子祥为主席、唐玉怀为副主席的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渭北革命斗争迅速得到发展。 　　在渭北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之际，习仲勋带领着刘志丹留下的处境艰难的特务队向武字区方向前进。 　　离开陕甘边苏区的当天，习仲勋指挥队伍避敌阻截，穿越密林峻岭，来到耀县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名叫鱼得水的农民为特务队带路，半夜时分到达渭北苏区管辖的让牛村。为应付敌人盘查，特务队还从让牛村抓了一名豪绅随队伍一起行动。他们连夜涉过陈家河、牛村河，天明时分到达离武字区十多里地的华里坊。 　　当特务队终于到达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的时候，习仲勋觉得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前，他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历尽艰辛，从渭北到照金；为了实现刘志丹的嘱托，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他又带队伍回到渭北，联想到数年间艰难曲折的经历，一种胜利的喜悦从心底升起。 　　刚刚成立不久的渭北游击队也因为特务队的编入而发展壮大起来。习仲勋高兴地见到了欢迎他们的游击队指挥黄子文，当他们谈到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又要战斗在一起时，心情格外激动，坚持斗争的信心倍增。半个世纪后，习仲勋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时工作时间不长，但对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黄子文，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他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黄氏兄弟在渭北一带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们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① 　　习仲勋带的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即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马志舟兼支队长，金天华兼政治指导员。②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经常驻扎在黄子文的家乡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 　　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于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团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区同时宣告成立。团特委领导武字区、心字区两个团区委，有二十余名共青团员。刚刚到达渭北地区的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专门设立军委，以加强对军事工作和游击队的领导。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甘涝池驻扎时，“当时渭北特委军委书记汪锋和参谋第五伯昌曾来这里检查工作。汪锋还给游击队讲了话”③。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更广泛地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武字区、心字区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苦群众。农民联合会迅速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群众斗争情绪似火一样燃烧起来。仅十月份一个月内，渭北特委先后五次作出决定和召开联席会议、代表会议，学习讨论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据地还通过组织“教育促进会”，举行群众集会等形式，开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为内容的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和革命觉悟。游击队坚决地打击地主武装，开展肃清反动势力的斗争，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剧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中……”④ 　　十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的西原、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后区周围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游击队在“高三槐分麦三天，共分麦三百余石，参加群众三百余人”。此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密探混入分粮群众，破坏分粮斗争，因慑于高涨的群众情绪未敢造次。游击队驻尚村时遭敌突袭，损失长枪四支、短枪一支，被迫转入南原整编。习仲勋一再鼓励游击队员，只有坚定革命信念，坚持苏区武装斗争，才是劳苦群众的根本出路，从而巩固和加强了队伍。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广大群众热诚欢迎，积极支援游击队活动。 　　然而，当时在党内对形势和上级包括临时中央的指示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习仲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就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曾说，渭北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成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中富农家庭的妇女也屡见不鲜。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直接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他们举起屠刀，要扼杀人民汹涌而起的斗争。这时陕西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⑤。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左”的路线的推行，给渭北苏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十月六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专门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开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省委十月六日《决议》和根据地政权组织问题。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会党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贯彻省委决议，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十月革命节。 　　十一月六日，根据地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参加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致开幕词后，中共三原县委、农民联合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并通过通电五则。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以习仲勋带领的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第一支队担任后卫，数千名群众参加的游行队伍，步行到武字区以北十多里地以外的马额镇示威游行。次日，参加集会的人数骤然增加，群众情绪更加高涨。习仲勋再次率第二支队走在前列，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南行近二十里从三原县以东的西阳镇穿过，再经富平县的瓦窑头、淡村，当日又返回武字区。十一月八日，纪念大会进入第三天，团渭北特委组织演出化装新剧，举行游艺会，并刷写标语、散发传单七千余份。 　　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根据地军民未曾料到，战争的阴云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动武装磨刀霍霍，“围剿”根据地呈一触即发之势。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县小丘、富平庄里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与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纠集在一起，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进行武装“清剿”。国民党军在攻占武字区以后，又连续三天“先搜塬，后搜沟，然后沟塬一起搜”，到处捕人，杀人。第二支队驻地甘涝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众衣物被褥被抢劫一空，甚至连打麦场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黄子文家中十余间房屋被烧，牲口农具被抢。在不长时间内，又连续四次对武字区“围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被冲散，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 　　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之敌突袭时，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⑥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时间。后来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是把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而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和李杰夫未被发觉，幸免于难。⑦ 　　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他们以后再未能晤面。这位在中共陕西党的早期活动中有过不凡经历的渭北特委书记，最后却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等职，后在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蒋军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⑧ 　　①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4年3月20日。 　　②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三原县组织史资料》(1925年12月—1987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页。 　　③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④ 《贾拓夫关于渭北斗争情况的报告》(1933年1月)，《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152页。 　　⑤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⑥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1986年8月14日。 　　⑦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⑧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5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