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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照金苏区 奉调

《习仲勋传》编委会

当渭北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潮汹浪涌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艰难征战中不断巩固和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便是被选派者之一。 　　照金地区是桥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位于陕西省耀县西北部。周围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南倚子午岭，北连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梢林密布，河溪纵横。中心地带更是奇峰峻岭，悬崖峭壁，地形极为复杂而险要。其攻可截断咸榆公路，出击渭北平原；守可隐蔽深山，退守子午岭密林，便于机动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带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地主和当地的香山寺院。广大农民备受苛捐杂税的压榨剥削和兵祸匪患的袭扰，困苦不堪。加之连年的灾荒，又有山东、河南、四川和关中地区所谓“三省十二县”的饥民到这里逃荒落户，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特别是陕甘游击队深入照金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辐射，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渐深入人心，一些农民武装和其他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照金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的重视。 　　早在陕甘游击队以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炼成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决定时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在六月初和八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建立一个团。 　　十二月二十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召开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担任军政委的任命。二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二十四日，在旬邑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由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着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 　　习仲勋这时正在富平西区一带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他对这些情况的详细了解，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习仲勋奉调由三原回到西安，在东关的三八旅社住了下来。他与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周凤鸣夫妇取得了联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先后两次到习仲勋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就派习仲勋去红二十六军工作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习仲勋对这位初次见面的省委书记印象颇佳。 　　孟坚，又名孟用潜，河北省深县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受党中央委派接替杜衡任陕西省委书记，时改名为曹长青。孟坚参加过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遇事较为稳重，又能听取不同意见，在对形势的认识和工作指导上比较符合实际。但他在省委的工作受到了杜衡等人的排斥打击，于次年四月离开陕西回到上海。孟坚在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一九八五年病故。习仲勋曾回忆说：“孟坚当时还叫曹铁夫，我们称他老曹。他个儿不高，说话办事挺稳重，解放后还在一个对外研究单位工作。老曹当时跟我谈话说，省委决定让你立即去红二十六军工作。他还问我有路费没有，我说有，什么也不要。”① 　　习仲勋得到省委指示后，即乘坐一辆畜力轿车当日到达三原，夜宿东城。第二天午后，步行经三原以北的鲁桥镇五官方，天黑时翻过瓦头坡，进入富平县党家堡，在这里遇上了一位姓张的熟人。此人惊奇地问道：“你怎么回来啦?你们村子里都住满了民团，淡村附近也有民团，到处都说要抓你呢!你可千万不要回去。”② 　　习仲勋只好取道线家塬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化装成商人模样继续北行，过了老户沟，找到了设在武字区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站。恰好，兼任红二团政委的杜衡离开部队回省委途中也在联络站暂住。 　　此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于心字区北原西马道两旁设伏，歼灭敌驻侯家堡一个骑兵排。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即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任红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 　　红二团南下在三原、泾阳交界地带，袭击泾惠渠吊儿嘴国民党地方民团后，由西凤山过泾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县南村堡附近宿营。这时驻扎在南村堡子里的民团突然向红二团开火。刘志丹指挥部队将民团一举歼灭。接着又沿途在旬邑县土桥镇、彬县龙马、高村歼灭国民党河工队三十余人和民团股匪后，返回照金。 　　习仲勋在随红二十六军作战行动中，逐步了解到在创建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过程中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激烈斗争。特别是杜衡在此期间的活动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励君，陕西省佳县人，一九二四年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了政治观点极为反动的《陕西共党沿革》一文，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全国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至台湾。 　　习仲勋从红二团领导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时，就武断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命谢、阎速赴中央“受训”。后在红二团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刘志丹和杨重远继续留在部队，分别担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和参谋处长。正是有了刘志丹的留任，才使这支队伍免遭被杜衡最后断送的厄运。 　　习仲勋没有参加红二十六军的改编过程，然而他作为一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担任过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后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而中肯地评述了这段历史：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来杜衡担任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③、“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少。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部队来到合水县的黑慕塬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不大妥当，党和红军在陕甘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再后来又一次导致红二团兵败南山，宣布了杜衡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叛徒。④ 　　①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②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3年4月28日。 　　③ 梢山主义，是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种蔑称。意指红军、游击队怯懦作战，只在山林(丛林)中兜圈子。 　　④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